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四十一章 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与何贤同时患上癌症
1983年年中，也就是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一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
“这是生死问题，一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绝望!”霍英东对我说。
霍英东曾经说过，自年青时踏入社会工作起，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忙于商务。平日虽然繁忙，但生活甚有规律，除出差外地，他每天的生活几乎是自成
一律的。
虽然天天忙于工作，但由于霍英东长期来坚持体育锻炼，故向来身体都不错，极少有什么大小毛病。凡见过霍英东的人，都说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犀利，思维敏捷，精力过人。自年过花甲之后，即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仍然毫不现倦容。
所以，得知他身患癌症，他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很突然。霍英东身患癌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遗传，其父当年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二是与他那几年操劳过度有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霍英东时常在内地香港之间奔波，为这两个项目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而霍英东自己也多次对我说，他那时患癌症，是与他那几年为了“中山温泉”和“白天鹅”的事操劳过度有关。他说：“这两件事，自己花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我知道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用很大，所以那几年是自己最辛苦的几年。中国大酒店有七个财团在搞，花园酒店也是几个财团，只有‘白天鹅’，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结果‘白天鹅’开张后，我就病倒了，自己还认为这次没命了……”
“当时，有没有后悔呢?”我问。
“绝对没有。”霍英东不假思索地说，“那时真是没后悔。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那样搏命做，个个礼拜都要上内地，没有别的，只是……当然，爱国的形式各有不同，你说谁不爱国?但自己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可以称作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霍英东的好朋友何贤也患上了癌症。
自1978年何贤邀霍英东首次回故乡番禺县之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时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他们时常一起回内地，为家乡的建设、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献策，出钱出力——
1979年，中山县小榄镇*展览会开幕，何贤和霍英东应邀一起到小榄参观。
1981年2月底到3月初，同为港澳区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贤、霍英东，一起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五届十七次会议，并一起出席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就调整国民经济计
划和政府工作问题出谋献策。
除了一起捐资兴建番禺宾馆和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外，霍英东和何贤还积极为家乡修桥铺路。1983年初，两人捐资兴建番禺大石大桥。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两人也共同倡议和资助兴建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四座大桥——沙口大桥、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央召开的*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我也是犹豫的。那时，李振权已帮我在美国那家医院订好床位，约了医生，他总是强调美国的医疗水平高、设备好。何贤那时也去了美国治疗。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中方的意思。他劝我别犹豫了，还是去北京吧，我就决定去北京。”
“其实，决定去北京治疗，除了是尊重中方的意见外，是否也对内地的专家信心足一些?”
“不完全是。一个病人，自己去选择医生是很难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到美国，当中何鸿燊和我的子女还劝我：‘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听从何生的安排。”
据说，霍英东当时决定不去美国治疗还有这样的考虑：不知美国方面欢迎他的程度，对他是否很友好?
祖国救了霍英东一命
“内地方面是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为你治疗?”
“不是的。我是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理疗的。那间医院搞了10年才开业，我刚去时，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北京方面有没有对你特别照顾?”
“没有的。”
“在北京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放疗、化疗总共用了一年多时间，六个疗程，每3个月一个疗程，每次做14日，将那些癌细胞杀死，以免复发。每次疗程之后，就要休息，恢复体力。”
“那么，那段时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那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那时，白天鹅刚开业，一些活动照样参加，8月到北京，接着9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上海那次，很担心出事，我住在锦江饭店，冷气12点关掉，刚睡着就没冷气，很热，全身冒汗，很容易感冒……”
“是不是到那公干，要随身带医生?”
“没有，哪里有医生带?那时没有的。最紧要的是吃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理疗很重要，就是要根除，不给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
“你的病属于晚期还是早期?”
霍英东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话题一转，说：“那时，听说每一千人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癌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不幸，自己竟然是这一千人中的唯一一个……”
“化疗期间，你的生理反应大不大，比如有无掉头发?”
