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八章 进退两难 提出繁荣计划
赌场竞投前夕，港澳两地的名流商贾云集澳门，举行了一场足球赛。霍英东被传是竞投赌场的幕后主脑，正在运筹帷幄；而何鸿燊也被传到澳门来“食饼仔”。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霍英东提出了一个志在繁荣澳门的开赌计划……
慈善足球赛似是“龙虎会”
在太平馆与何鸿燊、叶北海吃夜宵之后的第3天，霍英东接到澳门一些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明天在澳门举行一场慈善足球赛，为澳门警察厅筹款，邀请他前去参加。
“明天就打球，今天才通知我，为什么这么急?”接到电话，霍英东感到有些突然。
“我喜欢打足球，一年打300场，不单止在香港打，有时还到澳门等地打，只要朋友有约，一定会到场助兴。所以，那次接到电话说明天在澳门打足球，时间虽然很急，但也答应了。”霍英东回忆说。
至于到澳门下标“食饼仔”的事，霍英东认为只是何鸿燊、叶北海随便说说而已，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在太平馆吃夜宵之后，他就不再把此事放在心上，自然也不会想到此事与第二天到澳门打足球有何联系。
当天晚上，霍英东就欣然起程坐船赴澳门。
第二天一早，何鸿燊、叶北海到酒店找霍英东。他见到两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哦，你们也来了，怎么事先没听他们说过?”
接下来，3个人就东拉西扯闲聊起来，但何鸿燊和叶北海只字不提下标竞投赌牌的事。
“何鸿燊在澳门有生意，经常到澳门来，而叶北海也时常到澳门来赌钱，所以，虽然那时离赌牌竞投只有两三天时间，但我当时也没有将他们两人到澳门来与竞投赌场的事联系起来，觉得他们两个人来澳门、来酒店找我，只是一件好普通、好平常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霍英东以极其平静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往事。
下午，霍英东准时抵达球场。
“当时，我感到有些意外，除了何贤、梁昌、何鸿燊、傅荫钊这些商界朋友外，叶汉、叶北海、高海林等人也到场，新澳督马济时也在，几乎全澳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在那里。”谈起这场足球赛，霍英东显得十分兴奋，“结果，我们都下场助兴，连澳督也下场打球，表示对这场慈善足球赛的支持……”
港澳两地的名流商贾云集濠江，有点像历史上那些“龙虎会”、“群英会”和“武林大会”的性质。当时，赌场的竞投双方——傅家掌门人傅荫钊和新势力代表人物叶汉、何鸿燊、叶北海也下场打球，且赌牌开投的日期逼近，所以这场名为慈善性质的足球赛，似是两派势力在竞投赌场前夕的一次另类较劲，因此，也可以视为赌场竞投之争的前哨之战。
霍英东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这场足球赛的盛况，然后说：“我当时已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场比赛，把何贤、梁昌、傅荫钊、何鸿燊、叶汉这些人都拉过来打球?”
“这场足球赛是谁牵头搞的?”我问。
“我真的不知道。”霍答。
“那这场球赛是不是有什么人刻意安排，想把你拉到澳门来，参与赌牌的竞投?”
“真的，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我真的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种预谋，怎么那么巧合?”
霍英东被指在运筹帷幄
让霍英东更意料不到的事，还在后头。
这场名流商贾出场的球赛轰轰烈烈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除了澳督以外，几乎所有出场的名流商贾都一起去聚餐、庆贺。宴开几席，名流商贾云集，觥筹交错，好不热闹。那时，赌牌开投在即，故大家在聊谈时免不了提到赌场的事。
这时，有一个名叫霍宝润的澳门商人突然爆出这样一句话：“还有两日赌场就开投了，好像霍生在运筹帷幄。”霍宝润是广东省银行*霍芝亭的后人，他所指的“霍生”自然是霍英东。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投标的事，与我无关，怎么说我在运筹帷幄?”霍英东为之愕然，
立即解释说。
霍宝润笑着说：“霍生，不要为自己辩护了!”
霍英东不得不申辩：“真的，我只是过来打球，其它的事一概不知。在澳门，大家对贤哥、梁昌都那么支持、尊重，我们都是好朋友，怎么能捞过界，去投赌场呢?你们信我啦!”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散席。霍英东回到下榻的酒店。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会传他在运筹帷幄投赌场。他到澳门的那天晚上，才知道叶汉有意下标竞投；至于何鸿燊是否参与，他也不得而知。
第二天，澳门就传出一个消息：“鬼仔过澳门来‘食饼仔’。”因何鸿燊是混血儿，性格西化，故澳门人都称之为“鬼仔”。
接下来的情况，霍英东曾详细地和我谈及——
“何鸿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来酒店找我，气愤地说：‘有没搞错?我们是过来
澳门凑凑热闹而已，没想过要下标，为何说我们“食饼仔”呢?’
“当时，我对他说，‘Stanley，我觉得这种谣言没什么的，任它传算了!’但何鸿燊很认真，他说：‘老霍，看来不行了，整个澳门都传我“食饼仔”，我真的不下标，个个都认为我真是过来“食饼仔”，讲不清楚，我要下标才行啦!’
“我即时问他：‘Stanley，你下条标有什么作用呢?’何鸿燊答我说，‘我下条标之后，就有个交待了。’
“当时，下标要交100万港元的押金，何鸿燊对我说，‘我身上不够100万，老霍，能不能先借几十万给我，等下标之后再拿回来?’何鸿燊、叶北海等人连钱都没有准备，可见他们并不一定是很想下标投赌牌。
“我对何鸿燊说，‘Stanley，如果你不是存心破坏别人，那你开了口，我当然会借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跟贤哥讲清楚，你按底价下标，并且通过贤哥说给傅家知，说我们并没有‘食饼仔’，我们下标是按底价，我们正正当当、清清白白，表明我们并没有与他们争饭吃。’”
借40万给何鸿燊投标
霍英东说到这里，我插话问：“何贤在整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你为什么要何鸿燊向他讲清楚?”
