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涉足商场 长袖善舞风头劲
信德船务是港澳客运的龙头老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波音喷射船队。1973年，何鸿将信德在香港上市，信德成为香港股市的一匹黑马。何鸿还重返香港地产界，经营夏威夷和东南亚饮食业，创办港澳间直升机客运，并且越洋过海，大举进行跨国投资，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信德是业界龙头老大
1972年，何鸿在长达10余年的“叶、何纷争”中，稳操胜券。叶汉心灰意懒，很少来赌场打照面，他或呆在香港的寓所，或周游列国散心兼考察。
何鸿把赌场交由亲信坐镇，走出城堡，到商界大展拳脚。
他在信德船务的基础上，创建信德集团，核心业务仍是港澳间的客运。1973年，信德集团在香港上市。
经营船务，何鸿比经营赌业的历史还长，早在40年代，何鸿就与友人合伙购置佛山轮，投入港澳海上客运。到目前，经营港澳客运的公司共有5家，何鸿就占3家，它们是信德船务及其旗下的远东水翼船务和快达客轮。它们的票务由娱乐公司的船务部总代理。
信德船务号称世界最大的波音喷射船公司，共有喷射船几十艘，如金星、火星、天王星等。何鸿的船队提供不同价格系列的客运服务，24小时全天候营运，每年运载乘客1千万以上，占港澳旅客总数的7成。
随着港澳间客运量的增加，澳门原有的码头已难以承受日趋增加的客流量。1989年，何鸿投资兴建澳门新港澳客运码头。地址在澳门新口岸，总面积3万平方米，三层高，离境区有4个候船厅，有6个船只停泊点，可同时停泊12艘喷射船和两艘大船，每年可应付1300万次的客流量。
与此同时，高达数十层的香港信德中心也在建设中。信德中心在港岛北岸，滨临维多利亚港，其裙楼是候船厅及码头，主楼是商用写字楼，除信德中心总部外，其他写字楼作出租用途。
何鸿不仅要控制港澳间的海上客运，还要“制空”。港澳间距离太近，在螺旋桨时代倒是通航，进入喷气机时代便停航了。何鸿另出新招，开辟直升机业务。利用港澳码头建筑的顶部修建直升机机场，到1990年底，直升机航线正式开通，以吸引那些赶时间、寻求刺激的乘客。
澳门新港澳码头于1993年正式使用。原工程预算为2亿港元，由一家葡国建筑公司承建，建成时，造价增加到8亿港元。何鸿满不在乎地说：“增加一些钱，无所谓的，葡国快要走了，最后几年好好招呼人家也是应该的。”
在新口岸码头，何鸿还投资2亿港元，建造了一幢大型商厦，由香港八佰伴百货公司入驻经营。1997年，香港八佰伴受日本总部清盘的影响，也不得不申请清盘，澳门八佰伴由何鸿旗下的公司接手经营。
何鸿兴建为船运服务的码头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产项目。做地产，是何鸿的老本行，他在50年代中期就是香港有数的地产大亨。
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50年代末才涉足地产的商人，如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等，都成了最威水的地产巨富。相比之下，何鸿的财富还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于是，何鸿又杀回到香港的地产界来。
1987年，何鸿收购九龙尖沙咀星光行的整个地库，总共有4万多平方英尺。1989年，他出售其中的四分之一给麦当劳，净盈利4700万港元。
同年年初，何鸿收购了摩罗庙街和湾仔万茂台的一些地盘。接着，他又购进半山西摩台1号商住地盘和薄扶林道124号低密度住宅地盘。他本人还与他任董事长的“新濠国际”合作，购入罗拔臣道69号等地盘。他还挥师海外，在澳大利亚柏斯市收购一座商业大厦75%的权益，此大厦每年可收租约200万澳元。
何鸿的地产策略是：在香港以“发展”项目为主，即以出售为主；在海外以“投资”项目为主，即作出租用途。
在信德的多元化计划中，饮食业是一项重要业务。从1988年起，何鸿通过信德集团在饮食业发起连番收购。其中大的收购有：1989年买下夏威夷的一艘海鲜舫。1990年又购入澳洲悉尼的一艘海鲜舫。
信德集团是以船务为主的公司，缺乏饮食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于是在1990年，信德集团以发行新股的方式，筹资收购了“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香港仔”是经营海鲜舫的专业公司，在香港仔海旁拥有“珍宝”、“太白”、“海角皇宫”3艘大型海鲜舫，三艘海鲜舫可容纳近5000客人。
夏威夷和悉尼的海鲜舫，交由信德控股的“香港仔”管理。
自从“船务概念”的信德走上多元化之路，公司股票飚升不已，公司市值扶摇直上，短短几年，信德市值从不到10亿港元，跃到百亿！
1992年，信德锦上添花。何鸿透过信德集团，斥资2.4亿港元，购入澳门旅游娱乐公司5%的股份。娱乐公司是公认的金盆，何鸿此举使信德集团的澳门色彩更浓，也增加了投资者对信德长期盈利的信心。
1993年，信德集团实现了它的“蓝筹股梦”，进入恒生指数成分股之列。凡是蓝筹股，皆是在行业有代表性，市值较大，盈利稳健的股票。1994年3月底，信德集团的市场价值高达120亿港元。
入主汤臣，风生水起
80年代后期，何鸿在商界的新拍档是“汤臣太平洋”主席汤君年。
内地读者对汤君年较陌生，汤君年的太太徐枫却在台港澳及内地有颇大的知名度。徐枫原是台湾的电影演员，和汤君年结婚后，靠丈夫财力的支持，做上电影公司老板和制片人。她这些年最得意的作品，是她投入巨资请来大陆著名的导演陈凯歌和两地名演员张国荣、张丰毅、巩俐、关之琳等摄制《霸王别姬》，该片获得国际康桥电影节最佳外语电影大奖。
汤君年是上海人，1949年1岁时随父移民香港。父亲在港经营装饰材料和墙纸生意。汤君年22岁那年，到台湾开拓墙纸和窗帘布生意，成立汤臣公司。几年功夫，汤臣名声雀起，在台拥有3000多个窗帘布分销商，市场占有率达5成。
1988年，汤君年杀回香港，借壳上市，收购上市公司“川河”后改名汤臣太平洋。“川河”的前大股东是活跃于澳门的中国建筑公司。经中建公司明晓光的介绍，何鸿认识了汤君年，他们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汤臣以2.69亿港元的价格，向何鸿收购一项酒店赌场及商场综合计划的5成权益。
汤君年成了何鸿在商界的最佳拍档。
他们合作的基础：汤君年想借用何鸿在港澳的名气和关系；何鸿想借助汤君年的财力。虽然何鸿的身家多于汤君年，但有汤君年的资助，何鸿将可以办成更多的事情。
汤君年识做，请赌王出任上市公司汤臣的董事会主席，而自己只担任董事总经理。从此，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澳门的一些大型发展项目，如南湾发展工程、路环与凼仔的工业村等，何鸿都邀请汤君年参加。
他们之间还频频做交易，都是汤君年做买家，何鸿为卖家，将一些资产和发展权售给汤君年。光1990年7至9月，这样的交易就有3宗。
7月，汤臣斥资5000万港元收购娱乐公司在路环岛的一幅土地权益，拟作高尔夫球场之用途。
8月，汤臣向何鸿购入澳门国际中心7幢住宅，汤君年全部以现金的形式付给赌王3.03亿港元。
9月，汤君年向何鸿收购澳门一幅地盘5成权益，汤臣全部以发行新股支付给赌王，共发行2.33亿股，每股9角。
一年间，何鸿共将澳门物业售予汤臣，总价8.3244亿，其中4.43亿港元用现金支付，其余用新股。就这样，何鸿出售物业套取大量现金，未费分文，便成为汤臣的大股东。
身为汤臣主席和大股东的何鸿，骑上了汤臣这匹股市黑马，在股市纵横驰骋。
1990年，汤臣主席何鸿作出重大决定，加入竞购“奔达国际”的竞争，以10亿港元的巨资，击败了“香港兴业”，成功地收购奔达国际34.5%的股权，何鸿以首席大股东代表的身份入主奔达董事局。
奔达国际坐拥30亿资金，何鸿以小博大、以少控多，10亿控制30亿。收购奔达后，奔达国际改名为世贸集团，隶属何鸿为主席的汤臣公司。
接着，汤臣收购了远东集团的远东饼干厂5成权益；世贸集团收购谢瑞麟集团在弥敦道的一项物业。
除协助汤臣重拳出击外，何鸿还专注于对电子业的投资。
1990年2月，何鸿通过私人占有控股权的私人公司，斥资1.06亿港元，收购隆辉集团的34.9%的权益；两个月后，何鸿又通过自己持有控股权的善美电脑公司，斥资1亿港元，收购东茗电子2成权益；10天后，何鸿又以私人公司的名义与自己持有控股权的隆辉集团合组一间公司，斥资1.12亿港元购入友利电讯51%股权。
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内，何鸿以3.28亿港元，收购了3间上市公司的股权，其中隆辉和友利是控制性股权。这3.28亿的收购资金中，何鸿自掏腰包的只是1.6亿港元，其余的是借助所控公司的资金。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何鸿通过眼花缭乱的收购，及高超的资产重组，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这个商业帝国分为三大系列：以港澳客运为主的信德集团；以地产建筑为主的汤臣太平洋；以电子工业为主的善美环球。
善美集团是何鸿海外投资的一个重点项目。
跨海投资得与失
何鸿作跨国投资始于70年代中期，那是投资赌业，最终闹得铩羽而回。所以1979年何鸿宣称：“从1980年起，5年内，我全部投资都集中在港澳，其他地方，我一分钱都不会投进去。”
何鸿说到做到，但从8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何鸿此举，绝不是偶然现象或个人行为。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信心危机首先在香港英资中爆发，英资最大财团怡和洋行在1984年宣布迁册百慕大。香港的“迁册风”到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时达到高潮，迁册的上市公司中，既有英资，也有华资。伴随着“迁册风”的还有“走资风”，即把家族和公司资产转移到国外。另外还有“移民风”。这些“追风族”后来发现是多此一举，不少人为此破了财，后悔不已。
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香港回归后，香港基本法中的核心大法——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政策得到很好的落实。可当时这些到海外寻求避风港的香港人总是存有这样那样的疑虑。
在这股弄得人心惶惶的迁册、走资的浪潮中，一些本来属于正常的海外扩张、跨国投资，也被人们强加了特殊政治含义，认为他们是对香港的未来缺乏信心而迁册、走资。
这些富豪把大笔的钱弄到海外去收购资产，是经济意义上的“投资”，还是政治意义的“走资”，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概念。有的人明明是投资，却被人强指为“走资”；有的人明明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转移资产，自己却信誓旦旦是“投资”。
有人兼程赶科考，有人漏夜回故里。作为自由港的香港，资金流进流出乃正常现象。即使某一时期，流出大于流入，也不必过虑。事实上，在临近回归的那几年，大量的外资涌入香港。而那些曾经作过大规模的海外投资的香港富豪，早把境外投资的重点放在中国内地。
何鸿不是最早向加拿大投资的香港富豪。
