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祸不单行 酒店业又陷低潮
正当郭鹤年陷入航运业烦恼的时候，他在吉隆坡和曼谷的酒店业又陷入低潮。但郭鹤年对酒店一往情深，他坚信他的酒店将会看到“太阳的再度照耀”。
80 年代是一个郭鹤年经受考验的时期，当他正为航运业不景气而烦恼 时，他的酒店业的发展也陷入了低潮。
首先，在吉隆坡进行的香格里拉酒店及产业发展计划出现了问题。 吉隆坡香格里拉的兴建是在 70 年代中期，当时吉隆坡正严重缺乏一流的酒店和办公场所，产业欣欣向荣。
整个 70 年代正是马来西亚产业发展的黄金时刻，这股热潮一直维持到80 年代初，而到了 80 年代中期便跌入了低谷。
70 年代中期开始兴建的香格里拉广场在 10 年后建竣的时候，却发现形 势已经不是那么乐观了。
香格里拉广场是一家名为 UBN 控股的公司所拥有的，郭氏集团在这家公 司拥有约半数的股权。到了 1985 年底，这家公司的亏损累计达 2250 万马币。 与此同时，曼谷香格里拉的表现亦不佳，在开业的头 4 个月就亏损了6890 万泰铢，约合 264 万美元。这家酒店是 1986 年开设的，也正遇到了泰国经济
不景气的时候。
曼谷香格里拉开业之初，住客率仅达 25.4％，营业额头 4 个月只有 7110 万泰株，对于一个耗资 800O 万美元兴建起来的，拥有 650 问客房以及 47 间 套房的大酒店来说，这点营业额显然是少得可怜的。
曼谷香格里拉的亏损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缺乏团队的旅客，其二是当时曼谷的酒店已经供过于求。 郭鹤年兴建新加坡香格里拉和九龙香格里拉，都是一开张便获得满堂彩，而吉隆坡香格里拉和曼谷香格里拉却是出师不利。
其实这是局势使然，东南亚的经济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到了 80 年代中期普遍陷入不景气。
如果天公不作美，农民的庄稼就不可能获得好的收成，同样，经济界的天气不好，郭鹤年的商业王国也必定受到影响。 这期间不仅吉隆坡香格里拉和曼谷香格里拉不景气，就连郭鹤年的金牌酒店新加坡香格里拉的盈利也急转直下。
新加坡香格里拉在 1984 年的营业额达 9040 万元新币，盈利达 810 万元 新币，而在 1985 年，营业额却降为 8080 万元新市，盈利仅达 350 万元新币。
只有九龙香格里拉的成绩比较好，住客率仍高达 80％以上，这给了郭鹤年一些安慰，也为他增添了信心。 郭鹤年后来曾经这样谈到酒店业，他说：“酒店业被概括在‘盛宴和饥馑’的描述中，当旅游业的主要条件出现时，新的酒店便告开始，而酒店主 人的成功故事，即鼓励其他人士建立更多的酒店，最后造成客房过剩，并为所有的酒店经营者带来一段饥馑期。
“通常，经过一段供应及需求的平衡之后，将会再一次紧随着另一个盛 宴期的到来，这是一般的形式。但在东南亚，至少有两个城市，我们见证了其酒店客房的成长，远超过我们所见到的，即这些城市的景象，看来是一个很长的饥馑期。
“但这样一来，客房的租费便越来越便宜，这种竞争配合广泛的市场促销努力，最终将带来更多旅客，然后慢慢地以及稳健地，这些酒店经营者将 会看到太阳的再度照耀。”
郭鹤年所说的“东南亚”的“两个城市”当然就是指吉隆坡和曼谷。这两个地方的香格里拉酒店不得不削价以招揽顾客。而同一时期，东南亚的酒店都在竞相以廉价和殷勤的服务来吸引顾客。马尼拉希尔顿在这方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那时如一个顾客要修脸，就同时有三个人为他服务。
正是因为郭鹤年对酒店业有着坚定的信心，在“长长的饥馑期”也坚信 “会看到太阳的再度照耀”，所以他才在酒店业亏损的时候，没有退却，反而扩大他在这方面的投资。
有人说郭鹤年在事业上有两恋，第一恋是糖业，第二恋是酒店业。70 年代他在糖业上获得大成功，却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对糖业有些意兴阑珊，而对于酒店业，他却是一往情深，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不放弃。可以说，他的第 二 恋 比 第 一 恋 来 得 更 缠 绵 、 更 深 情 。
第二十二章 勇者无惧 负创出击地产业
郭鹤年在事业受挫时仍然勇者无惧，大举进军香港地产业，这就造成了集团内的资金紧张。他想将香格里拉股票上市套现，不料这计划却出现反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在东南亚，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真可谓“江山如画，一
时多少豪杰”。然而到了 80 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折戴沉沙，消声匿迹 了，在商业舞台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面孔。
郭鹤年在 80 年代也受到了重创，航运业遭受打击，不得不壮士断腕，酒 店业又蒙受亏损，可谓两面夹击，腹背受敌。
郭鹤年会就此消失吗？ 还是让与郭鹤年经常打交道的财经界人士来判断吧。新加坡金鹰证券（KIMENGSECURITIES）的研究部董事黄雅伦这样评价郭鹤年：“他可不是一 个在经济衰退时期会破产的人。”
郭鹤年具有无畏的性格，敢于迎着暴风雨前进。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当 他接连在航运业和酒店业受创的时候，他反而以进为退，奋勇出击，接连有大动作，令人称奇。
80 年代中期也是香港地产业低跌的时刻，郭鹤年看准了这个机会，大举出击香港地产业。 “要问香港有何树？告你‘相思’就全数。”这是二战以前香港因土地贫瘠而流行的一句活。
香港的土地实在是太寒酸了，整个香港全部士地中可耕地只占 14％，而这所谓可耕地也只是一色的盐碱滩，通通的石基底，挥镢 挖坑，一使劲，镢就坏，下面全是硬梆梆的岩石疙瘩。
而那几棵相思树，是通过千分之一的成活率考验的幸运儿，一吹海风，他们细细的躯干就在风中摇摆，仿佛苦笑着向人们诉说香港土地的贫瘠。 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香港的土地也“点石成金”了。
60 年代初期，大量移民从广东省涌入，而香港的棉纺、塑胶及电子业正在起飞，市民消费力大增，买楼置业成为香港市民最大的愿望，地产业开始 兴旺了，土地变得越来越值钱。
1967 年是香港政治地位受到空前考验的时期，不少富户移民外国，地产业凋零，但一些具有长远眼光和对香港深具信心的华资地产商，却在这逆境中勇往直前，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大量买入低价的地皮和旧楼。
1969 年是香港经济“全速前进”的一年，不少已移民国外的富户又回到香港。这些早已将楼字贱价卖掉的富户回港后，需要买入楼宇自住。一些早 期因为政治形势不稳而持观望态度的中下层市民，也积蓄了好几年，具有置业的条件。压抑了几年的“置业欲”一解除，对住宅楼宇的需求也大增，地 产业又兴旺发展。
1973 年 4 月香港股市狂泻，地产业也盛极而衰，连锁性地影响到以后的两年。
从 1976 年起地产业开始复苏，1977 年起再度兴旺，作三级跳式的窜升， 而到 80 年代中期，地产业又陷入低潮。
郭鹤年正是在这个时候，大举出击。 他在尖东地产方面的投资最为令人瞩目。1983 年，他以港币 852 万元，
购得屯门港笏一块 441 万平方尺的土地，用作兴建游艇会及豪华住宅，第二 年，他又斥资港币 4 亿元兴建深湾游艇俱乐部。
尖沙咀的地价在全香港是最高的，而尖东又是尖沙咀最好的地段。如果 说信和地产执尖东地产的牛耳，那么郭氏家族可以说是执到了其中的半只。永安广场以及南洋中心，都是这两个集团联手兴建而成，幸福中心也是郭鹤 年、信和，及其他地产公司兴建，此外。郭家还参与合资兴建一幢 16 层高的 广场。
郭鹤年的这些举动，如果在顺境中作出，是很自然的，然而他在接连遭受损失的情形下仍不退缩，昂首前进，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郭鹤年投入香港地产业，正是低跌的时候，许多新马富豪也都看准了这 个时机，纷纷进军地产业。然而不久，地产业持续暴跌，他们一个个都损金折银，狼狈败去。
郭鹤年会不会也失败呢？难说！一些财经界人士持观望态度，因为这个 时刻需要大笔的资金作后盾，而郭鹤年连续遭受亏损，他的钱从何而来呢？
人们似乎是多虑了，郭鹤年通过按押香港的一些集团产业，得以从银行 取得贷款，他的集团财务运行似乎一直良好。郭鹤年每次都能准时摊还贷款，而且在期限内全数还清，不需与债权银行重组贷款清还期，更不需要借助外援。
这就是郭鹤年的风格，他面对困难会不动声色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地将 它化解，以致人们觉得他真有点高深莫测。
有人说：“郭鹤年看起来有花不完的钱！”
然而当郭鹤年控制的香格里拉集团传出消息，准备在股票市场上挂牌上 市的时候，财经界人士认为他们得到了蛛丝马迹，表明郭鹤年的商业集团也许在资金运转上正面临着困难。
1986 年初，有一大批公司声明公开发行股票，准备吸收资金，这在当时形成一个小小的潮流，人们戏称其为“割让派”。
这些公司包括报业女大亨胡仙的星岛集团、国泰航空公司，澳门娱乐公司、以及香格里拉酒店等，他们都是在并不需要新资本之际，由旧股东“割让”股份，理由是让公众有份参与他们的生意。 而郭鹤年的香格里拉集团上市计划出现反复，更加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郭鹤年在当初提出售股集资时，打算把手上的一部分股权出让，以筹集为数 3 亿港元的巨资。
财经界人士很明显看出这是一项套现的安排，因为香格里拉酒店并没有 急于要发展的新业务计划出台。
郭鹤年深诸商场交友之道，九龙香格里拉成立之初，效益非常好，他便 拉拢香港传媒大亨邵逸夫入股，并且还邀请糖业生意上多年的伙伴印尼巨商林绍良入伙，香格里拉的合作人还包括太平洋银行。而郭家拥有的股份仍在 一半以上，如果酒店上市，郭家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九龙香格里拉在 1986 年的实收资本额是 2.5 亿港元，正好是各股东当初 的投资数目，郭鹤年当初的投资是 1.63 亿元，而当时的物业估值把香格里拉 的价值估为 8 亿元，那么只要按照估值数目发行 25％的股份，各股东便可以收回原来的投资数目了，以后，这些“别人的钱”便可以用去做另外的投资 了。
“要会用别人的钱”，这是商界流传甚广的一句发财心得。
从香港来看，许许多多的大财团、大财阀，都是善用别人的钱而发家。当年包玉刚借汇丰银行的钱买船，终于成为世界船王，正是这句话绝好的注解。其实，纵观所 有的白手起家的富豪，当初无不是用别人家的钱发家的。
但是，正如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的一句名言：“借钱不难，还钱最难”。 “善用”的意思，不但是“善借”，而且要“善还”。
香港曾经有两个以“善借”而闻名的人，他们是佳宁的陈松青，康力的 柯俊文，他们都曾被称作商界枭雄，以善借银行的钱而大红大紫，无奈经营不善，无力清还贷款，一个身陷法网，一个遁逃他乡。
而看错形势大肆借钱，一旦风向变化，措手不及，周转困难，便陷困境。 前面提到的东方海外和华光航业便是这样的例子，在航运业不景中几被清盘，处境非常困窘。
有佳宁、康力这些触目惊心的教训，人们对借用银行的钱不免心有疑虑，而随着股市的发展，又多了一种用“别人的钱”的方法，向股市集资，不仅 可以避免逼债还钱的风险，又省了利息负担，自然胜于向银行借款。郭鹤年也准备采取这个方法来吸收资金。
但香格里拉上市的计划却出现反复，原因是为香格里拉筹划上市的金融 机构 J 度表示异议，认为“割让”的价格太高，担心难以引起一般投资者的 兴趣。
怎么办？慌不择路，贱价出卖吗？这不是郭鹤年所愿意的。他宁愿暂时把上市计划搁置起来，而从别的途径想办法。 当香港的香格里拉上市计划搁置的时候，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开始悄悄地却是大量地抛售手上所拥有的股票投资。
从 1986 年 11 月 24 日到 12 月 2 日短短的几天当中，郭兄弟有限公司和 郭氏基金总共售出 461.5 万股属于玻璃市种植、沙洋酒店、彩虹及联邦面粉 厂的股票，其中以玻璃市种植为最大的一宗，总计有 423.5 万股。
在这个期间，玻璃市种植在吉隆坡交易所的平均价格为每股 4.53 元，联邦面粉厂为 3.44 元，彩虹 0.77 元，而沙洋为 1.5 元。看来，郭鹤年在这方面筹措的资金数目不小。这些调配资金的作法使他
看起来有用不完的钱。
无怪乎财经界权威人士认为郭鹤年“决不会是一个在经济衰退时期破产的人”。 这之后，郭鹤年为了减少未来难以预见的风险，开始重组以香港为主的投资结构。
新加坡香格里拉作出一个决定，把在香港的“宝亨投资”的 20％的股份， 以及贷予这间公司的股东贷款 1920 万元，转让予香港香格里拉的子公司香格 里拉金融。经过这项转让，“宝亨投资”的二成股权便由香港香格里拉所有，但最终控制权仍由新加坡母公司持有。
“宝亨投资”并不是一家经营没落、虚有其表的“壳”公司，它在 1981 年用了 3.95 万元买入香港一块土地供发展用，是有实际资产的，而新加坡方 面只索取象征性的价格就把它的权益转让了。
此外，郭家又计划在香港收购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实收资本 100 万元，通过它，去收购香港香格里拉和杭州香格里拉接近两成的股份，其中香港香 格里拉每股 1 元面值的股份 5000 万股，以每股 2.75 元交易，而杭州香格里 拉的 420 万股，则以每股 1.08 元交易，全部金额接近新市 3700 万元。
郭鹤年这一连串的行动的确让人有点眼花镣乱，然而经过这一番改造，
他的商业舰队更加增添了抵抗大风暴的能力。
正当郭鹤年在 80 年代中期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奋勇开拓、昂首前进的时候，郭氏家族又发生了一段插曲，这段插曲真有些惊心动魄，那就是1984 年他的堂兄郭鹤尧遭绑架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堂兄有难 遭绑架大难不死