霍英东说：“大家都尊重何贤，澳门的事务，无论大小，一般都请他出面摆平。若贤哥讲一声‘搞人家干什么呢?’就可以解决问题。”
“后来是否借钱给何鸿燊?”
“借了，好像是40万，借给他时，我又特别强调，要和何贤讲清楚。”
“你既然不想介入此事，为什么借钱给何鸿燊?”
“其实，我始终认为何鸿燊对下标也是不积极的，我知道他与傅荫钊的关系很好，大家是好朋友，两家人曾经一起到日本旅游。记得当时，当澳门传出何鸿燊过来‘食饼仔’时，有些朋友还对傅荫钊说，‘嗨，鬼仔过来，我们同他打几铺麻将就搞定啦!’我想，大家既是朋友，是不会互相争饭吃的。另外，澳门的地方势力那么大，比如罗保，他可以通葡国总统，加上没有什么酒店、船只，怎么开赌?所以，我想借了钱给他下标之后就没事了。”
后来，傅荫钊有没有请何鸿燊打麻将?”我问。
霍英东笑笑说：“好似没有。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真是认为何鸿燊无意竞投赌场?”
霍英东不加思索地说：“照我的理解，他并不是太积极，一年才几百万的生意，有什么好做呢?当然啦，何鸿燊的性格是什么都够胆做……”
提出繁荣澳门计划
却说何鸿燊借到霍英东的40万港元之后，就着手找律师写投标书。那时，离赌场竞投的截标日期只有一天，第二天下午政府部门下班时就截止投标。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可以说是峰回路转。”霍英东接着说。
“何鸿燊找了一个叫卢巴度的葡籍律师起草投标书，按底价下标，底价好似是每年300万港元。谁知到了晚上，卢巴度突然失踪了。何鸿燊扎扎跳起来，大骂卢巴度，然后找了一
辆车到处去找他，最后好似在一间酒店找到卢巴度。卢巴度向何鸿燊解释说，‘今天下午，
我在扶轮社吃饭，人人都说何鸿燊过来‘食饼仔’，人人都知道你要下底价。知道我帮你下
标，人人都笑我。’”
“听卢巴度一说，何鸿燊又扎扎跳起来，对他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下底价，我们要出高价。’说完，又拉着卢巴度回律师楼起草投标书。”
“那时，我在澳门打两日足球，打完足球后，我没有即时回香港，而是留在澳门。那天晚上，何鸿燊又来酒店找我，说他打算不按底价下标。”
“我一听，觉得很难办。我说，‘Stanley，我和你昨天答应过何贤、傅荫钊，我借钱给
你，你按底价出标，现在却要出高价，怎么行?’何鸿燊解释说，‘老霍，我如果出底价，
澳门的西洋人个个都笑我。你说怎么办好?’”
“到了这一步，我觉得进退两难。我转念一想，对何鸿燊说，‘赌是坏事，但如果把开赌变成不牟利的，把赚到的钱全部用于繁荣澳门，用于慈善事业，那就不同。新澳督也希望发展旅游，不单单是搞黄、毒、赌，而是以旅游带动澳门的繁荣。这样开赌，等于做善事，对社会有好处，对社会有个交待，最后搞得好还是不好都没有人骂你。’”
“何鸿燊也赞成我的提议。接着，我和他又进一步商议如何通过赌业来繁荣澳门，想到了一些计划，比如如获赌牌，将兴建码头等公共设施，令来往澳港的时间缩短，吸引更多香港人到澳门旅游；一旦投得赌牌，赌场的收入，全部用作慈善用途，或用作在澳门再投资之用，包括疏河床、建酒店，等等。”
“我讲完之后，何鸿燊又和卢巴度讲得天花乱坠，把那篇投标书写得非常美妙，主题是怎样繁荣澳门，成了一篇繁荣澳门的计划书。整个计划书几乎是何鸿燊和卢巴度两人草拟的，最多是有叶德利加入。我只是出出意见。”
何鸿燊、叶德利和卢巴度等人忙了一个通宵，投标书文本终于赶在天亮前完成。由于何鸿燊下午要到卢巴度的律师楼核对签名式样，故拖延了一些时间，直到4点55分，也就是截标前的5分钟，他才匆匆赶到投标现场，递上他们苦心酝酿和草拟的投标书文本。
泰兴出价315万，何鸿燊他们出价万，比对方只多出万元。第一个回合，以何鸿燊、叶汉这一方胜出而告一段落。但霍英东已经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问题会接踵而来。
第二部分 第十九章 一波三折 赌场艰难开张
为阻止新公司开赌，一些有势力人士向何鸿燊发出警告和恐吓，澳门城内风声鹤唳。赌场开张之日，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千辛万苦和政府正式签约后，霍英东提议联合何贤、梁昌、傅荫钊等人组成一间不牟利的公司开办博彩业，但因叶汉、高海林反对，联合计划最后不了了之。
澳门城内风声鹤唳
何鸿燊、叶汉等人10月份投得赌场专营权，但却迟迟得不到澳府的正式批文，原来是澳门一些有势力的人士从中作梗。他们到澳门开赌，真可谓一波三折。为了使读者更直接地了解到其中的内幕，以下的内容，将继续大量引用霍英东和我交谈的原话。
“投标书注明不牟利，又能繁荣澳门，澳督看到了当然非常高兴。到了年底，澳督突然给何鸿燊电话，说澳府已决定把赌牌给他。何鸿燊一接到澳督的通知，就开始准备赌场开张。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很考虑后果，比如来往港澳之间的船是否能开?他在投标书中说他是佛山轮的董事，一定设法要这只船支持他，因为担心旧公司的船停航。一停航，整个澳门就
变成死城!