加拿大政府把握了香港“海外走资热”（或投资热）的绝好机遇，提供种种优惠吸引资金和人才。在何鸿行动之前，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大富豪已经在加国搞得轰轰烈烈。
1988年，何鸿投资加拿大国际善美电脑公司。当时香港富豪鲜有投资新兴产业的，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没有经营经验。何鸿当然也是门外汉，但何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把善美作为一个跨国投资的跳板。
善美的创始人是华人丁谓。丁谓出生上海，后移民加拿大，在加国念书并迷上电脑。1981年丁谓白手起家创办善美电脑。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电脑业还处起步阶段。丁谓利用技术上的优势，与深圳电子公司签订了2．7亿人民币元的研发合同，以帮助深圳电子逐步制造微型电脑（实际上是进口芯片组装）。
丁谓野心勃勃，一心想在西方“建立东方式商业帝国”，即像日本三菱集团那样，集制造业、资源业、贸易、银行与保险为一体，互相配搭支援。
丁谓的梦想很合何鸿的大胃口。何鸿参股之后，在短短11个月内展开了四次收购。其中最大一次收购是斥资3亿元收购美国胜家衣车公司。第一次收购是买下美国新泽西州的Conaumers连锁销售网。
这家连锁公司并不销售电脑产品，何鸿也不打算让它做电脑销售商。因为善美电脑与深圳电子的合作协议有这么一项：合作设计和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等电子产品。何鸿想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生产电子产品，再打上“胜家”的牌子，最后拿到Conaumers的连锁网销售。另外，胜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销售网，该网络除了销售国际知名品牌胜家衣车外，也可为善美销售各类电子产品。
善美的第三第四项收购，是收购加拿大两家数据分析公司。
何鸿出任善美电脑副主席，以及“善美远东”公司主席。由于何鸿的影响，“善美环球”在香港上市时狠狠火了一把。
现在的善美怎样了呢？
我们没有看到三菱集团式的“东方式商业帝国”——善美屹立在北美。近两年，香港电脑网络股票一枝独秀，在活跃的此类上市公司中，我们看不到善美环球的身影。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善美的合资公司深圳电子成为中国的产业巨人，中国的电脑巨人是北京的联想、方正、长城等；中国的电视机巨头深圳只有一家“康佳”。
美国的胜家本来就是衣车品牌，利用这个品牌去卖电子产品，合适吗？这就像美国的可口可乐是饮料品牌，你能打上这个品牌去卖剃须刀和袜子吗？
何鸿没有玉成丁谓实现“霸王梦”，那么何鸿也就不可能得到多大的回报。
他在海外还拥有大批物业，如拥有澳洲柏斯市一座商业大厦的75%权益，年租收入200万澳元；拥有加拿大温哥华的两间酒店，LeMeidienHotel和La GrandeResidence；在美国三藩市拥有一块1000亩的地皮，临靠湖水，可以兴建豪宅和休闲花园。在加拿大，他拥有两套豪宅，一套在多伦多，一套在温哥华。
何鸿在海外的其他投资有：1990年透过他控制的华光航务公司，购进葡国越岛航运公司的股权，成为该航运公司的主要控股人；不久，他联合郑裕彤等港商，收购里斯本的葡国第二大建筑公司——德力建筑公司3成的股权；他以他二太太蓝琼缨的名字投资多伦多的成衣业，投资额为4．5亿港元；1993年他再拉上他的老搭档郑裕彤斥资2．48亿加元，收购加国卡加里市的西岸石油公司。据估计，何鸿在海外的资产约为他个人总资产的五分之一，即30亿港元。
香港富豪在海外的投资回报率都很低。原因有多方面：不适应当地的商业环境；当地的投资回报本来就比较低；精力上兼顾不过来；投资仓促，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
何鸿在温哥华收购了两家酒店，据酒店员工说，收购至今已有17个月，而那个绅士风度的香港老板，只是来去匆匆地打过一次照面。
何鸿在短短几年间，进行了20多宗收购，斥资30亿港元。如此草率，给人的感觉好像港币明天就要作废。
根据何鸿在海外投资的一系列表现，使人们很难完全相信：他是投资，而不是走资。
我们并不想指责何鸿，我们也没这个权利。作为有钱人，对共产党政权“过敏”也是可以理解的。致使香港“走资热”降温，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内地形势的变化。股票股市以及大量私营企业的涌现，使得内地尤其是广东省的经济形态日趋向香港接轨。换言之，内地也要推行市场经济。
想必何鸿一定后悔在海外仓促撒钱。他在1993年的一次讲话中坦言：“在港澳做生意，三五年便可赚一大笔，在外国10年也达不到。”这个时候，他的许多海外生意正在亏呢。
在80年代后期，何鸿显然是要在加拿大安家。他在多伦多的豪宅购入价为540万加元，那是一幢中东风格的红棕色方型建筑，有两个游泳池和一个户内暖水泳池。何鸿购入后，光装修就花了几百万元。位于温哥华的豪宅，是何鸿自购地皮，请加国著名建筑师设计并兴建的楼高五层，左面是湖泊，右面是游艇码头，正面是公园。
何鸿的二太太蓝琼缨带小儿子犹龙居住在加拿大。香港传媒说赌王在加国购建两幢大型豪宅，是为全家大撤退作准备。
对此，何鸿女儿何超琼对记者说：“我们不担心九七问题，父亲有葡萄牙护照，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逃离香港。”
何超琼在话中用了“逃离”两字，据此，我们大概不难推测何家（首先是何鸿本人）在当时，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如何了。
何鸿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的海外投资可用一句来概括：花钱买教训。
何鸿的海外投资分为两大部分：常规意义的商业投资，属于偏门的赌业的投资。跨国开赌，将是我们下一章的核心内容。
第十九章 跨国开赌 频频出击频失手
已经坐上澳门赌王宝座的何鸿，显然不满足于在澳门开赌。从70年代起，何鸿频频跨国投资赌业，巴基斯坦、伊朗、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越南等国都留下赌王的足迹。海外开赌，失多得少，其中最大的败笔是投资兴建德黑兰赛马场，最终血本无回。
兵败伊朗，血本无回
1975年叶汉宣布退休，何鸿成为澳门当之无愧的赌王。然而澳门是弹丸之地，何鸿自然不满足在澳门称王称霸，便起念越洋跨海开赌。
何鸿进军国际赌坛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
1976年，何鸿飞赴伊斯兰堡，向总统阿·布托建议在巴国开设赌场，以赌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巴国是个穷国，对何鸿的建议很感兴趣，布托对何鸿在亚洲赌界的名声略有耳闻，知道澳门的繁荣靠得是赌税的支撑，便非常爽快地把牌照发给何鸿。
何鸿立即斥资3000万港元在濒临印度洋的大都市卡拉奇设立赌场。开张前夕，巴国的齐亚·哈克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实行军法管制。布托的文人政权被推翻，他还被齐亚·哈克总统处以死刑。这一来，不仅赌场不能开了，3000万港元也白白扔到印度洋。
跨国开赌出师不利，何鸿有些心灰意懒。
当时，香港地产珠宝富商郑裕彤正有意染指赌业，这成为他们以后合伙开赌的“机缘”。
何鸿住在浅水湾1号豪宅，郑裕彤的花园洋房在浅水湾12号。两家相距不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交往并不多。周大福珠宝行是用金大户，郑裕彤常去澳门进口黄金，兴致来了，也会进赌场赌他两铺，因此跟镇守赌场的叶汉相熟。1975年，叶汉联手郑裕彤欲竞投澳门赌牌，被何鸿瓦解，郑裕彤由此与何鸿成为朋友。
当郑裕彤得知何鸿投资巴国赌场鸡飞蛋打，立即去与他晤面，说服他东山再起，重振雄风。
郑裕彤是何鸿所折服的商界朋友，他由金铺学徒出身，如今成为香港的大富豪。郑裕彤投资够威够胆，几乎每宗生意都是大手笔。他所认准的事，绝不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就像赌场的大豪客。开赌与参赌一样，若想找人合作，非得找郑裕彤这样的鲨胆猛人不可。
两人一拍即合，即去寻找投资目标。
他们首先把北美、欧洲、澳洲排除在外。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两大赌城，几乎把北美的赌客一网打尽；西欧有摩纳哥蒙地卡罗；南欧有西班牙旅游城市的大赌场；澳洲有悉尼等城市的赌场。这些赌场或历史悠久，或发展蓬勃，并且，均由本国公民持牌经营。
如此，只有去第三世界。太穷的国家不宜开，封闭的国家开不成，动荡的国家不敢开。本来，经济较发达的南洋可开，但华裔赌王林梧桐在大马开有东南亚最大的云顶赌场，此地还是著名的旅游休闲胜地。
最理想的地区只有中东的产油国。不过，跟以色列交火的国家开不得；政教合一的国家开不了，这种国家极封闭保守，拒绝西方的一切娱乐方式。如是，最适宜开赌的国家只剩下伊朗了。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于1941年登基，迄今已有37个年头，被称为中东王权最稳、任期最长的国王。1963年，巴列维国王发起不流血的“白色革命”，颁布九大方案，欲把伊朗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民主王权国家。巴列维大胆引进西方生活方式，那里的妇女可以掀开面纱，在男人出没的娱乐场所抛头露面。
伊朗石油资源丰富，蕴藏量估计达100多亿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回笼到伊朗。传闻国王正为庞大的美元储备发愁，灵机一动竟给每个伊朗公民发一副网球拍。
何鸿、郑裕彤兴致勃勃，计划在伊朗首都开一个跑马场，把阿拉伯人的石油美元赚回来。
两人飞赴德黑兰，那里西方商人云集，都想获得国王的恩赐，给他们生意上的专利和便利。在德黑兰，没人理睬这两位港澳大名人，两人煞费苦心，也进不了皇宫大门。情急之中，何鸿生出一计，拉郑裕彤返回澳门。
据传，那时沙特阿拉伯的法劳恩家族正在港澳寻找投资机会。该家族是沙特王室的巨富亲戚，与阿拉伯诸国政要和名士均有交往。当时澳门政府正准备批准叶汉在凼仔开设赛马车场，酒店是赛马车场的配套项目之一。何鸿介绍法劳恩家族在凼仔开办酒店，并协助疏通关系。法劳恩家族也愿意在凼仔兴建惟一的酒店，作为回报，法劳恩家族介绍何鸿去找德黑兰的要人。于是，法劳恩家族在凼仔兴建了凯悦酒店，并获准开设四张赌台。后来凯悦卖盘，被何鸿、郑裕彤等收购，此为后话。
何鸿和郑裕彤在德黑兰费了一番精力，终于搞掂为期30年的赛马专营权。
两人均已耳闻伊朗政局出现危机。国王发起的白色革命，遭到伊斯兰教什叶派教职人员的激烈反对，他们抓住国内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问题，对现政权猛烈抨击。
何鸿在巴基斯坦开赌失手，心有余悸。在德黑兰，倒是丝毫看不出王权出现危机，市民拥戴国王，正在尽情享受国王带来的西方文明；西方商人熙熙攘攘，仍看好伊朗宽松安定的投资环境；国王直接间接控制50多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在伊朗的美国军事顾问及情报人员就有2万多人。