堂兄郭鹤尧 1984 年在马来西亚新山遭绑架，68 天后才被放回来，创下 当地“肉参”被绑最长时间的纪录。
1984 年 3 月，马来西亚新山。 夜色已深，但这座城市仍然是灯火辉煌，毫无倦意。几幢高楼大厦上的
霓虹灯正在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给夜晚平添了几分安宁和静谧。
然而温柔的夜色中正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计划。郭鹤尧当天在新香港饭店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所以比以往回家晚了许多，当他和朋友道别走出酒店时，发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钻进自己的平治 车，吩咐司机返回彩虹花园的住所。
郭鹤尧在本书的前面已经有过介绍。他是郭鹤年的三伯父郭钦端的儿 子，是郭氏家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郭鹤尧继承了其父的一些特点，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颇为活跃。
郭氏企业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而总的来说，郭氏兄弟在家族中各有分 工：郭鹤年执掌整个家族生意，大哥郭鹤举在官场顺利发展，而郭鹤尧则积极在华人社会中活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群领袖。
一直以来，郭鹤年以及郭氏集团都是通过郭鹤尧从事一些社会福利及慈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郭鹤年一般都不出面，而是由郭鹤尧在台前活动， 负责把善款拨给一些教育、文化或慈善机构。
热心办教育一直是郭家的传统，郭鹤尧在这方面更是古道热肠，不遗余力，为华人教育做出很大贡献。
1976 年，他因为在社群方面的杰出表现而受封为拿督。 郭鹤尧的活动基地在新山，这是郭家的大本营，因为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所以郭鹤尧的曝光率很高。
8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不大太平，郭鹤尧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劫匪注意很 长时间了。
那天晚上郭鹤尧的兴致很好，他仰靠在平治车的后座上，不时和司机交谈几句，一边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街景。这些年新山发展得很快，一方面因 为它是柔佛州的首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郭家的投资。
因为夜色已深，路面上的车比较少，因此司机把车开得很快。
郭鹤尧把车窗降下半格，顿时一股清新的夜风灌满了整个车内。 突然他听到一声紧急的刹车声，身体也猛然向前倾去。从斜刺里突然钻出来的一辆小车，猛地挡在平治车前面。
郭鹤尧已经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说时迟，那时快，从轿车上冲出四名彪形大汉，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把手枪，郭鹤尧和司机都被用枪指住头，动弹不得。 四名汉子都甩丝袜套住头，看不见他们的真面目，但他们的声音却是非常刺耳：“下车！下车！快点！否则我一枪崩了你！” 郭鹤尧听到的都是华语，而不是马来语。
劫匪把郭鹤尧推到汽车尾部的行李箱中，“嘭”的一声把后盖盖住，锁好，然后开着车一溜烟地跑掉了。 整个行动只不过几分钟，非常迅速，这显然是早有预谋、筹划已久的绑架。
郭鹤尧被绑架的消息震动了郭氏家族，更震惊了新山乃至整个马来西亚社会。
郭鹤尧在马来西亚很有声望。他是新山中华公会会长、宽柔中学及另外 五间小学的董事长，善名义举广为流传，且又受封拿督，深孚众望，颇得人心，因此当他遭绑架的消息传来，许多人都感到震惊，也为他担忧。
马来西亚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谴责劫匪的不义，还 有人写文章在报纸上恳求劫匪不要加害郭鹤尧。
郭鹤尧被绑架后一直被关在一间密室中，经过了漫长的 68 天，他终于被放了回来，并且没有受伤。郭鹤年看到堂兄浑身上下都是好好的，这才长长 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这宗绑架案创造了当地“肉参”被绑时间最长的纪录，这段日子的确让 郭家人忧心如焚。
而郭鹤尧能全身而归，也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不无关系。 比起后来香港华懋集团总裁王德辉来，郭鹤尧算是幸运多了。
王德辉也是香港超级大亨，于 1990 年 4 月被绑架，赎款 6000 万美元，至今下落不明。关于郭家是否付给绑匪巨款，这一直是个谜，此事已经过去，郭家也不愿再提。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郭鹤尧后来仍然在郭家担当重任，在社团中也仍旧十分活跃。
在绑架前的 1979 年至 1984 年，他一直担任新山中华公会会长，由于章 程的限制，从 1985 年至 1988 年，他改任置理会长，不过，到了 1991 年他又 重任会长。
新山中华商会从成立开始，就由郭鹤尧出任副会长，1988 年他退位后改任会务顾问。 郭鹤尧对发展教育事业矢志不移。
近年来他致力于发起设立南方学院，并被选为该学院的董事长，南方学院是第一所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推动成立的高等学府。 郭鹤尧是性情中人，他有直话直说的性格，这尤其令人赞赏。
1991 年中，他曾往中国内地一游，并住宿在香格里拉酒店内，结果受到工作人员不诚实的对待，郭老返回家乡后大大地发了一通牢骚，还表示要向郭鹤年报告，让他的这位堂弟好好地整顿一下酒店的服务水准。
见过鬼都怕黑，郭鹤尧遭绑架之事对郭家震动很大，经过此事，郭家更是处处小心谨慎，以免树大招风，因此也有人说，郭鹤年凡事低调是因为怕 遭绑架。
郭鹤尧遭绑架的这一年，郭鹤年居住的香港也不太平。
1984 年发生了非常轰动的银行劫案，简直跟电影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钱还没被抢去，警察就 来了，匪徒抢了路过的车逃跑，警车在后面追，从中区追到北角，又追回铜锣湾，结果还是匪徒把车开进多层停车场，弃车逃掉了。在追逐中，匪徒打 死了路人，又开枪射击了在现场进行采访的记者。最后还是有人报信，说匪徒躲在铜锣湾大坑的一座楼宇中，警方于是出动大批人马，用炸药炸开了那里的门墙，把其中的几名匪徒一举擒获。这宗劫案非常轰动，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郭鹤年凡事低调，总的来说是由于他的隐者性格，在香港这样一
个地方，凡事小心谨慎总不会有什么害处。
郭鹤年旗下的嘉里集团每年在香格里拉聚餐，记者都要经过批准，才可以拍照。郭鹤年也较少出席公开场合，因此他的照片流传得也不多，一般人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光凭这一点，绑匪要光顾他无疑就比较困难。
郭鹤年的公司对记者的简单查询，涉及到私人问题的，也不愿作答。曾经有记者致电想确定 ChyeKuok 是不是他的侄儿郭孔辅的英文名，他的秘书立 刻反问道：“你问来作什么？”
郭鹤年出入都有一名保镖跟随。他的豪华住宅守卫森严，除了郭家的私 人司机，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
郭鹤年如此低调的作风自然使他不为人们所熟知。他 70 年代中期猛龙过江，大力在香港开拓业务，然而知道他名字的人却仅限于商界。一般老百姓 都知道香格里拉酒店，却不知道它的老板是谁。
香港人知道郭鹤年，其实最初还是因为他的大公子郭孔丞和台湾歌星邓丽君“拍拖”的事情。
二十四章 孔丞丽君 花自飘雾水自流
郭鹤年的大公子郭孔丞曾与台湾歌星邓丽君热恋，并已传出婚期，奈何 天意作弄，二人终洒泪而别，各奔西东。后孔丞终娶日本人为妻，而邓丽君 则终生未嫁，更在 1995 年 5 月因患急病，英年早逝。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凄美，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
70 年代后期，一位台湾歌星的声音回荡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人们对这位 “玉女歌星”如痴如醉，她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原名邓丽筠，“丽君”是她的艺名，原籍河北，1953 年 1 月 29 日在台北出生，童年时表演欲就特别强，12 岁那年参加台湾中学广播电台举 办的《黄梅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名列前茅，被台湾报纸称赞为“神 童歌女”。从此踏足歌坛，加盟台湾电视公司主持的《每日一星》节目，载 歌载舞，引起广泛的注意。
1969 年她高中毕业正式加入乐坛，演绎台湾电视 剧“晶晶”之同名主题曲《晶晶》而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 东南亚地区和日本获得成功。70 年代后期，她已成为华人女歌星中无人可与 之比肩的“天皇巨星”。
邓丽君的歌声也飘进了香格里拉，一直飘到香格里拉一名年轻的董事郭孔丞的心里。
郭鹤年的大公子郭孔丞 1954 年出生，洋名为 Beau。和父亲一样，郭孔 丞也是毕业于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他负笈澳洲，攻读企业管理课程。
回国后孔丞帮助父亲料理业务，成为父亲的好帮手。他担任了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经常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飞来飞去，并代替郭鹤年出席不少会议。
当郭孔丞的弟弟郭孔炎加入郭氏集团服务后，孔丞便长驻香港，处理当地的郭家事务。于是才演绎出了和邓丽君之间的一段情。
郭孔丞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70 年代后期正是邓丽君红透香江的时候。
1976 年她首次在香港“利舞台”举行个人演唱会，并成立了“邓丽君歌迷会”；
1977 年她荣获“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奖；不久又举行第二次演 唱会；
1978 年再度获得“香港第三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奖。整个香港都 被邓丽君迷住了。
1978 年 8 月，香港余仁生的一位少东请郭孔丞到一家夜总会吃饭，一起 的还有这位少东的太太。这位太太是属于在社交场上很活跃的人。三人正在 亲切地交谈时，忽然这位太太惊喜地叫了一声。
原来，邓丽君也碰巧在这时进到这家夜总会吃饭，而这位少东的太太又 跟邓丽君很熟，此刻她一面叫着邓丽君的英文名字，一面亲切地把她拉到自 己的饭桌前，邀她共进晚餐，自然也就介绍了郭孔丞和她相识。
两人四目相对，都感到有一股奇妙的电流穿过心里。
郭孔丞说：“邓小姐，你比电视上更美，声音也更甜美。” 邓丽君也对眼前这位英气勃勃、谈吐幽默的青年产生了好感。
这顿晚餐吃了很久，分手时俩人似乎都有些依依不舍。 郭孔丞很快又给邓丽君打了电话，俩人开始了一些交往，但并没有立刻坠入爱河，而很快邓丽君就离开了香港，这段情似乎要不了了之了。 这之后，人们发现一向不看娱乐新闻的郭孔丞也开始留意起娱乐版来了，而他的房间里也经常回荡着邓丽君的歌声。
1979 年邓丽君首次赴美参加个人巡回演唱会，其后在美国定居，在洛杉矾 UCLA 修读英文。其间传出了与正在美国拍《杀手壕》的成龙的绯闻。不过 这段情是短暂的，感情的火花只一闪便归于沉寂，来得快，去得也快。俩人 却在这半真半假的恋情中最终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
直到 1981 年，郭邓之间的感情才有了新的发展。是年 4 月，邓丽君来港 作个人演唱会，反应极度热烈，加演两场，门票又于两小时全部售光，创下 当时香港个人演唱会场数最多的纪录。
这自然成为传媒报道的焦点，然而传媒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个，因为那 些无孔不入的记者发现邓丽君身旁有一位男伴。
他是谁？竟能独占花魁？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下巴上蓄满了浓黑的 胡子，从长相上看，大概是位马来贵族吧。
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很快被查清了：郭孔丞，英文名 Beau，27 岁，香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其父为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一时间，郭孔丞成为各个新闻媒介争先报道的新闻人物，香港人还是通过这件事才知道本地还有个叫郭鹤年的超级巨富存在。
郭鹤年觉得有些好笑：老子沾了儿子的光出了名。 有一个时期，郭孔丞和邓丽君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报纸娱乐版的头条位置上。据这些报道称，郭孔丞招待邓丽君在香格里拉酒店居住，一住就是 1 个月，而在另一个场合中，邓丽君还亲自下厨为孔丞煮饭。