“医生给我说，可能会掉头发，我也因此准备了一顶假发，但结果并没有掉……”
当时有人认为霍英东患这种病可能只能捱3至5年，因为这种病往往是隔3年5年或7年就复发。据说给霍英东治疗的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也患了淋巴癌，却医治无效。但霍英东接受治疗已经12年，至今依然无恙，有人说，这和霍英东的身体基础和心境有关。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基础好，加上对病情想得开，四周走动，不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可能是为了报答内地方面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霍英东后来捐赠了848万港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并于1987年和王宽诚、胡汉辉等香港富商共同出资塑造一尊“战癌女神”铜像，矗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内，以激励研究人员战胜癌症、造福人类。
而后，对于内地的医疗事业，霍英东慷慨捐献，比如捐资100万美金，兴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中心；捐赠2200万港元，兴建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门诊大楼；1988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了解到这所很有名望的医院新成立了泌尿外科体外碎石中心，但却缺少先进的体外碎石机，于是主动捐赠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产品HM-4型体外震动波碎石机，价值150万美元。他还捐资2200万港元给广东省人民医院，兴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医疗中心。
对于何贤这位多年的好朋友、近年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不幸病逝，霍英东极之悲痛。1984年11月，在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典礼上，霍英东充满感情地对数千名来宾说：“在庆祝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怀念何贤先生，何贤先生是建筑广珠公路四座大桥的积极倡导者和资助者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和支持四座大桥的建设，可惜在一年前他已离开了我们!”
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内地的一些医学专家曾建议霍英东坚持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有好处。从那以后，霍英东买了一套冷水设备，放在家里。每天上午一起床，他就把游泳池的水温调到摄氏10度左右，在里面游半个小时之后，又到一个水温只有三四度的冰水池里游，跟冬泳并无两样。
至于饮食习惯，则仍然没有改变。凌汉伟介绍说：“饮食方面，他这些年也是一样，从不讲究。白天几乎不吃东西，平时请人吃饭，鱼翅、鲍鱼总是拿给别人吃，他宁愿叫酒家烧两只乳鸽让他带回家，晚上吃宵夜，或者叫家里煮好饭，煎条鱼，等他回家吃，吃饱就睡觉。有时喜欢吃牛肉，就餐餐吃牛肉；有时喜欢吃鱼，就天天吃鱼。改革开放以前，他到内地去，总是自己带炉、带锅，带一些粟米、芋头。现在好了，可以不带锅了，好像到中山、广州，酒店知道他要吃这些，就预先准备好……”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中华游乐会吃饭。霍英东也在座，但他并没有叫东西吃，只是吃了一些自己携带来的用小纸盒装着的似是麦片的东西。我问他所吃何物，他说：“这些东西，喂猪，猪都不吃，很难吃的，但有些纤维，对肠胃好。人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钱，就有很多享受。”
第四部分 第四十二章 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
1984年，霍英东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投资和捐赠。近10多年来，不少香港巨富纷纷捐款给内地兴办各种事业，如“影视巨富”邵逸夫、“香港超人”李嘉诚等。至于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他作为爱国资本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在广东架金桥
近10多年来，霍英东可能是在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曾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内地的知名度。霍英东在内地的知名度，除了来自他大举在内地投资办实业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内地的庞大捐资。
1982年，霍英东曾和香港另一富商李兆基等人发起建立以育才树人为宗旨的培华教育基金会，霍英东出任监事一职。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10余年来，培华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仅组织赴港考察的干部就数
以千人计，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霍英东自身患癌症之后，有较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似乎突然间大彻大悟起来。这场病给了他最大的启迪是：人活着，就要回馈社会。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对人生祸福得失，我不敢说看得很透，‘人生易老，天难老’，‘人寿几何’，能毫无所感?个人生活的需要，老天爷是有尺寸，不能多占多用，不管心里怎样想，生理有个极限，真是‘万顷良田一斗米，千间房屋半张床’，我的胃纳还算不错的了，自问一顿吃
不下一斗米。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
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
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有了这个觉悟，霍英东致力祖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心情更加强烈，对钱财问题看得比以前更淡。1984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和捐赠形式，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而在此之前，霍英东已经捐了不少钱，在内地兴建了不少项目。
在家乡番禺县，霍英东除了与何贤等人共同捐资建番禺宾馆、大石大桥外，还捐款1000万港元，兴建洛溪大桥。洛溪大桥横跨珠江航道，全长1900多米，是沟通广州市和番禺的主要通道。该桥通车后，广州至番禺县城市桥只需一个小时，比以前减少了一个小时以上。
继大石大桥和洛溪大桥后，霍英东又捐资3000万港元，在番禺县兴建沙湾大桥。为了选好桥址，少占农田，霍英东亲自与专家、技术人员到实地勘探，反复审核设计方案。沙湾大桥举行奠基典礼时，正在北京参加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霍英东，专程赶回家乡参与动工典礼。
在捐资给家乡建大桥期间，霍英东时常回家乡巡视工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每次回乡，县领导总是陪上陪下，霍英东心里有些不安，他总是劝他们：“你们再这样陪下去，我下次真是不好意思回来了!”
