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三十二章 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兰克福之后，又以香港足协会长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年会，大力斡旋，连闯三关，终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开了突破口。
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
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
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其入会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紧急的。经过我和几个代表的极力申辩，最后东姑拉曼勉强同意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入会问题。
“其实，能否获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并不是很有底。当时，台湾也有一个代表以‘*’的身份参加大会。按照章程，台湾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驱逐出会场，于是和震霆想了一个办法。我和震霆即刻问伊朗的代表：‘为什么有个台湾代表在这里?’因为那时伊朗已和中国建交，我觉得伊朗签证给台湾代表，等于承认*。伊朗代表一听，也很紧张，连忙问台湾代表是怎样来的?台湾代表说，他是从香港来的；伊朗代表又问他签什么证，对方答是旅游签证。伊朗代表查看他的护照，果然是旅游签证，于是对他说：‘你来旅游，那我们带你旅游好了!’说完，就拉他出去。台湾代表一走，就进行投票，结果28票对7票，刚刚有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第一关通过了，接下来可以讨论中国问题。这时，东姑拉曼又站出来反对，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亚足协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联成员，才能成为亚洲足协会员，而中国那时还不是国际足联成员。我一听，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醒我，只要获3/4以上的代表支持，就可以修改大会章程。于是，我和几个代表又向大会提出修改章程，把原条款改为：亚洲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东姑拉曼迫于无奈，最后也同意表决是否修章，但这次不是投票表决，而是举手表决。我心里有些紧张，因为第一次只差一票。我连忙叫震霆：‘你到台上去照相，台下一举手你就拍下来，知道谁支持，谁反对!’结果举手表决，还是通过了。其实，这次修章是很勉强的。”
“当时，我们已拟好中国入会的报名书，但入会书生效一定要在‘驱蒋’之后，这一关最难。大会再次以举手形式表决，结果也有3/4代表举手通过临时决议。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进入亚洲足协。”
“决定一通过，大会马上要请中国代表进场，但中国没人知，一时找不到中国代表。当时中国有一个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在参加亚运会，后来找到了一位中国代表进场。到那时，
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回事……”
21年过去了，霍英东向我回忆起一天之内三次表决，三次均以刚及3/4人数支持险胜的经历，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那一天的焦虑、急切、担忧、亢奋，以及成功之后的狂喜，又一次涌上心头……
中国加入亚足协事件余波未了
一连三次以3/4的大比数通过议案，创下了世界体育史上的先例。
连闯三关成功，既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比台湾强大，在国际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致，也是因为霍英东凭着个人的关系和影响力，积极斡旋的结果。
所以，中国得以顺利加入亚洲足协，霍英东当居首功。
但是，此事余波未了。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亚洲足协的决议，竟然会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国际足联接获消息，当即公开谴责亚洲足协的做法；然后，又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中国为成员是非法的，要求取消决议，否则要对亚洲足协施以处分。当时，霍英东的态度很坚决：“大会的决定，只有大会才能推翻，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际足联都无权干涉!”但国际足联的态度也很强硬：“如果这样，我们就停止亚洲足协的会籍。”
台湾方面也大作文章，并极力向亚洲足协施加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足联主席改由阿维兰热出任。阿维兰热对中国很友好，但迫于各方压力，还是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处理此事。该小组由每个洲的足协选一名代表组成，正巧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并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
在此期间，霍英东极力游说小组成员支持亚洲足协的决定。每次小组开会，霍英东都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迫使小组无法做出结论。
此事尚未了结时，霍英东特意在香港组织一场1975年度的亚洲足球赛。中国足球队能否参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足协作为此次足球赛的主办机构，起初打算去函国际足联，请示是否让中国队参赛。霍英东觉得去函请示并非良策，担心一旦国际足联复函不同意，则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但当时赛期已临近，如何是好?霍英东毅然决定，亲赴瑞士，向国际足联负责人力陈要义。
他安排霍震霆打头阵，自己随即也飞瑞士，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两父子施展浑身解数，费尽口舌。精诚所至，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也开“金口”，同意中国足球队参赛。当中国足球队出现在亚洲足球赛上，一切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国际足联也不再追究亚洲足协“非法表决”，台湾方面也无话可说，中国足球队往后均可顺利参赛……
中国重返亚洲足协，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霍英东，正是打通这个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在这之后，霍英东继续周旋于世界体坛的大舞台，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世界羽联等其它单项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号，倾心尽力地演出了一部体育外交的风云故事，其过程艰难曲折