郭孔丞对这段恋情并不否认，他甚至很乐观坦率地对新闻界说：“进一步的消息，相信在明年即可宣布，（婚期）大概在明年也差不多了。”
邓丽君亦在公众场合大方地谈及男友，这和前几次秘而不宣的恋情很不 一样。
邓丽君情场得意，事业上又获丰收，在 1981 年的“香港第六届金唱片颁奖礼”上，她所灌录的五张个人大碟同时荣获白金唱片，成绩骄人，亦勇破 历届金唱片纪录。
一曲《心中喜欢就说爱》也许能代表邓丽君此时的心情：
花儿美丽有蝴蝶采， 姑娘娇媚等郎来看。 花儿美丽不常在， 青春一去不回来。 心中喜欢就说爱， 为何不敢说出来。
公众都热烈地关注着这段罗曼史的进一步发展。邓丽君也许很快就要披 上婚纱步入教堂了吧，邓丽君的崇拜者甚至暗暗心中感伤。然而这段罗曼史的发展却恰似一部没有结尾的电视剧，正在高潮的时候突然没有了下文。 人们并没有见到邓丽君披上婚纱，她仍然在歌坛上唱着缠绵的情歌，而她的身边再也找不到郭孔丞的身影。这颇令人感到意外。
原来，据圈中人讲，郭邓确实打算在 1982 年结婚，甚至婚期已经定在 3月 17 日，许多好友都已经收到他们的结婚请柬，然而这些请柬却突然在婚期前 5 天内被收回。原因是邓丽君闯不过郭老太太这一关。 当郭邓之恋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时，当然须征得家人的同意。
郭鹤年对儿女的婚事是比较民主的，但家里人的事一向还须郭老太太作主，所以当 长子为这桩婚事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便顺水推舟地告诉孔丞，他的婚事要 通过祖母这一关。
郭老太太，也就是郑格如居士，一向非常钟爱自己的长孙，视其为掌上 明珠。她总是亲切地称孔丞为“胡须佬”，对孔丞和邓丽君的恋情，郭老太 太早有耳闻，也早就有些不快。她倒不是认为邓丽君不好，只是不想有一个抛头露面的歌星来作她的孙媳妇。因此她每次见到郭鹤年，都免不了要唠叨几句。
郭孔丞听了父亲的话，就在 1982 年 3 月，也就是预定婚期的那个月，携 邓丽君返回新山，去见郭老太太。
郭老太太一见邓丽君，便与其约法三章，她表示，如果邓丽君嫁给孔丞，
成为郭家媳妇，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一、婚后洗尽铅华，脱掉歌衫；二、 从此不得再抛头露面唱歌；三、断绝和娱乐圈一切朋友的联系。
当时，邓丽君在歌坛声望正隆。她的名字之响亮，华语歌坛还没有能出其右者。唱歌是她的所爱，也是她的事业，郭老太太开出的条件，对她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邓丽君表示为了爱情她可以舍弃歌唱事业，但要她断绝和娱乐圈的一切联系，这委实太难，因为如果不再唱歌，她就想以后学作曲。 郭老太太并不是一个封建的人。其实，她受过高深的教育，思想开明，即使孙儿娶外国人她也不在意，但她坚持郭家媳妇婚后无论作什么，都不能再和娱乐圈有任何瓜葛。
结果，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意见达不到统一，这段情最终没能开花结果。 其实，当郭孔丞热情地追求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姓潘的香港钟表业富家子弟也正拜倒在邓的石榴裙下，但她却对孔丞情有独钟。她认为他虽然出
身豪门，却并没有富家子弟的习气。可惜邓丽君最终闯不过郭老太太这一关， 这段恋情最终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这件事对邓丽君打击很大，甚至改变了她的人生观。似乎为了远离喧嚣 的尘世，她远赴欧洲，学习声乐，增进个人修养，而社交圈子亦起了很大的 变化，暂别爱情道路，转食素菜，甚至出现严重的洁癖，经常戴手套，并享 受单身贵族的生活，圈中好友亦以女性为主。外界甚至传闻她与女导演麦灵 芝有不伦之恋。
与邓丽君分手后，郭孔丞亦有一段时间陷入苦闷，这种情况一直到一次 日本之行后才有所改变。
那一次孔丞飞往日本洽谈生意，日本商家介绍了一位叫裕见子的日本姑 娘和他相识。
郭孔丞一见裕见子就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裕见子曾留学美国，能讲一 口流利的英语，郭孔丞对她一见倾心。
有趣的是，裕见子脸型的侧面特别像邓丽君，这大概是孔丞最初喜欢上 她的原因吧。
双方很快坠入爱河，当他们的爱情成熟时，孔丞又带着日本情人回去见 祖母。
郭老太太对这位日本姑娘显然是满意的。这次会面非常愉快，只是因为 语言上的障碍使得谈话有些不尽兴，因此临别时，郭老太太还嘱咐裕见子说： “你必须尽快学会广东话，以便能在香港立足，并能与我交谈。”
孔丞和裕见子最终于 1986 年 7 月 30 日喜结良缘。一向低调的郭鹤年在 长子的婚事上也未过分铺张，只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自己的酒店里 各摆了 20 桌酒。
孔丞和裕见子的婚姻很美满，裕见子也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因此他们 家里还经常回荡着邓丽君的歌声。
而当邓丽君得知旧情人的婚讯后，依然说：“我祝福他。”其时她虽然 继续穿梭于香港、台湾、美加及法国等地，但已处于半退休状态，除参加慈 善义演外，很少于公众场合露面了。
郭孔丞也衷心地希望邓丽君能够幸福，却不料多年以后，邓丽君仍是孑 然一身，更在 1995 年 5 月猝然逝世，留下无尽的遗憾。
1995 年 4 月，邓丽君携男友到泰国清迈度假散心，并下榻当地的梅坪酒店最高层的 502 房，她曾数次来清迈，每次都下榻这家酒店。
5 月 8 日下午，一名男服务生经过邓丽君的房间时听到有人用力敲门， 便前往开门，他看到邓丽君趴在门口上，气喘得很厉害，地上散落着治哮喘 的药和器具，样子极痛苦，口中不断地喊着：“妈！妈！妈！”
因邓丽君多次到梅坪酒店投宿，服务生对她的情况很熟悉，遂将她扶到阁楼咖啡座，为她捶胸、按摩，并拿出她自备的急救器材急救，但邓仍未好 转，服务生于是将她送去曾就医的清迈兰朗医院。
在离开酒店时，邓丽君气 喘加速，抚着胸口，眼睛向上翻，不断叫喊：“妈！妈！妈！”5 时 30 分她 被送到兰朗医院急诊室，正好是去年 12 月 30 日为邓丽君急诊的苏密医生值 班，他马上为邓丽君急救，但急救无效，1 小时后他宣告邓丽君过世。邓丽 君去年 2 月 30 日也曾发病一次，同样是非常紧急，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邓小姐如果能早 20 钟送到医院，获救的机会会多些，我们已经尽力了。”苏密医生感伤地说。
邓丽君生前的最后一任男友是法国人保罗，这是和郭孔丞分手后她身边 唯一出现的男人。保罗比邓丽君小 10 多岁，据称那天保罗与邓丽君发生口 角，一气之下与友人出外购物以冷静一下，所以邓丽君发病的时候他不在身 旁。假如他当时在场的话，邓丽君可能会早点得救。
邓丽君曾透露打算在 42 岁披婚纱，43 岁以前生子，因为过了 43 岁生育 便很困难，可惜终未能如愿以偿。
邓丽君之死立刻成为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一些当年和邓丽君有过一段 情的人自然也就成为记者的追踪目标。曾和邓丽君传出绯闻的著名艺人成龙 坦然承认当年的恋情。成龙说：“如果世上真有天堂，她必定是上天堂的那 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都不忍踩死。作为一个艺人，她红足多年 实在难能可贵??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我 们之间，爱过亦恨过，亦和好如初过。分手后多年曾在酒店碰过面，我们当 时擦身而过，最后我还是转过身向她打招呼，以前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爱恨都过去。” 报纸上没有出现郭孔丞的消息。
其实，邓丽君的身边虽然出现过许多男人，但是真正谈婚论嫁的却只有 郭孔丞一个。邓丽君歌迷会长 Poly 还追忆邓丽君当时宣布婚讯的情景：
“她如沐春风，开心之情表露无遗，说话时经常露出甜甜的笑意，一副 多幸福的样子。”
“当时她还戴着订婚钻石戒指，我们说想看，她就笑着说，不给我们看。”
“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要在酒楼宣布这件事，已经是 10 几年前的事，她开心到几乎由心里笑出来。”
也许郭孔丞才是令邓丽君抱憾终生的男人。
GOODBYEMYLOVE，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MYLOVE，相见不如那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 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情意。 GOODBYEMYLOVE，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MYLOVE，从此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当年新闻界为郭邓的事热闹了半天，最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最终归于沉寂。郭家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很少有人提及了。
然而不久以后，在马来西亚，郭鹤年因一桩义举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第二十五章 义不容辞 神招妙手救马化
马华公会控制的马化控股因经营不善陷入崩溃，1985 年亏损达 2 亿美 元，引起举国关注。谁可以在这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拯救这艘要沉的船呢？马 华总会长林良实想到了郭鹤年。
从 7O 年代中期开始，郭鹤年的商业基地渐渐转移到香港，但他和马来西 亚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仍旧是一个马来西亚企业家。1986 年，他受邀 拯救马化控股，更加受到企业界的称赞。这些赞扬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 妙手回春的高招，一个是他义薄云天的人品。
马化控股是马华公会在 1976 年成立的。当时马华公会为了提高马来西亚 华人的经济地位，而达到自强自救的目的，遂大力鼓吹华人社会向大企业进 军，马华公会身体力行，率先成立了马化控股。
马化控股从成立开始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名字，这并不在于它浓厚的 政治色彩，而在于它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
马华公会的总会长李三春在马化控股成立之初，积极拉拢在云顶高原担 任总经理的陈群川下山，出任董事总经理的要职，着力推动马化控股的业务。
马化控股在成立后至 80 年代中期的 10 年中，迅速成长，成为马来西亚 发展最快的一家公众公司，其股东、合作社社员、存款人达 30 万人之多。但 后期由于在航运业的错误投资，加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以及管理不当等因 素，马化控股蒙受了严重的亏损，到 1985 年亏损达 2 亿美元，以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而在这个时候，总经理陈群川又因涉及“新泛电”事件被弄得焦头烂额， 狼狈不堪，在新加坡被指控，很可能被判坐牢，这真是寒天饮冰水，雪上又 加霜了。
这时郭鹤年突然出现了。他挺身而出，伸出援手，到法庭上把陈群川保释出来。郭鹤年付出的保证金为 2000 万新币。 要知道郭鹤年此举是在接连遭受航运业和酒店业亏损仍进军地产业时作出的。当时香格里拉上市的计划又出现反复，许多人猜测他缺乏现金周转，而这次郭鹤年一出手就是 2000 万新币，真令他们大跌眼镜，认为郭鹤年手头 并不缺现金。
其实，这个举动并不能用以判断郭鹤年是否缺乏现金，因为郭鹤年对待朋友一向全力相助，仁至义尽。 据闻郭鹤年此举也得到了郭老太太的首肯，所以陈群川在保释出来的当晚就越过长堤，抵达新山，第二天早上即到郭老太太的“精舍”去答谢一番。
陈群川虽然被保释出来了，但马化控股已经陷入瘫痪，现在急需一个有影响、有魄力的企业家来拯救马化控股。 谁可以担当此重任呢？马华总会长林良实第一个就想到了郭鹤年。 郭鹤年虽然在香港的事务非常繁忙，那段时间他的发展也不太顺利，但他还是义不容辞，受邀进入马化控股董事部，他与另一位受委主席，马来西 亚树胶业巨子旦施利李莱生配合，合力拯救面临倒闭厄运的马化控股。
当时，马化控股人心涣散，一幅凄凄惶惶的景象，郭鹤年和李莱生的到 来使它呈现了一线生机，公众对马化控股的信心恢复了一些。
郭鹤年带领一班人进入董事部后，趁着这个机会，立即着手研究马化控 股的问题，他发现马化控股有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
问题，马化控股才得以生存下去。 这三个问题是：
第一，马化现金的周转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新的董事部必须先筹措一 笔款，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在解决了财务的问题后，整个马化控股的业务需要加以检讨，亏 损的部门及业务，甚至不必要的开销，都必须尽快关闭或缩减。
第三，应尽快为马化控股寻觅新的商业机会，改善它的业绩表现。 找出这三个问题后，郭鹤年立即对症下药。他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先通过本身的关系，为马化控股筹措了一笔巨额贷款，然后着手研究马化集团 的内部行政，看看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以便采取应对方法。
据同时委任为马化副主席，并在稍后任执行主席的曾华英分析指出，当 时马化内部非常混乱，而且士气低落，董事部首先的任务是择贤人而用。
