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五章 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
李康节等人拉来港澳两地的一些人搞“大联合”公司，霍英东为了息事宁人，违心地拿出一些本钱入股。不久，地产低潮，陈德泰陷入困境，霍英东每晚陪他上飞鹅岭散心；接着，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廖宝珊请求霍英东出面相救，但他爱莫能助……
与汤于翰合作地产生意
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只困扰霍英东半年，他的地产生意并没有大受影响，他仍然大战地产行业。经蟾宫大厦之后，1956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这三栋大厦的地盘上原是教会的旧楼，霍英东经别人介绍，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拆掉旧楼，另起新楼宇。
介绍霍英东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的，是汤于翰、陈云裳夫妇。汤于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上海中比镭定医院的院长，是癌症专家。其妻陈云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皇后，曾主演《木兰从军》、《云裳仙子》、《一夜皇后》、《家》、《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电影。在1939年的中国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名列首位，第二名是胡蝶，第六名是周璇。40年代后期，汤、陈夫妇离开上海到香港后，汤于翰继续执业当医生，而陈云裳则在家相夫教子，绝少涉足影坛。
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曾找汤于翰看病，霍和汤因而结识，并时有往来，成为朋友。以致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后，两人还合作搞地产生意。据霍英东说，“最早是在1954、1955年，我和汤医生第一次合作。那时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厘道买一幅地，地价是180万，先交一成订金，即18万元，我出一半，汤医生出一半，剩下的160多万港元就全部由我一个人支付。我们在那里合作兴建了一些小楼房，赚了不少钱。”
之后，霍、汤两人还多次合作经营地产生意，而汤于翰也因此成为香港医学界首屈一指的富豪。但是，正所谓“合久必分”，由于在地产生意方面的利益有冲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兴建半山嘉慧园时，霍、汤两人相互间产生误解，友情大不如前，合作关系亦告终。
霍英东与汤于翰因合作做生意而产生误解，反目成仇，其中谁是谁非，外人无从知道，但霍英东每次对自己的过去自我评价时，总是提及汤于翰。有几次，他这样说：“对自己的过去，我问心无愧。所以，你那次问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说不止100分，因为我总是帮人发达，每一个与我合作过的都发达，何鸿燊、汤医生……个个我都帮过，其中汤医生只出了9万元，但最后他赚到上千上亿元。但是，从来没有人帮过我，只是我帮别人发达……”
却说霍英东，他一鼓作气，在1957年，又建成东庐大厦、礼加大厦和礼希大厦。这些楼宇，都是采用卖楼花方式推销，结果都被买家抢购一空。
“我卖了四方街、香槟大厦和蟾宫大厦之后，震动香港。起初，关启明他们发展的侨丰大厦，开始学我们卖楼花，接着又用同样方法发展尖沙咀的海景大厦。”谈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仍然意兴盎然，“从此，香港地产界变得疯狂起来，个个不要本钱，登报纸卖楼花，就收买家的钱，利园山、九龙仓、渣甸货仓、尖沙咀、土瓜湾等地盘被人抢购，陈德泰买了不少纱厂地盘，廖宝珊大量购入西环一带的地皮，张谨记买百乐新街……个个争着抢地盘。”
为了鼓励地产商兴建楼宇，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困局，港府在20世纪50年代也拍卖不少官地，供地产商竞投。霍英东是地盘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经常是一个人独立竞投。
地产界盛行“食饼仔”
随着地盘拍卖会频繁举行，地产界出现了一种俗称“食饼仔”的现象。所谓“食饼仔”，其实就是地盘拍卖过程中的一种投机行为。一个曾经多次参与“食饼仔”的地产商对此这样解释：“比如港府要拍卖一幅地，A可能是独力竞投，B可能也是独立竞投，C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竞投，有实力的就独资，没实力的就几个公司合伙叫价，D根本无心买地，却也来凑热闹参与竞投。这幅地本来1000万才可以投得，没有这1000万的人，一般不敢叫价，因为若真的投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于是，有人就找后援，姨妈、姑姐也叫出来。
“好啦，开投了，假如A、B、C、D四方竞投，从500万开始叫价，600、700万，叫到差不多的时候，当中就会有人即场商量：‘不如我们投回来再投过啦!’于是大家来了妥协，某方叫到750万时，另外三方就不叫价了，750万成交。”
“之后，A、B、C、D四方随即找个地方坐下来，重新把这幅地拿出来竞投。好了，再次叫价，叫到900万时，C、D不叫价了，只剩下A和B。900万和750万之间的差价150万，四方平分，每方分得30多万；接着，A和B再竞投，A叫价950万，B可能就放手了，这幅地最终由A以950万投得，而950万与900万之间的差价50万，再由A和B平分，每方分得25万。”
“整个过程，就是大饼分小饼，你吃一块，他吃一块，大家都有好处。A以较便宜的价钱投得地盘，其余三方也得到利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A、B、C、D是一伙的，但突然有个E出来，E老是去顶，叫高价，把地价顶高，结果最后投得地盘的人就要出高价钱了。”
既然“食饼仔”对每一个竞投者都有好处，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霍英东说：“那时，
几乎每一个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参与‘食饼仔’，此风极之盛行。连廖宝珊，最初不参加‘
食饼仔’集团，老是叫价，顶那些人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也加入。”
但是，此举却使地盘的拥有者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港府的不少官地在拍卖时也被地产商联手“食饼仔”，而使得成交价偏低，政府库房收入因此大为减少。
“这种事，最初没人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政府发现不对头，说这是不合法的，要加以限制，竞投时，不允许台下的地产商讲话、商量，并且搞到几乎要抓人……”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还就此事对港府讲：‘其实很简单，政府可以不公开拍卖，不给喊价，用暗标竞投，就不会有饼仔食。’但政府可能认为用暗标竞投，地价投不到这样高，结果还是喊价，还是‘食饼仔’。”
霍英东把地产界搞得沸沸扬扬，地产因而成为香港一种新兴的行业，不少人因此也跃跃欲试，以期像霍英东一样在短时间内赚得钵满盘满。一些人甚至想与霍英东“埋堆”(粤语合伙之意)，与他在地产行业分一杯羹。
不赞成搞“大联合”
大约是1956年，即霍英东卖完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加路连山大厦的时候，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霍英东说：“霍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齐玩啦!”
