第三部分 第三十七章 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承包制、合同制，给一些工人发奖金，改革工资制度，这种事当时已经有人非议。自宾馆开业之后，议论更多。我们是‘三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啤酒、面包之类的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高得多；当时内地的物资很缺乏，宾馆开张以后，到中山旅游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来几千人，一下子物资供应紧张；另外，在职工工资问题上，宾馆的做法也跟以往不一样……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当地一些老百姓骂我们：‘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来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整个中山县都在骂我们。”
“其实东西贵了，需求量大了，不就可以大力发展，赚多一些钱吗?为什么会骂你们?”我问。
“你知道啦，当时农民要多养一只鸡都不行的，东西卖出去太贵也不允许。江青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些理论下，一些问题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可以说你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开放改革的好处，他们还没有看到。”
“除了当地老百姓有怨言外，中央、省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阻力?”
“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1980年以后，我参加全国政协。有一次政协开会，就有人批评我。在小组发言、讨论时，有人对我说：‘霍生，中山温泉开张之后，我们听到了不少反映，说整条村的电给你用光了，物价提高了，东西贵了，有些工人退休后身体不好，没有奖金、工资加，他们怎样生存?’虽然这是善意的批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在政协会议上，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当兵，对国家影响太大；也有人说，搞高级酒店，搞开放改革，大喝大吃，穿好的，住好的，会不会有落后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听到这些意见，你是否担心一些什么?”
“都有些顾虑的。那时，在北京看《人民日报》，看到我自己都害怕。报纸上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人刚工作，第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他妈妈得知很开心，但接着又哭起来，说什么她做了教师几十年，每月才有50多元。结果报纸就天天讨论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小事，但我担心好像‘*’那样，这种讨论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就惨了，整个国家就乱了、散了。”
“既然有所顾虑，为什么还继续搞一些改革?”
“我搞中山温泉宾馆，以致后来搞的一些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脚踏实地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事实上，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所以我有时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好在我自己别无它求，不期望通过这些项目赚钱，我的勇气其实是来自我做一件事对国家、对家乡积福的意愿。”
“你既然说从不想通过这些项目赚钱，那倒不如把这些项目建好捐给国家了事?”
“是呵，我有时都想过的，建好了，把所有房间捐给政府算了，捐钱、捐物，当然没问题，没人骂我们的。但也并不是捐了就没事。”
与*结伴勘选场址
对于有人反对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当时，*尚在广东任职。霍英东于是找到*，向他谈自己的想法，力陈要旨，得到*的支持。
那时，正好传来高尔夫球运动列入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消息，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另外，当时还有人反对说：建高尔夫球场占地多，一定又使中山的耕地面积减少，影响农业。为此，霍英东当时还与*结伴到中山县，一起踏勘高尔夫球场的场址，最后选定在罗三妹山北坡兴建，不占用耕地。
场址刚选定，*就调往中央，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还任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与任职于广东的*诸多接触，两人逐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私交不错。
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计划投资2700多万港币。当时有不少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有多少人来玩?如果没人来打，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
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
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美国高尔夫球星阿诺·庞玛先生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该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50万平方米。
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之后，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于是，他就地取材，19个球员全部来自中山县农村。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初时，不少人都觉得好笑：“这19个‘泥腿子’，怎么能学会洋玩意?”他们确实起点低，但他们刻苦训练，球艺和技巧掌握得很好、很快。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这支球队曾屡获名次。据称，这支“农民队”已达到亚洲水平。
“这是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提起这支球队，霍英东往往流露出一副意得志满的神情。
到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是会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而后，中国出现建高尔夫球场热，圈地建高尔夫球场风起云涌，但真正赚钱的却寥寥无几。
新思维影响深远
在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同时，霍英东也不断扩展中山温泉宾馆工程，使双人豪华客房增至400套，另有14幢别墅；除此之外，还在宾馆内建起一系列配套设施，如购物中心、音乐舞厅、高级泳池、骑马射击场、电子按摩室、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等等。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叶剑英、*、王震、彭真、*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1984年1月，*和家人在这里住了好些天。那次霍英东又再次和*会面。*对他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在温泉宾馆居住期间，*参观了宾馆附属的各项设施，还兴致勃勃地攀登罗三妹山，爬山爬了很久。陪同人员关心他的身体，建议他从原路返回，*不同意，他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对于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经营成果，一向不喜欢自我评价的霍英东也常常引以为豪。每次，一谈起中山温泉，他就意兴盎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纪念画册?”