、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精彩绝伦。所有这些内容，以后还将有单独章节详细述及，这里暂
且不表。
却说霍英东致力于中国重返世界体育组织，是否中国方面的意思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霍英东，他并不是很想回答，只是简单答道：“不是!”我一再追问，他仍然否定他的行动与中国方面有关，他说：“我去德黑兰的时候，中国国家体委没人理睬我们，自己去找酒店住，找得很辛苦，当时并不怎么认识国家体委那些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这回事，我是单枪匹马去解决足球这件事的。”
霍英东的行动，若不是中国的意思，那事先是否得到中国方面的首肯呢?霍英东也断然否定此说。我曾就此事问过霍英东的助手，他说：“没有什么首肯不首肯，霍生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想做某一件事，就放胆去做，不理别的什么。”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三章 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
母亲刘氏归天，出殡仪式极尽哀荣，轰动香港。而霍家在报章刊载的一则讣告，也引来市民的关注，其婚姻和家族成员情况如何，一时间引来人们的种种猜测。
母亲刘氏风光大葬
60年代，霍英东就已经是亿万富豪。虽然霍英东曾在香港工商界叱咤风云，也活跃于体坛，但由于他为人处事向来低调，故他及其家族极少成为城中热点话题和传媒焦点新闻。
可能连霍英东本人也想不到，霍氏家族第一次成为香港市民关注和议论的焦点，竟起源于霍家老太太的归天逝世。那是1977年8月26日，霍母刘氏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在霍英东的心目中，母亲刘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当年，父亲和两个哥哥去世后，就是母亲一个人承担起养活他们一家人的重任，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母亲的养育之恩，霍英东念念不忘；故他在发迹以后，总是惟母是命，奉母至上，侍母至微。霍英东的这份孝心，广为人知。故母亲溘然长逝，他极为悲伤。
当时，虽然霍英东的活跃程度，已大大不如从前，但他仍然是一位在香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他除了是香港足球协会会长外，还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常务董事，并仍兼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一职。加之他与中方关系甚为密切，故《文汇报》等多份香港报纸，都罕有地登载其母刘氏逝世和出殡的消息。
霍母刘氏的出殡仪式也极尽哀荣。8月29日，前往殡仪馆致祭的有近千人，灵堂摆满各界人士和社团送来的花圈，送花圈的人包括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徐寅生和广东省体委的负责
人廖志华、陈镜开等人；而参加公祭的社团计有中华总商会、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中华游乐
会、金银证券香港交易所、香港皇家救生会及香港拯溺总会、香港羽毛球总会、香港足球总
会、香港货船同业商会、澳门体育界、香港体育记者协会……
霍母刘氏遗体于上午11点30分大殓，随即出殡，安葬在荃湾永远坟场。而为霍母扶柩的，均为香港的名人富商，包括：汤秉达、胡汉辉、何贤、冯景禧、何善衡、何鸿、李嘉诚、郑裕彤、胡法光、汤于翰等人。
10多位名人富商，为一位友人的母亲扶柩，这在香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除了因为霍英东的名望和影响力外，也是因为其母刘氏以其早年艰辛养儿育女的经历，而广为世人尊敬。
家族成员状况引人关注
当然，令霍家一时间成为全城关注和议论焦点的，主要不是这些，而是霍家在香港各报章登载的一则讣告。讣告注明：霍英东有吕燕妮和冯坚妮两个太太；有九名子女，男为震霆、震寰、震宇、文芳、文斌、文逊，女为丽萍、丽娜、丽丽。很明显，“震”字派为吕燕妮所生，“文”字派则为冯坚妮所出。
由于霍英东一向处事低调，故其家庭情况，知情者并不多，而这则讣告，则是霍英东“不打自招”，第一次公开他的家庭成员情况。于是，此讣告一登出，市民议论纷纷。
关于霍家的各种传闻，一时间流传于市井坊间。其中霍英东有几个太太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继霍氏家族在“讣告”上间接公开霍英东有另一位太太冯坚妮女士后，1978年2月，冯坚妮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更公开表明自己霍英东太太的身份，并且还破天荒地透露她和霍英东的爱情、婚姻：
“我16岁就认识他，恋爱了5年，至今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了。我是个单纯的人，很不习惯抛头露面。小时也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时候我想，但求有个丈夫，彼此倾心相爱，就算他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仔，我也心满意足。我又是个很痴心的人，自小很欣赏他正直、老实的性格，不管在任何境遇下，我愿意为我敬仰的人，全心全意地献出我的精力。我只是觉得他兼顾的事务太多了，太辛苦了，就尽自己的能力帮忙点小事务罢了。”
这段话，使外人对霍英东的婚姻、家庭有了一些了解；但外人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以上这些。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香港报章披露霍英东除了吕、冯两位太太外，尚有一个太太，名为林淑端，但却错误地指林淑端并无所出。
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由于霍英东向来作风低调，加上他从不带大太太和三太太公开露面，故外界对吕、林两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吕燕妮女士和林淑端女士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与家人和小圈子里的朋友有所往来外，与外界并没有什么接触。
相反，倒是二太太冯坚妮女士却极为活跃。在霍英东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冯坚妮一度是该会的妇女部部长，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曝光”，也时常陪霍英东走南闯北……据说，冯女士多才多艺，唱粤曲、演话剧、插花、画画、摄影，样样在行；且爱好与霍英东有几分相似，喜爱做运动，每天坚持游水，偶尔还打网球。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与霍英东的大太太吕女士始终缘悭一面，但与二太太冯女士和三太太林女士却有一面之缘。
见到林女士，纯属偶然。
