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二十三章 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
绕道澳门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在哪里见面?”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
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见*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国庆招待会，*、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三部分 第二十四章 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虽然介入澳门博彩业，但他并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他得全力以赴发展地产业，并保持50年代的凌厉势头，在香港地产市场叱咤风云、领尽*。1962年，他和汤于翰合资500万港元，每人250万，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1963年，他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313号西环大楼；1964年，又兴建联发街、汀九。
由此可见，在华资银行挤提风潮出现之前，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但由于他的实力雄厚，向银行借贷不多，长期奉行稳健经营原则，稳扎稳打，所以当银行风潮出现，不少地产公司相继破产的时候，他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傲然屹立于汹涌之地产浪头上。
创建香港地产商会
华资银行挤提风潮虽被平息了，但地产市道的低潮却刚刚开始。香港的地产业何去何从，成了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那年3月份的某一天，霍英东和胡汉辉、何鸿燊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聚会，谈论近期的地产市道。
言谈之中，霍英东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以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如今地产市场很低迷，成立这样一个业内团体，更为迫切。
他的提议，得到在座各位地产商的响应和支持。
据胡汉辉回忆，霍英东和其他一些地产商有意创建一个业内团体，始于1964年7月。他在一篇谈到香港地产商会筹备过程的短文中写道：“……7月间，我们一部分地产界人士，在一次欢宴中聚首一堂，谈论到有关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大家都就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了不少宝贵意见，一致认为本业人士应该有一个团体，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使地产业成为更有建设性的稳健事业。”但这次聚会，大家只是有个想法，之后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直到1965年3月间，霍英东再次向地产界的朋友提议之后，创建业内团体的工作才正式展开。
4月6日，霍英东又邀请地产界的热心人士到位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大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那时，霍英东旗下的公司已从铜锣湾的蟾宫大厦搬到恒生总行大厦的7楼办公。筹备会议就在霍氏集团写字楼的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人，全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他们一致认为有从速成立地产团体的必要，并正式把团体定名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该会筹建处设在霍氏集团写字楼，聘请的近律师楼的摩亚律师为法律顾问，进行注册事宜。
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推举何鸿燊作为筹建处的临时主席。
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闻风响应
，倾巢出动。参与筹备工作的地产商共有69人，他们是：曹绍松、关启明、李康节、梁燊、高庆余、郑裕彤、郭得胜、顾乾麟、范文豹、杨之深、张子璇、周义中、陈曾焘、胡应湘、康立卿、欧阳森、胡汉辉、崔雨川、吴多泰、李兆忠、陈光中、王宽诚、伍树荣、林本固、陈悦来、许维桢、林本典、杨志云、香植球、郑翼之、庄道权、李文举、叶文山、张基、罗鸿兴、郑镜泉、陈泽富、徐培根、吕高华、郑翼雄、方显扬、刘锦茂、陈继承、郑桂生、方润华、湛兆霖、潘锦溪、余仲强、严明、邓树椿、屈崇浩、文洪磋、陈泽儒、李赐豪、陈泽恩、桂华山、叶正平、刘志文、胡忠、卢永广、孙秉枢、方汉华、凌达镗、钟明辉、林继振、李福兆。
这69名地产商，全是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和中坚力量。霍英东能够一下子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足见他在地产界一言九鼎的号召力、影响力。
出任地产商会首任会长
到了6月3日，筹建处召开第一届同业会议。那时，申请加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商号和个人会员已有300多个，几乎所有香港有影响力的地产建筑商和地产建筑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商会。这次会议还选出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25名，他们是：霍英东、屈武圻、何鸿燊、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钟明辉、吴多泰、欧阳森、香植球、李兆基、陈泽富、郭得胜、许达三、桂华山、湛兆霖、孙秉枢、严明、吕高华、陈曾熙。另外，还选出叶正平、郑桂生、郑锦茂、叶文山为候补会董。商会还聘任何善衡、何添、利荣森、邱德根、梁昌、梁球琚、陈德泰、陈弼臣、廖烈文、关启明等32名香港富豪出任名誉顾问。
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一届会长，屈武圻、何鸿燊为副会长，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为常务会董。霍英东在名义上成了香港地产商的“龙头大哥”。
我曾问霍英东：“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成立地产商会，大家都很踊跃，成立过程也很顺利，但对于由谁当首届会长，是否有什么争议?”
霍英东说：“没，大家都支持由我做，完全没有争议。那时，正是地产界低潮时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力量，资金较多。海军船坞27亩地拍卖，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能力下标。地产商会成立时，找了几个爵士做名誉会长，都算很难得。”
“我看过第一届地产商会的名册，那时香港的大地产商当中，似乎只有冯景禧没有加入地产商会?为什么呢?”