曾华英说：“郭鹤年在这方面的专业经验非常有用。” 他说：“一些问题会随时出现，我们必须随机应变。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另一把火却在别的角落烧起来了：”
经过郭鹤年大刀阔斧的改革，马化控股的亏损，由 1986 年的 2.283 亿马元急速降至 1988 年的 2766 万马元，从而及时阻止了马化控股的内部大出血， 并在往后的日子能够复原。
1988 年中，马化的业务渐渐步入正轨，郭鹤年功成身退，辞去了董事部主席的职位。 第二年，马化转亏为盈，盈利虽然微小，但对受严重创伤的马化而言，确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马化病入膏肓之时妙手回春，这不仅显示了郭鹤年高超的商业技巧， 更显出他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
1989 年，他众望所归地当选为马来西亚杰出的董事。
第二十六章 购入港视 南洋帮抑本港帮
郭鹤年出其不意向电视业发展，成为香港无线电视最大的股东。但他这 一举动却使港府大为惊慌，原因是他的“南洋帮”背景。
前面说过，郭鹤年虽然在 70 年代就猛龙过江，来到香港发展，但因其一 贯的低调作风，一向鲜为人知。1984 年大公子郭孔丞与邓丽君恋情传出，港 人才知道有个郭鹤年，但这段罗曼史最终不了了之，归于沉寂、郭家又变得 少人提及，港人又渐渐地淡忘了郭鹤年。
然而到了 1988 年，郭鹤年的一大举动却引起了众多港人的注意，那就是 他大举向传媒业发展，出重资购入港视，成为香港无线电视最大的股东，而 他的“南洋帮”背景还使得港府一度“大为紧张”。
郭鹤年显然是看中了电视业巨大的发展潜能才购入港视，电视在香港出 现虽然只有 30 年，但是发展的速度却非常惊人，发展的历程也颇为曲折复杂。
电视在香港首次出现是在 1957 年。
这一年 3 月，原来从事播音事业的“丽的呼声”转为从事电视行业的“丽 的映声”，成为香港最早的一家电视台。
“丽的映声”和今天的电视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有线的。市民如果想收看，必须每个月交 25 元的节目费，电视机也得向丽的租用，这样才可 以在每天中午的两个小时、以及晚上的四五个小时内观看到电视节目。
当时的电视节目现在看起来未免单调了一些，几乎全部都是从英国买回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英语对白，没有配音，也没有字幕，只有新闻和天气部 分用粤语播送。
尽管这样，它仍吸引了很多观众，人们对这种新奇的“小玩意”兴趣非常浓厚。 到了“丽的中文台”节目总监钟启文上任以后，出现了很多创新的电视节目，比如烹任讲座、插花讲座、工艺讲座、卫生讲座等。还有一些自己制作的游戏节目、配音片集和趣剧等。
在钟启文主政的四五年里，“丽的”在 节目的多元化方面不断发展。钟启文这些第一代电视人把电视节日带上了一 个新的里程。
在这同时，电视机也在不断的普及，看电视逐渐成为香港大众的普遍娱乐之一。“丽的”作为当时唯一的一家电视台，发展得红红火火。
然而到了 1967 年，一件对整个香港电视业都有着巨大影响的事发生了， 那就是香港广播电视公司（TVB）的正式成立。
“TVB”成立之初，“丽的”首脑们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然而很快他 们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TVB”和“丽的”比起来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它是彩色播映，而“丽的” 还停留在黑白阶段，而更主要的优势在于“TVB”利用无线传播，而“丽的” 每月还要向观众收取几十元的租机费和节目费，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看 即明。
因此，“TVB”开台后不久，便后来者居上，无论在声势上还是观众人数 上都大大压倒了“丽的”，一段时间里“丽的”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丽的”稳住阵脚，分析败因，企图收复失地。1973 年底，新的“丽的”
正式以无线彩色启播了，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能克服发射信号方面的重 大障碍，好些地区在收看“丽的”时，不是映像模糊，就是雪花飞舞，人们 只好转而收看“TVB”。另外新“丽的”在节目素质方面亦大有问题，这样导 致在“战场”上仍然接连败北。
那时候，“TVB”更冒出了一个女强人梁淑怡。在她主政期间，节目更加 多姿多彩了，令观众大饱眼福。许多观众在这期间形成了收视“TVB”的习惯， 这使得以后“丽的”再想转变这部分观众的收视习惯都比较困难了。
“丽的”眼看形势不妙，便从“TVB”请了一位黄锡照过去担大旗，从而 掀起了香港电视台之间第一次疯狂挖角的狂潮。两家电视台进入长期的龙虎 斗阶段。
到了 1975 年，香港第三家电视台“佳艺电视”成立，这使得电视业务竞 争的局面更为复杂。“佳视”的成立是香港电视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其间 发生的大事一件接一件，包括“丽的”麦当雄的兴起，林氏家族入主“佳视” 和梁淑怡的集体大跳槽，“TVB”向“佳视”进行的大规模反挖角行动，以及 “佳视”的 7 月大攻势等。
然而“佳视”只是昙花一现，到 1978 年，梁淑怡突然告别“佳视”，之 后“佳视”令人吃惊地宣布暂停营业，紧接着正式宣布倒台。
“佳视”时代结束之后，“丽的”在麦当雄等人的拼搏之下，也曾一度中兴，并且在“千帆并举”一役当中，逼得“TVB”有着 10 年光辉历史的“翡 翠剧场”也要临时腰斩，《轮流转》成了“翡翠剧场”最后一个长剧。
可惜“丽的”后劲不足，很快又在“TVB”的变法应战中被逼得透不过气来，连黄锡照和麦当雄也在“澳洲帮”的加入之后，悄然引退。 “丽的”没有了麦当雄的冲劲，更加一蹶不振，“澳洲帮”眼看形势不
对，决定趁早脱身，最后把整个电视台卖给了邱德根家族。邱氏在入主“丽的”后不久，正式把“丽的”改名为“亚洲电视”，开始了香港电视史的一 个新阶段。
到了 1988 年郭鹤年决意进军电视业的时候，“亚视”和“TVB”的竞争仍在继续，而电视业发展的前景仍然十分诱人。
由于录像机的售价因大量生产而开始降低，香港拥有录像机的家庭数字急升，录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香港大约有 140 万个家庭，估计加入录像会的就有 20％，录像市场大有可为。香港的两家电视台均将所制作的剧集制 成录像带行销，每年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收入相当可观。
电视电影也成为一个趋势，“TVB”和“亚视”均不惜工本，力求先声夺人。所谓电视电影也就是电视台利用本身的人力物力所拍出来的电影，形式 与电影公司所拍摄的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电视电影在电视上播出，而不在 戏院的大银幕上播映。
电视电影在香港的兴起，除了是两台竞争下的产物，希望吸引更高的收 视率外，更希望在传统剧集中来个突破。将拍摄好的电视电影制作成录像带 行销海外，更是有利可图。
虽然港府正在研究成立有线电视台，这对于商业电视是个很大的冲击， 但这还只是在计划当中。
而郭鹤年最终涉足电视业，和他的好友邵逸夫以及另一澳州集团奔达国 际很有关系。
邵逸夫乃是香港影视巨子，他是浙江宁波人，白手起家，起初在南洋发展，50 年代来到香港打天下，买下清水湾，建立邵氏影城，独霸香港电影市场。
邵逸夫最初和兄长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受到当时上海的六家影片 公司组成的“六合”的“围剿”，一致不买“天一”的影片，因此邵逸夫和 兄长带“天一”的影片远赴南洋发展。他们只携带几部影片和一架放映机，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城小镇，乃至乡村地区放映影片，招徕观众，甚至 忍受着马来亚割胶工场中的毒蚊叮咬和潮湿闷热，硬是逐格逐格“摇出”一 个电影王国来。
也许和郭鹤年有着共同的南洋经历，邵逸夫和郭鹤年的交情不俗。读者 也许还记得，邵逸夫是九龙香格里拉的股东，其实早在 70 年代郭鹤年在新加 坡创办第一同香格里拉酒店时，邵逸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大股东。
邵逸夫不仅控制着香港的电影业，在电视业更举足轻重，尤其后期他对 拍电影意兴澜珊，大力在电视业发展，控制着“TVB”的大部分股权。
1986 年，传出邵逸夫有意出售“TVB”股权的消息，而收购者乃澳州集 团奔达国际。
人们纷纷猜测：莫非邵逸夫年已 80，力不从心，而第二代人难望接班； 因此将资产套现，有意淡出？1987 年 1 月，奔达国际宣布已从邵逸夫手上购入 9983.7 万股的“香港电视”股票，相当于“香港电视”23.7％的股权，每股的收购价格定为 14 港元，邵逸夫因此套现近 14 亿港元。
邵逸夫虽然抛掉了他私人拥有的 23.7％的股权，但邵氏公司仍持有 20.4％的“香港电视”股权。
奔达国际不惜巨资购人“香港电视”也是因为它有利可图。“香港电视”
在 1986 年财政年度的上半年，获得了 1.337 亿港元的盈利，比较上年度的增 长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胜在收益稳定，而且在业内居领导地位，它的节目 控制了全港电视黄金时间八成半的收视率。
但是以如此高的价格收购是否会盈利呢？以“香港电视”以后的盈利计算，每股 14 元的收购价代表了 18 倍的市价盈利率，还没有考虑到几年后全 面禁止电视播放香烟广告引起的盈利波动。但奔达国际仍然认为捡到了便宜 货，原因是澳州本土同类型公司的市盈率更高，往往是 50 倍左右，相比之下， “港视”便相对显得便宜。
一些股市分析家们对此却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按收购价格计算得益，“香港电视”股份的息率不足三厘，对渴求现金周转的“奔达国际”自然甚为没趣。
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奔达国际购入“港视”后果然没有得到什么赚头， 又因资金周转不灵想脱手。而原来人们以为要“淡出”的邵逸夫看来对电视 仍意犹未尽，只是他似乎一下没有那么多现金，于是他邀请好友郭鹤年一同 合作。
早已对电视业有意的郭鹤年经过慎重考虑后，在 1988 年底动用资金 22 亿元向奔达国际购入了 31.1％的“港视”股权（奔达国际在购入邵逸夫的“港 视”股权后，持股比例一度仍在增加）。这样，郭鹤年持股已经超过邵逸夫 的“邵氏公司”所持的 20.4％的股份，实际上已成为无线电视最大的股东。
如此大规模晋身电视界，郭鹤年自然成为人们谈论和注目的对象，而香港政府还曾一度为他的这一举动而“大为紧张”。 香港政府认为郭鹤年的这一收购行动与最新颁布的香港电视条例相抵触。
原来，最新颁布的这项条例对外国集团染指电视业作了限制，它规定外 国集团只能拥有任何香港电视台的 49％的股份，而外国个人投资者则仅为 10％。
这一回，郭鹤年的低调作风和神秘色彩为他造成了一点麻烦，谁也说不 清他是哪儿的人。最后，当局认定他是新加坡人，他这项属于私人的投资违 反了新近颁发的条例，他最多只能拥有 10％的股份。
郭鹤年这一回不得不针对他的身份问题站出来现身说法。他在一封致香 港政府的信中表示他在香港居住已有 10 年，并且已经取得了居民身份证，是 香港的永久居民，他的两个儿子也是香港居民，他们在居留期间缴付香港税 务，因此应该享受香港公民的权利。
他否认他是新加坡公民，但他承认他同时拥有马来西亚护照。 香港政府最终批准了他的投资，郭鹤年和儿子郭孔丞入主无线，成为无线的交替董事。
别人搞电视都免不了成为公众人物，像亚视的林建岳、郑家纯，以及郭鹤年的好友邵逸夫。这些人都经常被“曝光”，别的不说，经常出现在自己 的电视台上总少不了吧，但郭鹤年虽然成为电视业的重头人物，仍然不改其 低调作风。
他仍然对任何访问都一概拒绝，想多了解一点他私人及家庭的事情绝非容易的事。 这次收购举动，在全香港都引起重视。人们都想知道这个每天晚上主宰他们喜怒哀乐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如此重大的举动照例说要举行记者招待会，然而郭鹤年父子自始至终没有在新闻界露面，这更增加了郭鹤 年的神秘色彩。1989 年初，郭鹤年出售了一部分股权给邵逸夫的“邵氏公司”，套回现金 3.685 亿港元。 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郭鹤年投资电视业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当时，郭氏是以每股 1.5 元及 14.3 元向奔达国际购入“香港电视”及“电视广播”股权，为这项行动，郭氏向银行借了 12 亿港元贷款，利率以银行同业拆息加0.375％计，每年要负担逾 10％的利息，从香港电视及电视广播每年收回的 股息显然不能支付利息成本。到 1991 年初，这两股已跌至 0.92 元和 5.65 元，这项投资出现帐面损失。
从购买“港视”事件以后，郭鹤年的身份在香港财经界的眼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往郭鹤年被认为是“过江龙”，属于“南洋帮”，而渐渐地香港的财经杂志已经把他列为本港的企业家一类，也就是说他已经属于“本港帮”。
70 年代后期以后，香港的一部分英国人大力改变对香港的政策，以求达到香港的国际化。
这种作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快到了解决“九七”问题的时候了， 英国人不断增加别的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几十个国家都和香港有了利益关 系，这样在解决“九七”问题时，英方的支持者就会增多，以便在香港取得 更多的利益。