“船的问题还算小事。对开赌，我们估计并不很乐观，因为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罗保在葡国有很多关系，他直接打电话给葡国总统府，说新公司搞不成，搞搞震(胡搞一气)而已，并警告说：‘新公司得到博彩业专利的那天，就是澳门的末日。’”
“好似何鸿燊对别人说过，他和罗保是好朋友，说罗保曾经支持他的事业，怎么罗保会这样?”我问。
霍英东答道：“当时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究竟，罗保是基于什么原因阻挠何鸿燊、叶汉他们开赌?”
“黄金买卖是澳门当时最大的生意，是由罗保、何贤、梁昌、钟子光等人垄断的，他给总统府打电话，是站在旧公司和黄金集团的利益方面，好似他当时还是澳府经济贸易司之类的高官。他当然不希望外人介入澳门的生意，担心外来势力搞搞震，搞乱澳门的秩序，使他们不能相安无事，不能平平安安地赚钱。”
我接着说：“霍生，好似何鸿燊说过，当时还有人声称要取他的命，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但霍英东对此问题却支支吾吾，只是一语带过：“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似乎，他不是很想谈这个问题。
据何鸿燊所言，当时，除了有人打电话到葡国总统府，阻止新公司开赌外，还有人放出风声，说什么若新公司不主动放弃开赌，则要取何鸿燊的性命。一时间，澳门城内风声鹤唳，血腥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气氛非常紧张。
何鸿燊的亲戚、朋友对此甚为担忧，都劝何鸿燊放弃赌业算了。
但何鸿燊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人，他并没有被对方吓倒，对方的恐吓更激起他对撼下去的决心。他随即出价100万，向外界放出风声：如果我被打死，在48小时内，谁能把凶手缉杀，这100万就归他所有。
澳门历来各路人马云集，在当时只要出得起三几万的，就有人愿意舍身为你要任何人的命；而何鸿燊开价100万，可以说是财势逼人。可能对方也清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当何鸿燊放出这个风声后，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迫使新集团放弃开赌，有人还找来当时澳门的华人代表何贤，希望何贤说服何鸿燊放弃赌业专营权。何贤素来乐于调解社会上的一些争端，加之何鸿燊和对方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也希望平息这场事端。
据何鸿燊所言，何贤约他出来，向他转告对方的想法。对方说，若何鸿燊不放弃开赌，则除了要他性命外，还将采取措施阻挠他们的赌场开张。这些措施包括：要令澳门所有的酒
店停业，让香港赌客无栖身之地；要港澳船只全部停航；派乞丐每天坐在新赌场门口，令赌
客望而却步；在赌场里面掷手榴弹……
何贤劝何鸿燊认真考虑，但何鸿燊却没有让步。
提议“大联合”开赌
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罗保他们给葡国打了电话之后，葡国总统还给澳督打电话，要澳督不要把赌场交给何鸿燊经营。但澳督态度很坚决，对葡国总统说他已经答应给新公司做，要讲信用。两人吵了一轮，澳督最后放下电话，打算连澳督这个位也不当了。”
“到了这一步，我还没有正式介入新公司。”霍英东强调指出，“但一些报纸却乱宣传，写一些文章，把我写成新公司的后台老板那样，好似我自己也有分。”
霍英东认为，是一些报纸的文章和市井坊间的传言，把他一步步地逼进新公司。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困难，人人都认为何鸿燊他们开不了档，地方没有，酒店没有，船也没有，结果是租了新花园酒店的一个游泳池，把更衣室、咖啡厅改为赌场……”霍英东说。
1962年1月1日，新公司的新赌场——新花园赌场如期正式开张，而泰兴属下的赌场也同时宣布停业，高、傅两大家族从此退出澳门赌业的大舞台。
开张之日，虽然彩旗高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但现场人烟稀少，门可罗雀，气氛冷冷清清，不太像是开张大吉之庆，倒有点似关门停业之景。原来是赌客们慑于旧势力的压力，不敢前来贺庆和捧场。
虽然不是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开张，但澳门的博彩历史毕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以何鸿燊为代表的新集团撑天的时代，并从此走向繁荣和鼎盛时期。
霍英东说，新花园赌场开张之时，政府方面尚未与他们签署正式的赌业专营合约，这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仍然在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何鸿燊只好亲自出马，三赴里斯本，极力向葡国政府官员游说。
直到1962年3月30日，新集团才与澳府在葡国首都里斯本签订专营合约。新合约规定：签约60天后成立新的公司，资本额至少为300万元；1964年底前撤掉市区其它赌博场所，集中赌博场地；改进码头工程，尽快购进水翼船投入港澳客运；公司纯利10%用于慈善事业，其余投资于澳门工商业，繁荣澳门经济。
何鸿燊从里斯本签约回来后，又找霍英东。言谈之中，大家又谈到赌场的事。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还是没正式介入其中。”霍英东又一次特别强调这一点，“大家酝酿下一步怎么做。我向何鸿燊提议来一次‘大联合’。”
“怎么搞大联合?”