我问：“怎么啦?”
他说：“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时，*、*、*、*、乔石、李瑞环……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题了词，我想可能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中山温泉的建设、开张虽就只
是一件小事，投资也很少，但意义很重大。”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还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所以，霍英东在中山县建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受益的并不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 第三十八章 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
在广州沙面的一片滩涂上，霍英东果断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这里。他又作了一个在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决定：让内地建筑师进行该宾馆的建筑设计。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
参与八大酒店投资计划
当在中山县罗三妹山兴建温泉宾馆的计划确定后，霍英东又在着手筹谋他大举投资内地的第二个工程：在广州沙面的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宾馆”。这两个旅游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商谈和筹备的，只是白天鹅宾馆工程动工稍晚一些。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定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酝酿已久，快将出台，国家旅游局制订八大中外合资酒店计
划，其实是得到*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支持的。中国高层支持这个计划，既然是祖国大陆
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了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中国全力推行开放、改革路线的决心
和诚意。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巨子赴京，其中有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人。当时，*还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时，*还向这批商界巨子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霍英东对八大酒店计划非常支持，主动要求参与这八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还为此南下广东，与霍英东商议此事。那次，霍英东还陪卢绪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了解、探索广东旅游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前景。
选择在哪个城市建宾馆呢?霍英东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而且又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在那里建旅游宾馆实为上上之选；而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名城之一，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贾、名流云集之城，当然也是建旅游宾馆的理想之地。
国家旅游局有人提醒霍英东：在广州建旅游宾馆，可能比在北京、上海兴建为好。霍英东仔细一想，也觉有理。广州虽无太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向来港澳和华侨旅客较多，一年两次的中国商品出*易会又在那里举行；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方面会先走一步，有利条件较多。于是，霍英东改变初衷，决定在广州兴建。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赖竹岩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到香港，与霍英东商谈兴建旅游宾馆事宜。一经接触，霍英东发现双方在对投资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差异较大，相互沟通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地开放伊始，内地官员对一些属于国际惯例的投资问题知之甚少。
在与广州市的官员商谈时，霍英东提出：“酒店1000间客房、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内地一方不需投资，还本付息按国家规定办。”
“维昌”是霍英东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国珍合组的公司。不久，彭国珍病逝；后来，霍英东买下彭国珍在“维昌”所持的股份，一个人独持“维昌”。
另外，霍英东还向广州市的官员建议：“目前有很多侨胞、港澳同胞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居住，而国家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香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侨胞的要求，又减少广州住房紧张的局面。”
霍英东可能是最早提议在内地发展房地产业，向海外推销的商人；至于后来内地兴起地产热，向海外倾销楼盘，则是好几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霍英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双方谈了几天，还是未能在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在广州市领导小组代表团离港返穗前，霍英东还是和他们草签了初步合作协议。霍英东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到广州投资的诚意和决心。
之后，霍英东又上广州几次，继续与广州市的有关官员商谈。
执意选址沙面
每次上广州，霍英东都驱车在市内到处跑，物色酒店的地址。最初，广州市方面决定把白云宾馆对面的那幅面积5万平方米的地皮批给霍英东。但霍英东看到那里是菜地，他担心占用菜地会引起市民不满，于是放弃。而这块地，后来又批给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利铭泽当时也参与八大酒店的发展计划，他和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人合组财团，就在这块地上投资建起花园酒店。
另外，当时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人，也组成新合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香港另一富商杨元龙也投资在北京兴建香山饭店。
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香山饭店，都是当时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酒店”计划之中的酒店。
一天，霍英东驱车经过广州市区西面的一处地方。从车上往珠江方向望去，只见江畔有一块辽阔的淤塞滩涂，周围空无一物，极为空旷。霍英东联想起世界著名的泰国曼谷东方酒店，也就是建在与眼前所见的这块地方有几分相似的湄公河畔，故而从辽阔的河面望过去，极之雄伟壮观。
霍英东叫司机停车，一行人步行到滩涂处，仔细察看地形。
一番勘察之后，不仅是对这片大滩涂，就连与滩涂相连成片的“沙面”，霍英东都甚感兴趣。沙面有如一个大花园，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故虽处市区，但却没有市区的喧闹和繁杂，向来自成一隅。
当然，沙面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楼房，全是欧陆风格的建筑，与中国一般建筑物迥然不同。原来，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沙面是和外国欺凌中国及中国反对外国欺凌的历史连在一起的。1883年9月，为反抗英国和葡国人无理打死中国人，广州民众愤而冲入沙面租界，烧毁英、美、法、德国的房屋，英政府被迫赔款。1924年，英国政府颁布一项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规定出入广州沙面租界的华人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几千名工人于是举行大*，最后迫使英国取消该警律。第二年，沙面工人参加“省港大*”，反对英、法等国政府，当*队伍路经沙面对岸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死伤超过200人，造成震惊世界的“沙基惨案”。
有人提出：“填河会增加投资，且地基不知是不是坚固?”