一次，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我和霍氏集团的一名职员正在交谈。这时，从西餐厅的一角走过来一名女士。看上去，她约莫40岁出头，一头乌亮的秀发齐肩，脸形稍长，略施粉黛，戴的似是金丝眼镜，样子显得有些小巧玲珑。她上前与霍氏集团的职员打了个招呼，并问了一声“老板来了没有?”便匆匆离去。她刚才是与一群女人在西餐厅饮茶聊天。她的问话，使我想到她可能与霍英东有关系，于是好奇一问，这名职员答一句：“她就是霍老板的太太。”我恍然大悟，她原来就是林淑端。我好生奇怪：林女士怎么看上去这样年轻?因为霍英东与林女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显扬出生于1959年，若以那年林女士20岁推算，她今年怎么也在50岁以上。
至于见到冯坚妮女士，则是在从香港航行至广州南沙岛的豪华水翼客轮上。
那次，霍英东率领冯女士、震霆、震宇和一些外国造船专家到内地，我也应邀随行。冯女士身段高挑，淡妆上脸，戴着浅色的眼镜，面容娟秀，穿一袭大碎花衣裳，看上去约有50左右的年纪。因为曾在报章上见到她的照片，故一见便知她就是冯坚妮女士。
一个小时的海上航程中，我和霍英东等人交谈，而冯女士却一个人坐在一旁，自己泡杯面吃，冲茶喝，一言不发，完全不理我们的谈话；到了南沙岛海关，番禺市的政府官员在贵宾室接待霍英东一行，冯女士任由霍英东与人应酬，独坐在贵宾室的角落里，离霍英东远远的，静听他们交谈；一行人接着参观南沙开发区、有荣造船厂、南沙高尔夫球场，冯女士也只是留心察看和聆听；而后，一行人从南沙驱车直奔广州，车上我和霍英东等交谈，冯女士也是闭目养神，未曾开过金口；到了广州白天鹅宾馆，在西餐厅，霍英东与公司的职员坐在一起，一边饮茶，一边谈工作，而冯女士却选择偏隅一角，独自品茗……
整个行程中，冯女士给我的印象是：极为低调，看不出有阔太太的娇气和傲气，其行为
不但一点也不惹人注目，甚至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举办的一些文艺演出中，冯坚妮女士曾几次在话剧中担任主角；有时，她也亲率香港的一些妇女团体到内地参观访问……冯女士热心于社会公益事务，性情应该是开朗活泼的，但那天她的表现却并非如此。这种表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尔为之还是一贯如此，总之，她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她完完全全是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据说，霍英东在家里奉行的是男人至尊的家规，几个太太都是事事惟他之命是从，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她们也沿袭中国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生奉献于相夫教子持家之上。她们都愿做霍英东背后的女人，除冯女士偶尔参加一些社会事务(但这些事务也都是与霍英东有很大关系，比如他主政的中华总商会和他捐资成立的培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外，吕、林两位女士绝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故而外界对她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
太太们如此低调，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极为少有。
第三部分 第三十四章 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
1978年9月，霍震霆与最漂亮的香港小姐朱玲玲成婚，礼金1000万元，宴开350席，嘉宾4000多人。据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
霍震霆与朱玲玲一见钟情
霍母刘氏逝世一年之后，又有一事，令霍家第二次成为城中热点话题。但上次是“白”事，而这次是“红”事，是给霍家冲一次“喜”。
1978年9月初，有传媒披露，朱玲玲小姐将嫁给霍家大公子霍震霆，成为亿万富豪的媳妇。此消息一经传出，各传媒相继追踪报道事态发展，市民对此议论纷纷，一时间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朱玲玲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嫁给霍家大公子为何引来传媒和市民广泛关注呢?原来，朱玲玲就是荣获1977年度香港小姐冠军名衔的城中绝色佳丽。况且，朱玲玲也不是一般的香港小姐。她天姿丽色，气质高雅，出类拔萃，是众人公认的历届最漂亮的香港小姐——至今，“最漂亮香港小姐”的美誉仍然非她莫属。
一个是富豪公子，一个是城中美人，且又是刚刚“出炉”不久的最漂亮的香港小姐，市民当然会对此津津乐道，而传媒也自然乐此不疲地大事渲染……
大学毕业后，霍震霆一直是霍英东的得力帮手，既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也担任香港一些体育组织的要职，时常陪父亲出席香港和国际性的一些体育活动。
霍震霆的外表冷酷，但也明显地与一些富家公子的霸气、嚣张、狂放截然不同。他是如何结识朱玲玲，并得到这位香港小姐芳心的呢?据香港传媒的披露，霍震霆和朱玲玲结缘于一次慈善步行活动。那是1978年初，无线电视举行一次公益金慈善步行活动。参加者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名流明星外，还有上届港姐。朱玲玲是上届港姐冠军，自然也在其中，而霍英东和霍震霆两父子也参与步行。朱玲玲是这次步行活动的“七金刚”队员之一，霍英东是另一队“红利士”队的队长，霍震霆则为“红利士”队的顾问。
在这次慈善步行活动的开幕仪式上，霍震霆与朱玲玲四目相撞，接下来的情况，正如一份报章所写：“……他第一次见到了朱玲玲，就被朱玲玲的美艳惊呆了；他痴痴地望着朱玲玲，竟有点失魂落魄，连人们捐给‘红利士’的善款也忘了计算，害得霍英东差点不能起步……”
一个是城中有名的富家公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一个是妙龄少女，花容月貌，待字闺中。两人相见，四目相撞，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女的看出男的有情，男的也觉察到女的有意，正是一见钟情，一擦就出火花。慈善步行活动之后，霍震霆就展开凌厉攻势，短短几个月就掳去朱玲玲的芳心……
万港元娶港姐
朱玲玲要嫁入霍家，霍家上下自然马虎不得，霍英东的大太太也即霍震霆的生母吕燕妮女士更是乐不可支，并为此忙乎起来。这次虽是大儿子结婚，但早年过惯穷困生活的霍英东本来是想简简单单把喜事给办了就算了，但亲友们个个反对，他们觉得霍家在香港有头有脸，儿媳又是美貌出众的港姐，婚礼应该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显出霍家的气派。最后，霍英东被亲友说服了，决定大事操办。
吕燕妮笃信佛教，凡家有喜庆之事，总要占卜问卦一番。如今喜事盈门，自然要择良辰吉日，最后选择9月25日为大婚佳期。
婚前的23日，霍家特别聘请了一名法师到沙宣道33号霍家豪宅内举行一次“脱壳仪式”，意为其子震霆已长大成人，将一切小儿之气脱去。
25日上午，霍震霆由震寰、震宇两个弟弟陪同，乘坐一辆“平治AF600号”房车，前往九龙窝打老道帝国大厦九楼朱家接新娘。霍家公子给朱玲玲的姐妹们奉上元的“开门利是”之后，就顺利迎出彩凤，接上香车。当时，朱玲玲身穿纯白婚纱，头戴鲜花结成的白花环，光彩照人。
由于朱玲玲是*，且上头仍有两个姐姐，故她出阁时，其母特别搞了一个仪式：将一条男装裤挂在门槛上，待朱玲玲出门时，从裤胯下步过。
当一对亲人离开朱家时，恰遇天下微雨，有人惟恐扫新人的兴，于是即兴说：“有风有雨，以后就会风生水起!”一对新人会心一笑，随即上车前往中环大会堂婚姻注册处办理结婚手续。
在这之前，霍家已给朱家送去礼金10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若用来投资置业，则该物业至今可能已升值为数亿元。霍家娶媳妇，果然出手不凡!