“我对何鸿燊说，是否可以跟何贤、梁昌、傅荫钊等人打个招呼、商量，大家为了澳门的发展，搞一个不牟利的公司，大家赚到钱，用于繁荣澳门。”
“何鸿燊的态度如何?”
“他是支持这样搞的。”
“那后来有无跟何贤他们谈?”
“谈了，何贤、梁昌都很支持，毕竟大家都不是太计较钱的问题。”
“那高家和傅家呢?赌场原是他们开的，如今要他们参与‘大联合’，他们是否同意?”
“高家和傅家都赞成这样搞，他们已没得做，已经得不到赌牌，也希望一起搞一家不牟利的公司。”
“那后来为什么又搞不成?”
“主要是叶汉、高海林不同意，所以最后不了了之。”
“我开赌好似是鬼使神差”
1962年6月初，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据那一年的《澳门商业年鉴》记载，该公司成立时，叶德利当董事长，霍英东、叶汉当常务董事，何鸿燊作为股东代表和赌牌持有人，出任董事总经理，实际主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成为澳门赌业真正的掌舵人。
我曾经就娱乐公司第一届董事的问题问过霍英东：“你一直强调自己很迟才介入新公司，那是不是到娱乐公司成立时你才正式介入赌场的业务?”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当时，舆论、传媒很厉害，极力渲染，好像1955年传我的被递解出境一样，很厉害，好像新公司有我分。其实，应该是发展澳门外港、买船时，我才介入。”
“你一直是反对开赌的，那最后为什么还是介入呢?”
“说到我介入，可以说是鬼使神差。初初一场足球赛，把何贤、梁昌、傅荫钊、何鸿燊等人拉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接着何鸿燊为了澄清自己不是‘食饼仔’才下标；投得之后，我提议搞成不牟利的公司，作慈善用途，但最后搞不成。”霍英东多次强调自己开赌是“鬼使神差”，意为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令他身不由己，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往那里推进。
他接着说，“其实，当时我很担心，何鸿燊写的那份投标书，写明新公司要挖泥、疏河、造船，这涉及到我公司的业务范围。我有一间有荣公司，一向在香港开山填海、疏河道。那时，我们去澳门，航程3个多小时，佛山轮、德兴轮最早是中午两点开船，到澳门已是6点多钟，然后到了半夜才有船返香港，前后用了两天时间，很不方便。所以，我觉得要澳门繁荣，就一定要疏通河道，发展外港。我就想用有荣公司来搞澳门的工程，发展外港，承担新公司的一些义务和责任，就这样才介入娱乐公司。”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热衷于竞投赌牌和筹备新赌场开张的叶北海、高海林等人，却没有加入娱乐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据说，他们对赌场生意没信心，以为公司是不牟利的，没钱可赚，所以打了退堂鼓。
新花园赌场开张几个月后，娱乐公司又相继在澳门新马路的中山百货公司、十月初五街的七妙斋、海源办馆等地开赌场。
到了年底，他们又斥资订购了一艘花舫，用作赌场，名为澳门皇宫，置放于内港16号码头。这个浮动赌场，是娱乐公司成立后几年时间内最主要的赌博场所，赌客们习惯称之为“贼船”。
由于霍英东、何鸿燊等人的介入，澳门赌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面貌一新。日益兴旺的博彩业，还带动了澳门经济初见勃兴。1963年的《澳门工商年鉴》曾这样评价他们接掌之后的赌业：“澳门博彩业大有发展，在一年间，可以说是面目一新。澳门政府对市民许下的‘以旅游博彩业繁荣澳门，把澳门建成旅游娱乐胜地’的诺言，看来快要实现了。”
澳门赌业近30年的演变历史
澳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博彩业的演变、发展历史。尤其是到了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的时代，澳门赌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使澳门一跃成为世界三大赌城之一，闻名全球。其间，澳门赌业牵涉到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任人怎样写也写不完，任人怎样讲也讲不清。
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史，堪称一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史诗。其中有关娱乐公司股东的情况、股份的结构和利益分配、股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霍英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和他对澳门赌业的种种看法等众多问题，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将主要通过霍英东的自述谈及。
这里，我先把霍英东他们接手后，澳门赌业在30余年间的演变、发展过程，大体上概述一下。
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专营赌业的最初10年，有几项大型项目的实施，令澳门赌业的发展一日千里，走向兴旺和繁荣。
1964年，娱乐公司从国外购置一艘水翼船，投入港澳海上客运服务，把港澳之间的海上航程，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约1个小时，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港客前去澳门赌钱旅游。这是亚洲最早的水翼船服务，它令澳门赌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1966年，娱乐公司又斥资600多万港元，在香港订购一艘巨型花舫，取代原来的小型旧花舫。该花舫仍名为澳门皇宫，二三楼开赌，另设酒楼和夜总会。至今，这艘花舫仍然使用，成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经营赌业的历史见证。
继新花舫后，霍英东他们又于1970年，斥资6000多万港元兴建葡京大赌场。葡京底下几层设赌场，其余部分为酒店和酒楼，为客人提供多元化服务。葡京是世界最大的赌场之一，早已成为澳门的一个象征性建筑物。