为减少县里的麻烦，有几次，霍英东从香港带一些眉豆和牛扒到番禺，自己煮着吃；后来被县领导发现了，而代之以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霍英东只好摇头苦笑。
霍英东乐于捐资兴建桥梁，是因为他知道珠江三角洲一带河流纵横，陆上交通极不方便，大大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若不修桥铺路，发展经济就无从谈起。用一句内地当今流行的语来说，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其实，霍英东关于“路通财通”的思想，在1981年捐建清平街天桥时就得到了验证。
捐资给番禺兴建桥梁之前，霍英东已经在广珠公路上有大动作。以前，他坐车从珠海到广州，150公里左右的路程，却要过四个渡口，耗时7至8个钟头。霍英东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期间，时常行走广珠公路，每每过渡，他都感到极之不便。1981年，他和何贤等人倡议，建设广珠公路上四座大桥。霍英东、何贤用捐赠和低息贷款6000万元的办法，发动建设广珠公路上的四座大桥。1984年四座大桥全部完工、通车，广州至珠海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一半以上。
这四座大桥通车之后，广珠公路上的车流量大大增多，中山市(原为县)境内石岐至古鹤之间的一段宽7米、长41公里的沥青路就显得过于狭窄，影响车辆的畅通。中山市和省有关部门，于是决定对该路段进行扩建和改造。霍英东对此很支持，捐出2000万港元资助。扩建工程于1985年4月动工，1987年6月竣工，路宽15米，分有9米混凝土路面机动车道和6米沥青路面非机动车道，全路段绿化美化，并设有较完善的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
为了表彰霍英东对中山市的慷慨捐赠，中山市人民政府特意在广珠公路三乡镇中山温泉路侧，建立一座英东亭。1989年9月17日，中山市政府为英东亭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同一天，中山市政府还授予霍英东“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霍英东在捐资给广东省建桥、铺路时，就向当地政府倡议：借鉴香港等地的做法，过路过桥收费，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并筹措兴建新桥路的资金。“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办法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修桥修路赔钱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珠四桥是率先在全国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使路桥建设最早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地方。这一方法在广东省广泛推行后，广东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30年没建成一座桥的番禺，10年间就建成大大小小桥梁近160座，全省同期建桥1000多座，成为中国建桥史上的奇迹。省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改善了广东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两个亿元基金会
除了桥梁道路，教育也是霍英东捐资的一个重点。1986年，他出资1亿港元，与国家教育委员会合作，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在该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与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霍英东说：“我设立教育基金会是长期性的，其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推动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是重要的，今天的会议，我的孩子也参加了，我要世代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下设一个“青年教师基金”和一个“青年教师奖”。前者主要资助青年学者出国留学，鼓励他们学成回国任教；后者主要是奖励在教学科研上有成果的青年教师。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人可获5000至20000美元。1988年，首届“青年教师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的国家主席*出席了颁奖仪式。
在霍英东捐赠的教育项目中，较大的还有：捐款400万港元，重建广州暨南大学；捐款500万美元，兴建北京师范大学一座两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霍英东教育大楼；捐款兴建广东三水县华侨中学；捐款500万港元，支持“中国中小幼教师基金会”……
霍英东捐款给内地，重点资助三方面：除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外，还有体育事业。