“我们有多年填海造地经验，填河造地不成问题，而且填河既可以不占土地，也可免除拆迁阻力。”霍英东说。
“在这里建宾馆，可能会破坏沙面原有的景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霍英东解释说：“我们可以多填一些土地，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只要规划好、建设好，宾馆区和沙面就能连成一个整体。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霍英东如此执着要在沙面建酒店，不知除了因为这块地方确实风景优美之外，是否还有与沙面历史有关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沙面，帝国主义曾在这里*过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而今，我们要在这里建起雄伟的大厦，与那些欧式建筑物形成对照，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威严?——其实，像霍英东这种民族意识极强，又曾一度深受英美两国
“政治*”之苦的老爱国者来说，做出这样的考虑是不足为奇的。
在霍英东的执意坚持下，广州方面最后也同意选址沙面。
给即将兴建的酒店起一个什么名称好呢?据霍英东所述：“那时，有一次，我们和叶帅(叶剑英)见面，我说起在沙面起酒店，叶帅就说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还讲起与白鹅潭有关的历史故事。所以，最初，我们签协议时也是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改为‘白天鹅宾馆’的。”
据说，霍英东他们后来把宾馆定名为“白天鹅”，是考虑到白天鹅是一种既飞得快、又飞得高的圣物——以此喻白天鹅宾馆将会像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了11月份，酒店全面施工。
国防部要在宾馆安装高射炮
在项目洽谈初期，霍英东就已经感觉到，双方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很大歧异。到了酒店设计阶段，内地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更是千奇百怪，霍英东不明所以，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酒店工程图纸搞出来之后，霍英东把它递交给有关方面。霍英东也知道，酒店图纸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对这点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连国防部也介入其中。
国防部向霍英东提出：要在白天鹅宾馆的顶楼天台安装高射炮。
“宾馆并非军事基地，何以要安装高射炮?”霍英东和香港的建筑设计师困惑不解。
据说，在一些城市的高层建筑物(包括酒店)安装高射炮，是内地固有的国防措施之一。加之霍英东兴建白天鹅宾馆之时，中越双方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展开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行动，而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故国防部才打算在建成后将是全国最高的白天鹅宾馆顶部安高射炮，以加强防空。
“事实上，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霍英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设计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听专家们各抒己见。在座谈中发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的事物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的建筑师对内地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内地设计要考虑到地震预防，要有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故香港的设计师当然不会想到……”
最初，霍英东是打算由内地建筑师和香港建筑师合作设计的，后来，他干脆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大师佘峻南、莫伯治两人单方面负责酒店的总设计。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新事物，霍英东特意邀请他们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物，与香港的著名建筑师座谈，了解香港建筑设计工作的运作情况。这两位建筑师本来功底很深，如今眼界一开，智慧一下子就充分发挥出来。
他们从香港回广州后，很快就把蓝图设计出来。霍英东看了设计稿，很满意，觉得它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泱泱气派。
在建筑设计方面，白天鹅宾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的总体外观形状，二是大堂内的“故乡水”园林。白天鹅宾馆临江而立，站在远处透过江面望过去，它俨然一只洁白的天鹅，正在振翅欲飞。如今，以白天鹅宾馆为主体的“鹅潭秀色”景观，已成为广州市的“新八景”之一。
如果说，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这是白天鹅的“外在美”，那“故乡水”园林则是它的“内在美”。园林设在中庭大厅，主体是一座有三层楼高的假山，山上有亭阁，山下有小桥曲径、艳花翠草；瀑布从假山往下直泻，飞珠溅玉，透过瀑布，清晰可见假山左上角有三个绿色大字：“故乡水”；旁边又有一行小字：“别来此处最牵心”。“故乡水”园林小巧玲珑，静动相宜，情景相融，堪称中国古典庭园精粹之作。
曾有人问霍英东何以把“故乡水”引进“白天鹅”，他回答说：“我住在香港，一年到头都是喝东江水。我们要饮水思源。”由此可见，“故乡水”园林之设计，既显示了建筑师的匠心，也充分体现了霍英东的思乡爱国情怀。
在如此高级的酒店，设置如此规模的园林，实属首创。“故乡水”园林已成为“白天鹅”的主要特征。海外归来的游子住宿“白天鹅”，总喜欢在这里凝望、观赏，“故乡水”三个字无不令他们乡情涌动。
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设计，后来广受人们赞许，证明霍英东当年大胆启用内地建筑师，眼光独到。设计过不少世界著名建筑物的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在白天鹅宾馆参观，他称赞说：“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的大厦，实属世界罕见，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边施工边营业
据霍英东所述，他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过程也很不顺利。
“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霍英东说。
“有没有这么严重?”我问。
“怎么没有?建宾馆时，我们在沙面搭起工棚，有些人就骂我们，说他们没地方拍拖(谈恋爱)了，没地方晨练了。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打网球，就有人在沙面街放一个扩声筒，大吵大闹，骂我们。”
“阻力主要来自下面?”
“都不是的，上面阻力都很大的。”
“哪方面的阻力?”