何鸿和郑裕彤如吃了定心丸，即投资5000万美元，建成了西亚最现代化的跑马场。
马迷如潮涌来。西亚的绝大部分国家盛产石油，国民有的是美钞，由于本国的禁锢，国民有钱没地方消遣。于是，邻近阿拉伯国家的豪客纷至沓来，一掷千金投注。马场逢赛爆棚，利钱滚滚。
博彩税成了巴列维政府的新财源，国王龙颜大悦，为嘉奖何鸿对伊朗娱乐事业所作的贡献，告知何鸿要授他一个勋衔。
何鸿在香港特意订做了一套西服，准备穿去德黑兰皇宫受衔。郑裕彤欲一道前往，一则为老友捧场，二则一道巡视马场。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1978年初春，何鸿、郑裕彤刚飞抵德黑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就发生了。德黑兰、伊斯法罕、库姆、大不里士等数座大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教徒游行示威。人们高举霍梅尼的画像，高呼打倒暴君，处死国王的口号，与军警发生冲突。
德黑兰秩序大乱，何鸿、郑裕彤无法见到国王。据有关官员称，授衔改期，等国王控制住局势再作商议。
两人只有打道回府，静观其变。
伊朗形势进一步“恶化”，巴列维无力控制局势，军队宣布中立。一手扶植起巴列维王权的美国，现在又准备抛弃巴列维，美国大使明确告诉巴列维，美国在伊朗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不宜进行武装干涉。巴列维情知大势已去，于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逃离伊朗，开始了流亡生涯。
流亡法国的霍梅尼返回伊朗，接管政权，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并与亲巴列维的西方国家为敌。美国的驻伊机构纷纷遭查封，美国人被扣为人质。
何鸿、郑裕彤以及赛马场的主要人员均是华人，故受到友善对待。政变发生后，跑马场还开了3个月。
何鸿、郑裕彤方知虚惊一场，跑到德黑兰来巡视马场。他们前脚离开，坐稳江山的霍梅尼政权要进一步肃清巴列维的影响，把巴列维引进的西方玩意扫出国门。
一天，新政府派出一批人冲击跑马场，他们占据马场“办房”，砸烂电算机，将缴获的彩票付之一炬。何鸿、郑裕彤的5000万美金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至今，何鸿对伊朗的跑马场仍念念不忘，他说：“那个马场真的非常漂亮，现在还存在。事实上，现在的伊朗政府不是不准跑马，还打过电报请我过去搞赛马，但只许发奖金不许赌，即是‘没得玩’！”
现在30年专营大限还有几年就要期满。当年重金获得的专利，很难再派用途了。
频频出击，失多得少
何鸿、郑裕彤跨国开赌，可用“广种薄收”来形容，他们频密出击，但收获不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却可看出他们顽强的性格。
1979年底，香江才子黄沾为撰写何鸿的长篇专访，与何鸿交谈了几个晚上。某晚，何鸿别的什么都不谈，专谈他的10多位良师益友，他其中谈到梁基浩、何贤、何善衡、何添、霍英东、郑裕彤等人。他对郑裕彤的评价是：“够胆色，决断神速，而且交易时绝对爽快！”
此时，他们的跨国开赌又失败一次。
在伊朗开办赛马场的同期，他们还去菲律宾开办赌场。当时菲国总统马科斯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其夫人伊梅尔达则是全国第二号实权人物。何鸿、郑裕彤与伊梅尔达的弟弟达成内幕协议，出资协助他开设乡村酒店赌场，赌场的业务骨干也是由澳门派去的人。
乡村酒店赌场生意火爆，待菲籍管理人员熟悉了业务，马科斯总统一声命令，将何鸿、郑裕彤踢出菲律宾。
海外开赌连连失手，何鸿只好坚持澳门赌场，好些年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从1987年起，何鸿一直积极寻找海外开赌的机会。他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对中国政府在港澳地区实行“一国两治”的政策始终放心不下。中方形容回归后的澳门，借用的是最初描绘未来香港的话：“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偏偏就没有说未来的澳门“钱照赌”。何鸿作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曾多次套中方代表的话，得到的答复是：“现有的资本主义50年不变。”这未免太笼统了，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地方禁赌，有的地方放赌。
其次，叶汉最先挑起公海开赌大战，一时间，香港、台湾、日本、大马、印尼等地的赌商纷纷下海角逐，致使东方蒙地卡罗蒙上一层凄云惨雾。当然，何鸿也可弄几艘卡西诺赌轮开到亚太其他海域去，尽享免税之利，但是竞争得过财力远在自己之上的林梧桐吗？做生意最忌“顶烂市”，弄不好赌轮会变成海上坟墓。
再次，1986年9月29日，何鸿与澳府签署新约，将赌场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延至2001年12月31日。新约签署之时，正好中葡双方在北京会谈，在澳门政权交接日期上发生分歧，葡方要求把交接日期推延到2003年，中方坚持在本世纪内收回澳门。博彩专营新约正好撞到枪口上，中方强烈抗议新约跨越1999年，不予承认。何鸿大为恐慌，这意味着，他的澳门赌王的宝座很可能到1997年初“驾崩”。
于是，就有了起于1987年的海外开赌大行动，有人说何鸿重振雄风，笔者认为他是在突围自救。
何鸿在大部分时候仍是与郑裕彤为拍档。在海外开赌上，郑裕彤之迫切不亚于何鸿，何鸿几乎是澳门赌场永久性的法定持牌人，而郑裕彤迄今仍没有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赌牌（虽然他持有澳门娱乐公司1成股权）。他们或四处搜集国际赌坛的信息，或亲自飞赴海外寻访考察。
1987年，澳大利亚最大的港口城市悉尼市政府，宣布将赌场推出供外国财团竞投。何鸿,郑裕彤联袂飞往悉尼，聘请律师草拟标书参投。悉尼政府对各财团递交的标书均不满意，宣布二度竞投。
年底，何、郑两再度参与投标。悉尼政府却宣布中标财团只负责管理，不包括兴建场地，并有诸多限制。政府的这一做法，对中标财团不利，中标财团还必须承担高昂的租金，故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遭到外国财团的反对和冷淡，结果这个计划胎死腹中。
悉尼政府没有公布何时重新招标。
竞投受挫，他们对澳大利亚并没丧失信心。该国旅游业发达，牧场遍地，风景优美，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动物种群，自然生态保护得很好。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季节与欧美相反，正好与欧美的旅游业分流游客。为吸引更多的游客，各州竞相开放赌禁，博彩业成为该国旅游创汇的一大来源。
澳大利亚的赌业特征是，没有摩纳哥蒙地卡罗、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那么集中，但遍地开花，游客走到任何一个州，一般都不必为赌发愁。澳大利亚的诱人之处还有：游客之中，有相当多的富有华人，华人好赌，一注万金，成为当地赌场的奇谈美谈。
其后，他们分头在广袤的澳洲大地寻找机会。
柏斯的布土活赌场原是由大马赌商经营，后来日本赌商参股，渐渐扩大股权。在何鸿瞄准时，日本赌商和当地政府各占一半股权。
何鸿打听到，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该日本财团准备缩小海外投资的规模，故有可能售盘套现。于是何鸿探盘六次，日本赌商熟知亚洲赌王何鸿的大名，竟漫天要价。何鸿一气之下，离开柏斯。
那边厢，郑裕彤辗转昆士兰州，去参加开恩戡地方赌场的竞投。由于没有吃透当时的博彩条例致使标书内容不对地方官员的脾味，郑氏名落孙山，扫兴而归。
《东周刊》1993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虽然那次他仍败于其他财团手下，不过依然没有影响他在澳洲搞赌业的决心。他（郑裕彤）认为，澳洲靠近东南亚，而亚洲人均喜欢赌，澳洲赌场大有可为。所以，到今年一有机会，他又再度出击。”
这次机会，是悉尼市政府将达合港赌场推出供外国财团竞投。达合港是悉尼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赌场有34万平方英尺，堪称亚太区最大的赌场。预计可设赌台200张、吃角子老虎机1500台。装修及设施均由中标财团负责，中标财团还须兴建一座600套房间的大型卡西诺酒店。这当然是好事，酒店产权是中标财团的，本身还会有收益。
总投资预算达40亿港元以上，非一般的财团所敢问津。
1993年中，郑裕彤参与新财团投标。郑氏的新世界集团占2成股权，其他股东包括香港的丽新集团和庄士集团，澳洲礼顿集团、美国赌业管理公司Snow Boat等，传闻何鸿、郑裕彤个人还占有股份。
1994年4月招标揭盅，又是一次悲惨的纪录。
在郑裕彤死死咬住澳洲不放之时，何鸿早就把另一步棋押在南欧。
西班牙是世界著名旅游国家，国内外游客多，除斗牛久负盛名外，博彩业的名声在近20年内鹊起，全国有18家公开的大赌场。
何鸿很快在西班牙庞大的赌博市场占有一席之位。但由于西班牙政府限定外国人持有的赌场股份不能超过25%，何鸿只能参股，而不能获得控股权。何鸿一贯在赌界坐大，扯人衫尾自然不是个滋味。
1990年6月，消息传出他所参股的赌场欠交政府博彩税，有可能被政府吊销赌牌。何鸿立即透过西班牙报章发表讲话，说他是愿意缴税的，他甚至可以一个人承担税金。他还向赌场其他股东发出信号，声明如果你们愿意出让股权，他完全可能承接。
但最后其他股东还是不愿意出让股权，何鸿只有继续等待机会。
葡萄牙曾经长期禁赌，1961年葡国政府首先开放海外管辖地澳门的赌禁。之后，葡国国内小心翼翼讨论开赌，到80年代葡国的博彩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名气。
何鸿在葡国有很多政界商界的朋友，他们建议何鸿把方向对准葡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区阿加维。1990年何鸿在阿加维考察，向葡国政府提出在阿加维开办大型赛马场的建议。因涉及到欧共体赛马博彩法律一体化，谈判异常艰难，遥遥无期，最后束之高阁。
1993年8月，阿加维的一家赌业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债台高筑，为何鸿进军葡国阿加维创造了机会。葡国政府要求这家拥有3家赌场管理权的公司，出售部分股权偿债，何鸿接下这批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越南开赌，功亏一篑
1989年，越南政府石破天惊，允许外国投资者到该国开办赌场。
越南数十年饱经战火，经济落后，投资环境差。越南政府于是想出一个大胆的新招，让外国人来经营赌场，吸引外国人来旅游博彩，从而带动整个越南的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消息传出，港澳财团闻风而动，跃跃欲试。越南允许开赌的地方有两个，北越的海防市，南越的西贡市（现名胡志明市）。何鸿与郑裕彤，一个挥师北越，一个进军南越。