赌场扩大，客源增多，赌业生意红红火火，钱财滚滚而来。有钱赚了，但股东间的矛盾
也出现了。
何鸿燊是董事总经理，全权管理赌场事务，叶汉也以常务董事身份参与打理赌场。霍英东几乎不介入赌场的具体事务，超然物外。倒是何鸿燊和叶汉，两人时常有一些摩擦。
由于与何鸿燊合不来，叶汉于1975年无可奈何地宣布退休，不任常务董事一职，只保留他原来的股权。1978年，叶汉另起炉灶，在澳门开办另一种博彩玩意——赛马车。何鸿燊对此极力反对，在报章上刊文指责叶汉违反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会1962年订下的协议，自办新博彩项目，抢赌场的生意。
1982年，叶汉把他所持有的旅游娱乐公司约10%的股权，以3亿港元的价钱，转让给香港富豪郑裕彤，从此彻底退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
1992年，叶德利也出售所持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10%的股权给何鸿燊，套现6亿港元。而霍英东，一直被外界传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所持股份约占3成。
虽然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内部龙虎斗，但澳门赌业却不但一点都不受影响，反而生意蒸蒸日上，股东们个个赚得钵满盘满。另外，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除独霸赌场专营权外，还将澳门各种博彩项目如跑狗、回力球、彩票等各个击破，据为己有。其中最为成功的，当是收购澳门马会。
澳门马会的前身是叶汉创办的赛马车会。1980年举行第一场赛马车，但这种博彩玩意并不太受欢迎，投注额不理想，以致年年亏蚀。叶汉只好把苦心经营的赛马车会转让给台湾财团。而后，台湾财团改赛马车为赛马。虽然台湾财团投入巨资，但仍然挽救不了马会，马会债台高筑，最后被法庭查封。此时，娱乐公司以亿元的低价，购入原本价值亿元的股权，一统澳门博彩业的天下。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赌业就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赌饷成为澳门政府主要的财收来源，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也因此被誉为“镶嵌在澳门这顶皇冠上的最大的一颗明珠”。
除了经营各种博彩生意，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还扫荡式投资澳门的各行各业，包括码头、地产、酒店、机场、电子传媒、金融、百货等等，全面控制澳门的经济命脉。而澳门经济也得益于博彩业的兴旺，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旅游娱乐公司的业务形成相当规模时，有股东打算把它拿到香港上市，但由于种种原因，娱乐公司的上市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1986年，澳府和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条约，批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跨越澳门回归中国的历史日期——1999年。
20世纪90年代初定稿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8条明文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1999年后，澳门博彩业的前景令人关注。
1994年，娱乐公司向政府上缴博彩专利税52亿港元。按娱乐公司每年须按利润的三成上缴政府的税率计算，1995年澳门各赌场盈利接近200亿，也即是上缴的税率应为50多亿。至于投注额，则为1000多亿港元。
第二部分 第二十章 四大股东 股权错综复杂
赌场开张之初，霍英东对发展澳门外港、繁荣澳门信心不足，后得知新澳督并没有被人收买，也坚定了发展澳门的信心。但娱乐公司成立之后，股权分配却一直没理顺。霍英东说，该公司不合理，何东方面投入的钱最大，反而几个大股东却一分钱都不注入……
最初对繁荣澳门没有信心
在谈论澳门赌业的情况时，霍英东总是特别强调一点，他介入澳门赌业，出发点是搞一些海港工程，发展澳门新口岸，促进澳门的繁荣。他说，自介入娱乐公司后，他对开赌、发展外港、繁荣澳门仍然没有太大的信心。
“……我们自己没船，没铺，没酒店。合约写明是不牟利的，结果澳府每天都派监督员到赌场封箱查账、数钱、收钱。政府执行合约很严格，比如私人借钱给赌场，赌场不能还；一些开支，如招待客人，给黑社会的费用，这类烂账，政府是不认账的，而我们还得自己投进一些钱发展外港……情况很复杂，很困难!”
“但据一知情者透露，娱乐公司执掌赌业之后，第一年就已经有了600多万元的盈利，数额不算少。”我插话。
“是呵，是有赚，但全部都再投入赌场，或用作其它用途，如挖沙挖泥，疏通河道，股东并没有钱分，因为合约注明是不牟利的。”霍英东说。
“听一些人说，当时股东没有什么收入，叶汉一度想到赌场赌钱，把钱赚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我问。
霍英东笑了一笑，说：“这些，我就不清楚了。”
霍英东接着说：“还有，当时澳门的治安很差，三教九流云集澳门，搞得澳门到处都是炸弹。他们惯用的一招是，写信寄给你，不给钱就放炸弹。傅老榕时代，他的赌场就试过一日几个炸弹。连何贤也曾被人用手榴弹炸，崔德祺也被人用机关枪扫射……”
“当然，赌场赚钱少，股东没钱分是小事。黑社会猖狂，我们也不怕。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霍英东接着解释说，“在澳门，罗保的势力实在是太大，有时连葡国总统都听他的话，而他是最反对新集团到澳开赌场的。在澳门，澳督权力很大，他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我们疏河道，合约规定每年至少投资100万，8年800万。第一年，我们已经在外港挖沙挖泥，用了300万。娱乐公司的资本原来只有300万，已经用尽了。当时，我怀疑澳督已经被人收买。一旦澳督真是被人收买，那我们怎样投资都是假的，到头来可能什么都没用。”
何鸿燊被澳府高官陷害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霍英东继续说，“我和何鸿燊去找澳督罗必信，他刚接替马济时上任不久。我们一起谈繁荣澳门、发展外港的计划。正谈起兴头的时候，有一个人称‘白头佬’的葡籍澳府高官突然闯进来。他好似是澳府里面掌管黄金买卖和赌业的最高官员，因为他头发很白，所以人们给他取个绰号‘白头佬’。