据一些知情者说，李康节当时与霍英东并不相熟。他是上海人，原是搞建筑的。他看到霍英东经营地产赚大钱，于是想与霍英东“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但苦于与霍英东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了霍英东的一些朋友，包括朝鲜战争时曾与霍英东做过运输生意的那些人，一起找霍英东，希望与霍英东合作。
霍英东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宛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入。霍英东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霍英东虽然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题，但最后
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霍英东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实，霍英东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一点面子，二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纵观霍英东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在地产界冒起，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确立自己在地产界、工商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因为他顺应社会需要，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以一个个“创举”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另外，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人杰”的重要原因。
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经营朝鲜战争生意“爆发”之后，他随即与那帮与他一起合作经营海上贸易生意的朋友和伙计分道扬镳，不再往来，不再与他们合群。那些人在朝鲜战争中发了一笔财之后，不是经营冒险的生意，就是花天酒地，随意挥霍，或者沉溺于赌场，结果最后都无法出人头地；而霍英东的聪明之处，就是见好就收，并且转做正行生意，因而成为一代枭雄。
另一方面，当霍英东在地产行业大有斩获之后，不少朝鲜战争时与霍英东一起出没于海上的朋友和旧伙计都找上门来，希望与霍英东合伙搞地产，或在霍英东的公司打工；霍英东虽然不答应他们与自己“埋堆”，但也并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而是友好地或多或少地给他们一些钱，劝他们自行发展，另谋高就。不管他这是打发他们还是支持他们，总之，这样做，既不伤大家的和气，也让自己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逐渐让自己与他们成为两个不同世界、不同阶级之中的人。
不知道霍英东当时是认为自己已与那些旧朋友、旧伙计分属不同世界、不同阶级，而与他们各奔前程、不相往来呢?还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人会拖累自己、甚至可能毁了自己，而拒绝与他们再“埋堆”？总之，霍英东这样处理与旧朋友、旧伙计的关系，是绝顶聪明和非常明智的，不然的话，霍英东就不可能是今天的霍英东，霍英东后来就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商界领袖、体育社会活动家，更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霍英东的历史将要重新改写。
对于我的这个说法，霍英东的助手凌汉伟先生也深有同感。他对我说：“我认识霍老板以前一块做朝鲜战争生意的那些旧朋友、老伙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没有什么作为，有些还好赌；若霍老板再跟他们‘埋堆’，那就惨了!”
却说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仅在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北角的“大地主”。别的地产商见到他在北角大抢地皮、大展拳脚，气势咄咄逼人，也就无意到那里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但有一个地产商，却偏偏不顾这些，也杀进北角来，在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霍英东的朋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在1956、1957年间，他买了很多地，也兴建了一些楼宇。当时，他仿效霍英东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几百万元，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因而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晚陪陈德泰上飞鹅岭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约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霍英东早已在地产市场大有斩获，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为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初时也很想帮他，但一了解，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在是太大，无法帮他的忙……”霍英东回忆说。
据霍英东所述，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消愁。霍英东见状，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白天陪，晚上也陪。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霍英东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居然走到了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或聊天、或静坐；而陈德泰，却不时对着星空低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会到飞鹅岭去?”对于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两人谈起怎样摆脱陈德泰的困境。霍英东对他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所以，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可能倒过来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霍英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陈德泰被霍英东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就干脆斩仓……”霍英东谈起这段往事，感叹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
霍英东说：“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想方法帮何贤度过难关。”
对廖宝珊爱莫能助
1958年的地产危机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危机一过，楼市再度活跃和疯狂起来。
在地产危机期间，霍英东曾以低价大量吸纳空置楼宇和地盘，资产剧增。1960年，他再次与汤于翰医生合作，在半山购入嘉慧园和普乐道2号等地盘。
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主要有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广生行、陆海通等，他们在地产界各显所能，平分秋色。50年代中期和后期，霍英东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大胆创新，业绩斐然，可以说是独领地产之*；至于被人称为“铁三角”的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他们在香港地产市场大展宏图，却是60年代的事；而如今在地产界有卓越表现的李嘉诚、郑裕彤等华商，他们踏足地产行业则比霍英东更晚了好些年。
正因为霍英东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地产界的中流砥柱，所以，那时香港地产界发生的一些事，往往会把霍英东牵扯进去。1961年6月，霍英东就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香港闯荡，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元。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并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3000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其实，我自己也曾像廖宝珊一样，深受谣言所害，1954年传我被递解出境，说我的沙船走私，一点根据都没有。”提起廖宝珊事件，霍英东愤愤不平地说。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7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渡过难关。”霍英东回忆说。
“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答道：“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
廖宝珊与霍英东尚算熟稔，他知道霍英东除了财力雄厚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领袖人物，地产界人士都尊重他，他的话在地产界有相当分量。于是，一天，他亲自去找霍英东。看到廖宝珊神情恍惚，脸容憔悴，霍英东甚为同情。
据霍英东所述，他们两人坐下，廖宝珊就悲从中来，眼眶带泪，哽咽着对霍英东说：“霍生，汇丰、渣打有意吃掉廖创兴。他们要拍卖我的物业，这不等于割我的肉，要我卖仔卖女……”
霍英东见他把自己的物业看得这么重要，放不下，已经预感到他可能出事。他关切地问：“廖生，你不卖地，哪还能有什么办法?”