何鸿先派信德集团董事苏树辉、葡京赌团经理刘思仁前往越南商谈。何鸿的初衷是派出赌轮泊在海防图山海湾营业，“快手快脚”赚钱。
越南政府对何鸿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感兴趣，他们的构想是在旅游区兴建一批包括赌场、娱乐场在内的大型酒店。初次会谈没有结果。
何鸿为何不重使1961年用过的致胜法宝，着眼未来，将个人利益与地方利益捆在一起呢？也许他赚钱之心太迫切；也许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局不稳，他要吸取以往开赌失手的教训。
从经济的角度，租船附设赌场的成本，只有兴建酒店赌场投资的十分之一，如果对赌轮实行牌照制，不仅无虞竞争，若再遇政局动荡，随时可把赌轮开走。
越南的政府官员都是傻瓜吗？此际，他们正在一个美籍越南华人邓发保的邀请下，赴澳门考察旅游博彩业，他们到了赌王的地盘，也没有与赌王何鸿接触。
聪明的何鸿马上意识到他的赌轮计划与当局的长期规划不符。于是，何鸿带上他三太太陈婉珍飞赴越南，作这考察后向越南当局提出投资2亿港元，兴建一座包括赌场酒店在内的大型娱乐中心，条件是发给赌场牌照。
越南当局的答复是：我们会在公开招标时认真考虑你的计划。
越南政府拟开设酒店赌场的具体地点在海防市图山区。图山距首都河内100公里，有一条越南最良好的公路，车程约一个多小时。图山是个延伸大海的半岛，殖民地时代是法国军官的度假区，有多幢法国古典建筑。图山以北的下龙湾有数百小岛，是鸟类的天堂，岛屿多由奇峰怪石构成，有“海上桂林”之称。在越共统治北越之前，是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区。
如今，这个旅游区除风景宜人外，小姐亦可人——有“色情天堂”之称，妓女花枝招展、招摇过市、逐客拉客，而无人干涉。政府官员称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其实旅游区既已开放，更多的是本国公民观光逍遥。
未来的赌场按规定也是限于外国人娱乐，其实人们从色情业的现状看到博彩业的未来，只要有钱，没有去不了的地方，赌场老板更不会把赌客拒之门外。
1991年初，云集海防准备竞投赌牌的有六大财团，他们全部来自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内地。夺标呼声最高的是何鸿领导的澳门娱乐公司，他们已经买下地皮拟建包括赌场酒店在内的大型娱乐场。当时，谁也不关注香港联合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的邓发保。邓发保无论在商界赌界，均无知名度。
结果，竞投爆冷，赌牌偏偏为邓发保投得。
据签署的合约，香港联合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与海防市旅游服务联合公司成立合营公司，港方占8成股权，越方占2成。合营公司建设及经营图山娱乐区，内有四星级酒店一座，及专供外国游客玩的赌场，初期设16张赌台，200部吃角子老虎机。经营牌照于1992年8月6日发出，期限30年，期满还可以申请延期。
整个计划投资约4000万美元，估计两年可回本。
邓发保为何方神圣？凭何能力挫群雄？
邓发保时年37岁，原籍中国广西，出生于越南。在越共的排华浪潮中，一家人于1979年逃离越南，移民美国。80年代后期，邓发保来到香港发展，得到香港第二代潮籍商人郑合辉的鼎助，两人合办国际商业公司，郑合辉占51%股权，但主持公司业务是邓发保，郑合辉仍经营他的饮食业。国际商业公司占港越合营公司（又名海防赌博公司）8成股权，论股权郑合辉坐大，但持牌人是邓发保。
越南改革开放后，一反过去视逃外的越侨和华商为敌的歧视政策，改为亲善政策，热切希望他们回越投资或从事贸易。国际商业公司正是从事港越间的贸易，邓发保受到越南当局的友善对待，他长期租用越南的一条货船，使越南国营航运公司坐收不俗的船租。
邓发保是个年少的赌业专才，他年轻时在美国北加州赌场做过牌九荷官，后来还在内华达州大学专修过博彩管理学。当1989年得知越南要开设赌场的消息，他就以赌业专业人士的身份向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并自掏腰包请囊中羞涩的越南旅游部门的官员赴澳门考察，下榻最高档的葡京酒店，尝遍澳门的风味佳肴，光顾澳门的色情场所，连进赌场考察兼试赌的泥码都替他们买好。
赴澳门及世界其他赌城考察，使越南官员们大开眼界，他们充分认识到，要吸引外国游客，光有赌场还不行，还得实行色情、吃喝、玩乐等全套服务。而邓发保的最大收获，是获得越南官员的好感和信赖。
对这次竞投赌牌，邓发保一语道破天机：“好些个财团都向越南政府申请，不过我同政府关系好，但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有土生土长的越南人参与，所以我先至得赌牌。”
招标揭盅时，何鸿的图山赌场酒店式娱乐场正在建设之中，他能否感动当局投得第二张赌牌呢？如果不成，他的娱乐场看来只有靠色情来旺市；或者扯邓发保衫尾与邓氏合作了。
何鸿在北越遭到邓发保封杀，郑裕彤却在南越传出好消息。新世界集团与胡志明市（西贡）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容许新世界在该市兴建高档酒店，并可在酒店附设赌场，供外国游客玩乐。
在越共解放南越前，南越奉行的是殖民性质的自由经济，加之美元援助，南北统一后，南越的经济状况一直好于北越。越共解放南越前，大批的南越富人、军政人员以及华侨逃离，其中有相当部分去了美国。现在，这批人以越侨或美籍人士的身份返回祖国或出生地投资，南越的经济出现蓬勃之势。
郑裕彤正是看中这一点，赌场建起来，顾客就不限于外国人和越侨了。郑裕彤胆大包天，酒店1991年动工，他以为，卡西诺酒店赌场建起来，就是将来获得赌牌的最大优势。
1992年，越南政府宣布各地政府私定的博彩协议无效，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发牌。封杀了何鸿的邓发保趁热打铁南下，又将郑裕彤给封杀了。
这样，新世界建的酒店不仅开不了赌场，连老虎机也被禁止玩。
酒店还可以开，也会有盈利，但不是郑裕彤的初衷。
郑裕彤惟一落定的赌牌，是1992年联合香港南海发展集团和加拿大一家地产公司，投得加国英属哥伦比亚省的赛马场牌照。
何鸿缘何屡屡失手？
何鸿等跨国开赌屡屡失手，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其一，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如伊朗和巴基斯坦开赌。
其二，强龙难斗地头蛇，外来户总不如本国本地人具有先天优势。开赌不比开办其他实业，明摆着要来赚当地人或当地游客的钱，当局多制定排外的歧视政策，而本地赌商更抱有排外情绪。这一点在何鸿身上表现得最充分，他不择手段打击赛马会的台湾商人；他甚至采用“无赖”手段叫保安把屡屡赢钱的美国赌徒撵出葡京赌场。
其三，急功近利，未能像当初竞投澳门赌牌一样，很好地研究当局需要什么，怎样组团怎样投标更有利。何鸿当然精于此道，但他患得患失，比如邀请当地人组团竞标胜数更大，但他不能成为持牌人，即使股权大也不会有话事权，这是何鸿极不情愿的。
况且，他已有澳门的整个赌业垫底，他不会像当初竞投澳门赌牌那样孤注一掷，作出极大限度的承诺，如这样，还不如安心守住澳门赌场获利更大。
何鸿是个既要股权，又要话事权的赌商。比如韩国赌王田乐园，他在1967年获得韩国第一张赌牌，在仁川市开设首家赌场前，曾来澳门考察，与何鸿交上朋友。田乐园次年又在汉城开设大规模的华克山庄赌场，之后，连在济城、光州、釜山开设赌场。其中，济州赌场邀请何鸿入股。但何鸿后来退股，因为专权的田乐园只要何鸿做投资商，何鸿觉得毫无意思。
赌王与赌王总是难合伙的。1970年林梧桐开办云顶赌场，邀请田乐园华克山庄赌场的行政及管理人员长驻云顶赌场，林梧桐与田乐园闹翻了，两年后没有续约，田乐园的人全部撤出大马。
亚洲三大赌王中，田乐园和林梧桐海外开赌的业绩都比何鸿彪炳。好些资料都点到田乐园在非洲和美国经营多间赌场。林梧桐除了开办卡西诺邮轮赌外，他的赌业王国辐射澳洲、巴拿马、菲律宾、美国等国。
《资本》杂志的一篇文章特意谈到美国的赌业。1993年美国赌场的营业额高达2700亿美元，估计到2000年营业额会增长到现在的一倍以上，税后纯利由100亿美元增长到190亿美元（注：美国的博彩税高达80%）。美国越来越多的州立新法开赌，美国联邦政府还特许印第安人保留区开设赌场，以减少政府的津贴。作者李生在文章说：
“香港及澳门的知名赌场人士，在澳门经营多家赌场，站在全球化及企业化的立场看来，不妨从这方面加以考虑，想想如何打入美国市场，因为未来的收入肯定会比澳门高。去年（1993年），在美国东岸的康涅迪格州内的红番（印第安人）保留区里所开设的赌场，其幕后的资金来源，便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位林姓华人大亨，自1993年赌场开幕之后，已有4亿美元的营业总额，三年之内，所投入的资金将可以全部回笼，以后赚取的便是纯利了，试问哪一门生意会比赌业更好呢？”
这个林姓华人大亨，即是林梧桐。他知道美国政府对外国人持牌经营有限制，他透过入股实现他进军美国赌业的计划。
当然，每位赌商都有自己的考虑，我们不可以林梧桐的做法视为圭臬。作为一代赌王，林梧桐、田乐园、何鸿各有千秋。何鸿除海外开赌失手较多外，他的素质和业绩绝不逊色。
笔者未闻有哪位港澳赌商在美国经营赌场。也许是地理的原因，港澳赌商对越南开赌兴趣最浓，扰攘了数年。
人们自然关心叶汉在越南开赌热中的表现，1989年他已拍卖掉他的赌船“东方公主”号，正是这一年越南政府开放赌禁。叶汉曾有过越南开赌的纪录，现时仍精力旺盛。但叶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好多人叫过我去越南开赌，而人家的人民连饭都没得食，唔系（不是）时候，睇多十年啦。”
第二十章 如日中天 赌王财势甲濠江
何鸿在赌场推行“赌团制”，请来巴黎艳舞团“旺场”。赌客越多，赌利越大，赌约越长。相对卢九、傅老榕等老牌赌王来讲，何鸿统领澳门赌业江山的时间最长，获利最厚，殊荣最多，除“赌王”外，人们还称他“无冕澳督”、“米饭班主”，财大势大，无以复加。
舍利求利得大利
在澳门的历代赌王中，卢九等把持赌场专营权为7年；傅老榕家族等垄断赌场长达24年；何鸿等人的赌业江山最稳固，到现在已经40年，其专营权还在延续！
历任澳督为什么如此宠幸何鸿？我们从专营合约的内容，可以找出主要原因。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与澳门政府第一次签订合约是1962年3月30日，其主要内容有：
签约60天后成立新公司，资本额不少于300万澳元；尽快兴建一间拥有200间客房的酒店；参与澳门市政、水道、码头建设；公司纯利的10%用于慈善事业，90%投资于澳门和工商业。
新约规定专营期限为8年，每5年修订合约一次。由于娱乐公司的长远规划和慷慨承诺，使得澳府觉得有必要提前修订合约，同时也放宽专营的期限、权限，以作为回报。1964年11月5日第一次修订合约的内容如下：
延长专营期限为25年，即从1962年—1986年底；从1965年起，税额每年增516．7万元，其中7成交港币，余交澳币；另交税额5%作为旅游基金及公务员互助费；从1970年—1975年5年间，每年加税100万元；从1980年到期满止，每年加税50万元；每年捐助慈善救济费不少于30万元；每5年投资于澳门繁荣事业费不少于500万元；除扩充爱都酒店，要新建一座宏伟的夜总会酒店，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于1967年8月前建成；负责新口岸地区建设卫生设施；准许在娱乐场内开设指定的17项博彩，但不得装“吃角子老虎机”；合约期满，夜总会娱乐场建筑及附属品，无偿交给澳门政府。