“没有?冯景禧那时好像还在与郭得胜、李兆基合作经营‘新鸿基’，他们三人是三位一体的。”
“但郭得胜、李兆基加入了，惟独没有冯景禧，是否有什么原因?”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冯景禧后来也加入了。”
7月15日，香港地产商会假座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除了地产界人士出席之外，霍英东还特别请来港府行政局首席议员利铭泽，为第一届会董颁发就职委任证书。
利铭泽当时是港府中官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人，自50年代中期，霍英东向他买楼、买地之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时有往来。据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在60年代，利铭泽还叫霍英东的有荣船厂为他订做一艘游艇，那时，他几乎每周都亲临有荣船厂一次，与霍英东常常在船厂碰面。
那天的成立大会，政要、名流、富豪云集一堂，杯盏交错，其阵容和场面，堪称一时之盛。
身为会长的霍英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有感于地产市道萧条，一些地产公司相继陷入困境，不少地产商对发展地产意兴阑珊。霍英东在演词中强调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前景非常乐观。他所持的理由，一是市民对居住的过量需求，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他说：“香港是世界各地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战后本港由几十万人，增至300多万……地产业与其它各行业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比如工业，每每大部分资金先投资于购买地皮，及建筑厂房；如经营旅游业，亦必须投资于自建酒店及商场；其它如银行业，投资于地产自置行址，大小百货商业，亦以自置铺位，以稳固其生意前途。”
霍英东在演词中说到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除了联络本会会员感情，交换有关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外，还将沟通官商桥梁，并订立严密的售楼制度和解决管理问题，保障顾客利益。
在演词中，霍英东还指出，香港地产行业有义务和责任，“使本港市民将省俭积蓄所得，自购屋宇，达到住者有其屋，使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说，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住者有其屋”的计划，而后来港府大力推行的照顾中低下阶层的置屋计划，其名称“居者有其屋”也由此而来。
霍英东提出的“住者有其屋”之想法，即时就得到利铭泽的高度赞赏。利铭泽在贺词中说：“……正如霍会长刚才所说，使‘住者有其屋’，既能安居，自能乐业，则对于市民生活安定，促进社会繁荣，当有莫大之裨益也。”
创建地产商会是否另有目的?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创建之时，地产业已和工业、旅游业，并称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在1965年度的政府税收预算中，来自地产业之卖地、差饷、物业税等收入，超过总预算17亿港元的1/3。近10年间，政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相当于过去历年港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之总和。
所以，那时在香港成立这样一个齐集各地产商及其公司的商会，其意义、作用之大，自不待说。但是，霍英东在那时成立这个商会，除了联络地产商感情，集思广益，以及沟通官商，订立严密的地产买卖制度，以促进香港地产市场稳健繁荣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用意?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理由。霍英东在1965年3月召集地产界的朋友聚会，提出建立地产商会，正是他北京之行后不久。之后，整个筹建工作随即密锣紧鼓地进行，筹备时间之短，创建之仓促和迅速，异乎寻常。那时正好又是华资银行风潮之后，地产陷入低潮之时。那么，霍英东牵头创建这个商会，是否中方的授意?是否内地方面曾希望他在地产界发挥作用，把那些华人地产商团结起来，致力于维护香港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此外，被邀作为地产商会成立的主礼嘉宾的利铭泽，当时已与内地方面有较多接触，亲中的倾向和行动已经隐现。故他的出现，自然也会引起人们这样的联想。
我曾就此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官员交谈过。我问他：“当年，内地方面有无授意霍英东出面主持创建地产商会?”