1984年10月1日，是霍英东非常高兴与难忘的日子。那天，正是国庆35周年纪念日。霍英东应邀上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隆重盛大的庆祝仪式。他说：“看到许多巨型导弹、新式坦克，固然振奋；当参加奥运的金牌选手经过的时候，我更是激动万分。”
第二天，霍英东还设盛宴，招待洛杉矶奥运会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不久前，他已在洛杉矶目睹中国健儿夺标。今天，再次见到他们，霍英东既觉开心，也倍感自豪。席间，霍英
*然站起来，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了句简单的话：“我想拿出1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霍英东对体育事业的捐助多不胜数：在番禺捐建体育馆、带看台的田径足球场、游泳场；捐资兴建三水县英东体育馆；捐款与广东云浮县合建东安体育中心；资助改建广东省体育场，迎接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不时奖励一些在世界比赛中夺标的中国体育健儿……
霍英东承认，他捐资给内地是比较偏重于体育事业，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财力有限，捐献当然有所偏重。我认为体育事业特别重要，没有强壮的体魄就办不成大事业。早些年，在泰国、德黑兰看比赛，看到中国输给别人，很激气，有时连饭都没心思吃。没法想像，为什么民族感情这样深?我觉得，中国人不但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还应该显示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人类体能和智慧方面站在前列。”
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霍英东对广州中山大学有很深的感情。
中山大学是华南第一高等学府，历史悠久。1983年底，霍英东知道中山大学早就想建一座体育馆，但因资金紧缺而一直无法实现，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训练，于是决定捐资3500万港元，在中大兴建一座体育馆。1984年11月11日，中大英东体育馆正式奠基。除了委托著名建筑专家佘峻南负责总设计外，他自己也时常亲临中大，了解工程情况。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每周到中大巡视一次。工程施工期间多次出现麻烦，霍英东总是亲临解决。
1988年11月12日，英东体育馆举行落成庆典。该体育馆无论是场地规模，或是系列设施，或是建筑材料，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在国外的高等院校中亦属罕见。之后，霍英东又捐款改建、扩建中大游泳池等体育场地、设施。后来，在霍英东的积极倡议下，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在中大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除了捐资兴建、扩建中大的体育设施，霍英东还捐资475万港元，支持中大管理学院酒
店管理培训中心的兴建。
或许是对霍英东慷慨捐资的回报，中大后来提名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霍英
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7年2月7日，授予霍英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中大礼堂隆重举行，霍英东在颁授学位仪式上，做了题为《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重点介绍了白天鹅自行设计、自行采购施工和自行经营管理的经验，论述了白天鹅是开放、改革、搞活的产物，同时又给改革、开放、搞活以有力的促进。
中大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毫无疑问跟霍英东慷慨捐资给中大有直接联系。但是，客观地说，霍英东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他已经声名显赫，根本用不着以“银弹”来买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另一方面，以霍英东卓越的商业成就和社会活动能力，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也是当之无愧的。正如香港知名学者马蒙教授所言：“霍英东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到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绝不是罗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日的荣誉，可是实至名归。”
霍英东堪称是一位实干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一件件切实干好，即使是那些捐赠的项目，他从酝酿到规划，从决策到行动，一定躬身过问，事先都要进行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并非“财大气粗”，把钱捐出来就完事。
有一次，我曾问霍英东：“为什么在内地，每做一件事，你总是亲力亲为?”