同期，何鸿与政府修订了彩票专营合约。合约规定限经营白鸽票、铺票两个品种；1965年—1969年每年缴彩票税40万元；1970年—1974年每年44万元；1975年—1979年每年为48万元；1980年后每年52万元；白鸽票限每月开彩93次，铺票12次；专营公司最多可在澳门设立82个收票站。
1972年6月3日，第二次修订合约：
新约规定从1973年1月1日起，每年共缴加征税款100万元；1976年—1980年再加征50万元，即每年缴加征税款150万元；1981年再加征50万元，即每年增缴200万元；公司负担稽查费每年20万元；准许在特别场所内增设100台“吃角子老虎机”，每年另缴25万元税款；公司可以拥有4个（附设博彩的）娱乐场；公司负责在凼仔建4座徙置大厦，必要时建更多的徙置大厦，以安置新口岸区全部徙置居民；每年缴交繁荣费用提高到125万元，其中100万用于繁荣工程，25万用于社会工程。
1976年4月23目第三次修订合约：
合约规定公司资本额要增至不少于8000万元；每年税款为3000万元；公司每年投资3000万元，用于澳门电力公司，使其投资额增至1亿元，并负担电力公司支付燃油的港币；与政府合作建一综合性船坞；在外港建一座海运大厦型码头；发展纺织业以外的加工工业等；设立公共利益事业以及负责新口岸区都市化及填海建筑；保证金增为1000万元；税额及投资总额仍按娱乐公司每年毛利进展情况，予以修订，政府通过合约监察处稽查公司收入及财政状况；税款及投资须用港币支付；公司船只须到政府船坞维修；如未履行浚深水道工作，将聘专门公司执行，娱乐公司负担费用；新口岸区城市化工作，娱乐公司负责有关补偿，并每年徙置200户；要作旅游宣传，每半月举办富有艺术水平的娱乐表演，每半年举办展览会、运动会。
由于铺票不景气，1976年12月政府同意何鸿经营彩票新品种——泵波拿（Tombola），其博彩方式类似香港的六合彩。
1985年5月，何鸿停止经营铺票，从此铺票在中国大地成为历史陈迹。
1982年5月澳府颁布新的《博彩合约批给法律》，宣布澳门为“恒久性博彩区域”，改“赌博娱乐”为“幸运博彩”，实质未变，似乎更“名正言顺”。所谓“幸运博彩”指的是骰宝、番摊、百家乐、轮盘、老虎机等博戏；“相互博彩”包括赛马、赛狗、回力球等；“运气博彩”指电脑白鸽、即发彩票、铺票及后来的泵波拿等。
新法例制定出特别准照制，批给制度采用专利制或特别准照制，由澳督决定。政府最多批出四个（幸运博彩）准照，其中澳门二个，凼仔和路环各一个，用投标办法承投，一家公司最多承二个。承批期限至少8年，可以续批，总批期不得超过25年。承批人须缴博彩特别税，数额不少于公司总收入的25%，其他各项税豁免。专利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准照公司不少于2500万元。
1982年12月30日第四次修订合约：
娱乐公司的专利权再延长5年，由原定的1986年底到1991年底；娱乐公司缴付续约费7亿元，先付2亿元，以后至1986年底分期付清；博彩税从1982年起，按公司总收入抽25%，从1987年起，每年再增加1%，到1991年增加至30%为止；增购两艘700客位快船、两艘喷射水翼船，投入港澳客运；兴建400个单位平民大厦5幢，用以徙置新口岸区的居民。
1985年11月，逸园赛马公司与政府签署新的专营合约，赛狗专营权延至2005年12月31日，并获准在馆内设置25台老虎机。
1986年9月29日，第五次修订合约。
在这次合约中，澳门立法会修订了1982年颁布的《博彩合约批给法律》，有条件允许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在补充条款中，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期限延长至2001年12月31日。此期间，娱乐公司负责兴建新的海运中心，建造费最多至8000万元；投资兴建直升飞机场；参与兴建澳门国际机场；参与新凼仔发展地段的建设计划。允许娱乐公司股票上市，可以自由转让股票，股票总值占公司资本25%，任何股东不能拥有超过此种股票的10%（笔者注：因种种原因，娱乐公司的股票未上市）。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的主权将交还中国，合约跨越1999年，对娱乐公司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正因为跨越1999年，中方小组认为，娱乐公司与澳门政府单方面签署合约，有违中葡双方应遵守的协议，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第五次修订“幸运博彩”合约的第二年（1987），由娱乐公司与澳门政府等合组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具体承办由娱乐公司旗下彩票公司，品种有白鸽票、即发彩票、泵波拿票等。
1997年7月23日，娱乐公司与澳府签署新博彩专营合约及新赛马专营合约，这两项新合约均经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达成共识。期限均是到2001年12月31日止。签署仪式由澳督韦奇立主持，娱乐公司总经理及赛马会董事局主席何鸿、澳门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董乐勤，代表双方在合约上签字。
以上不同类别、不同时期的合约，绝不是枯燥呆板数字的组合。赌税的步步提高，意味着澳门赌客纷至沓来，赌场日益兴隆，赌利滚滚而至。那一项项承诺的投资项目，都已化成一幢幢高楼大厦，繁荣的新澳门日益变成了现实。
当然，最大的赢家是娱乐公司和何鸿本人。以1982年叶汉1成股权售价3亿元计，娱乐公司市值30亿元；以1992年叶德利同样股权套现6亿港元计，公司市值为60亿；高峰期的估值是100亿元。这仅仅是股值，尚未计董事袍金及红利等利益。
据1990年港澳报刊透露，何鸿个人资产有100亿港元，为澳门首富；1995年2月《资本》杂志排出上年度香港超级富豪榜，何鸿以150亿港元的资产排第七位。
卢九为什么只把持了7年的专营权？他自己没有把赌场整旺，自己没赚到钱，缴给澳府的赌饷也大大地打了折扣。赌商和澳府都没得到多少利益，所以他很轻易地被傅老榕夺去赌牌。
傅老榕是开赌的好手，家族的巨大财富主要来源于澳门赌场。他为了长期霸占澳门赌场，买通了澳府有权势力的官员，官商互相勾结，把赌场视为傅家的世袭领地。贪官得了利益，而澳府得到的利益却不多。承办澳门赌场20余年，赌场生意旺了许多，钱币贬值了许多，赌饷不仅没增加，反而少了。只有贪婪的或软弱的澳督能够容忍这种怪事，碰到正直而强硬的马济时澳督，澳门的赌业江山必然会改朝换代。
将公司和个人的利益与澳门的繁荣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便是何鸿的聪明之处。舍利求利得大利，何鸿深谙其中的奥妙。在这方面，他比老牌赌王傅老榕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创立“赌团制”
何鸿与叶汉不同，叶汉只要稍稍有空，便要亲上赌台秉掌荷官一职。对大型赌场的总经理来说，与其说他是身体力行，不如说是过把赌瘾。何鸿既无这种能耐，也觉得没这种必要。
叶汉曾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何鸿不懂赌博。但是何的助手、娱乐公司名誉顾问兼总经理特别助理谢肇鸿说：何鸿还是懂得几种赌博技法，只是不喜欢上赌桌参赌。
也许何鸿的胞妹何婉琪说得更准确：“他会打麻雀牌，而且很精，但很少打，最多打两局，下象棋也很擅长。”奥妙无穷的象棋很难成为赌具，我们能确定的何鸿所擅长的赌法只有麻将象棋两种，但他不是在赌，只是玩玩而已。
何鸿是个不赌之赌王。
何鸿自己这样评价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在赌桌上赌呢？每天这么多人来葡京赌钱，不就是跟我赌输赢吗？我其实是天天在赌。”
有一篇文章这样评论道：“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不公开在赌桌上赌钱的原因。因为在何鸿看来，即使赌技高超，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赌徒’。何鸿要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我是一个赌业霸主——是一个可以统率和控制那些‘赌徒’的赌业掌门人。”
在掌门处事方式上，叶汉是事无巨细，何鸿是抓大略小——他一手抓人事大权，一手抓管理改革。
创办赌团、分租赌厅，是何鸿两项最触目的改革。分租赌厅前文曾涉及，就是在赌场里，开设若干赌厅和赌档，分租出去交他人经营，娱乐公司根据各厅“转码”多少，即收益多少，按一定的比例抽佣。赌场的贵宾赌厅，如珊瑚厅、黄金厅、孔雀厅、钻石厅等，均是这种承包方式。
赌团制是旧时“进客制”与“现代旅游团”相结合的产物。进客制曾在30年代深圳盛行一时，那是因为初时深圳赌场知名度低，不为香港赌客所知。深圳各个时期的赌场老板如郑六叔、霍芝庭、傅老榕等就派出“进客”，到香港游说赌客到深圳来参赌，赌场根据售出筹码的多少给“进客”回扣。
澳门赌场一向享有盛名，也一直是奉守等客上门的做法。
香港的赌客对澳门熟如家门，但亚洲其他地区的赌客未必就熟悉。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澳门是东方蒙地卡罗，但具体有什么赌式，除赌还有什么娱乐、交通情况、酒店收费、治安状况等等，他们未必清楚。他们都是自发性来的“散客”，其中豪客甚少。
1980年，何鸿决定开设赌团。他想，为什么游客热衷参加旅游团旅游？图得是实惠方便，尤其是到语言不通的地区旅游，更须依赖旅游团。赌团成员肯定比零星的赌客能够享受更多的优惠。何鸿把客源重点放在日本、台湾和东南亚经济发达地区。
经营赌团的具体办法是，如果某人和某旅行社有客源，则可以向赌场申请成为赌团承办人，经赌场认可后，承办人垫付数千万元给赌场作按金，获得一定数量的泥码，以赌场的名义去招徕豪客。
赌场为赌团成员提供一些特殊和优惠服务，比如在赌场开设一些装修豪华、设施高档、环境舒适的赌厅供他们专赌；免费入住赌场安排的高级酒店；免费提供往返机票船票等。这些优惠，连香港的豪客也乐意参加赌团。
如果是散客，即使是大豪客，也难享受这么多的优惠。
赌团规定，每个参赌的成员，至少要购买若干万元泥码（针对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段，要求购买的泥码均不同，在1985年前后，规定日本赌团成员必须购买30万港元的泥码），多则不限。这些大豪客，一掷万金如儿戏耳，如日本客，玩百家乐时，曾“对顶”200万港币一铺。大豪客参赌输赢百多万是家常便饭，输赢千多万也不是什么奇闻。
赌团的生意占澳门赌场生意总额的一半以上。
赌场和赌团承办人双双获益。90年代澳门约有100个赌团，以六福团、刘团、新世纪旅游、龙冠团等风头最劲，赌团按协议每月需完成一定数量的生意额，超额部分，双方按比例分配佣金。
旺场的“绝桥”：艳舞
大凡世界赌城，都有艳舞表演。最有名的艳舞表演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如果抽出色情概念，艳舞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旅游博彩最讲究人气，艳舞最直接的效果是能起旺场作用。