“那时，不少人还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反对的声音很多……就连我们要求中山温泉宾馆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也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情况真是复杂!”
“但这些情况并非针对你和白天鹅。”我说。
但霍英东断然否认，他说：“都不是的，那时，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听到一些人对我有不同的议论。我还记得，政协会议期间，政协搞了个茶话会，会上有两个人讲相声，他们一味讲一个打领呔的人，怎样精卫担沙填海，那时我们正在填白鹅潭建白天鹅宾馆……”
“相声讲的是你?”
“我想应该是的，我那时普通话听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时茶话会上打领呔的就是我一个人……”
“那应该是赞你，说你像精卫一样，克服困难，做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的，直成(很清楚)是骂我，说我们异想天开……”
霍英东是否夸大了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我们此处姑且毋论，但他确实是不理一切是非之议，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霍英东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在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霍英东回忆说。
至于酒店的施工，霍英东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霍英东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200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霍英东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速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霍英东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14日上午一大早，霍英东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霍英东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
霍英东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吃晚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他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霍英东心里更不安，因为他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10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他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之不安。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刚试业不久，霍英东又提出酒店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因为当时酒店的装修尚未完成，故有些人认为霍英东抢先开业是为了早赚钱。但据霍英东说，“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2月7日，也就是春节前不能全面营业，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酒店内的大量物资；另外，我认为酒店员工在三个月的试业阶段，经过实地培训，已基本上掌握了各自的工作技能，有条件全面开业。”
1983年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白天鹅宾馆巡视，发现工程进度很慢，于是在宾馆连续住上13天，每天都到现场巡视、督促各项工作。那13天的时间里，霍英东整个身心都扑在酒店工程上，操劳过度。有一天，由于过于疲劳，竟和衣躺在椅上睡着了，连鞋子、袜子也不曾脱下。
对于能否在2月7日全面开业，很多人都没有信心。霍英东自己说：“因为酒店情况极为混乱，酒店内有一个两千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两千多名酒店员工，加上旅客，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下5000人，令酒店显得极为繁杂和凌乱。施工人员用电梯搬运货物，人货混在电梯里拥挤不堪。而工棚和几千架单车，却把半个沙面也给占了。但由于酒店上下通力合作，加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酒店终于如期在2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了。”
第三部分 第三十九章 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所牵涉到的问题，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1986年7月，白天鹅宾馆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1990年2月，白天鹅宾馆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敞开大门让群众参观
在兴建、经营中山温泉宾馆的时候，霍英东已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宾馆的人事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等等，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亦引起了关注。小试牛刀，不同凡响，更坚定了霍英东大胆探索和推行市场经济做法的信心。到了白天鹅宾馆时期，霍英东的意识已经很明确：通过白天鹅宾馆的实际操作，探索出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借鉴作用的模式。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人生的杰作之一，向来处理低调、不爱张扬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在接受我采访的几个月间，他也是多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谈起。每次谈到白天鹅，他总是显得意兴盎然，神采飞扬。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开头难’，那时‘*’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怀忐忑迈出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改革必然会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原有制度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
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