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被鼓励在香港投资，因此香港就出现了许 多“帮”，这“帮”不是指黑社会帮会，而是对各个地区来港投资者总体的戏称。前面我们在谈到“港视”收购时就出现了“澳州帮”的身影。 而东南亚各国到香港投资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条件，因此“南洋帮”也就格外地庞大，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南洋帮”的各种举动中，尤以 1985 年马来西亚拿督邱德拔与船王包 玉刚争购会德丰集团最为有声势，但此役的结果是“过江龙”不及“本地龙”， 邱氏败退。
提起邱德拔，他可以说和郭鹤年是同行，同为新马的酒店业大王。1965 年，他和朋友一起创立了马来亚银行，被公认为是杰出的银行家。
但在同一年，马来西亚政府却命令邱德拔离开马来亚银行，指责他把不少款项贷予自己在新加坡的私人公司。后来邱氏以 5000 万新元收购了该银行在新加坡的全 部资产，包括良木园酒店、明阁酒店、马来西亚酒店，从此由银行家变为酒 店业大王。
会德丰为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一，但它在港历史以及盈利业绩一直较其 他三行差，故一直居于殿军席位。80 年代航运业低潮期间，它属下的会德丰 船务仍大举购船，造成负债累累，集团内借债不成，以致会德丰股东不和， 军心涣散，去意仿惶，遂引起收购。
当时邱德拔在香港注册成立了 Falwyn 公司，意图收购会德丰，有意到香 港发展，并以香港为桥梁问津内地市场。于是他以 1.58 亿港元购得会德丰一 大股东马登所持股权，发动收购战，这不但轰动香港，也震动新马。
但邱德拔此举未与会德丰最大的股东张玉良沟通，是个失策，因此本港财阀包玉刚加入争购，终于使优劣易势，最终包玉刚取得争购的胜利入主会 德丰，而邱德拔出售所持股份赚得 1 亿多港元而退。
此次争购失败，原因当然很复杂，但邱德拔远涉重洋而来，不占地利优势，本港人多看好包玉刚也是一个因素。
香港最引人注目的“过江龙”是印尼商业巨人林绍良。他是香港第一太平集团的大股东，业务遍及香港所有的热门行业，并且接连成功地收购了康年银行、远东银行，成为一家有名的银行集团。 但严格说来，林绍良并不属于“过江龙”，他的基地还是在印尼，本人也常住印尼，只不过把商业的触角仲到香港来了。
而郭鹤年倒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过江龙”，这些年来他在香港所作的投 资，都已获得丰厚的回报。
特别 80 年代中期他进军地产业时，许多南洋富豪都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前来，但不久他们都因为地产持久暴跌而损金折银，狼狈败去，唯独郭鹤 年坚持下来，给“南洋帮”挣回不少面子。
而这些年来郭鹤年不但把商业基地移到香港，并且长住香港，渐渐地他 已从“南洋帮”变为“本地帮”了，这也正说明郭鹤年到哪里都有很强的亲 和力。
购入“港视”使郭鹤年在帐面上出现亏损，郭家自我安慰这是一项“长 线投资”，不能计一日之长短，但最终还是“金蝉脱壳”将“港视”脱手。
看来，令郭鹤年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的还是酒店业。
第二十七章 一往情深 继续发展酒店业
郭鹤年坚定不移地在亚大地区发展酒店业，旗下酒店数目已达 24 间之 多。当众多富豪因为菲律宾政局不稳而裹足不前的时候，他却毅然决定在马 尼拉大举投资。
80 年代中期，郭鹤年接连在航运业和酒店业蒙受了亏损，对航运业，他 采取了壮士断腕的措施，忍痛割爱。而对于酒店业，他仍旧一往情深。他坚 信阳光定会再度照耀香格里拉——这个隐士居住的世外桃源。
正是这个信念，使郭鹤年对酒店业乐此不疲，酒店开了一家又一家，阵 容日益强大。
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郭鹤年的酒店已经分布在新加坡、吉隆坡、 曼谷、香港、斐济这些城市，并且扩张的步伐还在继续。
这些酒店的分布仍然是按照郭鹤年当初的设想：沿太平洋区域，尤其是 西太平洋区域设立。
韩国经济也在六七十年代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如此重要的 地点，自然不会落到郭鹤年的视野之外。
1987 年，郭鹤年雄心勃勃，准备让香格里拉在汉城登陆，然而计划进行 得并不是很顺利。郭与合伙人之间有一些分歧没能达成一致，这个计划遂于1988 年取消，进军汉城还不是指日可待。
汉城计划受挫后，郭鹤年又把目光移向了菲律宾，这是东盟五国中唯一 还找不到香格里拉的国度。
郭鹤年对菲律宾跃跃欲试。其实当时不光郭一人，许多企业家都看好了
菲律宾，但他们谁也不敢贸然投资。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 80 年代未正是菲律宾政权交替、局势不稳的时 候，前总统马科斯逃亡国外，科·阿基诺上台，1989 年 12 月又发生企图政 变事件，政坛气氛非常紧张，局势动荡不安。
这种情况一直使外国投资者犹豫不决，他们都认为马尼拉将是未来的发展之地，却一直裹足不前。 郭鹤年要踏足马尼拉不得不考虑到这种危险，如果菲律宾发生内乱，他投进的钱起码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收回了。这个问题他足足考虑了 6 个月之久。
郭鹤年具有这样的性格：行动前思考，行动中投入。一旦他决定实行这 个计划，他就不去想该不该实行了，只是想着怎样才能把它做好。
因此，当他最终决定进军马尼拉时，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大量资金，并且 为了显示决心，他把这项投资列为一项长期计划，郭氏集团进入菲律宾，可 谓来势汹汹，因为他并不只兴建一家酒店，而是一口气兴建四家，其声势之 大，直令那些犹豫不决的外国投资者咂舌。
郭鹤年兴建的四家香格里拉酒店，两家在马尼拉市区，另两家在急速发 展的宿务，总投资额达 2.5 亿美元之巨。
这四家酒店都是世界一流的，因为郭鹤年将为它们戴上香格里拉的牌 子。在郭氏集团中，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酒店才能使用香格里拉的名字。
马尼拉的两家酒店。一家是在曼达鲁宾兴建的，高达 19 层，分两个阶段 建成，拥有 700 余间客房。
针对这些酒店，郭鹤年表示：“我们承诺顾客提供最优越的水准，而这些都是香格里拉过去所建立起来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郭鹤年还非常乐观地说：“我认为马尼拉应该可以容纳几家好的酒店。” 为了配合在菲律宾的投资，郭鹤年在菲律宾成立了另一家投资公司，也就是郭氏菲律宾产业国际。 郭鹤年在菲律宾的开拓得到了当地富豪的支持和合作。
当郭鹤年决定在马尼拉兴建香格里拉时，他看中了马尼拉近郊的一块地皮，而这块土地是菲律宾华裔大亨拉莫斯在两年前购下的。 拉莫斯是菲律宾菲洛利尔石油公司的董事及股东，还拥有一家名为国家书店的家庭公司。 郭鹤年于是找到拉莫斯，希望能把那块土地转让于他。
经过协商，拉莫斯以换股的方式，把那块土地连家族所拥有的毗邻那块土地的另一块 4.2 公 顷的土地注入郭鹤年的菲律宾产业国际。作为交换，他获得了郭氏菲津宾产 业国际 60％的控股权，菲洛利尔石油公司及国家书店各占 30％。
郭氏菲律宾产业国际 1989 年初在菲律宾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郭氏菲律宾产业国际的上市显示出郭鹤年的经营方式有所转变。以往，郭氏集团名下高风险的酒店及地产投资总是以私人财团的方式拥有，这些私 人财团由郭氏集团和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合作组成。
而在马尼拉上市的郭氏 菲律宾产业国际公司KuokPhilippingProperties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 KPPI）已首次把一部分地产发展的风险交由公众分担。
KPPI 上市之初表现不错，投资者认为它是大公司股票，并且有利用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债务”杠杆借贷的方便。因此以 1500 万美元买入的 菲律宾地产发行后升值至 3500 万美元。但自此之后，便江河日下，到 1990 年，郭氏持有的三成 KPPI 股票市价跌到只值 910 万美元。
几乎与 KPPI 上市的同时，郭氏集团的另外两家附属公司也分别上市，集资支援菲律宾的投资。这就是在曼谷上市的泰国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 LaHoteIThaiLand）和在新加坡上市的太平洋船务（PacificCarriersLTD）； 这两家公司的表现和 KPPI 差不多，都在上市后不久立刻跌破上市价，令股票 经纪和投资商大感失望。
这些股份以高价上市和上市后急跌，被舆论认为对小股东不太公道，郭鹤年的声誉不免受损。 郭鹤年毫不气馁，再度为菲律宾的投资计划在市场集资。他向菲律宾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集资 12.5 亿比索（约合 4460 万美元）作为其名下的建筑香格里拉酒店及购物商场的费用。不管怎样，KPPI 拥有大量菲律宾的贵 重地产，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郭鹤年还同菲律宾产业界另外一位大亨吴奕辉合作，联手在马尼拉香格 里拉旁兴建了一座伊莎广场大厦。
这座大厦耗资 3340 万美元，作为购物场所及出租写字楼用。 吴奕辉也是一位华裔，和郭鹤年的父母一样早年由福建前来，是菲律宾数一数二的富豪。由他控制的庞大的罗宾逊土地企业拥有不少产业，包括购 物中心及酒店。
郭鹤年在菲律宾投资酒店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使他的连锁酒店在东 盟形成了一个网。
这样，在东盟五国，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 郭鹤年都有自己的酒店，它们互相呼应，形成一种整体效应，声势甚大。
郭鹤年认为在亚洲经营酒店是他的专长，所以他一直不急于把酒店业务 扩展到亚洲以外去。
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汉城计划告吹后不久，郭氏集团斥资在加拿大温 哥华洛逊街以 7100 万加元购下两个地段及一家名为 PacificPalisade 的酒 店。
不久，郭氏以 2600 万加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块地皮，赚了逾 1000 万加元， 另一块当时仅值 975 万加元的地段，价格几年后己涨了数倍。郭鹤年计划在 这里兴建一家香格里拉酒店，但一直是在计划中未实行。如果建起来，那么 郭氏酒店王国的格局又会焕然一新，它定将成为郭鹤年进军欧美酒店业的第 一个桥头堡。
郭鹤年在香港的酒店投资一向收到良好的回报，九龙香格里拉即使在酒 店业陷入低潮时仍能保持 80％的住客率。因此，郭鹤年在香港更没有理由举 步不前。
1987 年，郭鹤年再接再厉，在香港本岛中部，斥资收购了一家正在兴建 中的酒店，取名为港岛香格里拉。
港岛香格里拉原属太古企业所兴建的太平洋广场的一部分，当时共有四 个集团争购这家酒店，但郭鹤年志在必得，击败了其他三人，购得这家酒店 的大多数股权。
1991 年 3 月港岛香格里拉开业，它高 56 层，有 565 间客房，是港岛区建筑楼层最高的酒店。 当时香港酒店业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怎样独出心裁，招揽那些越来越挑剔的旅客呢？郭鹤年想了不少点子，于是在港岛香格里拉开幕时，人们看到那幅特大山水画《大好河山》时，个个叹为观止。
这幅特大的中国山水画《大好河山》有 51 米长，14 米宽，从酒店的 56楼悬挂至 39 楼中庭，观赏这么大的“大好河山”真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无疑为酒店增添了特色。 在香格里拉国际饭店管理公司的经营下，港岛香格里拉在香港酒店业中一直独领风骚。
在郭鹤年 90 年代的宏图中，台湾也进入他的视野，他雄心勃勃地准备把 酒店扩展到该地区去。
从郭鹤年 1971 年在新加坡建立第一家酒店以来，在 20 余年时间里，他的酒店集团已经伸展到 9 个国度去，酒店的数目则达 24 家之多。 对于郭鹤年在亚洲主要国家及旅游胜地大力开设酒店的作法，不少观察家仍在怀疑它是否正确，但郭鹤年对酒店一向有他自己的信念，不需要听别 人的七嘴八舌。
他的目光仍然在搜索那些适合于建造酒店的黄金地点。他目 前仍计划在印尼的巴里岛（Bali）、泰国清迈和印尼的沙里巴亚（Surabaya） 等地兴建酒店。
回想当年，如果郭鹤年称霸糖业后不向别的领域开拓，那么今天他就不 能够在酒店业获得这么高的成就，或许情况会更糟，因为他“糖王”的光辉 已经在后期有所减弱，并且在糖业上遭受了亏损，对照他后期在糖业上的经 营情况，我们更加认为他在酒店业上的扩展是正确的。
第二十八章 判断失误 糖业遭受滑铁卢
郭鹤年对糖业的长期走势判断失误，加入沙克丹集团，结果在糖业上遭 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郭鹤年在糖业上蒙受亏损与他在“1987 年决定和法国最大的商品期货贸 易集团沙克丹（CommericialSucreesetDenrees 简称 Sucden）合作,成为软性 商品期货的一股环球势力大有关连。
沙克丹集团乃是世界期货业巨子，它在巴黎、香港、伦敦及纽约设有主 要办公室，在汉堡拥有的子公司马林异斯活跃于世界石油市场，同时在稻米 和可可市场上亦举足轻重，1989 年它公布的纯利是 2.569 亿法郎。
世界糖价在 70 年代急速窜升，到了 1980 年便开始逐渐回落，1987 年， 沙克丹集团预料糖价会回升，便力邀郭鹤年加盟。