引进艳舞表演是何鸿争议最大的一项改革。
引起争议，并非受到“伤风败俗”及“诲淫”之类的指责。色情业在澳门合法存在，澳门赌场多，色情架步多，妓女亦多。如葡京赌场所在的葡京酒店，有泰式色情桑拿浴室、日式按摩、夜总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多围绕赌场活动，通过姑爷仔在赌场内外拉客，一些大胆的妓女还穿上性感的服装，直接进赌场兜生意。因为有些赌客笃信女人的手气比男人好，赌场衍生出一种特殊职业——伴赌女郎，至于是否陪伴其他的，那要看两厢的情愿了。
澳门过去也有艳舞表演，但有一阵没一阵，水平也不高。过去澳门的艳舞表演是叫外籍妓女登场，至于华籍妓女，既不善歌亦不能舞。在傅老榕时代赌场酒店还有专职舞女，这种舞女不登台表演，只是伴男客跳交谊舞。
在西方，艳舞是一门专门的职业，属于舞蹈演员的大范畴。舞女并不等同妓女，舞女从小接受专门的训练，有的还是前途不大的芭蕾舞演员。至于舞女是否兼操皮肉生意，那是个别舞女的个人行为。
巴黎艳舞表演在世界久负盛名，移植葡京赌场却是在80年代初。当时何鸿在葡京酒店建成新翼楼，原先在别处表演的巴黎艳舞团就长驻葡京新翼楼表演，赌王还在葡京外面装了个非常醒目的裸女霓虹灯管招牌。
对于色情玩意，澳门本地人和外来常客见怪不怪，但巴黎艳舞团高超的舞技、舞女性感艳丽的容貌和身体，令葡京赌场名声大噪。
但没几天，来了一批美国职业赌徒，大杀赌场。于是，指责艳舞表演破坏葡京风水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何鸿不信风水之说，采取地头蛇的不合赌业惯例的“刁蛮之术”，动用保安把美国职业赌徒赶走。此事曾闹上法庭，但澳门的法官与地头蛇合穿一条裤子，美国职业赌徒铩羽而回。
葡京赌场兴旺如初，巴黎艳舞团也在葡京扎下根来，当然是佳丽年年换，面孔月月新。艳舞表演成为葡京赌场的一个特色项目，为赌场招徕了不少生意。
澳门的其他娱乐场也都有艳舞表演。如回力球场，由于赌场生意趋淡，从1994年起，赌场便在“回力艳丽舞台”推出“桌上舞”。该舞70年代才诞生于北美洲，后迅速传遍西方世界。原本“桌上舞”是在一张桌上表演，现时既可在桌上，又可在大厅，“回力艳丽舞台”就设在万余平方英尺的大堂中央。
凭心而论，“桌上舞”本身是一种技巧非常高、舞姿非常优美的新潮舞蹈。在澳门，必然穿插艳舞，如“贵妃出浴”的全裸表演，舞女与观众打成一片，气氛异常热烈。对这种表演，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当然是人言人殊了。
“回力艳丽舞台”一场七小时，大堂收费200元；贵宾房收费1500—2500元一人。桌上舞佳丽来自加拿大，收入与娱乐场分成。舞女每场表演还可赚不俗的小费。看客略出小费便可抚摸舞女的身体。艳舞能带旺赌场生意，它本身也为赌场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
管赌重在管人
如果叫何鸿上赌台做荷官，他不但会冤枉蚀钱，还会被赌客咒骂。
但何鸿善于管人。管好了人，也就管好了赌。
何鸿大胆地启用新人和土生葡人，这既是他当年排斥叶汉势力的权宜之计，又是他笼络人心的长宜之计。在启用年轻人方面，有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比如黄昭麟，他生长于星洲，开始是一名导游，后来到澳门发展，得何鸿关照，他迅速崛起。后来他独立创业，如今是世纪集团董事长，最大手笔是投资2．3亿元兴建金域大酒店。
80年代后，长期为何鸿看家的是谢肇鸿。1982年叶汉退股，澳门赌场完全为何鸿统管，但他不能为赌场而困身，便游说谢肇鸿出山。
谢肇鸿是个博彩娱乐业的老行尊，50年代就在香港经营娱乐场，在何贤出任逸园赛狗公司董事长期间，谢肇鸿具体管理赛狗场业务，将赛狗场及附设的娱乐项目打理得有声有色。何鸿为了将谢肇鸿揽到自己旗帜下，亲下聘书，据说是何鸿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下聘书礼请。谢肇鸿为何鸿坐镇赌场，替代原先叶汉的角色。至今日，年迈的谢肇鸿仍身兼娱乐公司名誉顾问和总经理特别助理。
从1990年底起，澳门的博彩业全部归于何鸿一个手下，其时共有9个博彩场所，即6个赌场，1个赛马场、1个赛狗场、1个彩票厂。据《新报》1990年11月9日统计，6个赌场共有赌台299张，其中葡京娱乐场155张、回力娱乐场35张、金碧娱乐场15张、海上皇宫10张、东方赌场10张、凯悦赌场4张。这之中，不少赌台，一张就是一间赌厅。
单论赌场，目前有三大部门：工务部、席面部、纠察部。工务部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约300人；纠察部有约800人；席面有近4000人。三者相加约5000人，这指的是纯粹的赌场人员，不计其他附属行政部门，如船务部、酒店、酒楼的人员。若把赛马场、赛狗场、彩票公司的人员加起来，赌业人员约有近万人。
席面负责赌客下注及赌具的运作，也就是旧称谓的“荷官”。女席面员一般穿紫色制服，男席面员穿白色制服；席面以下是服务员，男性穿深啡色制服，女性穿深兰色制服。若增加赌台或席面员退休，服务员可以升上去。在任席面员前，要进位于新马路旧金碧娱乐场进行为期几个月的“赌术训练学校”的培训——这是旧时赌场所没有的。
何鸿废除旧时的“学徒制”，以防员工拉帮结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向学员传授新而全的赌术知识。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那么，庸师培养出的徒弟通常也比较平庸。就这点来说，不能不是旧时学徒制的最大缺陷。在赌术训练学校，学员要接受各种训练，听多位业师的传授，即使有个别水平一般的业师，对学员的影响也不太大。
根据需要，学员要学习某种或几种赌式的基本知识和操作。除此，语言训练和计算训练也是必修课程。
语言训练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作用语，比如请赌客下注如何吆喝；二是与赌客交流。学员大都是通用粤语的华人，少数是既会粤语又会葡语的土生葡人，因此校方要求学员会听会讲国语，以接待台湾和内地客人；会简单的英语，以接待国际客人；还要会听会讲一些黑话，因为常有江湖人物光顾赌场。
计算能力，也是荷官必备的。赌场各种赌式及赔率各有不同，多达400种以上，加上赌客下注的筹码特别大，差别也很大，不能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心算完毕，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荷官。
赌场的人说，筹码虽然以十、百、千、万为单位计算，一经抽头（即博彩税），就不再是以整数计算了，一般的人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胜任的。因此，学员不能光依赖赌术训练学校的培训，平时自己得勤练。
荷官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找多了，没得讨；找少了，讨人骂。”意思是说，筹码赔多了给客人，是绝对讨不回来的；赔少了给客人，当场就要被客人骂。荷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计算出所有赌客的输赢，赌客只计算自己的输赢，客人当然不会算错自己的，荷官要做到又快又准，委实不易。
因此，从赌术训练学校出来，并不意味就能上台做荷官，你非得达到一定的水平，方可主持一张赌台。
为防赌场人员串通作弊，公司实行“轮更制”，每隔一段时间（一般为三日）就要将工作人员调换一个工作场所，职务不换，所换的工作场所可能是本赌场，也可能是另一处场。
赌场还有诸多规矩，都是规束工作人员的。赌场其实黑幕重重，帮会各路人马汇集，但杜绝工作人员直接吃赌场的钱还是能做到。
赌场人员收入不固定，主要靠客人给贴士，基本薪金低。以席面员为例，90年代初才300元，但他们往往每月能得过万元的贴士。贴士不能私吞，何鸿于1983年实行新规矩，将贴士的10%作为保险费付给政府，20%分给赌场的行政及秘书人员，指定作为“招待旅游”的开支（即应酬费），70%按资历分给赌场工作人员。
澳门人把进赌场工作视为捧上金饭碗，收入高，职业稳定。据统计，澳门60%的新车是赌场荷官买的，40%的新楼为赌业人士拥有。赌业人士把何鸿奉为“米饭班主”。
权谋造势，极尽殊荣
中国古代兵家权谋有“造势”之说。势之所造，如高山滚石，不可阻挡。
何鸿就是善于“造势”之人物，他在中葡港澳四方造就了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编织了一张笼罩着各方各派势力人士的关系网，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保证了事业的长远发展。这中间的奥秘是，利用各方各派力量，同时对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给予充分的照顾。
澳门是他的根据地，他经营赌场大赚特赚，但他始终把大力支持澳门的公共建设挂在口上，落实在行动中。每次签订赌约，他都要主动向政府作出多项繁荣澳门的承诺，并一一付诸实施。此举大获澳府澳督的称赞，投桃报李，何鸿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娱乐公司，他大量启用土生葡人，这一点正符合澳督的施政方针，也迎合了葡国的政策。土生葡人在澳门很有势力，对他们给予关照和信任，大大巩固了何鸿在澳门的地位。
对远在欧洲的葡萄牙，何鸿也明里暗里送去“秋波”，他在葡国有不少投资，联合不少葡国人一道开公司，为葡国人来澳门发展提供方便，把自己的工程承包给葡国人的公司等，除此，何鸿在葡国还有不少捐助，如他在葡国设立“何鸿基金会”，资助修葺葡国历史建筑。
何鸿踏足澳门赌场几十年，他与葡国政府和澳门政府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每任澳督都与他交朋友。
在香港方面，他是香港上层社交圈的活跃分子，与众富豪关系频密，尤其是与霍英东的关系。霍英东是香港富豪中与中国内地关系最紧密的一个，在霍英东六七十年代受到亲英派排斥时，何鸿给他不少帮助。在香港进入回归的过渡时期，霍英东的地位日益提高，霍英东又给何鸿许多支持。他们在娱乐公司共事几十年，霍英东放手让何鸿秉掌实权，是外界公认的最佳拍档。
在澳门华人界，何鸿与有“澳门王”之称的何贤交情甚笃。何贤是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逸园赛狗公司董事长；从政治角度来看，何贤是数届中国人大代表、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何鸿与他交往，为他与澳门的中方势力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与中方的关系上，何鸿“下水”虽迟，由于他的影响、财力和交际能力，倒也“后下水者先上岸”。他1990年4月，还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等。他在北京、广州、珠海、天津、上海等市都有投资和捐赠，也获得一定的荣誉。
当然，何鸿最为风光的还是在澳门。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何鸿领导的娱乐公司。单凭这点，何鸿也有足够的资本“牛皮”！