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
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
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
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白天鹅’虽然只是一家酒店，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于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于5000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1万人。要保证高标准地供应5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物资需求量很大，品种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生产，结果生产和市场渐渐活跃起来。现在，除了不道德的东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鹅都可以给予满足。”
霍英东又说：“其实道理很简单，物资价钱低，人们哪有积极性生产?物价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问题，但要搞市场经济，你不放开物价不行，所以邓伯伯那时就说要闯物价关，长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们在叶帅(叶剑英)家里吃饭，一位官员向我们透露：明天就要放开烟、酒、火柴、油、锅等商品的价格了。那时很震荡，但这一关你非闯不可。”
%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世界各国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中国领导人*、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1984年早春，*登上“白天鹅”的28层“总统套房”，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鹅，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和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名誉主席威尔特·斯尼达哥到白天鹅考察，对白天鹅的建筑设计、酒店设施、服务水准，都甚为满意。同年7月，白天鹅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成为首家被这个代表世界最高荣誉的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中国内地的酒店。
1986年10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中国政府在白天鹅设国宴招待她和随行
人员。
1990年2月，白天鹅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五星级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1991年，白天鹅宾馆编撰出版了超过30万字的一本关于白天鹅宾馆管理方法的一书，初步总结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也因而被国内旅*业誉为“白天鹅模式”，在内地的高级酒店中推广。
霍英东说，兴建白天鹅时，他提出要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和自行管理，是有感而发的。他曾对我说：刚刚改革开改之初，有一次，我和国家体委一个副主任见面，他说，体委想在北京建酒店，要求我协助他们从澳洲进一家酒店，把酒店的所有设备、设施，甚至连已经预制好的建筑物都运进来，安装一下就成为一家酒店。我当时想，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靠自己设计、施工，把整家酒店进口过来呢?但是，北京的建国酒店就是这样。”
有感于此，霍英东力争做好“三自”，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建好、管好现代化的大酒店，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三自方针”的确立，为日后“白天鹅宾馆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三自方针”的大胆创举和成功实践，也对增强内地旅*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以及振兴内地旅游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自方针”的成功实现，还带来一个效应：白天鹅后来成了培训内地酒店管理人员的重要基地。继白天鹅之后，内地相继兴建了不少高级酒店。酒店需要一批合格的管理人才，于是白天鹅成了内地酒店管理人员“取经”的首选之地。自白天鹅开业后，前来取经的各地同业一批接着一批，10年间已为本馆培训近3万人次，为外机构培训管理人员近3000人次，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旅游业的中坚分子。
自己种下的“自行管理”的种子，不仅在白天鹅开花，还在各地开枝散叶，这是霍英东甚为欣慰的。
于是有人说，若单单是计算霍英东在白天鹅投资多少、盈利多少、上缴当地政府税收多少，则无法体现出白天鹅在内地出现的真正意义和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一项投资首先要立足于有钱可赚、回报率高，否则就是不理想的、失败的投资。事实上，单就从经济效益来讲，白天鹅的业绩是非常显著的。以1993年的统计来说，酒店开业10年，营业额亿多人民币，利润约5亿元人民币，缴纳税款6000多万，偿还贷款亿多美元。而近几年，白天鹅的收益更是“猪笼入水”，每年盈利1亿元人民币左右。
自“白天鹅”之后，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冯景禧、李兆基等香港七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以及主要由利铭泽家族投资兴建的广州花园酒店(中国八大旅游酒店发展项目之一)，也分别于1984、1985年建成开业；加上原有的国有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市的酒店业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三部分 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
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得到，原来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获得。“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做事如此，夫复何求?
对“白天鹅”感情很深
霍英东多次表示，他参与兴建“白天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为祖国做点事。事实上，“白天鹅”赚了不少钱，但霍英东却从来分文不取。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霍英东交谈过。
我问：“这些年，你从‘白天鹅’赚了多少钱，这些钱用在哪里?”