“‘白头佬’一进来，当着我们3人的面，把1万元港币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指着何鸿燊，对澳督说：‘这1万元是他送给我的，他要贿赂我。’原来在这之前，为了搞好关系，新公司曾经送1万元港币给‘白头佬’。可能‘白头佬’不喜欢何鸿燊开赌，所以有意陷害他。
“当时，我很担心，按法律，贿赂政府官员是犯法的，我担心若澳督已被人收买，则完
全有可能当场扣留、审查何鸿燊。但何鸿燊急中生智，连忙解释说：‘这1万元不是送礼，是捐作慈善用途的。’澳督听完，说了一句：‘大家一场误会，算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澳督并没有被一些仇视何鸿燊和娱乐公司的人收买。我想，既然澳督并不存心害我们，并没有被人收买，那么，即使赌场没什么钱赚，治安不好，我们也有信心去发展外港，繁荣澳门。从那时起，我就放手在澳门发展……
“葡国人在澳门几百年，搞不成一个像样的港口。他们曾经请荷兰的公司开过新港，但最后没做成。我们要开新港，很多人都笑我们，葡国也笑我们，说我们做不成。结果，我们有荣公司只用几年时间，就搞成一个外港。港口是澳门的命脉，葡国人400年解决不了的
问题，我们解决了。1962年，即是娱乐公司一成立，我们就成立信德船务公司，着手搞港澳海上交通。1964年，我们花了1000万港元从外国买进第一艘水翼船马嘉伦公主号，改名
为路环号，行驶港澳之间，行程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缩为1个小时，吸引多一些香港人到澳门旅游。
“但赌场的生意一直不景气，赚的钱很少。接着，内地‘*’发生，1966年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贤哥当时还被英国领事馆抓上街晒7个钟头。最后连澳督也出来斟茶认错。澳门的生意更加衰落，没什么人愿意再到澳门玩。
“我们一直想在澳门建一间大些的酒店。当时，我和何鸿燊、关启明、钟明辉等人在香港发展星光行，我于是要求星光行的股东投进几百万到澳门兴建酒店。那时，澳门娱乐公司的股本尚不足300万。开赌，大家没兴趣，但我想搞酒店，大家应该是乐意的。最初，各股东也已经应承了，但后来就改变主意。
“直到1970年，我们决定建葡京酒店，要投资3000万左右。但赌场那时每年才赚几百万。西洋政府觉得靠赌场收入，10年亦建不起一间酒店，于是将那份不谋利的合约修改，允许娱乐公司随意借钱，招呼客人，我们这才筹到3000万建葡京。
“但赌场的生意真正好起来，应该是港府推行‘三粒星’政策之后，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可自由进出港澳，赌场生意才旺起来……
“我讲这些事，并不是为自己辩护，因为最初的合约写明是不牟利的，90%用于再投资，10%用于慈善。所以最初的8年，娱乐公司确实很困难，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那样有很多钱赚。”
何东投进赌场的资金最多
由于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是一间私人性质的公司，其股东的情况、股份的结构、利益的分配等，一直不为外界所知，而外界对此的报道和评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娱乐公司的这些情况甚为错综复杂，别说是外人无从得知，就连其中的一些当事人也不明就里。在霍英东向我详谈澳门的问题的过程中，我多次表示“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明白”，而霍英东自己也坦认：“不光是你，就是我，娱乐公司的好多事，我都不是很明白。”
关于娱乐公司的股东情况、股份结构、利益分配等诸多情况，何鸿燊、叶汉、叶德利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对外界谈及，但3人所说的却有些出入；而这次，霍英东对我所谈的，应该算是历来娱乐公司各股东所谈博彩业问题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但他所说的内容，与以往其他股东所谈的也有些不同。真实的情况怎样，谁的话真实、可信成份高一些，外人既无法核实，也难以考证。所以，以下关于这些问题的文字，我只好引用我和霍英东交谈的原话。
我们之间的这些交谈，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约四五个小时；其间，我们曾一起坐在车上，或走在路上，很多时候我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他也就答什么，交谈带有闲聊、随意的性质，故以下的谈话可能有些重复和凌乱，但相信读者可以从中理出一些头绪，看出一些实质问题来。
“按政府的年鉴记载，娱乐公司成立时，常务董事是你和何鸿燊、叶汉、叶德利4人，那还有没有其他董事，有多少股东?”
“第一届董事，好似就是我们4个人。至于股东，起初也只有我们几个人，何东是最大股东，新马仔也是最大股东之一。”
新马仔原名邓永祥，是香港粤剧名伶。
“何东在1956年就逝世了，怎么他亦有份?”
“何东方面的钱是通过他的孙女，也就是何鸿燊的妹妹、十姑娘何婉琪拿出来的，何婉琪好似原是何东的秘书。”
“何东拿出多少钱来?”
“好似是200万，而且是在新花园赌场开张时就拿出来，真金白银的。”
“新马仔呢?他拿多少出来?”
“不知是20万，还是30万，记不清楚了，好似是赌场开张后逐渐拿出来的。”
“你们四大常务董事呢，各投入多少股本?”
“第一次的股本，虽号称300万，但无所谓谁去认股，个个都缺乏信心。本来我们4个，每人负责1/4，但都没有拿一分钱出来，叶汉、叶德利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何鸿燊也没有。”
“你们几个股东没有拿钱出来，那赌场一开始怎样运作?”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钱，我刚才说过何东方面投进了200万。有些事情要交待清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包括叶德利，为何又有个何婉琪?娱乐公司的股份很复杂，我可以大声疾呼，那么多股东当中，拿最多钱出来的是何东的孙，第二是新马仔。”
娱乐公司的股东和股份错综复杂
“按你刚才说，股本原是每人1/4的，但后来怎么发生变化，你和何鸿燊变成大股东?”