80年代初，何鸿的事业和荣誉如日中天。当顶的太阳总有偏西的时候，正如风水轮流转，进入澳门的过渡时期，何鸿开始遇到一些麻烦了……
第二十一章 风水轮转 呼风唤雨难显灵
“风水轮流转”，进入澳门过渡时期，中资和亲中力量在澳门崛起，深得葡国和澳门政府庞幸的赌王在许多大事上受挫：新签的赌约无效、到手的土地重新竞投、澳门立法局拒绝赌王入局、玖瑰园工程难以独享其利，对赌王一向不太恭敬的香港当局，派出警员对赌王家宅和公司进行搜查！
签好的赌约遭梗阻
何鸿在澳门的巅峰期是叶汉退出娱乐公司后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赌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何鸿如日中天，那么“中天”之骄阳，会不会“西移”呢？
善于谋权造势的何鸿确实善于平衡各方的关系。但在与各方的关系中，毕竟有轻重亲疏之分。傻瓜都知道，如果没有澳葡当局作为大靠山，何鸿在澳门就不可能这么威。何鸿几近一手遮天，是因为上面还有澳府那顶大保护伞。
1984年起香港进入过渡时期，有关澳门的前途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澳门各方势力的对比发生微妙变化。1987年澳门进入过渡时期，时移势转更加明显。传统的亲葡势力不能不感到紧张，而过去一直受压制的亲中势力扬眉吐气，同时中资在澳发展迅速，中方的发言越来越有分量。
传统的亲葡派何鸿此刻急不可待地站出来，标榜自己一直是“中立派”。然而，在各方都很敏感的过渡时期，“中立派”人士何鸿，该如何树立并维持自己的“中立”形象，同时又想获得更多的官方利益？对他来说是个十分棘手，又异常尴尬的事情。
1986年9月29日，澳门政府与何鸿谈定续签博彩合约。澳督马俊贤、政务司孟智豪代表政府，何鸿代表娱乐公司在合约上签字。新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博彩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
中方对新赌约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原来，新赌约签订之时，正值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就澳门前途问题举行会谈，双方在澳门移交中国的时间安排上产生分歧：葡方要求把归还时间推延到2003年，中方坚持在20世纪内收回澳门。
就在这个时候，澳门政府在中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与娱乐公司签署新赌约，把专营权期限延长5年到21世纪，违背了中国政府坚持“20世纪内收回澳门”的一贯立场（后来，中葡两国达成协议，葡国政府在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的主权和治权交还中国政府）。
不久，1987年1月1日，何鸿举行盛大酒会，庆祝娱乐公司成立25周年。一向赌王有请必到的中方驻澳门官员和亲中人士，当晚全部拒绝出席，以表示对何鸿和澳府的不满。这一举动，令赌王大跌“菲士”（面子），也令澳府部分官员脸上难堪。
中方强烈抗议新赌约跨越1999年。主持续约谈判和签署新赌约的澳府政务司孟智豪，于1月6日发表讲话，声称新赌约有利于澳门的繁荣和发展。孟智豪还表示：“在新赌约中，有一条规定，若将来遇到重大事件，该合约可随时中断。”
孟智豪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指中方）对新赌约不满，到你们收回澳门后，中止合约甚至取缔赌场那是你们的事，造成澳门经济萧条也是你们的事，我们无能为力，也与我们无关了。
澳门政府没有声明新赌约作废。中方也没有正式要求取消新赌约。一切是一个未知数悬在那里，这正是赌王最为担忧的！
中国收回澳门后能不能开赌？何鸿多方套中方人士的话。中方人士的回答是：“资本主义50年不变”；“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中方对香港未来的承诺正是这几句话，在赌王看来，香港和澳门的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一个禁赌，一个开赌。
澳门赌场前途未卜，赌王怎么睡得安稳？于是就有始于1987年的包括赌业的海外投资大行动。巨资撒出去了，回报却不甚理想。海外投资失利，不是何鸿一个人的独例，这几乎是个普遍现象，就是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近百亿巨资投向外国，收效甚微。
道理很简单，港澳的钱好赚；强龙难斗地头蛇，除非你彻底放弃港澳，蹲下来立足发展。这些港澳富豪，又大杀回马枪，重点在港澳发展。
“无冕澳督”何鸿还能像往昔那样呼风唤雨、一手遮天吗？
到手的官地又飞了！
1991年初，澳府宣布新口岸填海地的7幅共3．7公顷，将以“暗标竞投”附加“优先权”的方式“公开拍卖”。
3月2日，何鸿在他的私邸，宴请前来澳门访问的中国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姬鹏飞、鲁平一行。席间，何鸿向这两位高官透露，近日澳府在《政府宪报》上刊登新口岸“7幅地皮”的竞投公告。何鸿认为澳府的“暗标竞投”附加“优先权”的做法不公平。姬鹏飞和鲁平，对何鸿的看法表示赞同。
据港澳传媒在稍后披露，《政府宪报》是葡文，中方一般不太关注宪报。是何鸿引起中方注意新口岸“7幅地皮”的竞投。何鸿“此地无银三百两”，最后引火烧身，使自己处于不利。
澳府土地批租的方式，与港府不同。香港政府一贯较澳门政府廉政，即使在未成立廉政公署之前，香港公务员的贪渎程度也比澳门要轻。土地的批出，涉及的利益最大，也最容易引发“黑箱操作”。香港从开埠起，就坚持公开拍卖的方式
长期以来，澳门7成以上的土地，澳府都是以“协商批地”的方式批出；其他的则以“公开招标，暗标竞投”的方式售予发展商。但澳府又不像港府那样办事有透明度。澳府考虑的是各方的实力、背景等，因此就造成一些商家获得较多的政府优惠官地，也为某些官员获得额外利益提供了便利。
娱乐公司是“协商批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澳府的解释是：娱乐公司对本埠贡献巨大,理应获得较多的地皮用于发展。
“协商批地”缺乏透明度，批给的官地往往低于市价，利益分配不公。这种方式长期受到各方的批评，尤其受到亲中势力的指责。过去，澳门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但澳门进入过渡时期，澳府就不能不作考虑了。
于是，在某些官地的批出中，采取“公开招标、暗标竞投、价高者得”的方式。这种公开方式，又受到过去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于是澳府就采取折衷办法，在“价高者得”的基础上附加“优先权”进行“公开拍卖”。
拥有“优先权”的竞投者，如果标价低于最高价，就可以行使“优先权”，以与最高价一样多的价钱获得这幅地的租用权。如不愿出这个价，就归标价最高者获得。获得“优先权”者，或是对繁荣澳门作出贡献的人士和公司，或是对澳门经济发展有益而又急需土地者。“优先权”的灵活性很大，实际上由澳府“赐予”。
新口岸的7幅土地的竞投，就是采用这种“暗标竞投”附加“优先权”的所谓“公开拍卖”的方式。
然而，中葡土地小组于1989年进驻澳门后，中方小组就不断批评“协商批地”以及“暗标竞投”附加“优先权”的方式，要求澳门政府采取香港式的“公开拍卖”的方式，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澳府我行我素，维持原定方案不变；中方声称，不会承认7幅土地的开投结果。中葡双方展开激烈的舌战。因为7幅土地的建设要跨越1999年，中方有权提出建议和进行干预。
何鸿一则因为7幅土地的地价和起楼价浩大，二则为防有人将“中立”的何鸿归类为“亲葡”人士，于是组织了包括澳门娱乐公司、香港李嘉诚的长实、郑裕彤的新世界、郭氏兄弟的新鸿基、胡应湘的合和等7家港澳大型集团联手的新财团参与竞投。这些集团的主持人与中国政府均有良好的关系。
澳府如期在1991年3月28日拆标开投。共有29家财团参与竞投。拆标结果，所有的竞投财团所出的价钱都高出政府招标书上的底价。但是，最终以娱乐公司为首的新财团以“优先权”的优势，加上一系列幕后活动，竟获得7幅土地中的6幅！
4月28日，澳门政府向何鸿发出“中标通知书”，赌王如愿以偿。但是，中方猛烈抨击这次所谓“公开招标”，声称不予承认，应该取消竞投结果，全部拿出来公开拍卖。
8月1日，澳府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宣布竞投结果无效。
11月26日，澳府重新拿这7幅土地出来公开拍卖，拍卖场上，尽见中资和亲中财团的人马，人们无可指责拍卖会的公正性，但切身感觉到中资和亲中势力在澳门的强大。
何鸿也参加了拍卖会。事前发表声明“志在必得”的赌王，只是象征性地叫了一下价，然后坐山观虎斗。拍卖尚未结束，他就起身拂袖而走。传媒说：“何博士此举可能是对拍卖会的抗议。”
何鸿发泄不满，在半个月前的一次拍卖会表现得尤其露骨。何鸿开始作壁上观，似乎来看热闹。突然，何鸿精神抖擞，参与竞价。几个回合后，何鸿把价叫到10亿2100万元，澳门大地产商吴福喊出10亿3400万。这时，何鸿突然站起来，对吴福报以一笑，就放弃竞投，施施然去也。
何鸿表演富有戏剧性，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跟他向来的经商作风大相径庭。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把积懑在心里气，拿到拍卖场上发泄。
何鸿自己也说：“我参加这次竞投，是不让别人以便宜的价钱投得澳门的土地；我最后放弃竞投，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何鸿又要垄断澳门的土地。”
这才是何鸿的真实态度。
我们联想他宴请姬鹏飞和鲁平时的一番高调，这番高调现在不攻自破。那些有诚意参加公平竞争的地产商，因为何鸿的“搅水式”竞价，而必须花费更多的钱才得到土地，他们在心里难道不恨何鸿吗？
何鸿难以独享利益
除新口岸外，1991年澳门政府还正式宣布开发南湾人工湖综合区。整个地盘在南湾区沿岸对出的海面，届时可获175万平方米新地（两个人工湖除外），用于兴建商厦、写字楼、酒店、娱乐场、住宅等。综合区名称为玫瑰园，工程总投资达14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为澳门有史以来最浩大、历时最长的工程。
工程利益巨大，哪家财团不垂涎欲滴？由于澳府不久前宣布7幅土地竞投无效，令何鸿蒙受重大损失，澳府为了安慰耿耿于怀的何博士，有意在玫瑰园工程给予弥补。得到官方口头承诺后，何鸿成立了以娱乐公司牵头合组的南湾有限公司。
1991年底，澳府正式公布与南湾公司发展玫瑰园工程的开发计划。
娱乐公司在南湾公司占有两成股权，而娱乐公司为大股东的一间葡资集团也占有两成股权。这等于说，娱乐公司控制了南湾公司4成股权，何鸿出任南湾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另外，何鸿等拥有3成股权的葡国德力建筑公司，为玫瑰园工程的总承包商，工程建筑费超过90亿元。
如果博彩专营合约因中方的反对而无法延期到21世纪的话，何鸿做不成澳门赌王，也是澳门首席“地王”，玫瑰园还将令其后代享用不尽。