80 年代以来郭鹤年在糖业上一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举措，糖王也许是不甘寂寞，于是和沙克丹集团合作，组成沙克丹·嘉里国际（SucdenKerryInternaticnal，简称 SKI），郭鹤年持有 30％的股份，沙克 丹集团拥有 70％的股份。
两大集团联手，自是非同小可，SKI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糖贸易集团。 SKI 成立的基点就是预料糖价会回升，因此它成立之初，大力拓展白糖贸易，控制了世界蔗糖贸易的 6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而起初事实似乎也和预料的一样，SKI 屡屡得手，捷报频传。
1989 年，SKI 共买卖了 900 万吨的蔗糖，收入达 282 亿法郎（约 5.6 亿 美元）。
1987 年，SKI 成立之初就下了一个重注，看准糖价会回升，便与前苏联达成协议，以一个固定的价格供应 180 万吨蔗糖给前苏联，以弥补古巴在蔗 糖输出上的差额。
到 1990 年 3 月、糖价攀升到每磅 16 美分，SKI 的预测似乎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时的正确。形势的发展证明，SKI 对糖价的长期走势判断错误， 糖价从 16 美分起，就一直回落，1 年后已经跌到每磅 9 美分，这对 SKI 来说 意味着高达 1 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陷入困境的 SKI 开始大规模裁减蔗糖经纪人。
巴黎的《论坛报》曾在 1990 年 11 月刊出一篇专文，证实了流传甚广的 沙克丹陷入财政困难的说法，它披露沙克丹游说银行给予支持，以度过因前 苏联延迟偿还 440 万吨蔗糖货款而带来的困境。
一位商品期货行的人这样说：“郭鹤年的名字是沙克丹用来向银行争取 支持的一件武器。”
看来在世界蔗糖市场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不那么值得羡慕了。前 苏联和古巴在沙克丹的颈上挂着重担，而郭鹤年要承担其中 30％的重量，因 为在 sKI 中他占着三成的股份。
郭氏集团和沙克丹的合作还涉及到蔗糖的提炼及石油贸易，在蔗糖的提 炼方面，前景倒是甚佳。1990 年，郭氏集团和沙克丹组成了一个股份比例仍为 3：7 的合营公司，以未经透露的价格收购了智利糖业专利公司（Lansa）30％的控制性股权，1988 年，SKI 购入了一家以德国汉堡为基地的石油贸易 公司马林异斯的控制性股权，并且不断增持直至 66.7％。
当 SKI 在蔗糖贸易上遭受亏损致使郭氏集团财政欠稳的时候，郭鹤年在新加坡的酒店却为他带来盈利。从 1987 年到 1990 年，新加坡香格里拉每年 带来的纯利都在 2600 万至 3500 万新币之间（约合 1500 万到 2000 万美元）。
郭鹤年纵横糖业数十年，没想到今次却在糖的期货生意上遭受滑铁卢， 也算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吧。其实如果他不与沙克丹联手，不做世界 霸主，他在糖业上仍然有稳定的收入，他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仍有他的王牌。 郭氏集团在马来西亚持有百利士农业（PerlisPlantions）的 30％股权， 百利士农业垄断了马来西亚的蔗糖提炼业，同时占据着马来西亚 45％的面粉市场，因此在利润方面有稳定的增长。
世界性的糖价波动，对马来西亚的糖业影响甚微，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向澳洲糖商以 3 年一变的固定价格购入原糖。联邦面粉厂的小麦入口，也 经由类似的计划来控制，而百利士农业持有联邦面粉厂 58％的股权。
一位马来西亚的经纪人说：“政府控制了面粉和糖的零售价格，所以价 格只会上升，从不下降，‘百利士农业’的经营主要控制供应和生产效率， 它非常依赖政治，利润也非常之高。”
百利士农业 1989 年税前盈利为马币 1.56 亿，其中 50％来自蔗糖生意， 而面粉方面的收入则占 37％。
郭鹤年在印尼经营的面粉和蔗糖业利润也一直不错，和马来西亚一样， 印尼的糖和面粉的价格也是由政府机构设定，只要政府允许价格上升，世界 市场价格的波动就对它毫无影响。郭氏集团的公司在印尼商品市场只扮演次 要角色，他们一直以来都通过林绍良的萨林集团运作，萨林集团主宰着印尼 的蔗糖和面粉市场。
商品期货贸易商估计郭氏集团透过萨林集团供应的蔗糖，约占印尼入口蔗糖的 30％，此外，印尼生产的蔗糖，有 10％由 Canurgmadn 集团提供，郭 鹤年在这家集团拥有 45％的股份。
萨林集团名下的布高沙里面粉厂，年产面粉 200 万吨，该面粉厂所用原料全部通过郭氏的贸易公司买入。虽然由布高沙里面粉的船只运载，但这些 船只却是由郭鹤年的太平洋船务管理的。
郭鹤年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糖业生意本来可以使他有更稳定的收入，但他跃跃欲试与沙克丹联手，却遭到了失败，从此，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酒店业上。
第二十九章 投资内地 满怀信心迎“九七”
郭鹤年近年来大举向内地投资，在北京兴建的国贸中心是首都现代建筑 的代表。他还着意与香港的中资机构搞好关系，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前面我们谈到了郭鹤年在许多国家进行投资，扩张他的经济势力，但这 些国家中似乎并没有中国。其实，中国内地是郭鹤年近年来和未来的年头中 的投资重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放在本章作专门论述。 读者已经注意到，郭鹤年的商业基地有着这样一条变动轨迹：50 年代中 后期一直到整个 60 年代，他在马来西亚开创大业；70 年代初期，他的商业 基地渐渐转移到新加坡；
到 70 年代中期，他移师香港。而到了近年，他的投资重点转移到他父母的故乡中国内地。 其实，移师香港从长远看就是为到内地投资做准备。在香港立稳了脚跟，就可以搭桥问路，以香港为基地，进军内地。 其实，郭鹤年和内地的交往由来已久。
1962 年和中国外贸部那场蔗糖贸易大战中郭鹤年胜出，赢得了“糖王”的桂冠，中国方面却由此对他另眼相 看，甚至透过在香港的事业单位与郭氏合作经营食糖生意，并委任郭氏集团 为中国相机、颜料、电冰箱的马来西亚总代理。郭鹤年早在 1963 年就在香港 设立万通有限公司，负责与中国经商的业务。
作为海外华人的第二代，郭鹤年对祖国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这多半是来自父母对他的影响。他曾经这样说：“对中国的认识，大部分是从家母那 里来的，先父的影响也有一点，但我们较少见到他。他不是去做生意，就是 和朋友在一起，而家母则天天在我们身边。我的父母亲都是年轻时从福建移 民到海外，他们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
“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我的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那个地方也是个好国家、好社会。尤其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最困难的年代， 很多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爱护、提拔，像提拔我的父亲，提拔和爱护我 和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我的心可以说是分成两瓣，一瓣是 爱我生长的国家，一瓣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乡。”
正因为郭鹤年对祖国怀着一份赤子之心，所以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内地的好朋友，并一直寻找着来内地投资的机会。
1980 年，中国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篇章，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条 东方的巨龙开始昂首飞跃。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郭鹤年以一个商人的敏锐眼光首先发现中国的酒店已满足不了社 会飞速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流动增加，在国内，出差的人多了，做生意的人多 了，他们都需要住店，而酒店旅馆还是原来那么多，于是就出现了“住店难” 的现象，一时间，各大酒店均早早就挂起“客满”的牌子，旅客一出机场车 站，第一件事是找旅店，若是来得晚了，恐怕就得找一个地方蹲一宿了。
而对外商来说，他们不仅抱怨住店难，更抱怨酒店的服务质量差，来中 国没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对吸引外资肯定会有影响。
郭鹤年看到中国内地对酒店的需求，于是在 1983 年，他在内地建起了第 一家酒店。这就是北京香格里拉，它位于北京海淀区，合作者有北京四季青
公社、经贸部五矿进出口总公司。 郭鹤年属于来华投资的第一批外商，这确实要有吃螃蟹的勇气。那时候
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对许多外来事物不熟悉，没有经验，而郭鹤年来中国本 上投资也是第一次。至今郭鹤年谈起那段经历时还颇为感慨，他说当时的作 法就是“冲”、“一直冲”！
“1983 年进入大陆时，谈合同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做法是一直冲，一直 冲！第一，我们找合作对象比较慎重，研究他们的背景，觉得可以合作的时 候，就一直冲。”
他说：“刚开始进大陆办酒店，国内没有这种条件，只给我很短的合作 期限，是海淀区那一家，开始签合同、设计、施工、建筑，我们只有 13 年的 合同，但我们也不计较这点，还是把它建成一家五星级酒店，之后，他们再加 5 年给我们，现在是 18 年的合作期限。”
郭鹤年建起北京香格里拉后不久，又在杭州登陆，建立了杭州香格里拉。 北京的香格里拉酒店，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建筑物，它拥有一个容纳 44个办公室和 76 个住宅单位的大厦，以及一座高 24 层、客房达 876 间的酒店。
郭氏集团在内地投资最引人注目的项目，要算是 1985 年斥资 5.3 亿美元，在北京与中国经贸部合资兴建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一项投资达 5 亿美元之巨，如此气魄的大手笔直令世人惊叹，它被认为 是外资在中国产业界所推行的最大投资计划。
此项物业占地 12 公顷，包括办公大厦、展览厅、会议中心、住宅、商店及五星级酒店。
郭氏通过在香港的公司嘉里工业持有这项物业 50％的股权。 国贸中心目前是北京最庞大的建筑工程，甚至在未来的 15 至 20 年中都会独领风骚。
1989 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香港股市大跌，经济界一片萧条，许多外 商对中国前途信心不足，投资举棋不定，不少人甚至撤回了他们的投资。
郭鹤年的经营活动亦受到影响，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于 1985 年 9 月开始动工，原定于 1990 年 2 月竣工，但由于发生政治风波，工程拖延至 8 月份才完成。
由于拖延了 6 个月，“国贸”的运作成本增加了 1 亿美元，这种非正常的额外投入，的确使郭鹤年很苦恼。 当时财经界估计郭鹤年的集团内部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因为郭氏集团一向以准时还银行贷款而著称，但这次，由嘉里工业和中国外贸部下属一家公司共同借用的一笔 2.3 亿美元的贷款则要由银行重组还贷日期。
那时候许多入认为他这项投资不划算，因为额外多了 1 亿美元成本不说，而且“国贸”这个商场酒店组合，要到 3 年后才会有盈余。 但是郭鹤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内地来讲，投资一定不如我们在香港、东南亚投资那么快收回本钱，内地要比这些地方都慢一点。 在中国内地投资，今天签了合同，等于种一棵榴梿树，你要等六七年，才第一次看到水果，这中间的六七年，饭从哪里来？我们在香港的企业、生 意，东南亚的饭店、砂糖工业和面粉厂，这些的利润，不止养我一家，还有 我们公司下面的好几百人、好几千人，大家都可以过日子。”
郭鹤年的想法没有错，他对中国未来坚定的信心得到了回报。1991 年， 他看到“国贸”这棵“榴梿树”开始以做视群雄之态耸立于北京的各大建筑
物中。1994 年，这颗榴梿树开始开花结果，为他带来丰厚的收益。 郭氏集团在内地的投资已经从当初的一两个城市扩展到各个大城市，用句俏皮话来说：郭鹤年是“甩开膀子大干”了。 除了北京的国贸中心外，郭氏集团另一项引以为做的代表作，是上海闸北天目路的“不夜城商住综合楼”。
1991 年，郭氏集团在事先没有声张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购得深圳亚洲大酒店 90％的股权，并且将把它改名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香格里拉位于深圳火车站东侧，楼高 33 层，郭氏集团用了 1 年的时间进行内部装饰，把它改造成五星级酒店。
购得亚洲大酒店后，郭氏集团在内地已经拥有七家开业酒店，除了北京的国贸饭店及中国大饭店之外，皆是“香格里拉”级的高档次饭店，分布在 杭州、上海、西安、深圳，在兴建中的则有北海、沈阳 2 家酒店，预计在 1996 年可以完工。而筹建中的酒店，则多达 12 家。