他说：“光是捐资不是办法，好像包玉刚，他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间饭店，饭店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但建得不像个样子，他家人不高兴，还向*投诉。做一件事要重视效果。捐钱有什么所谓呢?我们起中山温泉宾馆，投资很少钱，但影响很大……”
霍英东经常说：“我有一个个性，就是锲而不舍。做一件事，希望做到最好。”这也正是霍英东凡事皆成的主要原因。
至今为止，不算投资办实业部分在内，霍英东给内地的纯捐款已超过20亿港元。近10多年来，不少海外人士纷纷捐款给内地，如“香港超人”李嘉诚、“影视巨富”邵逸夫，以及银行家何善衡、何添等人，所捐款项都数以亿元计。而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最多捐款的海外资本家。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他在内地家喻户晓，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霍英东曾经多次唱这样一首歌：“最是梦萦家国，乡土岂可遗忘?长江黄河富饶大地，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有过光辉岁月，也曾经历苦难创伤。道路从来是迂回曲折，是非荣辱使人明确方向。祖国富强是众所依归，为安定繁荣各尽所长。”
这是霍英东、李兆基、郑裕彤等多位香港商人发起组织的“培华基金会”的会歌——《培华之歌》。这三位香港工商巨子，以及已经病逝的爱国资本家王宽诚、许晋义等人，曾经登台合唱这首寓意深长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正是霍英东这些海外商人爱国爱乡情怀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国内投资或捐款，其实也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安定繁荣”。
霍英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即使是一些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从事海上贸易的真实情况不尽了解，或因观点、角度不同而对他的这段经历有些微词的人，也认同他的爱国情怀。
几年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经把国内报刊上一些关于霍英东个人事迹的文章汇编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爱国爱乡的霍英东》。把“爱国爱乡”四个字冠于霍英东头上，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霍英东多次主动向我提起他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情景。
“那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大庆典。以往，每次参加国庆观礼团，我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楼上。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因科威特王子以及不少国家的贵宾都只是在楼下观礼。庆典开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开篷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战车载着中国造的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我们面前走过……我那时看得很入神，很激动，这时，有一个女记者走到我身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眼泪却流了出来……”霍英东深情地回忆说。
“是不是有什么感触?”我问。
“1977年，我老妈子去世时，我也有很大感触，怎么看不到震霆结婚，就过身了?自己很伤心，但当时都没有哭。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自然想起‘*’时内地人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艰苦日子；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去奥运会上拿到金奖，这是零的突破，这也令我想起那么多年来在国际上为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又看到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些，都令我感到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力增强了。事实上，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也是大丰收，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想到这一切，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个记者一问我，我就流泪了。那个记者还认为我是见到采访才流泪，其实是看到整个国家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这段往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如果给别人说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是很好听。但是，那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我记得，那年春天，*南巡，在中山温泉，我和他见了面，谈改革开放的事；又在白天鹅宾馆请他吃西餐，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要重点发展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离开广州后，他又去了上海考察，不久中央、国务院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为中国重点开放、发展的城市。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时，我还在治病，身体还较差，但看到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内心真是好欢喜……”
霍英东多次向我述及这段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的往事，当然不是为向外人宣扬、昭示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上述话，既是他蕴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的一次自然流露，也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信念的强烈宣示。
第四部分 第四十三章 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籍。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
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
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
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阿维兰热当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阿维兰热不会讲英语，霍英东的女儿会讲法语，霍和阿就通过丽萍交谈，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蒙特利尔会议上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的入会问题。但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且与阿维兰热关系不是很好。开会时，他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使得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一个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几经周折
两年之后，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之前，霍英东为了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在背后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策划工作。他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会长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另外，霍英东又分别在香港与意大利驻港领事，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大使ROMUALDO、国际足联副会长(法兰西)、意大利足球总会秘书ANTONIOLI，在巴黎与ADIDAS总裁HORSTDASSLER(荷斯)等人会面，向他们游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阿根廷会议从上午9点钟开始。谈起那天大会的情况，霍英东回忆道：“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钟，中间没吃午饭、晚饭，也不喝水，大家激烈辩论，个个精疲力尽、喉干口渴，欧洲代表始终不同意用简单多数表决方式表决议案。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有利，于是阿维兰热下了决心，最后说：‘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开除谁的问题，而是这个位让给谁坐的问题，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问题。’讲完，他按照我们的要求，用简单多数方法举手表决我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主席，我一举手，一些国家、非洲国家代表纷纷跟着我举手，结果