“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渡过这一关。”
“你要我怎样帮你?”
“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一来，汇丰、渣打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廖宝珊转而向霍英东说明，“霍生，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霍英东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于是，他委婉地对廖宝珊说：“廖生，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听霍英东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霍英东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廖生，能帮，我一定帮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两三天之后，廖宝珊又去找霍英东。
霍英东安慰说：“廖生，你想想，陈德泰前几年碰到地产低潮时，也能渡过难关。现在地产市道这么好，你的情形并不是很坏。不管怎么样，你的物业拍卖后也值一亿多港元，汇丰、渣打吃不了你的。”
“那很难讲，拍卖物业时，如果有人‘食饼仔’，压我的价，那就惨了!”廖宝珊还是患
得患失。
霍英东态度极其认真地说：“廖生，你不用担心，如果汇丰、渣打一定要卖你的地，我们绝不会食饼仔，压你的价，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汇丰一定要拍卖我的地，我也毫无办法了。只望霍生你到时跟那些行家打个招呼，不要落井下石，拜托你了!”廖宝珊情绪低落，说话有气无力。
霍英东接着又劝他：“廖生，你最好将物业交给哈利敏卖，因为哈利敏是洋人的，洋人卖物业，个个都相信是真的；若交由中国人卖，有人不一定相信。”
几天之后，廖宝珊百般无奈地将自己拥有的物业拍卖，以顶汇丰、渣打的数。
“那天，我也参加拍卖，我记得，我们公司还买下了他的‘恒景楼’。”霍英东回忆说。
虽然拍卖所得的价钱并不算低，但眼巴巴看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物业落到别人手里，廖宝珊耿耿于怀，心里极度伤心和失落。几天后，他的高血压病就发作，送进医院后没几天，就脑溢血死亡。廖宝珊出殡那天，霍英东还送了花圈，并亲临丧礼，为廖宝珊送行。
“廖宝珊很叻(能干)，很有本事。”霍英东谈起廖宝珊时，感慨地说，“但他把财产看得太重，想不开，放不下!”
第二部分 第十六章 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
霍英东的立信叱咤地产行业，有荣公司却在香港大搞市政和海港工程，并独霸香港的海沙采集和供应权，霍英东也因此被人称为“海沙大王”。但由于种种原因，淘沙业最终成为失败的生意。
一百多万元购大挖沙船
1961年11月，也就是“廖宝珊事件”之后几个月，霍英东应邀前往英国3个星期，考察英国的教育和建筑事务。
那时，霍英东听说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有意出售一艘巨型挖沙船。这艘船名曼哈顿号，原是美国政府用以援助泰国挖湄公河河床，以利黄金半岛海面交通畅顺的。这是一艘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船只，因为当初泰国政府接收曼哈顿号时，适逢泰国发生政变，披汶总理及旧政府高级官员多人，曾被海军将领扣留于此船多日，后来总理及随员等逃离此船。
结束英国的考察行程，霍英东专程从英国飞往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洽谈购买曼哈顿号挖沙船事宜。此船长288英尺，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其性能之优良、生产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罕有。霍英东有意购进此船，提高有荣船务的挖沙机械化程度和淘沙产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霍英东最后以泰币400万铢(约港币120万元)购得此船。当时，一个*百英尺的楼宇单元也不过是几万港元，故120万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款额。重金购买此船，可见霍英东对淘沙业雄心勃勃。
196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曼哈顿号挖沙船驶抵香港，霍英东将之改编为“有荣二号”。由于此船乃当时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故当它抵达香港时，引起港人的关注，不少报章还刊文报道此事。
霍英东是在朝鲜战争生意结束后，从事淘沙生意的。“有荣”是他用以经营淘沙业的旗舰。
据霍英东回忆，初时他们招请大量的驳运工人当铲沙工。挖海沙相当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产量不高。这些铲沙工是临时招请的，每逢煤炭船一到，他们就转去运煤，淘沙工作就得暂停下来。
有感于此，霍英东就改临时招请工人为招标挖沙，与几十个驳船的船主签订挖沙合同，一立方米海沙约支付3元多港币，霍英东则先支付一年工钱给船主。但船主大多都不能按量完成挖沙指标，霍英东支付的工钱扣不完，尚有余欠；而船主却要求再借第二年的工钱，霍英东又不能不再承包给他们，故预支款总还不清，这样一来，霍英东获利甚少。