11点钟左右，载着一对新人的香车抵达大会堂。警方早有预备，派出一队警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并架起铁栅保护朱玲玲的香车。现场约有千人在围观，连露天平台也站满人，场面热闹非凡。
大会堂婚姻注册处的证婚处，从来不准任何人在这里拍照；但那天例外，特准两位摄影师在里面随意拍摄。连政府的规定也可以打破，可见霍家在香港的地位非同小可。
轰动全港的豪门婚宴。
办完结婚手续，一对新人随即乘车，沿着警方特辟的专线，顺利离去。
至于婚礼和婚宴，则于香港有名的顶级酒店——美丽华酒店举行。该酒店老板是香港富商杨志云，他是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下午3点钟，霍家开始在美丽华迎宾。当晚的婚宴设
350席，每席花费超过2000元，菜式计有：当红脆皮乳猪(全体)、烧云腿油泡带子、发财瑶柱甫、红烧大鲍翅、原只正式麻鲍、清蒸双喜斑、脆皮炸子鸡、肚炖北茹、伊府面、八珍炒饭、红豆沙、鸳鸯点。酒水则一律为轩尼诗XO白兰地。宴席分布酒店的五个场地，而打麻将的战场也有五个地方。
如此盛大的婚宴，接待工作极为繁重，光是迎宾的人就有160人，其中包括香港各界的不少知名人士和霍氏家族属下公司的员工。当天中午12点，霍氏公司就宣布下班，让员工参与接待工作。
下午4点钟，霍震霆和朱玲玲到美丽华设宴款待新闻界，让记者拍照。霍震霆平素不爱言谈，但那天人逢喜事精神爽，谈兴甚欢，对记者的提问，几乎是有问必答。有记者问他婚后的生育计划，霍震霆笑口盈盈地说：“生够一支小型足球队(7人)就够了，如果要生够一支足球队(11人)，则略嫌多了，不过仍要家庭会议通过。”此言一出，惹来记者捧腹大笑。
霍震霆以足球队比喻生育人数，皆因他是一个足球发烧友，在比赛中踢左翼，故而口不离足球。
宴会的迎宾仪式相当繁重，一支中式8人乐队在主厅，每有嘉宾到场，乐队即奏喜乐。而在各个场所，都安排歌星演唱、西乐队演奏、杂技表演及中国舞蹈表演。酒店内，衣香鬓影，喜乐喧天，喜气洋洋。
赴宴者，共有4000多人，除了霍、朱两家亲戚外，还有一些国家的驻港领事，以及霍家地产界、金融界、娱乐圈、体育界和政界的好友，其中不少是城中的名流、富商、权贵，连港督麦理浩、澳督李安度、泰国空军司令也赴宴助兴，盛极一时。
由于赴宴的达官名人众多，警方因此出动大批警员前来维持交通和加强保安。在美丽华新旧两翼之间的金巴利道，警员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密布两旁，以策安全。
晚上8点15分，会场鸣钟收起麻将，准9时整第一道菜上席。两道热荤之后，由介绍人纽壁坚致贺词。纽壁坚是香港最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集团主席，其控股的置地公司曾于1967年乘人之危，以一纸承诺票据，低价收购霍英东星光行，令霍英东损失惨重。谁知世事难料，10年之后，霍英东竟与怡和主席结为好友。纽壁坚言辞风趣，大赞这对亲人“郎
才女貌”，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妙偶，并大爆他们认识、恋爱的“内幕”。
新郎霍震霆应嘉宾要求，也即兴致词。他拉着新娘的手，腼腆地说：“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见过朱玲玲，我就没有这么快乐的今天；如果没有父母亲对我的爱护，就没有今天这样热闹的场面，感谢亲友对我的关心!”
霍朱婚宴，香港各报章都以大量篇幅报道，有些报章甚至一整版都是婚宴的新闻。
这场婚宴，据称是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它是人们谈论的焦点，是传扬一时的城中佳话，它为香港的婚宴史写下历史的一页。至于另一宗历史性的“豪门婚宴”——“赌王”何鸿燊嫁女，一连3天在酒店摆宴款客，则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这场婚宴也引来社会上一些人非议，认为霍家太过于讲排场摆阔气。
霍英东向来不愿多谈其家族、子女们的情况，但有一次，他却来了兴致，主动向我提出霍震霆和朱玲玲的婚事。他说：“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大讲排场办婚事，为什么要震霆娶一个港姐?其实，好多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那时，我和震霆常常要到国外，为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奔波，震霆需要知名度，这对在国际上开展有关体育外交活动有帮助……”
霍英东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迎娶一个香港小姐，大办事宴，事必造成较大的新闻效应，事必提高震霆的知名度，这有助于震霆在国际场合为中国争取体育会籍。如此说来，霍、朱的这段婚姻不就是带有浓厚的“爱国”色彩，甚至有些“政治”味道?