他回答说：“据我所知，应该不可能。第一，我记得中方正式通过霍英东做一些事，应该是‘六七风暴’之后；第二，在第一届20多名会董中，当时所谓的亲中人士只有一个来自中华总商会的要员王宽诚。”
那时，在地产界乃至整个商界，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富商确实只是极少数。那是否因为这样，中方才觉得更有必要通过霍英东创造地产商会这样一个渠道，把他们召集起来，便于以后中方与他们沟通、联络?事实上，不管霍英东创建地产商会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风暴”之后，中方确实通过霍英东和地产商会，与不少香港的大资本家建立起了联络关系，双方有往有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是，尽管霍英东长期担任地产商会的会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何鸿燊接任；尽管地产商会的会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与中方建立很友好的关系，但这个商会的亲中色彩始终不明显，并不像香港中华总商会那样被很多人视为“红色组织”。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东力促香港地产商会成立，既不是*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为中方做点什么，那么，是不是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过建立此会，在名份上树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使一向因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通商之经历而对他有歧视和敌意的港英当局，不能轻易、随意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很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霍英东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被传递解出境后，霍英东从来没有消除这个隐忧，港府会否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
霍英东自己认为创建地产商会不容易，他曾对我说：“在香港，有两种团体最难搞，一是会员太多的，比如陈宗守亲会，很头疼；二是阔佬太多的，请他们开会，个个都不愿意来。”
既然知道困难，那为什么又知难而进呢?这始终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却说香港地产商会成立以后，不断吸纳新会员。70年代，在香港地产界异军突起的李嘉诚，也于1974年加入地产商会，并被推举为会董。
就代表性和会员人数而言，因为香港地产商会是一个专业团体，当然不能跟中华总商会之类的综合性、社会性团体相比；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地产商会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业团体。它几乎荟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其会员经营的地产生意，占全港总地产生意的7成以上。
而在“六七风暴”之后，中方就是从这个地产商会打开突破口，同那些大资本家建立联系……
但饶有意味的是，不知道是否因为霍英东在地产商会担任要职，风头凌厉，一时无两，而招致港府的注意；也不知道港府是否因此而要挫挫霍英东的锐气——总之，在地产商会成立之后，霍英东的事业就连连受到港府的抑制和打击。
第三部分 第二十五章 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各国投资者因对香港地产市场前景缺乏信心，不敢下标，最后唯有霍英东一人独力投标。但港府见此，却临时取消拍卖，收回地盘。霍英东清楚看到港英方面有意限制他的发展，因而萌发淡出商界之意。
独力投标海军船坞
在“六五银行风潮”和地产市道一派萧条的情况下，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幸而不破产的也是偃旗息鼓，静观时势；而霍英东却异常勇猛，依然大战地产市场。
那年，霍英东又开始动工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以及青山道62号、城南道53号至55号和官塘云汉街23号住宅楼宇，其中珠城大厦为霍英东与何鸿燊等人合资兴建，里面有后来被邵氏家族购买后改名为翡翠和明珠两家电影院，当时由霍英东自己经营，除放映一些港产片外，还放映西片。据霍氏集团一名老资格职员所言，准备出售珠城大厦时，霍英东特别交待他，珠城大厦的楼盘交由胡汉辉的利兴物业公司出售。他说，霍英东和胡汉辉那时关系很好，霍生这样做，无形中是帮胡汉辉一把。
1965年，港府为了活跃一下沉闷、萧条的地产市场，推出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海军船坞地皮位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即现今金钟地段，面积达27英亩，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的地皮中位置最好的黄金宝地之一。
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故也没有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落标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投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
但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府最后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港府临时收回地皮
1995年7月的一天下午，在中区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和我谈起这段至今已整整30年的往事。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指着右前方力宝中心、海富中心一带对我说：“这一片，都是海军船坞地皮，27英亩，100多万英尺……”
“当时你下标多少?”
“那是地产最低潮时期，地皮不值多少钱，标价不高，好像只有几千万港币。”
“港府到底基于什么原因把地皮收回?”
“当时，情况很复杂。当然，港府有权取消竞投。但我觉得，港府是向世界各国招标，到美国、英国、日本登广告，鼓励外国人下标。那些日本仔到香港来，港府还专门举行酒会招待他们……”
“全世界都不看好香港的地产市道，为什么你还是一定要下标?”
“开始招标时，地产市道还算可以，但不久就发生银行挤提风波；到截标时，地产已经陷入低潮。那时，要下标，就要先交600万元按金。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连‘置地’都不敢下标。”
“港府最后把地收回，有无说明是什么原因?”
“没有……”
“你当时有无埋怨港府这样处理?”
“没有……当然，政府有权弃权……”
“但你刚才说港府到处去找人来投标，到处做广告，但你下标了，却又把地收回去，政府是不是有意针对你，不让你独大?”
“那就不好说了……”
事隔多年，谈起港府当年何以取消竞投，霍英东欲言还止，没有讲明原因。但言语之间，还是隐约听出他觉得政府处事不公，并对港府的处理方法略有不满。
经过多年发展，海军船坞一带早已成为香港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按一般人的理解，若港府当年不是临时取消这块地皮的竞投，则霍英东从中赚到的钱将是难以估量。但是，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
有一次，我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名官员谈及此事。
我说：“如果霍英东当年投得海军船坞，他的财富可能成几何级数倍增。”
“那未必。”他淡然说。
“为什么这样说?”