以简单多数通过。这时，一些欧洲代表涌上主席台，抗议这个结果，把事情弄得很大，最后
中国入会问题又再一次失败了。阿维兰热当时很不高兴，说什么这样下去他就辞职。他要求
大会授权给他，或者执委会授权给他，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他在会上要求阿维兰热在处理中国入会问题时态度一定要坚决，并且到表决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会上，阿维兰热发表声明：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3个月后，霍英东、霍震霆、朱玲玲就陪阿维兰热率领的国际足联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洽谈中国入会的问题。阿维兰热一行返国途经香港时，霍英东还特意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那时，正巧香港足球总会新会址落成，阿维兰热还应邀为新会址主持开幕式。
按阿维兰热所言，1980年内要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加上自己事前已游说不少代表支持，故而霍英东原先也觉得他主持起草的议案会顺利被表决通过。
但几天前的国际自行车协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中国入会，霍英东由此得知台湾仍然有不少支持者，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国际足联基本上是欧洲人掌权，会议代表也以欧洲人居多，故欧洲代表是各方面都力争的对象。
中国台湾代表向欧洲代表游说，认为台湾方面可以改“*”的名称，但无必要在议案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句话。欧洲代表也大多表示同意。
霍英东闻说此事，甚为担心，他很清楚，不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一句，客观上就是仍然承认“*”。他向大会建议：台湾既不能沿用“*”之名，当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国旗”和“国歌”，这在国际奥委会已有先例，台湾只能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
经霍英东据理力争，欧洲代表也觉得言之有理。最后由国际足联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台湾代表讲清楚，台湾代表无话可说，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国名”、“国歌”、“国旗”被国际足联修改。
中国加入国际篮联的情况，与加入国际足联的情况甚为相似，也经历了不少风波。霍英东曾为此四出斡旋，纵横捭阖，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霍英东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介绍说，有一次，国际篮球联会秘书长威士特钟士(音译)到香港来，他盛情邀请威士特钟士到家里做客，但对方却说：“你请我吃饭，这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要叫我把台湾踢出会!”霍英东就说：“好，大家就不要谈台湾问题!”
威士特钟士向来是亲台*的，但在霍英东等人的游说下，最后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了国际篮联的会籍问题。但台湾方面不甘心，为此策动一些国家的代表，另搞了一个篮球单项的亚洲组织，推举韩国代表为会长，意图与国际篮联对着干。
霍英东闻讯后连忙赶去韩国，向韩国有关人士提出，若要成立这个新组织，必须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代表的支持，并须以投票方式表决。韩国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接受霍英东的提议，但却要求用通讯投票方式表决。霍英东担心有人会借口收不到票，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向各地代表游说，并把投票收集起来，直接送往韩国。在一张张反对票面前，韩国方面理屈辞穷，只好放弃这个组织。
中国台湾入禀英国法院告国际羽联
霍英东俨然一个“体育大使”，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问题，在世界体坛纵横捭阖。
在国际足联解决中国和台湾的会籍问题后，1981年，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的体育外交风云故事，其过程峰回路转、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当中最曲折艰难、最精彩的，当是羽毛球方面的经过。以致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得滔滔不绝，兴致盎然。
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1977年5月7日，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
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让台湾以“*”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就是制造“*”；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判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
7月31日，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会后，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别无他法，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
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
“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接着，我就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霍英东说。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底、1978年初，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仪式，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好笑的是，开会成立时，连会长也选不出来，个个都不想当，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
“世界羽联成立后，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而国际羽联则不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欧洲有‘汤姆斯杯’，是最权威的。所以，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赢了，大家也不觉得重要。
“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我们在杭州、北京、曼谷、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尼、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不久，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第四部分 第四十四章 效力内地 台湾图谋暗
因为霍英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蒋”，引起台湾的敌视。有一段时间，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消息：台湾派了3个暗杀小组到香港，准备暗杀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霍英东，但霍英东对此却处之泰然。
台湾派人图谋暗杀霍英东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外交行为。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经图谋暗杀霍英东，并且已有实际行动。那是1983年底，内地在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3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3个人：一个是当时的*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后来，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中，也写及此事：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
一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交谈时，我曾问及此事。
“那时是否真的有台湾特务过来要暗杀霍生?”