霍陈婚宴删繁就简
霍家素来处事低调，凡事不爱张扬，这次霍朱婚宴，应是自霍英东发迹20多年来，除上次“讣告”事件后，霍家仅有的一次“大曝光”。
婚后的朱玲玲专注于相夫教子，偶尔也陪丈夫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一段时间，她曾在中环毕打行一楼经营一间名为ChinaTeeClub的咖啡厅。1979年，霍氏集团总部已从恒生银行大厦搬到毕打行。
霍、朱联婚之后3年，1981年，霍家又逢喜事。霍震寰结束10年爱情长跑，终于和电影明星陈琪琪走到一起。
霍、陈的婚礼在1981年12月10日举行。这次霍家娶媳妇，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事操办，而是一切从简。上午，一对新人到大会堂注册，随即返霍家大宅举行婚礼，出席者皆为亲属，没有外人；晚上，新郎、新娘就启程飞往美国“蜜运”三周……
婚礼虽然简单，但由于新郎是霍家二公子，新娘是影星，故仍然有大批记者前去采访、拍照，各报刊也大作文章，市井坊间仍然议论纷纷。
上次豪门婚宴，因客人多，故作为主人家的霍英东极度紧张和繁忙，但此次因在家中行礼，且前来贺庆的皆为亲属，故他显得相当轻松和欢愉，与前来助兴的记者们有谈有笑，甚是融洽。
记者得知陈琪琪戴在颈上的一串红宝石是霍英东送的，于是好奇地问他价值多少。霍英东笑盈盈说：“不算很贵!”
有记者追问他：“今次送多少礼金给陈家?”
霍英东坦率地讲：“这次没有送礼金，现在不时兴了嘛，婚姻又不是买卖!”
记者见霍英东有问必答，甚是合作，于是穷追不舍：“上次婚宴很隆重，为什么这次如此简单?”
霍英东答道：“第一次办喜事没有经验，筹备得好复杂，挂万漏一，今次不搞盛宴而一切从简，是大家的意思，新人新事新作风，后生仔做的主。”
据说，霍英东从简办震寰的婚事，还有原因，就是他对这桩婚事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意。原来儿媳陈琪琪是来自台湾的电影明星，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十分紧张，故他认为儿子娶一个台湾女子进霍家，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但他又不能反对儿子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调处理这桩婚事，一切从简操办。有一些知情者还透露，当时，霍家的不少亲朋好友和霍氏集团的一些资深员工还对此有微词，认为霍英东这样做是厚此薄彼，对震寰不公平。
但霍英东后来对陈琪琪也甚为关心和慈爱。
大约是1986年，震寰夫妇到广州参加一个关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会议，在花园酒店门口，陈琪琪不慎被汽车撞倒，昏迷不醒，大腿几乎被汽车压断，伤势极之严重，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当时，霍英东正率领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在珠海、中山等地参观、访问。他接到这个消息，极之焦虑，平日事事以工作为重的他，突然宣布取消代表团原定的行程，改为明天到广州，正在晚宴中的代表团成员个个大感意外，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内情。而他就连忙赶赴广州，探望陈琪琪。
广州的医生经过6个小时全力抢救，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医生说：“几乎所有外科需要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若不是霍英东的媳妇，我们可能就截肢了!”
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陈琪琪才能行走自如。
霍震寰与兄长震霆一样，也曾接受较好的教育。他早年在香港的名校——摩利臣山小学和圣贞德学校念书，后到英国完成中学课程；之后又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获理科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两个学位。
霍震寰的性格也像父亲和兄长，凡事不爱张扬，为人低调。据说，他花10年时间，娶陈琪琪为妻，有一个目的，就是当自己不得不出席一些酬酢场合时，让漂亮、有名气的妻子抢去风头，以分散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避过记者的镜头焦点。不知霍震霆娶港姐为妻，是否也有这个意图?
之后，霍震宇娶身为加拿大华侨的女子为妻时，婚事亦是从简操办，故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至于“文”字派和“显”字派的霍家公子的婚事，知道的人则就更少了。
霍氏家族一家三制
有意思的是，霍家与明星甚有缘。除震霆、震寰两位同胞兄弟娶明星为妻外，名义上是霍英东儿子的霍文芳，其第一任太太袁荔是明星，第二任太太洪国华也曾是丽的电视时代的明星。
在霍家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点很是蹊跷。在1977年霍家刊载在报章的讣告上，清楚写明袁荔是霍文芳的妻子，也即说霍文芳当时已成婚。但霍英东却曾对记者说，霍家迎娶朱玲玲是霍家第一次办喜事。此话在别人听来，自然会理解为霍文芳迎娶袁荔并非霍家喜事。于是，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莫非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出?