“我当时负责澳门的工程，疏河床、挖沙、搞外港，挖沙已经用了300万。基本上不需要钱投入。我挖沙，公司已经欠我300万。何鸿燊后来做200万，这200万也是从我们挖泥的钱里面给的。”
“你那部分，基本上也是赌场开张之后才投入的?”
“是啦，我们负责工程……”
“有没有算过，你一共投进多少钱?”
“真的，我要看一下(记录)才知。我印象中，基本上是不需要拿钱出来。我们挖沙，已
经拿钱下去，最大笔投资要算是挖沙的开支。当时的情况真是很困难，因为合约写明不牟利
……”
“虽然你从赌场赚不到钱，但最初几年，所有工程都交由有荣做，那么该有赚?”
“不是的，最初也是300万生意，但工程我们都是判给别人做，赚不到钱。而且300万中，已经代何鸿燊交了200万入娱乐公司。”
“那你最后怎样成为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
“记得赌场刚开，我们想筹1000万股本。当时，我们正在以九龙置业公司的名义在尖沙咀发展星光行，九龙置业公司已注资300万到澳门娱乐公司，打算在澳门建一间酒店，后
来有些股东不同意，计划搁置。所以那时(酒店)突出的股份最大。后来，一调整，我的股份
就多了。”
“这300万是否属于你一个人?”
“不是，后来好似何鸿燊也分一些。股份一直有变化，其实，股份都不是很清楚。……”
“到什么时候，才理顺股权?”
“基本上，一直都没理顺过。”
按照霍英东所言，澳门娱乐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股份之分。但据传媒和外界的推测，其股份大致是这样分布的：霍英东占3成，叶德利、叶汉和何鸿燊各占1成，新马师曾家族占不到1成。那其余股份由谁持有，则始终是个未知数。这样的推测，明显与霍英东所说的有较大的出入。
股份不明确，对于一个已经成立了30多年，又是澳门最重要的公司来说，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也令人难以置信。既然股份不明确，那利益又如何分配呢?
第二部分 第二十一章 超然物外 坐收巨额利润
霍英东虽名义上是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但几乎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介入公司的内部事务，也不介入其他股东间的恩恩怨怨。近几年，他从娱乐公司得到的分红，每年为2亿港元左右。
霍家每年分红2亿多
如果霍英东所言为实，那娱乐公司的股东最初几年是没分红的。没钱可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不明显，但一旦有钱可分之后，利益又如何分配?从霍英东和我的谈话中，可知由于大家的股权不明确，利益分配时确实出现很多问题。
“你刚才说股权一直没理顺，那根据什么分配利益?”
“那些股权很复杂，每一样事都很复杂，分红时并不一定按股份多少来处理……”
“不按股份派钱，那股东之间不是经常吵吵闹闹?”
“不是，主要是何鸿燊和叶汉有些争拗。叶德利也算是有些事，但主要还是叶汉和何鸿燊两个人紧要些。”
“记得不记得你是从哪一年起担任娱乐公司董事长的?”
“我要看看(记录)，不记得了，有些事，你可能比我还清楚，因为你可以去查……”
“那你是什么时候卸任董事长一职的?”
“没10年，也有七八年了。我不当后，由郑裕彤继任。”
“新马仔还是不是股东?”
“他原是股东之一，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股份，卖了没有?那时新马仔很要命，他将股份
交给老婆、子女，惨啦，他老婆和他离了婚，变成新马仔要拿钱时，几乎要跪在那里才拿到
钱……好复杂的!”
“你们家族的股份还占多少?”
“表面上好像是25%左右。”
“去年娱乐公司赚的钱接近200个亿，扣除上缴给政府的50多亿，还净赚100多亿。所以外面传你是最大的股东，这几年每年的分红应该不少于10亿港元……”
“没有那么多，这些年，最多的时候也是3亿元左右。这10年都是有账可查的，一会我拿账本给你看。”
当时我们正坐在车上。
那天，我们在中银大厦霍氏写字楼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又转到中华游乐会一边饮茶一边交谈；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起坐车回中环，霍英东冒着蒙蒙细雨，一个人从毕打街的会德丰大厦旁边步行到干诺道中的中华总商会开会。而我则先回霍氏集团办公室。一个小时之后，霍英东开会回来。他随即拿来账簿，上面清楚写着娱乐公司近10年来每年给他们家族的分红，每年数额从5000多万至2亿多元之间，其中1984年是5000多万，1990年是1亿元，1992年是亿港元。数额如此之少，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事实上，霍英东并不太计较他得到娱乐公司的分红之多少。有人说，他不计较这些，一来，他历来认为分得赌业的钱并不十分光彩；二来，他们历来投进去的钱并不多，这样的回报已是相当可观，若赌场亏本，每年要他们垫钱出来，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三来，他不想因为钱的问题，伤了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和气。
创建信德船务
说到赌业的利益分配，不能不说到信德船务。因为霍英东介入澳门赌业，除了拥有旅游娱乐公司，还拥有一家由娱乐公司衍生出来的信德船务。
1962年，娱乐公司刚成立，霍英东就提议成立信德船务公司，主营港澳间的海上客轮服务。他认为，若没有自己的客轮，不能很好改善港澳间的海上客运服务，则很难吸引香港游客到澳门旅游，也很难带旺澳门的博彩业。而娱乐公司的股东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也自然地成为信德船务的股东。随着娱乐公司股权的调整，信德船务的股权也相应调整，名义上霍英东占了30%左右，成为最大的股东。
自1964年重金购进第一艘水翼船投入港澳海上营运后，信德又不断添置水翼船，行驶港澳之间。