“我们接到情报；我当时还提醒他小心一些，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是什么直接原因，搞到台湾要用这种行动?”
“是体育活动，霍生当时在国际体育界，搞得台湾很狼狈。”
“霍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他自动自觉，还是中方授意?”
“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对暗杀传闻处之泰然
就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一事，我曾经问过霍英东本人。
“曾听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要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对付你，有没有这回事?”
“那时是有这种传闻，我无法知道是真是假，我不一定相信。如果台湾真的要杀我，那也……”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防备措施?”
“没，没有，因为我们……”
这件事，我也与霍震霆谈过，我问当时他们有没有特别的防范措施，他答道：“没的……我们对这种事……我和霍生(霍英东)……他在政界、商界、体育界做不少事，但他坚持一条，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如果日日担惊受怕，去哪里也带保镖，做人没什么意思!”
据霍氏集团资深职员凌汉伟先生对我说，台湾方面图谋暗杀霍英东的传闻，不但在香港传开，连内地一些地方也有所闻。他说：“大约是在1983、1984年，霍英东到中山去，中山方面还特别提及此事，并征求随行人员的意见：需不需要给霍生特别保护?对这件事，霍生处之泰然，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防范。”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霍英东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尤其是1984夏季，他更不顾一切，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霍英东说，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捧场。
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块金牌，异常高兴，他对记者说：“中国的金牌一枚枚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记者问他：“你贵人事忙，为何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而老远跑到美国来?”霍英东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升起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末了，他又补充说：“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
霍英东这次赴洛杉矶，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安全防备，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进进出出，一切如常。
从不担心被人绑架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被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派人刺杀，震惊世界。国民党对一些敌对人士采取过激行为的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岛内岛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改变以往的做法。
几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跟随霍英东几十年的一位秘书，谈及霍英东为何不曾去过台湾时，这位秘书说：“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记者又问，是否霍英东对国民党有看法?秘书答道：“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霍震霆去过两次台湾，一次是去观摩在台湾举行的女子足球赛，另一次是作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的董事，赴台为公司的一条大货船主持下水仪式。我曾问他：两次到台湾有否担心一些什么?他淡然地说：“没事的。”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特殊的政治身份，似乎近年内都不可能赴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到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的地方走走、看看，我想霍英东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霍英东对于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他的传闻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传闻呢?还是根本就不畏惧这种暗杀行为?我想，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
事实上，霍英东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的问题，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霍生，你是否担心过被人绑架?”我问。
但霍英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当然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其它办法帮别人……”
“那些匪徒绑架人，往往不是报复、寻仇，而是为了钱财……”我说。
霍英东说：“那也没办法，比如今天山顶公路不通，我不也是一个人坐缆车下山来。”
“有没有被人恐吓过?”
“没有。”
其实，霍英东不担心被绑架之类的事，与他的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我和凌汉伟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心里的一些想法。
“对暴力、黑社会这种事，霍生怎么看?”我问凌汉伟。
他答道：“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呢?”
“我觉得，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我想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太重要……”
“他身边不少朋友，何贤、何鸿燊、王德辉都出过事，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霍生从小习惯在街头打球，后来又时常带球队到各地比赛，周围跑，他已经习惯了……”
在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出门，总有保镖跟随，前呼后拥的；相反，贵为超级富豪的霍英东，却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霍英东可能是最平民化的一位。别的不说，就说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中华游乐会虽是一个私人会所，但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里面锻炼、吃饭，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每天到中华游乐会的有
好几百人，而霍英东在那里完全是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1993年初，霍英东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因而这两年，他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载着霍英东的轿车行走在路上，前面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警车护驾，相当有气派。但在香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一次，闲谈之中，我问霍英东：“这两年，每次到内地有成班人为你护驾，感受如何?”他淡然而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待遇而已。在香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多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