事实上，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生，他是冯坚妮嫁给霍英东时，带进霍家，并改姓霍的。霍文芳生于1950年，但他的父、母亲到底是何人呢?我不便向霍英东及其家人问这个问题，故而对此一直不得而知。
霍英东的3个太太，子女10多个，但他们并不在一起居住，而是一房人住一个地方，故有人称之为“一家三制”。除了霍英东要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周旋外，三房人之间平时并不相往来，每房人过着各自的生活。惟有霍英东在场的时候，比如家人到外面吃饭，霍英东带领到外地出差，三房人当中才偶有同时出现，但都是零零散散地在一起，整个家族成员同时出现于同一场合，应该是绝无仅有。
据我观察得知，他们同时出现于一个场合时，各房人之间看上去并不算亲密，相互间绝少交谈；更有意思的是，不同一房的子女辈互称对方时，往往是唤“霍生”或“霍小姐”，并没有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或直呼其名，甚至连冯女士对“震”字派的三兄弟也是称“霍生”。
反对子女从商
霍英东极为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其10多个子女，几乎个个都曾留洋，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对子女的管教极为严格，虽家财过百亿，但对子女花钱却严加限制。霍英东曾对我说，到现在为止，他给每个子女的钱并不多，每人名下的钱还不足够买一个普通的住宅单元；至于每月给他们的钱则一般是每人限于3万港元左右——当然，这只是对那些在霍氏集团工作的子女而言，那些在外头有自己工作的则另当别论。
霍英东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子女经商，更反对子女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据霍氏集团的职员所言，霍英东曾对子女说：“若你们不听我的话，到外面做生意，我就和你们脱离关系!”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认为霍英东自己就是靠一个人白手兴家的，没理由反对子女从商创业。其实，正是由于他自小在商界打滚，见惯商界的风风浪浪，深知商界险恶，故而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去冒险。他有一个心愿：多一些子女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更直接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事实上，就有子女如霍英东所愿，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不靠父荫，靠个人本事打天下，成为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儿子还是政府属下的玛丽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
在10多个子女当中，只有“震”字派的三兄弟在霍氏集团，协助霍英东处理家族庞大的生意。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基于把家族生意发展光大的考虑。
霍英东在家族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家长制度，而子女们也对这位威严的慈父言听计从，一
切服从父亲的安排，故霍英东对子女们的表现算是甚为满意，从来不太操心；唯一让他时常紧皱眉头的，就是那个名义上是他儿子的霍文芳。
霍文芳喜欢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霍英东对此大加反对。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霍英东在香港接到内地东北地区某省政府的来电，对方称：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们商谈合作拆烂船生意，我们已决定与他合作，并且会大力支持，尽力配合。对方原认为霍英东会表示感谢，谁知霍英东当即在电话里说：文芳与你们谈的生意，我一无所知，也与我无关，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放弃与他合作。结果，这宗生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据说，在此前后，霍英东曾多次责骂霍文芳，叫霍文芳绝对不能打他的招牌与别人谈生意。
令霍英东最为恼火和难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贩卖军火，在美国纽约被捕。霍英东听闻此事，极度震惊，愤怒非常，对着冯坚妮，口口声声大骂霍文芳为“衰仔”。
此事搞得霍英东面目无光，但爱子心切，他还是强忍愤怒之火，四出斡旋。
霍文芳一案公开于世后，霍英东当即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并很少与自己来往。但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是猜测此案与霍英东有关。其实，霍文芳涉嫌贩卖的15000支AK47自动步枪，利润只有24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1800万元，且还是与合伙人共得。这点钱相对家财上百亿的霍英东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不包括投资部分，霍英东捐给内地的款项就超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
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又见邓公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和他谈体育问题。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除了中国队和香港队外，还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足球队。香港队在这次邀请赛中表现出色，先后击败了埃塞俄比亚、伊朗和中国一队而晋身决赛。在决赛中，香港队输给年青力壮、整体合作默契的中国青年队，屈居亚军。
中国政府对这次足球邀请赛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刚刚重出政坛的*，还一起观看了决赛，并出席邀请赛的闭幕式。
7月30日晚，*在球场贵宾室，会见霍英东。对于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霍英东闻名已久。自1964年国庆节在北京见到*后，这是霍英东第二次与*相见。
穿着短袖衬衫的*，精神奕奕。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起来。不知道*当时对霍英东个人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的交流。由于*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谈起足球来，兴趣甚高。会见之后，他们又一起观看了足球比赛。
当时，霍英东还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霍英东一直珍藏着。1992年春天，*南巡到达深圳时，接见了霍英东。霍英东把准备好的这张相片递上，请*在上面签名留念。邓小见到这张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笔，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北京参赛回来后，霍英东对记者谈起与*会面的情形时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的所有职务，这是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我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会面，感到十分兴奋!”