霍英东说道：“我们本来作为一种捐赠、捐钱……但两千个职工怎么办?于是，我们把赚到的钱不断注入‘白天鹅’，增加‘白天鹅’的配套设施。另外，我们又成立一个‘白天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把‘白天鹅’发扬光大。因为这么大的企业，发展下去，员工老了，退休人员多了，希望有一栋楼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霍英东把全副身心都投进“白天鹅”，并视“白天鹅”为自己的一个“杰作”，故而他对“白天鹅”很有感情。爱屋及乌，对“白天鹅”的员工，他也很有感情。平时，霍英东不论在何地遇上自己认识的“白天鹅”员工，他都主动打招呼。某一年，“白天鹅”的员工到香港某酒店见习，霍英东考虑到他们跟亲友电话长谈的需要，吩咐手下在他们的住地安装电话；见习结束要返广州时，霍英东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
霍英东喜爱体育运动，每次到“白天鹅”，他总是要到网球场打网球，因而结识了一些网球场的教练、管理员。1985年，霍英东特意邀请“白天鹅”网球场全体人员，分两批到中山温泉宾馆度假游览。后来，又邀请他们到香港学习考察，他亲自设宴接风，为他们安排住宿。待一行人返广州时，霍英东还特意赠送每人一只价值600港元的网球拍作礼物。
每次到广州，霍英东一定住在白天鹅，他大多选择在总统楼东北隅的套间下榻，但为了亲自领略普通住客入住白天鹅的感觉，有时也特地选择一间标准客房住进去。
霍英东入住白天鹅，从来不深居简出，而是像一个普通客人一样出出入入。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到酒店的泳池游水；到了下午，又到网球场打几局网球。“白天鹅”不少员工经常和霍英东在酒店内碰面，有些人还与他混得较熟。
霍英东从“白天鹅”得到了什么?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霍英东曾经倾尽身心于“白天鹅”，尽管“白天鹅”是他的人生“杰作”，尽管他对“白天鹅”感情深厚，但霍英东仍然要面临一个与“白天鹅”或分或合的问题。
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方面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写明：“合作期限为15年，从宾馆开始营业之日算起，合作期满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一切产权全部归中方所有，本协议即终止；在合作期满时，如乙方(霍英东一方)所得的总收益资金不足4000万美元，甲方(白天鹅宾馆)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直到乙方除所得税总收益达到4000万美元。”
按此协议，若以正式营业时间1983年2月为计，霍英东与“白天鹅”终止合作的时间为1998年2月；若以部分开业时间1982年10月为计，则终止合作时间为1997年10月，那正是香港回归祖国3个月后。据闻，双方最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磋商。
合作经营15年之后，霍英东在白天鹅再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在这15年间，霍英东一方是否已按规定得到4000万美元的收益?
据霍英东自己所言，他从没自“白天鹅”提取利益，“白天鹅”赚到的钱都是用于捐赠和再投入宾馆——那这部分资金，是属于中方(白天鹅)应得的呢?还是霍英东应得的?如果不是霍英东应得的部分，那问题倒很清楚：霍英东没有提取他应得的利益，15年之后霍英东若有意继续合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倘若是属霍英东所得的，则问题就较为复杂：这笔钱是用于捐赠和投进“白天鹅”去的，实际上并没有到霍英东手里，那是否将它算为霍英东应得的4000万美元之中去呢?
另一方面，何铭思先生有一次与我交谈时，却提及了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说：“……白天鹅赚的钱，他(霍英东)抓住一部分，但这些钱到现在还抓在手里没用过。”
由此看来，霍英东实际上是否拿到4000万美元收益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天鹅”的“九七”问题
现在，我们假设在15年间，霍英东获得的利润已超过4000万美元，那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现在看来，虽然协议写明会终止合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可能未必这样。
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霍生，‘白天鹅’的合作期满之后，你们将怎样处理?”我问。
霍英东答道：“协议写明是按年息，将来还4000万美元给我的，作为偿还。当时我还给刘田夫、梁威林写信，说将来若赚到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拿，作为国家的其它用途。”
“很多人都关注，15年期满后，你是否退出。这件事怎样处理?”