澳府单方面以43亿元的价批出126公顷土地，引起中葡土地委员会中方官员的强烈不满。同时，澳门的亲中势力指责澳府在过渡时期，为葡国人士和亲葡人士牟取最后的最大利益。
此类指责，对何鸿来说可能太冤枉。从80年中期起，何鸿就在公开场合声明他热爱中国，表示对过渡时期和回归后的澳门繁荣充满信心。但是，何鸿在另一些场合，多次说过“葡国快要走了，最后几年要好好招呼人家”之类的话。何鸿倚权获利，同时又兼顾葡国公司和葡资公司的利益。这些都不是秘密。
如果是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人们无可指责，问题却不尽如此。在急变的新形势、新格局下，要想做得八面玲珑，实在是太难了。难怪何鸿的言论与行为，会出现自相矛盾。
1992年7月7日，中方小组正式发表声明，指出澳门政府单方面批出低于市价2/3的126公顷土地，严重损害将来澳门特区政府的利益（注：出售土地的部分资金将存于土地基金，在回归时移交给澳门特区政府），中方不予承认。
何鸿这次可没有意气用事，撒手不干——像放弃新口岸7幅地皮竞投那样，因为玫瑰园工程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为求得新的利益分配，何鸿不得不作出让步。南湾有限公司重组，娱乐公司和葡资公司的权益被削弱。其中娱乐公司占25%，葡资公司占5%，中资公司占49%，亲中的马万祺所控的公司占20%。中资和亲中公司拥有69%的绝对控股权，因控股权发生变化，中方也就没有就获地财团必须按市价“补地价”而继续责难澳门政府。
议员梦难圆，入主澳视未遂
何鸿有“无冕澳督”之称。在澳门，有哪个议员有何鸿的影响大、名气大？按理，何鸿不会看重议员身份，然而到1988年，他突然对议员席位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也许是澳门进入过渡时期，形势变化太大太快，何鸿觉得有必要进入澳门的核心政治集团；也许何鸿对部分议员发表对娱乐公司和他本人不利的言论或提案产生担忧，何鸿需要一个百分之百听命于他的代言人。
当然，何鸿自己不一定做议员，但他至少想委派自己的代理人打进立法会。
澳门立法会由17名议员组成，其中6名由普选直接投票产生；另6名由道德、文化、工商等行业及团体间接选举产生；还有5名由澳督直接委任，称之为官委议员。澳督任立法会主席，其他司长级行政官员为当然议员，拥有投票权，但不属于17名立法会议员之列。立法会议员任期4年，每2年更换部分议员。
1988年，何鸿安排他的亲信、信德船务集团的管理人员柯万乘参加立法会议员竞选。在赌王的财力支持下，柯万乘竞选团拉选票出手异常阔绰，受到竞选对手的指责。柯万乘所获选票寥寥，无功而返。
据说柯万乘开始参与议员选举，是出于政治热情，期间得到老板何鸿的鼎力支持。而中期补选，则是何鸿积极鼓励柯万乘再次参与。因为在1989年，立法会通过限制电视播放烟酒广告，使澳视股东何鸿面临危机。何鸿发誓要在立法会安排自己的人。
于是，在何鸿的安排下，柯万乘以福建籍人的名义与福建同乡总会合作，于1990年底宣布参与立法会中期补选，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何鸿惟恐柯万乘竞选再度失败，就采取一贯的幕后活动的套路，游说澳督文礼治，要求给娱乐公司一个立法会议员席位，获得澳督的承诺。
不料，在中期选举尚未进行之前，澳督文礼治就奉命卸任返葡，在新澳督韦奇立未赴澳述职前，由政务司范礼保行使总督权利担任“护督”。
1991年3月，中期补选进入关键时刻，对“与澳督私下交易”保持沉默的何鸿发表声明：“娱乐公司应该在立法会有个议席，这个问题上届澳督也承诺过。娱乐公司是澳门最大的公司，有一个代表在立法会也是合理合情的，况且我们公司亦有（政治）人才。”
立法会内部立即产生强烈反应，议员们纷纷抨击何鸿的讲话。有议员说：“能否做议员，首先要看他能否代表民意。如果是比财富的话，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由《福布斯》来评选好了（注：该杂志每年都要评选公布公司和富豪排行榜）。”
还有议员说：“何鸿见到葡国官员，若对方对他相貌产生兴趣，他便十分自豪地提起自己的欧洲血统，还要大表对葡国的忠心；可他跑到中国（内地），又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从小学过国语古文，还说自己一贯热爱中国。像政治理念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如何能做议员？”
护督范礼保也不买何鸿的账，他在回应何鸿的讲话中指出：“在委任议员时，我只视乎社会的需要，任何团体和机构都没有这个特权获得官委议员。”范礼保还表示：“我会独立处理委任议员的工作，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
澳门的一些传媒也反驳何鸿的说法，其中一份报纸说：“作为一间以博彩事业为主的机构，赚钱多缴税高是事实，但以此为理由要政府给予官委议席，则令人感到奇怪，也令人对立法会的崇高地位产生怀疑。”
何鸿的议员梦最终破灭。他最气恼的是，这次不是中方和亲中势力在阻挠他，而是澳葡当局及亲葡的议员。
何鸿在澳门受到的重大挫折还有入主澳视未遂。
何鸿是澳视的独立大股东，但首席股东是澳门政府，持50．5%股份，控股权和管理权均在政府。1992年初，澳视累计亏损达1亿多，澳府想扔包袱，出售控股权，将澳视民营化。何鸿表示可接下政府的股权，但有一个条件，政府不干涉电视制作，准许播放香烟广告。
澳府原则同意将娱乐公司持有的澳视中文台股权增至4成，将该台改为私人商业机构，换言之，交由首席股东娱乐公司主办。澳视葡文台仍是官办，谁都知道现在的葡文台的观众稀少，澳门回归后，葡文台更是无足轻重。
如果何鸿的方案实现，那么现在和回归后的澳门，惟一的中文电视台将由何鸿所控制，而不是澳门政府和将来的澳门特区政府。澳门的亲中人士感到忧虑，认为这绝不是好事。
于是，仅持澳视9%股权的中资南光公司在澳视董事局会议上猛烈炮轰何鸿的方案。后来由于另一小股东香港邱德根家族的倒戈，致使何鸿入主澳视的计划流产。澳门政府仍保持50．5%的绝对控股权不变，澳视的控股权将于1999年中葡政权交接时，正式移交给澳门特区政府。
有的海外舆论认为，将来在澳门拥权得益的是中资财团和亲中财团。自称“中立”的何鸿能搭上最后一趟“爱国车”吗？
赌王在香港遭遇封杀
笔者在前文中谈到，何鸿入主汤臣太平洋董事局，联手汤君年在香港大举收购，战果辉煌。何鸿没想到，就是这个汤臣和汤君年，给他带来大麻烦。
1993年12月14日，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4名探员在1名外籍警司的带领下，驱车前往港岛南区浅水湾，搜查何鸿位于浅水湾1号的豪宅。
当时何鸿不在家，何鸿的秘书和属下的一名高级职员在那里恭候。他们带警方人员巡视和搜查各个房间。4个多小时后，探员才全部离开，但没有带走任何物件。何宅的保安员说，主人并不在这里居住，这里平时只做开会或招待朋友之用。
随后，港府发言人向外界表示，上午搜查何鸿的住宅，源于1992年9月财政司宣布委派调查员，调查汤臣太平洋有限公司及当时它持有三成多股权的世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于1990年至1992年间的多宗交易。
同日，何鸿在香港的旗舰、信德集团总部也遭到警方的搜查。另外，同时被警方搜查的还有5家公司，分别是世贸中心集团、汤臣太平洋、川河集团、远东投资和谢瑞麟珠宝。
当天下午，在何鸿的授意下，信德集团向外界发表声明：
“信德集团有限公司对商业罪案调查科搜查本公司写字楼一事，大表惊奇。调查科人员今次搜查目标是关于汤臣太平洋和世贸中心集团的有关资料。信德发言人曾指出，本公司与汤臣和世贸之间没有涉及到金钱上的关系。信德及其属下行政人员一同遵守政府订下的监察条例，更曾向财政司委派的调查人员提供有关材料，协助调查。何鸿博士等人曾协助调查，近至上星期还去函邀请调查人员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仍搜查信德写字楼，实在令人遗憾。”
何鸿与汤君年合作，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早在1991年，市场有关汤臣及汤君年违规操作的传闻便沸沸扬扬。汤臣系（上市公司）股价每况愈下，何鸿发现情况不妙，开始抛售所持有的汤臣系股票。
到1992年中，何鸿辞去汤臣太平洋和世贸中心的董事局主席职务，他持有的汤臣系股票也抛售得所剩无几。
在香港财政司麦高乐派出调查员调查汤臣和世贸系列交易期间，这两间上市公司的前主席大人何鸿博士受到调查员不甚客气的调查。
何鸿声明自己是“挂名”主席，纯粹荣誉性质的。他只是“非执行董事”，他自己非常忙，并且一直以澳门的事务为主，有关汤臣和世贸的事务一般均由助手处理。何鸿力图划清自己与汤臣、世贸以及与汤君年本人的关系。
但汤君年似乎不太配合何鸿。他指出，在涉及重要事宜上，他都会找何鸿“知会”，两人共同决策，在自己离港期间（汤还有业务在台湾，太太也多住在台湾的家），“则请何鸿签署及决定（汤臣和世贸的）重要事宜。”汤君年的意思很明确：何鸿是有职有权的汤臣及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
据香港传媒说，住宅和公司被搜查，不会对何鸿的商业利益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但使他的名誉受到了伤害。
被搜查的10天后，赌王女儿按照原定安排组织了一场慈善舞会，赌王虽然出席，却一脸不快，他没跳舞就匆匆离去。而往常，他会在舞会上尽情欢乐。
香港当局不给何鸿面子，远不止这一件事。
1989年，何鸿通过信德以1．2亿港元购入香港华民航空40%股权，而他自己和华民航空创始人还另外分别持有10%和50%的权益。其后，信德和何鸿本人再分别购入华民创始人所持的股权，全资拥有华民航空。
香港有三家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其次是港龙航空；排第三的是华民。国泰和港龙均以客运为主，兼营货运，而华民专营货运。华民成立于1986年，到何鸿收购时，拥有2架旧式波音707货机，获准经营4条定期国际航线。
何鸿入主后，争取获得香港政府批准经营2条国际航线，一条是至英国曼彻斯特的定期货运航线；一条是至越南的航线。为此，何鸿在1991年购入2架波音747—100飞机。
为了确保收回投资和维持浩大的日常开支，必须开辟新的黄金航线以增加营运收益。所谓黄金航线，是指客运货运量特别大的航线。这类航线，要么已经被国泰和港龙占领，要么国泰和港龙已经看好正在申请。
国泰和港龙均由英资、港资和中资混合构成，而华民是纯粹的澳资，在资本构成上，国泰和港龙就比华民要优越。在批准航线上，香港有关当局公开偏向国泰和港龙，而冷落华民。
华民债台高筑、亏损累累，为了避免破产，何鸿拱手让出华民的控制性股权，让香港的空中霸王国泰兼并华民。
以上两件事情，何鸿清晰意识到：香港不是澳门！
在澳门进入过渡时期，澳门当局有意为难何鸿，也只是不让做官委议员这一件事。其他的，比如取消新口岸7幅地皮中标结果，逼迫何鸿改变玫瑰园工程的利益团体构成等，不是澳府有意要与何博士过不去，而是中资和亲中势力施加压力的结果。
从80年代后期起，何鸿遇到的麻烦还不止这些，最大的麻烦是老对头叶汉挑起的“公海开赌”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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