自这次见面之后，霍英东就时常与*会面——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1977年8月，*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
看看了!”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
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
——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
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
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他惟有等候机会。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
第三部分 第三十六章 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
1978年底，霍英东和何贤率先进入内地，洽谈在中山县兴建高级宾馆事宜；1979年底，宾馆破土动工，一年后，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开张，成为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
率先进入广东投资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的报道，称国家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建设旅游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游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来旅游观光。
那一天，霍英东正在澳门与何贤商量有关番禺宾馆的建设情况。他看到了这篇报道，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到中山县去看看，说不准这是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何贤。何贤长期来与中山县有密切往来，时常捐赠钱物给中山县，对中山县有很深感情。听霍英东一说，非常赞成，当即和他一起前往中山考察。
中山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耀祺。对于两位港澳实业界巨子的到来，李耀祺欢迎之至。听了李耀祺的介绍，霍英东对中山县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是在这里过的，因而有不少有纪念价值的地方；县里有一座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是疗养、度假胜地……
霍英东认为，随着翠亨村辟为旅游区，将会有大批海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吃、宿之地，否则，就难以吸引和留住客人。于是，霍英东决定在中山县建一间高级酒店。
霍英东在内地捐赠的第一个项目是番禺温泉宾馆，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他从来没有经营过酒店，但却热衷于建酒店，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曾对我说：“那个时候，在中国找个吃饭的地方不容易。”
从20世纪70年代起，几乎每年，霍英东都组织香港地产界、工商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回内地参观、访问。每次到内地，霍英东最不习惯的是，内地的旅游服务设施非常落后。有好几次，霍英东对我谈及他在改革开放前在大陆的一些所见所闻：“那时，每次讲大陆施行，都有很大感慨。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饭店，那是北京最高级的酒店，但是洗手间里的浴缸却没有*，想找暖水壶塞来塞住，但那时酒店也没有暖水壶，我就干脆找条毛巾来塞住，不然怎么冲凉?想喝啤酒，但所有的酒店都没有雪柜，天时热，我们就从街上买啤酒回来房间，用水冷冻再喝，房间里，没有热水，我们只好喝自来水。1971年去延安参观，住的宾馆的厕所是没门的；有一年去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吃饭时总是停电。另外，物资供应也较缺乏，我们每次回大陆，都是自备三明治、面包和矿泉水。那时，真是想找家好的酒店住、找间好的酒楼吃饭都不容易，所以搞出很多笑话……”
霍英东又说：“那时从澳门到广州，沿途没有饭店，只有中山石岐有一间华侨宾馆，我
们就在那里吃饭。”
正是有感于内地的旅游服务行业过于落后，霍英东才乐于建酒店，希望借此对中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到促进作用。他每次对我讲：“我实说，当时若说我们搞宾馆是为了发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看到内地在这方面很落后，觉得如果能起好、经营好一家酒店、宾馆，作用可能会很大。”
霍英东对李耀祺说，希望和中山县合作，资金由他们全部负责，而中山县则在各方面予以配合。李耀祺对此甚感兴趣，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那时，尚没有中外合作建旅游酒店的先例。对此，中山县和广东省的某些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因为是新鲜事物，故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比如建涉外旅游酒店，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海外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大宾馆耗电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等等。
也就是说，霍英东要在中山县建酒店，一开始就遇着阻力。
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山县考察之时，北京正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将会制定什么新政策，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到了1978年1月，全会公报发表，*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
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坚定了霍英东到中山投资建设旅游酒店的决心。
几天之后，他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冒着小雨，沿着泥泞小路，到罗三妹山察看地形。罗三妹山环境幽美，山坡宽阔，上有温泉，下有河沟……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且又有温泉，真是疗养、度假胜地；临近翠亨村，方便游客前来食宿；况且，山坡如此大，以后还可以在这里建高尔夫球场……”站在罗三妹山上，霍英东心里盘算着。他认准了这是建旅游酒店的好地方，于是当场拍板决定：宾馆就建在罗三妹山脚下。
中山县是广东有名的富庶大县，但那时还很落后，到处是大沙田式的“茅坑”，像样的公厕没有几个。有人说：在这种遍地“茅坑”的地方建酒店，无异于把钱白白撒进“茅坑”里。这一点，并不是霍英东所担心的。他决定投资时，已先算了输数：如果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
如果说，霍英东当时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可能是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的改变。
这次，霍英东是要在温泉边建旅游酒店——其名称也叫中山温泉宾馆。那我们就姑且把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投资的创举，喻为“温泉试水”。水温是高是低，会否烫手脚呢?
霍英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硬着头皮，到温泉“试水”……
“省港杯”的倡议者
1979年1月底，就是霍英东与中山县领导商谈投资兴建酒店期间，他率领香港足球队，与广东足球队，在广州、香港两地举行了第一届“省港杯”足球比赛。
广东省和香港每年都有一次盛会——“省港杯”足球比赛，这个比赛至今已举办了16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倡议并力促“省港杯”举行的人，就是霍英东。
霍英东于1977年率香港足球队上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返港经广州途中，曾和广东省体育界的同业座谈、交流。回港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希望省港两地的足球队多些交流，最好一年举行一次足球比赛。到了1978年，霍英东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省港杯”足球比赛的设想。
霍英东的想法，首先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他们把情况向广东省汇报。当时广东主管体育的副省长是杨康华，他还兼任省体委主任。杨康华认为举办“省港杯”是省港体育交往的创举，对今后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内外交往有重要意义，所以也极力支持。
1978年12月6日，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香港足球总队代表团到广州，同杨康华和省体委副主任陈远高等人进一步磋商“省港杯”事宜，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二天，双方在广州东方宾馆正式签订了关于省港杯足球比赛的协议书，决定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分别在香港、广州各举行一场比赛。
1979年1月21日，首届“省港杯”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第一场比赛。霍英东亲自担任香港代表团团长，率香港足球队和足坛知名人士赴穗参加、观摩比赛；同月28日，首届“省港杯”的第二场比赛在香港举行，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和港督助理钟逸杰等港府高官都到场观看。比赛结果，广东队获冠军，麦理浩亲自把奖杯颁发给广东队。
“省港杯”比赛，成为省港两地的盛事。
“省港杯”赛后，刚好碰上瑞典足球劲旅——柯士达队抵港进行球赛，霍英东穿针引线，力促广东队和柯士达队打一场友谊赛。结果以零比零打平。随后，霍英东又联同澳门知名人