“以后要卖地、自己发展、盖楼，港府不知怎样玩(刁难)你，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以玩死你的。”
“港英方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主要还是朝鲜战争的那段经历，我们认为是爱国的商业行为，港英方面却说是走私，一直对他有歧视。”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此事至今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港府所为；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行为。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不知道港府下一步怎样对待自己。也可能是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积极参与地产业社会事务
自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之后的一两年间，除一些在此之前动工的楼宇需要继续兴建外，霍英东几乎没有上新的地产项目。可能是由于当时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加之有感政府歧视自己，故霍英东那时发展地产业持的是观望的消极态度。
但是，作为地产建设商会的会长，霍英东却活跃于地产行业的社会事务方面，并在这方面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地产建设商会刚成立不久，霍英东就以商会的名义，向政府致备忘录，凡商会会员建筑地盘施工遇到故障，请求准予延期动工，获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罚款；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暂停开投屋地，以调剂地产市场，此建议最后也获政府接纳；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
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屋贷款公司，推行以照顾香港白领阶层为目的之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公开发表一些关于地产市道走势的讲话。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他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万人，每年需要楼房约万余套；第二，过去经营地产者，在无利可图之情况下，放弃经营，形成地盘开工者少，楼宇减产；第三，港府不断对地产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四，经过两年来销售，尚存新楼不多，将来现货更感缺乏，有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第五，银行方面体谅地产业一时艰困，对于贷出款项，多不予以过分追迫；第六，东南亚局势动荡不定，不少游资流入香港，部分亦会投入地产业。
正如霍英东所料，香港地产市场在持续两年的低迷、疲软之后，果然在1967年初出现复苏景象，不少地盘先后动工，打桩声此起彼伏，楼宇交投活跃起来。
但是，地产市道初现复苏，只是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当时，香港正潜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已经隐约可见。
改组霍兴业堂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只由霍英东和其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后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
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由于霍英东的家人仍然操纵新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并保留分取利润的权益，故这5个新股东并无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
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
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第三部分 第二十六章 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
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
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5月22日，*队伍遭到警方武力*，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的一些做法，比如*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
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
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于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创办的“东方海外”濒临破产时，正是霍英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助“东方海外”一臂之力。但这是后话，后文自有详述。
“半年生活怎样过?是不是深居简出?”我问。
“都不是深居简出，照样打球。那时，有一个洋教练教人打球，我就与他打。”霍英东答道。
半年间，霍英东与母亲结伴同行，其间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事。以下两则趣事，就是来自霍氏集团一位职员的讲述：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那时的霍老板，虽然已经富甲一方，但样子并不显眼。他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有些黑，头发也开始稀落，到外国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间，自然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几个洋人同搭一家高级酒店的电梯，他被洋人夹在中间。突然间，有个洋人掏出几块钱递给霍老板，霍老板一时反应不过来，拿着钱，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那些洋人认为霍老板就是酒店电梯的侍应生，那几块钱是给他的小费。等霍老板反应过来，正想把钱还给对方，向对方解释的时候，洋人已经走出了电梯。
“他母亲霍老太也闹过笑话。霍老太喜欢赌钱，霍老板就带她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玩，并陪她到赌场赌几铺。霍老太有吐痰的习惯，她一边赌钱，一边就地吐痰，很不雅观。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钱给身旁的侍应生，叫他们打扫干净。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尴尬，但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多拿些小费给侍应生……”
听到这些趣事，我问这位职员，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他笑笑说，“是霍老板和霍老太以前同我们讲的，你下次向他证实一下。”
当时，除了霍英东，香港还有一个超级富豪在加拿大隔海观望香港时局之发展，此人就是被人称为“金融天才”的冯景禧。他和霍英东也较为熟络，时有往来。香港*初期，冯景禧还对香港抱有信心，并在地产市场趁低吸纳一些楼盘；但进入6月，当事态进一步恶化
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于是举家移民加拿大，静观其变。
我曾问霍英东：“冯景禧那时也在加拿大避风头，那段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他?”
霍英东想了想，说：“好似在加拿大见过他的，但具体的情况就记不清楚了。”
遥控公司的生意
“外出半年，你们公司的生意如何处理?”我问霍英东。
“我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好像继续兴建星光行和珠城等几栋大厦。有些工程，其他合伙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出钱，我自己还帮他们出钱，把工程继续兴建下去，一天也不耽误。”
“所有的业务是否还是按你的主意进行?”
“是的，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另外，我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给我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我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我的遥控之下进行。但海沙生意却无法控制，进入6月份，我们公司的淘沙船全都参与大*。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因为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合同，要保证供应海沙给政府，如今工人*，那怎么办?”
“对香港事态的发展，是否也知道?”
“其实，我一直很关注香港的事。当知道费彝民(大公报社长)、汤秉达(中华总商会负责
人之一)等人到港府请愿，汤秉达还被警方抓走，我自己也很担心。那时，我天天都在留意香港时局的发展。尤其是8月份，港府查封《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之后
，形势更危急。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下来，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
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其一，他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十分尴尬。虽然霍英东从未介入“六七风暴”，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左派”工人，反抗港英当局。霍英东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社会上已把他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他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其二，当时，霍英东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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