郭氏集团的酒店业的发展大多伴以商住楼字的规划。这些大规模的产业 项目包括与三林集团合资成立银河地产公司，在深圳发展高级住宅颐园，上 海的静安区商住办公大楼、不夜城商住综合楼、上海商贸大厦，福州的国贸 中心及嘉里中心等。
郭氏还在粮油食品工业方面进行投资，目前营运中的已有辽阳、合肥、厦门、赤湾等地的七个工厂，预计另有六个工厂将陆续建成，加入投产的行列。
郭氏集团在内地的投资计划，主要经由旗下的香港嘉里集团进行。由嘉里集团的内地投资的分布看，可以发现，沿海各大城市，由南到北，从广西 的防城，广东的深圳、广州，福建的厦门、福州，再到上海、苏杭、青岛、 天津、北京，以至东北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皆可见到郭氏的投资， 而内陆的主要都会区，例如武汉、成都，亦是嘉里集团看好的重点城市。
在内地投资这么多年，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郭鹤年感慨多多，他说：“海外华裔也好，港澳居民也好，投资中国内地，我觉得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因为中国内地经过‘文革’后，人民都知道，原来那条路是跑错了。回过头 来搞经济，资金不足，管理技术也不足，所以海外这些华人参加进去，对国 内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国内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要跑得快的话，海外华 人的推动力是相当有效的，能够早日促成国内高级领导人的愿望实现。
“我觉得，最近，尤其是 1992 年 5 月开始，整个中国的高层领导也好，中级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思想都在一天天转过来，都认同不要天天讨论 主义、主义的事情，还是致力把经济搞起来。
“我们一定要到国内投资，第一是显示资本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商人， 有的也有可取之处。第二这些投资，真正对中国有些贡献，把他们从旧时代 环境推动到现代世界。第三，因为帮助国家经济繁荣，使内地一天天变得更 好，更进步。”
郭鹤年说：“华人，尤其是汉族人很有文化，这从到内地去投资这些项 目上可以看出来，没有别的民族好过华人。当然一部分外民族的人也有好像 华人这么好的。
“很大批的华人在国内，都是很好的人，无贪、无念、爱国、爱炎黄子 孙，像我的几个朋友，78 岁也好，65 岁也好，天天的生活也很普通、朴实、 自律、自尊，完全是有文化的表现，一套非常好的文化。”
看来，郭鹤年的“中国心”还是很炽烈。他热爱中国的文化，也热爱炎 黄子孙，这使他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好友，不仅如此，他还着意与香港 的中资打关系。
80 年代以来，香港富豪大举投资内地，十分引人注目，而与此同时，内 地也积极开拓香港市场。香港的中资渐渐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例如光大集团，它成立于 1983 年，10 年来已由当初的 1 亿美元经营资 金扩展到资产超过 200 亿港元。1990 年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光大（集 团）总公司，在京设立总部，形成独特的拥有香港和北京两个总部的运作体 系，便于更好地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内外结合，联手发展，声势非常 大。南至海南岛，北至黑龙江，从沿海到内地都在拓展业务，尤以特区和惠 州为重点。
郭鹤年在上海开发闸北区，就是与光大集团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合作者 香港首富李嘉诚，他们合作组成港沪发展公司以实施这项计划，并合资组成 上海嘉里房地产业公司在虹口区发展高标准商住物业。
郭鹤年与中资在香港的另一大财团华润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金钟 大古广场的香格里拉酒店就是跟华润合作。而 1985 年他斥资 5 亿美元之巨在 北京建立“国贸”，就是华润“搭路”跟经贸部合作的。
1991 年初郭鹤年仿问北京，就是由华润的总经理佟志广陪同，可见两家
关系非同一般。
1991 年郭鹤年更是重锤注资中信泰富加入收购恒昌行的行列，与国务院 一家直属公司中信机构建立非同小可的关系，着力与中资搞好关系的意图更 是明显。关于恒昌行的收购战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郭鹤年和中资的密切程度，那就是他已经把他在香港的司令部嘉里国际完全迁入了中国银行新厦。 郭鹤年选择中银新厦，主要原因是与中国关系密切。与他有商业来往的商人及银行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是百分之百中国内地好友，对中国前景睇（看）好。他大举在香港投资，亦是看好中国。” 面对“九七”的到来，郭鹤年心中很坦然，他应该是所有富豪中信心最坚定的一个。
追溯到 80 年代初期，香港楼市暴跌，又逢英国与中国政府就“九七”问 题谈判，香港许多人的投资信心甚为不振，但郭鹤年在 1983 年前途谈判尚未 有协议之时，就开始行动，购入屯门一幅土地，兴建游艇会及豪宅，1984 年 又斥资 4 亿港元在深湾建游艇俱乐部。这表明他对香港的坚定信心。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内地经济颇受影响，郭鹤年的北京国贸亦因此推 迟了半年才落成，然而他在风波后第一个站出来投资，1990 年香港半岛酒店 集团和其他发展商退出兴建上海会展中心及酒店的项目时，香格里拉集团挽 救了这个计划，并接收了酒店的管理工作，尽管当时看来这个拥有 628 个房 间的酒店中心前景并不乐观。
经过这些风风雨雨，面对“九七”，郭鹤年觉得阳光灿烂。 他说：“面对九七，没什么担心。我希望北京的中央政府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能办得好，办得非常公道。我有这个信心。当然也会有些矛盾和问 题，一部分香港人不喜欢了，这一定有，人的社会，不可能天天像今天的天 气这么好，总有下雨打雷的日子。
“香港九七后一定好过九七前，这句话也是自然的，因为全世界天天好 起来，都在进步。不单止香港。像新加坡，李光耀的新加坡比以前的新加坡 好得多，发展得多。他只管治了 27 年，1965 年起，头三五年心里比较乱， 也不是很有把握，在那里搞基础，真正发展只有 18、20 年，李光耀接手前， 新加坡没有工业，几乎什么也没有。
“香港的前途是美好的，有希望的。中国政府要尽量多和香港人沟通、 联络、解释。”
郭鹤年对香港的前途如此充满信心，这信心也许还有一点点来自于他的 九龙香格里拉。
面对维多利亚港的九龙香格里拉的高层客房已有很大一部分被预订了， 而预订的时间都是：1997 年 6 月 30 日。
原来，香港的许多华人获悉香港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正式回归祖国，非 常兴奋，想出了许多庆贺活动，其中一项就是预订靠海临街的高级酒店客房。
这些人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华人，他们担心 6 月 30 日晚街上人山人海，而本 身行动不便，看不到这一盛况，所以提前几年向香格里拉酒店、丽晶酒店、 新世纪酒店、海景假日酒店、富豪酒店等高级酒店预订了 1997 年 6 月 30 日 的客房，这客房一定要高层，而且有靠海临街的阳台。
到 1993 年 3 月底，1997 年 6 月 30 日的高级酒店客房已预订出 1300 多 间。而且，预订的客房还在急剧增长，预订者已不光是香港华人，还有台湾、 澳门以及海外侨胞。
从预订客房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人心所向，因此郭鹤年相信，“九七”后的香港将会是阳光普照。
第三十章 重锤出击 收购再打中国牌
郑裕彤、徐展堂收购恒昌行不利，斜刺里又冒出一支以中资为首的 GreatStyle 财团与其争购，内有众多高手，其中赫然出现郭鹤年。 两方与恒昌行一时成三国之势，三方对峙，一时难分高下。
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郭鹤年的几次收购行动，比如 1976 年他发动了一场 倒置收购，使马来亚糖厂变成玻璃市种植的一个子公司，使玻璃市种植成为 他的一个商业舰队。1988 年他收购了超过三成的“港视”股权，成为无线电 视最大的股东。这些行动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叫作善意收购。
而如果一个愿买，一个却不愿卖，而买者又志在必得，这样的收购就是 敌意收购，最终引发出一场收购战。香港有史以来记载在册的第一宗收购战， 就是 1972 年英资的怡和洋行旗下的置地公司突袭华资名流周锡年的牛奶公 司。这场攻坚战为时几达一个月，“置地”最终取得“牛奶”股权的八成， 获得最终胜利，得到了个人垂涎的“牛奶”名下铜锣湾东角道及薄扶林道牛 房的大幅土地。
有别于敌意收购和善意收购的还有一种”狙击性收购”。故意收购和善 意收购的目的最终都是吞并对方，扩张自己的势力，而狙击性收购的目的不 在于兼并对方，而是虚晃一枪，借收购的假动作，一面暗中吸购对方一定数量的股权，抬起股价，造成吞并对方的声势，然后提出收购建议，造成对方 亦抢购自身的股份自保，进一步提高股价。
当股价已经足够高的时候，通过 协商让对方在高价位赎回，事实上就是借收购之名，哄抬股价，一进一出获取暴利。
善于玩弄狙击性收购的人，被股市称为狙击手，在这方面香港最出名的人物是爱美高主席刘銮雄。他在 1985 年发动能达狙击战，当时香港人还不熟 悉这种狙击战的作法，而刘銮雄也秘而不宣，假戏真做，使人们以为这是一 场正常的收购战。连被收购对象能达科技公司都蒙在鼓里，拼命吸购本身的 股份防御，直到大战收场时才明白这是一场狙击战，而刘銮雄牛刀小试，不 到一个月一进一出便赚得 60O 多万港币。
总之，收购战已是现代商战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收购战往往被称为“高手过招”，其中奥妙无穷，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超级大亨们气定神闲、指 挥若定地驾驭收购战的艺术往往令人叹为观止。
而当一位富豪介入收购战的时候，他往往成为舆论注意的焦点。与郭鹤年同为新马酒店大王的邱德拔也是个极不爱出风头的人，然而 1985 年他与包 王刚争购会德丰，立即人人皆知，迫得隐者现身。
而郭鹤年即使在 1991 年做惊鸿一瞥式的露面，出手争购恒昌行时，也自 始至终保持着很低的曝光度。这场争购战以其涉及财团之多，牵动规模之大， 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购战，郭鹤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郭鹤年之所以出手争购恒昌行，和一个叫中信泰富的公司有关。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公司（简称中信）是中资在香港的一个财团，它原来只是一个小型的地产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智健是北京中信集团董事长 荣毅仁之子。中信集团在香港发展得很快，1990 年，它收购泰富公司，借“壳” 上市。
所谓借“壳”上市的“壳”就是指股市上的上市地位。香港有些上市公司经营没落，虚有其表，形同空壳，于是有意上市的公司便像海滩上的寄生 蟹利用这些空壳寄居似的，买下这些公司的上市地位，顶替上市。香港人把 这形象地比喻为“借壳上市”。
中信公司为什么要顶别人的“壳”上市呢？ 原来，香港上市公司条例规定，上市公司要具备在港经营 3 年的纪录，而中信这样一些公司欠缺这一条件而又极需迅速在港发展，于是就只有走“借 壳上市”的捷径。
虽然买“壳”得付出代价，但可以省下一大笔上市费用， 而且“壳”公司又有现成的架构，只要买下来，加以消化，就可以正常地运 作和发展。适宜于做“壳”的公司往往是一些小型公司，易于出售，而那些 业务前景良好，经营管理正规，架构健全的小公司，更是好“壳”，对中信 来说，泰富正是这样的好“壳”。
泰富发展的前身是新鸿基首脑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公司，1986 年它的股权转归三大股东：中资的港澳国际持有 51％， 冯家持有 19％。1987 年，港澳国际将股权转让予永新企业的曹光彪家族，到1988 年，曹家拥有泰富 50.7％的控制性股权。
到了 1990 年，中信看中了泰富，以每股 1.2 港元向曹家购入了泰富股份， 中信董事长荣智健出任了泰富董事长，泰富的股权分股变为中信 49％，曹家13.2％，公众 37.8％。
1991 年 6 月，泰富发行新股 14.92 亿股及可换股债券 5 亿港元。一向与 中资关系密切的郭鹤年便参与进来，同时参股的还有李嘉诚。这样，泰富的 股权比便变为中信 49％，郭鹤年 20％，李嘉诚 5％，泰富自此改名为中信泰富。
中信泰富成立伊始，锋头正健，锐气十足，正想做一两件事以壮军威，而此时郑裕彤、徐展堂、林秀峰狙击恒昌行不利，这情景让中信泰富看在眼 里，登时见猎心喜。