士何贤、何鸿燊、马万祺、崔德祺等人，邀请广东队顺访澳门，于2月1日，同澳门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省港杯”的举办，既提高了双方的足球水平，加强了相互间的友谊，也为此后省港澳之间的体育交流、合作，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霍英东最喜爱的事情就是体育。有意思的是，他一生的事业也往往与体育有关。一次，霍英东对我感慨地说：“好奇怪，我这一世人，做什么事，总是体育先行。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迷上锻炼，练举重、练打足球，之后就是做地产，卖楼花，轰轰烈烈；1961年，突然间澳门有一个警察厅筹款的足球比赛，叫我参加，把何贤、何鸿燊、傅荫钊、梁昌、叶汉等人也叫来打球，结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门赌场；1977年，带队到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之后又回到内地捐资；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赛举行，从此就在内地大搞投资，搞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白天鹅……这一切都是体育在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巧合?是有人刻意安排呢?还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时，我也觉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棋子，下一步怎样走未必知道的。所以，上次问你，我在国内是否有档案，因为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内地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事实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后，霍英东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力以赴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在内地的投资及社会活动，也成为他这一生中除了经营地产、参与赌业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业和经历。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归正传，霍英东与中山县官员谈到合作的事宜后，就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霍英东的创举，得到中央、广东省不少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港澳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对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
霍英东是中澳投资建设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中山温泉宾馆项目，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他都亲力亲为。
“动工前，我见过廖承志，廖承志对我说：‘霍先生，内地人力、砖头沙石都够你用，其它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霍英东回忆道。
果然，一动工，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惟有向海外落单订购。
由于中山县委书记对该项目鼎力支持，处处“开绿灯”，故扯皮的事较少。但在工地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闲聊，出工不出力，影响工程进度。这是内
地吃“大锅饭”的体制——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结果。
霍英东虽是香港商人，但对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却不以为怪，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此已司空见惯。他曾对我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应邀到内地参观一些公社、工厂，一些工人并不怎样干活，但见到我们来参观，就假装做一下，但后期，工人什么也不理了，我们参观，他们照样坐在工厂里不开工。工厂关起门来，外人看不到他们。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国家体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几个国际体育名人到广东省从化温泉参观，早上9点钟，我们在广州到从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刚刚上班开工，全部人都坐在那里不干活；更离谱的是，在内地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大钟，已经坏了很久，上面写着‘待修理’的字样。但过了一段时间，仍然看到这个大钟没有动，上面仍然写着‘待修理’几个字。我们觉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坏了就修理嘛，或者换一个钟不就得了，为什么总是在‘待修理’中。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
按照霍英东的计划，宾馆自动工之日起，一年之内就落成开业。但若不改变工人施工时偷闲、懒散的习惯，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过来，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并且还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而另一方面，霍英东则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两三天就电话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
并且亲自审看工程日报，实行“遥控”。
1980年1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中山温泉宾馆工地来。那时宾馆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负责人告诉霍英东：还有几万种设备没有运到，有些还远在国外，影响内装的进度。
按照原订计划，12月28日是开张大喜日子，也即此时离原定开张之日不到6个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东建议：是否把开张日子延期。但霍英东却决定：开业宴会的请柬照印、照发，开业日期不变。
有关中山温泉宾馆赶着开张这个问题，霍英东曾反复几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及：
“那时，很多人都担心，包括何贤、马万祺都反对，劝我不要太急，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相信能按期开张。但我还是按原计划送请柬出去，请了国家侨办的官员，请了*、刘田夫、梁威林等省领导，请了港澳的不少知名人士。我计算过船期，对按时开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那些货品运来澳门，再运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5个星期的时间，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接着，我即刻通知有关人员把在美国订购的设备、材料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资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有些来不及报关的，就申请特批，先入关再补办手续。而装修工人，也加班加点，昼夜施工，终于赶在开业前完成内装工程。为示鼓励，我还要求给工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
“何贤、马万祺等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发请柬出去，急于开张。其实，我发请柬出去，就是要调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力量，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振振有辞要求一些人办事。如果货物运到内地了，但却不能按期开张，国家有责任。不然的话，近10万种货品，怎样能迅速、顺利通过海关，并且有些还是免检，后来再补办手续?
“当然，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的国家经过‘*’之后，人心涣散，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我刚才跟你说过，那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参观，看到工人都没心思干活，个个坐在那里。有一个笑话，1980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跟我讲，他们想在万里长城建一个厕所，结果提了10年，还是没有建成。整个国家好像死了一样，转动不起来。当然，我只是个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我总是想：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东南亚、新加坡、香港，但为什么在内地的情况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给人们的思想刺激一下，让他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如果到时开张不了，那没有什么，顶多我受人骂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义却很大，对人的观念的改变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对外开放
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为了把开幕仪式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并邀请他们入住新落成的温泉宾馆，成为第一批客人。
有感于此，霍英东在酒店开张前，就明确规定：酒店是开放的，任由外人前来参观。当时有人担心地说：“开放让外人进进出出，会不会出现混乱，甚至盗窃的情况?”但霍英东坚持己见：“一定要向公众开放，让他们见识见识；况且做生意，要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会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张那天，来了几千人，往日沉寂的罗三妹山沸腾起来，似乎连温泉的水温也
因人气大旺骤升了几度。来宾们面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且赏且评；尤其是附近的那些村民，看到一年前还荒凉的罗三妹山出现这座园林式的豪华酒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那时，离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还不到三个半月。霍英东的眼光、胆识、智慧、办事的效率，不能不令人钦佩。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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