霍英东意识到只有减少挖沙工，提高挖沙产量，淘沙生意才能大有可为。他从海军船坞买来一台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之后，他又进一步改用机船挖沙，并派人到欧洲重金购进一批先进的挖沙机船，并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岛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
霍英东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购太平岛造船厂的。据说，这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例。
至于后来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淘沙的生意额少之又少
由于霍英东独霸淘沙生意，在这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故曾被人誉为“海沙大王”、“淘沙巨擘”。这盘生意看起来规模虽然很大，但涉及的生意额却少之又少。据霍英东说，这盘生意每年的营业额只有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也不足100万元港币。
“营业额这样少，即使有赚，也是极之有限，那你为什么要经营这盘生意?”我曾经问霍
英东。
他说：“本来不是我做的。我有个堂兄弟，较早前就搞海沙生意，但一直很困难，没什么赚，我就帮他，这样才介入的。这种生意很难做，问题很多，比如一些工人很恶，他们不喜欢你用机械挖沙，一定要用人工铲，而且霸住地盘，不让你用机械挖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他年纪大了，铲不了沙了，他就坐在那里收你的钱。”
“外界一直说你有海沙的专营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不是专卖，我们也没有什么专营权，政府每年都划定采沙地点，公开招标，只是因为我们有荣公司有优越的条件，才连连中标。也就是说海沙由政府专卖，我们公司只是负责采沙和收购海沙，然后统一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卖给用户，管理很严格。我们与政府是有合同约束的。”
“为什么港府对海沙的管理如此严格，一定要实行专卖?”
“我想，一来，因为政府要保护海滩；二来，海沙是矿产，里面可能还含有黄金，故政府在放开煤炭、粮食之后，仍然不放开海沙，实行专卖经营。”
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兴建楼宇需要大量海沙，填海造地也需要大量海沙，几乎全部由有荣公司采集、运输和供应。港府在新界和离岛为有荣公司提供多处堆沙场所，而有荣公司还专门在新界设立一家公司负责海沙的采集、运输和供应。那时，霍英东时常驱车或坐船前往各堆沙点和淘沙处巡视。
由于大量采挖，香港地区沙源减少，有些居民还说挖沙“破坏风水”，反对在沙滩挖沙。有荣到离沙滩较远的海上挖沙，但成本增加很多。于是，霍英东又转移阵地，到内地找沙源。
1962年，霍英东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到内地。那次，他去了广州，找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和中国五矿公司广东分公司洽谈海沙生意。最后，广东五矿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并指定深圳的大鹏湾、小梅沙、盐田等地为有荣公司的采沙区，广东方面安排工人采沙，而有荣公司则负责把沙运到香港，专卖给港府。
淘沙最终成亏本生意
“香港每天都离不了沙，一天没沙，建筑、修路、填海造地等等都得停下来，损失很大。”霍英东接着说，“但是，海沙是一盘失败的投资。”
“为什么说淘沙是失败的生意呢?”我问。
霍英东解释说：“做淘沙，花费大量的时间，假如我做地产只需要10%的时间，做海沙则占了90%。我们把沙卖给政府，一吨才几块钱，不要工人、不要船、不要成本，都赚不到钱。”
“既然是亏本生意，那为什么要做?”
“其实，做海沙也是一种挑战，一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二来，香港的标志那时是驶风船，我们就是用驶风船淘沙的，后来，高楼大厦取代驶风船成为香港的标志，而没有我们供应的海沙，香港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所以搞海沙有一种满足感和责任感。”
“你们公司什么时候放弃淘沙生意的?”
“也就是几年前才放弃的。淘沙生意已无法做下去，因为香港越来越多地采用合金钢、塑料、钢化玻璃等新的建筑材料代替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并用岩石粉碎后代替海沙。除了填海造地需要海沙外，香港对海沙的需求已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彻底交给中国的五矿公司经营，由他们负责给香港供应海沙。”
其实，自霍英东放弃海沙供应权之后不久，港府就提出并实施在大屿山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大面积填海，香港的海沙需求量又再次剧增。据香港的一些传媒所言，新机场工程所需要的海沙，总值至少在20亿港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海沙是由广东方面供应；传媒又报道，近两三年来，不少不法分子大量走私海沙到香港，令广东省方面减少了两三亿港元的收益。
我把这情况告诉霍英东后，问他：“本来这几年海沙生意大有可为，但你在20世纪80年代放弃了这门生意，是否觉得可惜?”