话说 6 月 7 日，恒生银行的董事长何善衡的夫人李怡颜去世，何氏夫妇共有子女 13 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返港需时，因此葬礼耽搁了 10 天才 举行，但这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何善衡已是 91 岁的高龄，老年丧偶，心情绝对不会好过，然而他还要强打精神，勉力维持，去应付事业中的又一次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要保住他花了几十年心血苦心经营的恒昌行，而对这一盘100 亿的大生意虎视耽耽的，正是他的顺德同乡，又是几十年的生意好友郑裕彤，以及中漆公司主席徐展堂，而最后倒戈相向的，又是他的谊子林秀峰。 这真让老人感到雪上加霜，恰如寒天饮冰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何善衡和郑裕彤的渊源不可谓不深。20 年前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 司上市，郑裕彤即虚位以待，拱手把新世界主席的职位让给何善衡，可见其 对老人家的尊崇。而今郑裕彤为何竟不顾数十载情谊与何善衡挥戈相向？
此事说来活长。 恒昌行的全名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公司旗下的主力是大昌行，大昌行
开业于 1946 年，历史悠久，业务范围很广，以代理汽车贸易及投资业务为主。 大昌行没有上市，因此形象一直较为低调，一般香港居民只知道大昌行有汽 车和冻肉卖，却不知大昌行是一家比他们想象中的规模大得多的公司。以粮 油为例，香港人日常的基本起居饮食用品，十居其九都是由大昌行代理批发。
恒昌行和大昌行虽然都没有上市，但业务绝不比上市的蓝筹公司差。1990 年大昌行的总营业额为 100.3 亿港元，纯利为 10.44 亿港元，以盈利计，倘若大昌行是上市公司，在 33 家恒生指数成分公司中，它的排名高达 19 位， 比许多大型的上市公司如恒隆发展、煤气公司都高。这样一块肥肉，肯定会 令许多大商家感兴趣，可何善衡在商界德高望重，没有他的首肯，谁个有胆 觊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功业呢？
原来，恒昌行的两个主创人何善衡和梁铱据虽然一手创造出诺大的家 业，却后继无人。何善衡虽有子女 13 人，但他们都对继承父业无甚兴趣。长 子何子焯也早已成了老爷兵，年逾六旬，已届退休之龄，且早已无心眷恋香港，作移民加拿大之举。事实上何家现在唯一参掌恒昌行业务的，只有长女 庆华的老夫婿洪钧。而梁銶琚则无所出，儿子梁安全其实是侄儿早年过继给他的，终究不是嫡裔。两位老人英雄迟暮，遂生退隐之心，对恒昌行意兴阑 珊了。
又适逢 1989 年政治风波，更有 1990 年的中东危机，8 月 2 日萨达姆 出兵科威特，经济界慌作一团，更令两老去意仿徨，生出出售恒昌行之意。 然而一个已掌拍不响，纵然何梁二老有意拱手让出恒昌行这块肥肉，但
大昌行这盘 100 个亿的大生意，有谁能承受得起呢？
然而事情进展得很快。8 月 10 日，一个由郑裕彤和林秀峰、林秀荣兄弟 及徐展堂三方巨头组成的备怕公司成立了，并着手部署收购恒昌行的行动。 这显然是一场善良收购，得到了何梁的首肯，双方显然达成默契，这似乎应 是一场很顺利的收购，一开始闻不到一点火药味。
备怡公司的成立得益于何善衡谊子林秀峰的穿针引线，林秀峰的父亲林炳炎亦是恒生及恒昌的创办人之一，在上海时即显赫一时。何善衡初出道时 穷困潦倒，几乎要一蹶不振，幸得林炳炎出手相助，才得以有今天。
何善衡 对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其后林炳炎故去，留下二子林秀峰、林秀荣，何 善衡对他们非常爱惜，还把林秀峰收为谊子，其后林氏兄弟经营佳视失败，1981 年又涉及佳宁买卖美国银行大厦一案，甚为落魄，在香港的老牌世家中已风光不在，可何善衡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他曾经很动感情地说：“只 要有我一日，我都不会让炳哥的后人陷入困境。”
因为林炳炎也是恒昌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林秀峰手上也持有 3 万股恒昌，但与 2100 多万的总发行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算上代表林氏家族利益 的“百宁顺”，也只有 40.6 万多股恒昌，只占发行总量的 1.93％。但因为 何善衡和林秀峰非比寻常的关系，所以当何善衡有意出售恒昌行时，他首先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林秀峰。
林秀峰行动得很快，以他的实力，要独吞恒昌行这只大象是不可能的。
他很快找到了“珠宝大王”郑裕彤加盟，随后又联络中漆公司主席徐展堂入伙。
郑、林、徐三方一拍即合，8 月 10 日即组成备怕公司，准备收购恒昌行。 从备治公司的结构来看，代表郑家利益的周大福占了大头，操纵了 65％的股 权，代表林氏兄弟的“百宁顺”占了 25％的股权，其余的 10％则归代表徐展 堂利益的北海实业持有。据分析，徐展堂虽然只占小头，但若收购成功，他 可能有惊人后着，绝不止于扮演目前的角色。
经过一系列的协调，到了 1990 年底，买卖双方都已基本达成格局，以54.1 亿元出售恒昌，到这时为止，这是一桩双方都感到满意的买卖。
从 1991 年开始，情况有了一些变化，1 月份美国空袭伊拉克，中东胶着 的局势登时明朗化了，这使得何、梁二老稍稍有些回心转意了。
但何、梁二老这一辈的人，最讲究“信义”二字，一诺千金，况且价钱已经谈好，就算他们仍心中有些不舍，但以其身份和作风，也断不会出尔反 尔的。只是由于备怡方面没操作好，使事情节外生枝，最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令何、梁二老最终改变主意，不借违背诺言的，并不是恒昌行的价钱问 题，到了他们这个年纪，恐怕财富早已是过眼烟云了。原因是 1990 年底双方 达成协议后，备怡公司得意忘形，竟然放出得到恒昌行后将其“拆骨”套现 的风声来，这正好犯了老人家的大忌。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恒昌行灌注了他们 40 年的心血，他们即使并 不经营恒昌行了，也希望有人会把它世世代代地继承下去，使自己创立的一 点基业能够流传下来。如今备怡公司要把它“拆骨”，化整为零，岂不是让 两位老人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基业被生生地毁灭？
况且，两位老人都是极重感情的人，恒昌行的 430 个股东中，不是他们 的亲戚，便是好友，再有就是对恒昌忠心耿耿的下属，如果恒昌被“拆骨”， 这班旧臣岂不要惶然无着，这也是二老所不能容忍的。
2 月 1 日，何善衡辞去了新世界发展公司董事的职位，这显现何、郑两 家的关系出现阴影。
郑裕彤和何善衡的关系源远流长，1972 年新世界发展上市，何善衡就出 任主席，可见郑对何之敬重，1985 年恒生投桃报李，邀郑裕彤加入董事局。 郑裕彤为首的备怡公司这次为何会如此失策，致使两家抓破面皮呢？
郑裕彤 1989 年已经从第一线的位置退了下来，由长子郑家纯担纲，从这次备抬的作法来看，似乎是郑家纯的作法，郑家纯 1989 年底在美国收购华美 达酒店集团，所采取的就是类似的方式。收购成功后拆骨，新世界拥有华美达海外酒店网，以及美国本地部分酒店物业，而当时的收购伙伴 PrimeMotors 则瓜分了华美达在美国特许经营的酒店网。作为美国机构的华美达，对这种 “拆骨”的作法不太介意，而再把这种作法用在恒昌身上，就要碰钉子了。
4 月，恒昌行发放 1.7 亿退休金给 1984 年 7 月 1 日前在职的 320 名员工，这显然是一种戒备的姿态，是减持现金以备战。
4 月 3O 日，何善衡发表声明，呼吁小股东买卖恒昌股份时要特别小心。 眼见儿子闯了祸，郑裕彤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只好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 然事已至此，势成骑虎，郑裕彤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不惜和几十年的，生意好友翻脸，发动强攻，狙击恒昌行。
于是，这桩公众一直认为会在超级大亨间友好商讨后开心地公布的生 意，到了 1991 年 5 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5 月 2 日，由郑、林、徐组成的备怕公司正式发出收购建议，强攻恒昌 行，至此，一宗善意收购已演变为敌意收购。
且看一下争购双方的形势。 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为何善衡和梁钦据，重要股东还包括林炳炎家族等其他股东。其后，由于这系股东将部分股权售予其亲属及有关人士，再加上恒 昌企业本身亦不时发行股份予公司的元老重臣，令恒昌企业的股东数目大 增，目前的股东数量已超过 400 人，不少股东持有 0.1％、0.2％的股权。
恒昌的主要股权由恒生银行的代理人名义持有，外人不可能知道这些股 权的实际权益由谁持有，但据和恒生银行关系密切的人推断，这些股权的实 际受益人是何善衡和梁銶琚。据估计，何善衡家族及梁銶琚目前各持 25％的股份。
再看看备怡军团，林氏兄弟已最终明确倒戈相向，加入到郑、徐这一边。
5 月 2 日发出的收购建议通告中透露，代表林氏家族利益的百宁顺企业持有 恒昌企业的部分股权，但没有公布具体数字，据知情人估计大概有二成以上， 而郑裕彤的“周大福”及徐展堂的“北海实业”则尚未持有恒昌企业的任何股份。
那么就是说，备怡公司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吸取另外三成股份，才 可以得到绝对控制权。
由于恒昌企业的股东很多，也不能说是私人公司，而是公众公司，公众 公司和那些挂牌上市的上市公司都必须遵守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这个守则 规定：当一个财团收购一家公司的股份超过三成半时，就必须在 6 个月内以 购入该公司股份的最高价，用现金进行全面收购。
备怡在收购建议中提出，以每股 254 港元，收购恒昌企业发行股份其中21031837 股，用这个价钱来算，就等于把整个恒昌估价为 56 亿港元。
而熟悉恒昌企业的人士认为此次出价并无吸引力，以资产值论，恒昌企业拥有不少地产，单是中环恒昌中心估值就逾 10 亿元，另外还有其他资产及 大昌行，以盈利而言，恒昌企业上年纯利逾 10 亿元，大昌行的资金回流也一 向良好。作价 56 亿，只相当于市盈率的 5.6 倍，实在偏低。
备怡公司这次收购是以获多利公司为其财务顾问，这个公司近年来颇喜欢这类收购，依赖母公司汇丰银行向财团提供巨额融资，提出收购，而本身 则坐享财务顾问之利。
何染二老在耄耄之年又面临来自新一代豪门的严峻挑战，但何梁是何等样人？
他们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载，早已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 领，岂有在强大攻势面前束手待毙之理？
恒昌企业迅即委托了“宝源投资”为其财务顾问，部署反收购事宜。
恒昌董事局透过宝源投资发出一份长达 62 页的反收购文件，详细列出恒 昌在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新加坡的 77 项物业资产，估值达 52.5 亿。 并公布恒昌过去 5 年的详细业绩及帐目，加强小股东对董事局的信心。并作 出一条极有诱惑力的承诺，即一旦击退备怡的收购行动，便会每股派发 40 元的现金股息。
这一招显然非常高明，可以发挥连消带打的作用，恒昌拥有 18.6 亿的现金及证券，这肯定是备怡的主要目标，如果收购成功，马上就可以有近 19 亿资金回笼，收购的借贷便可以大幅降低。而如果每股派发 40 元的现金股 息，就要花费超过 8.4 亿的现金，这样既可以安抚小股东，又可以减少被收 购的吸引力，这同 4 月份恒昌行发放 1.7 亿现金给员工的做法同出一辙。
备怡公司在如此严密的防守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处境十分尴 尬。这一切都被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看在眼里。 荣智健想独自收购恒昌行肯定不可能，他自然想到了好友郭鹤年和李嘉
诚。
郭鹤年既已拥有中信泰富两成的股份，况且好朋友又开了口，岂有袖手 旁观之理，于是再注重资，和李嘉诚、百富勤、中信泰富组成 GreatStyle 争购恒昌行，Greatstyle 可谓异军突起，和备怡、恒昌形成三军对垒的犄角 之势，收购大战又出奇兵，更加精彩纷呈，令经济界人士大饱眼福。
更加有趣的是，郑裕彤的周大福审时度势，阵前倒戈，投靠到中信泰富 这一边。
GreatStyle 真可谓兵多将广，阵容非常雄厚，一共有 9 位股东组成，其 中中信泰富占 35％，李嘉诚占 19％，周大福占 18％，百富勤占 8％，郭鹤年 的嘉里贸易占 7％，荣智健占 6％，何厚铿兄弟占 4％，全部都是一流和超一 流高手。
林、徐两家则另组财团进行争购，不过声势终究比不上 GreatStyle。此 时孰优孰劣，旁观者已看出端倪了。
GreatStyle 的收购计划中没有令何梁二老不能接受的“拆骨”计划，况 且对恒昌行属善意收购，何梁二老有台阶下，面子上也好过，是可以接受的。 经过一个月的洽谈，GreatStyle 终于和恒昌达成协议，中信泰富宣布配股 12.9 亿股，集资 20 亿港元收购。
至此，一宗涉及资金最大，历时最长，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购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场争购战最终以代表中资的中信泰富取得胜利为终结，郭鹤年虽然在GreatStyle 中所占的股份只有 7％，但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并不能完全代表 郭鹤年在整个收购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恒昌行争夺战终于尘埃落定了，大家都以为该为此事划上句号了。岂料 在短短的两个月后，竟然风波又起，而郭鹤年在其后的表现更使人感到他在 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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