“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国内有些事情很头疼，开始合作的时候，什么也无所谓。但现在搞不清楚，是旅游局还是……搞不清楚。国内的国有资产分配，归谁，这问题相当复杂，比如一个旅游局，上面有经委……以前搞宾馆是个包袱，如果白天鹅每年亏1000万美元，人人都会甩手不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谈……自己的想法，只有自己最清楚……”
霍英东欲言又止。很明显，现阶段，双方尚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他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些接近霍英东的人透露说：“如果内地方面要他放弃，他当然没办法，但他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合作下去。照理内地方面会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内地会不会处理的问题。”
就此事，我也曾问过震霆，他还是“白天鹅”的7个董事之一。
我问他：“合作15年之后，‘白天鹅’怎么办?”
霍震霆说：“霍生(霍英东)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方没出过钱。如果大家合作，应该是风险共担。若酒店亏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让我们来搞，有钱赚就不同……借钱也是用我们的名义担保的。”
“一句话，15年后，你们有没有份?”
“我倒是反过来问：中方有没有份?基本上你一分钱都不投入。我的看法是，霍生(霍英东)纯粹是为国家，他最初不想管的。我当时还对他说：‘霍生(霍英东)，你不管不行的!’”
对分分合合应是淡然以对
在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令人匪夷所思。
“白天鹅”其实就是霍英东、彭国珍的香港维昌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合作、合资兴建的，也就是白天鹅应该是合作双方共同拥有的。但是，在1982年10月5日，签署《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的双方中的甲方，却不是省旅游局，而是白天鹅宾馆，乙方却仍是维昌公司，这就变成白天鹅宾馆是投资合作的一方，而不是原先广东省旅游局和维昌公司共同兴建的项目，这就造成白天鹅只是投资一方，而维昌公司一开始就不拥有白天鹅的表面效果。
一般理解，这样的协议，对维昌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霍英东纵横商界几十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签署协议有悖常理，有悖商业规则，于自己不公允。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签合同。
那霍英东为什么还是在这份协议上签名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一开始就不计较利益问题。事实上，第一，他最初与广东省有关方面洽谈建白天鹅是在1978、1979年，那时他对在中国搞酒店并不是抱很大的信心，对旅游业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第二，当时，投资回报如何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把投进去的资金当作捐赠给国家的打算。
后来，在这本书稿快将定稿时，我和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可能对此问题有所保留，但简单的几句话证明了我以上的分析。
霍英东淡然说：“没野(没事)的，那时，协议……如果捐资肯定大家都说好。”
“问题是，这给协议签得有些离谱?”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那时，我们对宾馆信心不是很足，几十元一个房，那时的价格就是这样，怎么经营?所以，我说道绝对没有想过要靠宾馆来发财，但当时又不能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
“但表面看来，似乎你们吃亏?”
“都不是的。”
由此还可以推测，霍英东在当初决定投资兴建“白天鹅”乃至“白天鹅”落成开业，签署那份协议时，他并没有15年后再合作下去的打算。在整件事中，他始终关心的只是：兴建、经营“白天鹅”能否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能否为改革开放事业创造出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如此说来，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早已达到了原先设想之目的，无论他后来的想法有什么改变，也无论以后的情况如何，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收获已非常之大。试想，这10多年来，外商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经营酒店者不乏其人，但像霍英东这样屡创新猷，探索出一种被内地旅游业所广为推广的酒店管理模式者，又还有哪一位?
我不是很清楚霍英东对此事的真切想法。但倘若霍英东现在真的有意合作期满后仍然合作下去，而却不能如愿以偿，那我想他的心态应该是极之坦然的。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全部得到了，原先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地得到了，那放弃它还有什么好可惜和留恋的呢?
我曾经和“白天鹅”的一些员工闲聊，他们个个都是言必说霍英东，口口声声把“我们老板”挂在嘴上。我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霍英东。所以，我甚至认为，即使霍英东有朝一日退出“白天鹅”，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消失。做人如此，夫复何求?
套用一句极之流行的话来说，对此事，霍英东的心境应该是：“不在乎天长日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2003年2月6日，中国首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合约正式到期，按协定，合约期满后的白天鹅宾馆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霍英东的公司将以承包的形式继续经营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首例由外资来承包经营酒店业国有企业。
20年来，白天鹅宾馆树立了广受海内外各界肯定和赞赏的民族品牌，为中国的饭店业争得了一项项荣誉：1985年7月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成员；2002年被亚洲酒店网评为“中国最佳酒店”。2000年，白天鹅宾馆注册的“白天鹅”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酒店业至今惟一使用在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也达到5亿元。
“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霍英东说。
霍英东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宾馆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如今走过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