霍英东只是淡然一句：“没什么可惜的。”
当然，就“在商言商”而言，淘沙可以说是霍英东失败的生意。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霍英东重金投资淘沙业，一来满足了建筑业的需求，有助于香港建筑业之发展；二来挖深海床，有利于海上交通；三来淘沙用以填海造地，为香港增加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就此而言，霍英东专事淘沙事业，虽然亏在自己，但利在社会，功不可没。
由于霍英东旗下的“有荣”拥有大批挖沙、挖泥船只，故在大举淘沙以供应各建筑商之时，霍英东又实行物尽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兴建一些市政设施，比如在铜锣湾兴建香港第一条行人天桥。另外，还与港府签订长年合同，专责修理港岛海面的各处码头、港口，或清除海底淤泥，或挖深海床。
在1962年之前，有荣公司承建的市政设施和海港工程，就有二三十个。从一份统计资
料中，我们可清楚看到有荣早期所承建的一些工程项目——
1958年
修理湾仔海底渠
1959年
修理荃湾大埔道盒式地底渠
1960年
维修及保养一些排污和排洪系统工程
1961年
建造北角新渡车船码头
清理北角海底渠
建造观塘海〓基础
兴建中环浚海工程一、二、四期
建造佐敦道填海工程之海〓泵房
深井明渠重建
吐露港淡水湖大型试验海坝工程
1962年
西区咸水泵房建筑
九龙湾第一期海〓基础工程
东区排污计划马头角海〓工程
土瓜湾填海之海〓工程
九龙区海底排污工程
长沙湾临日沙仓工程
大鹏湾坪洲码头工程
吉澳挖沙工程
梅窝第二期海〓工程
慈云山徙置区第一期道路及排水工程
慈云山徙置第二期
佐敦道渡船街与西贡街排水工程
在此之后，霍英东的有荣公司从来没有停止过香港市政和海港工程的承建，当中还承建了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等巨大工程；另外，还一度开赴国外，去荷兰、文莱治港建码头。
霍英东为何热衷于承建这些工程?而承建这些工程的经济效益又如何?这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提到。但是，霍英东以其在地产的卓越业绩以及在淘沙行业和市政、海港工程上的突出表现，早在60年代初期，香港的传媒已把他誉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 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
50年代末60年代初，霍英东和何鸿燊每晚都开车到叶北海家，接在那里打麻将的太太。一天，他们到太平馆吃夜宵，何鸿燊、叶北海提议霍英东到澳门下标投赌场，以此“食饼仔”。霍听完，连忙叫他们不要乱用他的名字去“食饼仔”。
跻身超级富豪之列
主要得益于地产，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财产已数以千万港元计，跻身于香港的超级富豪之列。霍英东出身贫寒，自小就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即使成为超级富豪后，朴素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最初做地产生意时，霍生一般是去帮衬横街窄巷的小店铺，花十来二十元叫师傅做一双皮鞋。但他不喜欢皮鞋的后沿太硬，所以平时总喜欢用脚踩着后沿，把皮鞋当拖鞋穿。在家这样，在公司亦是这样，只是出街时才乖乖把脚套进鞋里。我还记得他那时喜欢买香港制造的伊人牌衬衫，那是很普通的一种衬衫，不是什么名牌。”一次，谈起霍英东50年代的生活，霍氏集团一位老职员这样说。“至于饮食，他特别偏爱粟米和芋头，这种饮食习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据一些知情者透露，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霍英东偶尔亦到酒吧、夜总会等一些风月场所消遣。霍英东跳舞跳得很好，他跳舞的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直到后来，孩子长大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他才与那些风月场所绝迹，而转到另外一种场所——私人性质的男人俱乐部活动，在那里与一些商界朋友打麻将、打“十三张”玩乐；饿了，俱乐部雇请的那些“自梳女”就为他们做饭。既是男人俱乐部，故很多时候，男人是不带自己的太太去的。
那时，霍英东的生活习惯虽然没有改变，但家庭生活却有了很大的变化。1951年，霍英东与吕燕妮所生的第四个孩子——女儿丽娜出生，3年后，霍家又添了一个儿子——震宇。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霍英东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冯坚妮，并与她结成夫妇。1968年，冯坚妮为霍家生下一个儿子——霍文逊。那年，霍英东正好有一栋大厦落成，为纪念文逊的出生，他还特别把这栋新大厦命名为文逊大厦。
大约是在1968年，霍英东又与另一位女子林淑端结合，并于1969年生下霍显扬。1960年、1962年和1966年，林淑端又分别为霍家生下显旋、显光、显强三个男丁。
在20世纪50年代，一夫多妻制的大清律例尚未在香港废除，故一夫多妻的情况当时在香港甚为普遍，尤其是与霍英东同辈的那些大商家，很多都是一夫多妻的。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太太与香港一些商界朋友的太太，组成“太太团”，时常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打麻将、消遣。几乎每天晚上，霍英东都开车去接太太。正是这个“太太团”，引出了霍英东到澳门开赌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到澳门开赌，是霍英东一生中最重要、最具传奇性的经历之一。对于这段历史，霍英东一向守口如瓶，从不向外界披露一点情况；而这段历史的另外一些当事人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却曾经或多或少地向外界讲过他们经历的澳门赌业的风风雨雨，但他们所讲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所以真实的情况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富神秘色彩和争议性。
霍英东到澳门开赌这段历史，是我采访的重点之一。一开始采访时，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历史：“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很少有人知，我们不讲，无人知。有些事情，我也很想交待清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当然，你不一定要写，但要写就一定要写事实。”
后来，到了8月11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办公室和中华游乐会，整整一个下午，霍英东向我详尽地讲述了他到澳门开赌的来龙去脉，以及澳门娱乐公司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
每晚都与何鸿燊去接太太
霍英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买卖战时剩余物资、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搞海上贸易、踏足地产行业、重金购船淘沙……所有这些，都是霍英东的主意，虽然有时也遭到母亲等人的反对，但他认准了的事，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霍英东也可以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他母亲刘氏时常抱怨他爱冒险，总是干出一些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来。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险”。而霍英东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与内地做生意，这更是险象环生，并非常人所能干得出来的。
霍英东虽爱冒险，什么能赚钱的生意都想尝试，时常有一些惊人骇世之举，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经营赌博行业。而且，1961年正是霍英东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既叱咤地产市场，是香港最为活跃的地产商，同时又是香港最大的海沙供应商，正斥巨资购船大举淘沙。这个时候的霍英东，更没有想到要从事另一种在常人看来比“行船跑马”更为冒险的赌博行业。
那霍英东后来如何介入澳门博彩业的呢?
“整件事应该从‘太太团’讲起。那时，我们那些女人，经常到叶北海家打麻将，就是‘
太太团’。其中，有我的太太，也有何鸿燊的太太。每天晚上11点钟，我们就到叶北海家接老婆，大家见面，聊聊天，或者一起去吃宵夜。”霍英东开始回忆到澳门开赌的经历。
叶北海的名字现在已不为太多人所知。他原籍广东，后到香港发展。据闻，叶北海好赌，时常周旋于赌场；另外，他人缘广，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至于何鸿燊，则是当今港澳两地人人皆知的名流富豪。他出生于香港的一个豪门望族，祖父何福是大名鼎鼎的何东爵士的胞弟。在20世纪初期，何东在香港的地位无人能比，他富甲一方，荣华之极，傲视香江。何福虽没有何东那样的名望，但在二三十年代也是香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当过沙宣洋行的买办，又曾出任港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也曾在香港政坛和商界叱咤一时，他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又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还当过东华三院、二十四行商会、华商会所主席等职。
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何鸿燊的父亲因炒股票破产，家道从此衰落。父亲负债逃亡越南，何鸿燊跟着母亲留在香港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凭着坚强的毅力，何鸿燊在皇仁书院读完了中学，后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大学停课，何鸿燊只好孤身到澳门谋生。
在澳门，何鸿燊最初干的是“押船”工作，就是负责把载满货物的电动船押送到海上，与生意伙伴在海上交易。在“押船”时，何鸿燊曾遇过海盗械劫，幸而死里逃生。战后，何鸿燊加入澳门政府贸易局任职，其间还从事买卖战时剩余物资生意，还开办过煤油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才重返香港，经营地产和建筑业(请参阅冷夏著的《一代赌王——何鸿燊传》一书)。
“你当时与叶北海的关系怎样?”我问霍英东。
“大家不是很熟，只是太太们到他家打打麻将，吃吃饮饮之后才认识的。”霍英东轻描淡写，似乎不想多谈叶北海。但按常理，能够一伙人时常在一起吃吃饮饮、打打麻将，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或者说私交是较好的。
“那与何鸿燊的关系呢?他还是你在皇仁书院时的学长?”
“其实也不是很熟，也是因为‘太太团’到叶北海家打麻将，大家一起接老婆才经常见面的。”
“在这之前，你和何鸿燊在生意上有无合作过?”
霍英东想了一想，说：“好像没有合作过，但那时做地产生意时，大家一齐‘食饼仔’，时常在地盘拍卖场碰面。”
拒绝到澳门“食饼仔”
“有一天晚上，太太们又到叶北海家打麻将。”霍英东接着回忆说，“我和何鸿燊一起去接老婆。叶北海提议：‘不如大家一齐去吃宵夜。’于是，我们就开车到‘太平馆’酒楼。去宵夜的除了我、何鸿燊和叶北海，还有太太们。大家正在宵夜时，叶北海突然讲起竞投澳门赌牌的事。他说：‘叶汉、高海林今年照样下标投赌牌，我也参加进去。如果有霍英东的名字，我包你有50万港币的‘饼仔’。”
叶北海的意思是，若以霍英东的名字下标，对方会给他50万，叫他放弃竞投。在当时，这种“食饼仔”的风气很盛行，不但在地产界，在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据说，香港一位有名的富豪，50年代就常到澳门“食饼仔”。那时，黄金买卖是澳门的经济命脉，其经营权每年都竞投一次，每次竞投时，这位富豪都到澳门去，声称要下标，于是对方每次就给他几万港元，他也就识趣地放弃竞投，离开澳门回香港。
“那是什么时候?离澳门赌业专营权的最后下标期还有多久?”我问。
霍英东沉吟片刻，说：“我记得那时离最后的截标日期只有10天左右。”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听到澳门赌牌竞投的事牵涉到你?”
“是的，所以我听叶北海这么一说，觉得很突然，也有些不安。当时，我在香港已有身份，有地位，怎能干这样的傻事?”
“既然这样，你怎样跟叶北海他们说?”
“在太平馆吃饭的还有太太们，我不想在大家面前讲这件事，即刻把何鸿燊拉到门口，对他说：‘Stanley，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我要讲清楚，赌博生意，我是永远不做的。这件事，以后千万别再提，不要把我牵涉进去，一讲起来，别人都会认为我是去‘食饼仔’，这是很臭、很丢架的事。’”
“那何鸿燊当时怎么讲?”
“他叫我放心，不会再提这件事。其实，他们是知道我绝不会开赌的，但用我的名字去下标，去‘食饼仔’，对我就不好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反复对何鸿燊说，叫他千万不要提霍英东有分参与投标。”
霍英东当时对叶北海的话有这么大的反应，除了因为他本身不喜欢开赌，且担心被传“食饼仔”坏了自己名声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做生意一定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不要捞过界，不要侵犯别人的地盘。对于这一点，他总喜欢反反复复地向我说，不厌其烦。
“澳门从来就是一个‘九反之地’。战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部队和中山一带的一些‘大天二’之类的人物，逃到澳门；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内地反霸清匪的时候，那些俗称‘大天二’、‘花木兰’、‘死唔去’的江湖人物又大量从珠江三角洲逃到澳门避难，并且带去不少武器，澳门政府都怕他们，整个澳门的情况很复杂。”
“大家对澳门那些有势力人士是尊重的，正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当时，澳门主要有两大生意，一是黄金买卖，由罗保、何贤、何添、钟子光、梁昌等人控制。那时澳门的黄金走私很严重，在美国，黄金一盎司约100多港元，但在香港却炒到几百元一盎司。香港是禁止公开炒金的，于是大量黄金涌进澳门，再由澳门走私到香港，故澳门每年的黄金买卖有几
千万的生意；另一个大生意是赌场，历来由高可宁、傅老榕家族经营，但每年只赚两三百万
，其实也是小生意，还不如我们在香港建一栋大厦赚的钱多。
“黄金集团和赌业集团互相尊重，大家相安无事，河水不犯井水，而澳门政府也默许了这两大生意由两大集团控制，这种经济秩序也就维持了十多二十年。所以，外来势力很难打入澳门。比如竞投黄金专营权，每年都投一次，但谁去投谁就死。汇丰、渣打、太古、渣甸、嘉道理这些香港洋行、洋商，以前都到澳门下标竞投。每次下标，澳府要收100万葡币按金。去哪里搞到那么多葡币呢?于是他们就到市面上去买，用港币换葡币，本来是1比9，但大丰银行兑换给他们则是1比13；好啦，下标后，澳府就说他们不行，并把葡币退回给他们，他们把葡币兑回港币时，比率却是1比7，前后一兑换，少了很多钱，闹出了大笑话。所以，从那以后，没有人敢再去澳门做生意，更不敢跟原有的集团抢盘。
“赌场生意也一样，叶汉、高海林也曾出标，出高价钱，但澳门政府还是不给叶汉他们做。另外，那时澳门的交通很不方便，来往港澳间的客船佛山轮、德兴轮、大来轮也都是由几个头面人物控制。
“那时，澳门的酒店很少有人住。我记得，有一间国际大酒店是广东省银行*霍芝亭的后代霍宝润经营的，但总是亏损，于是就以1000元港币的价钱卖给何贤。
“我当时与何贤、何添两兄弟较熟，每年澳门举办赛车，他们都邀请我过去凑热闹，香港不少商界的朋友都过去，大大小小的事，我们是不会捞过界的，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
何鸿燊投赌也是出于偶然
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后，霍英东转而说到何鸿燊：“其实，据我所知，当时何鸿燊对下标也不是很积极。他是什么事也无所谓的人，在澳门，有人叫他参与，他就参与，并不是主动的。他一向在澳门有生意，跟一些西人较熟，但那时势力还是不很强。”
事实上，虽然何鸿燊在商界时常表露出一副敢于冒险的赌者本色，虽然在澳门谋生时也曾耳濡目染澳门赌业的情况，但何鸿燊对赌业也没有太多兴趣，也从来没想过要经营赌场发财。与霍英东在太平馆吃宵夜之前的几天，因为有一个人秘密来访，何鸿燊才对赌业顿起
兴趣，并计划闯荡澳门赌坛。
秘访何鸿燊的人是叶德利，他是何鸿燊的姐夫。叶德利今年已80岁，当年他挥金如土的派头和*倜傥，环顾澳门可以说是无人能比。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原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印尼，懂得好几国语言；他也是一个赛车好手，曾在澳门创立车队，力促澳门赛车运动。他曾在70岁生日那天，特地把他在世界各地认识的女朋友、情人以及她们的丈夫、儿女近100人请到墨西哥，和他共度生日，以此“创举”成为世界花边新闻的主角。
叶德利年轻时一个人到港澳闯天下。在澳门，他结识了何鸿燊的姐姐，并娶之为妻。20世纪50年代，叶德利出任一家贸易公司的香港及东南亚区总经理，从事食糖、大米进出口生意，有时也帮朋友投资金融股票。那时，叶德利虽然活跃于港澳商界，但其实他与何鸿燊一样，从来也没想过要竞投赌场专营权。至于决定竞投赌牌，也是出于偶然，是一个朋友主动找上门来邀他介入其中。
叶德利的这个朋友，就是有“赌圣”之称的叶汉。
叶汉是20世纪20世纪世界赌业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到1996年已81岁，一生与赌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但开赌，也喜欢豪赌，1988年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次赢得100多万美元，名扬四海。在中外“赌王”级人马中，像叶汉一样以赌为生、赌技高超的人没有几个。他的经历足以反映出省港澳赌业的发展史。
叶汉出生于广东新会县，小时候就已经精通一些赌博玩意。10多岁时，他带着一身赌技独闯澳门。
澳门的赌业历史较长，早在1847年，澳门政府就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面对赌档林立、各派混战的情况，澳府于20世纪初期实行立例管制赌业，方法是由政府发出赌牌由民间竞投，投得者必须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约，在指定地点开赌，并依法纳税；而民间的私自聚赌则属非法，政府予以禁止和取缔。
早期的澳门赌业专营权，由一个名叫卢九的商家夺得。1930年，卢九联合范洁明、何十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再次投得赌场专营权。
20世纪30年代中期，香港富豪傅老榕曾到深圳开赌场。1938年，傅老榕联合有“押业大王”之称的富豪高可宁，组成泰兴公司，从豪兴那里夺得澳门赌业的专营权，从此傅、高两个家族独霸澳门赌坛20余年，赚得钵满盘满，成为港澳两地屈指可数的大家族。
叶汉初闯澳门之时，在一家赌场工作，其间为傅老榕赏识，邀他到自己门下。1935年，傅老榕安排叶汉到深圳打理那里的赌场生意；1938年，叶汉重返澳门，在傅的赌场当主管。不久，叶汉又受傅之委托，远赴上海开赌场，其间两人之间有一些过节，叶汉也因此离开傅老榕自立门户一段时间。后来，傅老榕邀请叶汉再次回到自己门下，但叶汉认为傅对他不尊重，于是没干多久又不辞而别，远赴越南西贡开赌场，再次与傅老榕分道扬镳。
何鸿燊虽然曾在澳门生活10余年，与叶汉素未谋面，但叶汉倒是与何鸿燊的父亲较为熟络。原来何世光因股灾逃亡越南后，在越南也干出一番事业，而叶汉到越南西贡后，就曾租用何世光的地方开赌场。
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汉再度踏足澳门，但这次不再是为傅老榕打工，而是要与傅老榕决一高低，争夺澳门赌坛的霸主地位。叶汉想尽一切办法，施展浑身解数，两次投标争夺澳门赌业专营权，但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实力有限，加之得不到澳门政府的支持，结果都是铩羽而归。
1961年，新澳督马济时走马上任。那时虽然黄金生意额很大，但利益都在罗保、何贤、钟子光等人手中，政府获益甚少，倒是每年才几百万生意的赌场给政府上缴了不少税利。所以，马济时一上任，就全面了解澳门赌业的情况。他发现澳门赌场之经营存在不少弊端。为提高赌场的纳税额，增加政府收入，马济时取消了原先的赌牌持有人的经营优先权，标出了300万的投标底价，规定以暗标竞投，价高者得。
叶汉见时机有利自己，决定三战傅、高两大家族。以往两次竞投，叶汉都是孤军作战，这次他志在必得，所以一开始他就到处物色有力的盟友。找来找去，最后找到能说会道、擅长投资、人缘广的叶德利。
在叶汉的一番鼓动之下，叶德利最终决定与叶汉联手对撼财雄势大的傅、高家族。他透过美国驻葡萄牙领事馆，了解到澳葡政府审批赌牌的准则；接着，又携妻子亲赴葡国首都里斯本了解详情。
叶德利打听到，若要竞投赌牌一举成功，竞投人和持牌人最好在澳门有生意，且有亲属是葡国人。据此条件，叶汉和叶德利都不是最佳人选，务须再找一个盟友。这时，叶德利夫妇想到何鸿燊，因何鸿燊虽人在香港，但在澳门仍有不少生意，他的妻子又是地道的葡国人，且光就财力和名望而言，何鸿燊当时都比叶德利、叶汉两人强。
叶汉赞成叶德利的提议。叶德利于是匆匆赶去香港，力邀何鸿燊加盟。
而何鸿燊，可能当时对竞投赌场既无兴趣，亦无信心，故而才像霍英东所说的那样，并不太主动和积极。
这样想来，那天晚上，叶北海提议到太平馆吃夜宵，似乎是有预谋的，就是想创造机
会试探霍英东是否有兴趣到澳门“食饼仔”。以霍英东当时的财力，若放出风声要去下标，
对方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几十万的“饼仔”也应该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的。但他们可能想不
到，霍英东对此极之反感。
那晚的聚会，也就这样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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