霍英东曾经在他的有荣船厂，为信德生产水翼船。他买来一艘瑞士制造的水翼船，参考它的设计，自行制造。水翼船制造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就是烧焊。烧焊时必须将船体翻转才便于操作。但水翼船的船体很大，翻转不容易，很多工程师也觉得为难。后来，他们运用土办法，给船体安上大木轮，船体即可翻转，水翼船也就顺利制造出来。据说，“有荣”建造出来的水翼船，当时是全世界船速最快的。
1973年，以信德船务为主体的信德集团在香港挂牌上市。
信德船务目前有20多艘喷射水翼船，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喷射水翼船的公司，几乎独霸港澳之间的海上客运服务。除经营船运外，信德集团还投资地产、酒店、码头、百货等各种生意。但信德的业务，霍英东并没有参与打理，而是由何鸿燊全权负责。
由于依托客源稳定的港澳海上客运，信德的业务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德一跃成为香港100家最大上市公司之一，并跻身于恒生指数成份股之列。以1994年的市值计算，信德资产为120多亿港元。若以霍英东持有30%左右的信德股份计算，每年光是来自信德的进账，应该有一两亿港元。但事实上，霍英东每年所得的来自娱乐公司和信德的进账，以近几年为例，合共只有2亿左右。数额如此之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能不令人颇费思量。
从股份组成和利益分配而言，娱乐公司和信德船务其实算是同一间公司，两者既可以说是父子关系，也可以视为孪生兄弟的关系。在业务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娱乐公司主营的赌业，信德船务的海上客运绝不会如此兴旺；而没有先进、快捷的海上客运服务，赌业也不会那样繁荣。
旅游娱乐和信德虽是父子、兄弟关系，但信德毕竟是上市公司，其利益分配应该是独立的。但据霍英东所言，每年他家族得到的2亿元左右的利益，他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来自娱乐公司，多少来自信德集团。那就是说，作为上市公司的信德集团竟像私人公司，像旅游娱乐那样，没有明确的股权比例——或者说，虽表面有股权比例，但利益并非完全按股份多少来分配。那么，信德集团那芸芸众多的小股东呢?是否依照股份多少，给他们派息分红?
不介入澳门博彩业的恩恩怨怨
接着，我们继续就娱乐公司的问题交谈。
“你知不知道，何鸿燊每年从娱乐公司分到多少钱?”我问。
“包括茶钱、董事总经理的花红，加起来可能也是几个亿。好像光是董事总经理这个职务的分红，就占总收入的9%。”
“那不是说他每年的分红比你们家族的还多?”
“他可能多一些……”
“娱乐公司30多年来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你似乎甚少介入?”
“因为澳门的情况很复杂，尤其是‘一二·三’事件之后。那时，没有人敢去找澳督，多人杯葛澳府。连澳督到西餐厅饮咖啡，那些葡国人也不跟他打招呼。不知道新花园赌场那时有没有招待过他?‘一二·三’之后，澳门变成死城，没人敢去澳门做生意。加上很多事件发生，比如何贤在跑狗场被人用炸弹炸，崔德祺被人用机关枪扫射……很多事情，我不想介入其中。”
“何鸿燊和叶汉那些年斗得很厉害，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有没有调解过?”
“没有。如果用董事局多数表态的方式处理……但都没有试过开会表态的情况。老实说，历史上，叶汉和何鸿燊势成水火，争起来，不知谁输谁赢。包括叶德利有时也争得好紧要……”
“叶汉离开娱乐公司后，自己开赛马车会，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老实说，我总希望他……因为跑狗、赛马车，这些赌钱的东西，我向来不感兴趣。彭国珍后来也开了回力球场、跑狗场，所有这些我都不介入。”
“但在叶汉自办赛车和赌船这些问题上，叶汉和何鸿燊斗得很厉害，作为最大的股东，你的取向、态度很重要……”
“他们两个人在权力方面已经是势不两立的了，没有搞出人命来算是好彩!”
“有没有调解过?”
“没有。老实讲，有时大家见了面，也不知怎样，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好主观的。”
据一些知情者说，霍英东虽然不尽认同何鸿燊处理娱乐公司一些问题的做法，但在何鸿燊和叶汉争权夺利的问题上，他的取向是倾向于何鸿燊这一边的。
在郑裕彤入主娱乐公司之前的20多年间，娱乐公司可以说是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四足鼎立。除了开股东大会时，大家见面外，霍英东和叶汉、叶德利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叶德利虽是何鸿燊的亲戚，但也是叶汉的好朋友；据说很多时候，他也是反对何鸿燊一些做法的。故而在何、叶之争中，霍英东虽然表面上没有表态支持或反对谁，但他的态度无疑是最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谁一方，谁的力量就会大一些。
霍母常到澳门赌钱
“澳门娱乐公司的很多事情，我是不介入的。”霍英东继续说，“比如有时说何鸿燊到哪里开赌，以娱乐公司名义收购什么公司、投资机场……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这些事，你说不知道，讲出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我说。
“真是不知道。基本上，我都极少到澳门去。”
“娱乐公司经历不少事，比如收购澳门马会等其它博彩项目，开赌船与叶汉抗衡，这些事有没有与你商量?”
“没有。其实娱乐公司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是很清楚。娱乐公司现在的状况怎样，我知道得并不多。我基本上是不理这些事情的。”
“年年有钱分，肯定没问题啦。但如果亏本了，你怎么办?”
“股东的股份没用的。娱乐公司把赌场承包给赌团或其它公司，我不知道……”
“赌团赚多少你们可能不知道，但赌团每年交多少钱给公司，你们是知道的……”
“上缴数额是固定的，但赌团的利益可能更大，可能赌团赚9亿，娱乐公司才赚1亿。另外，茶钱也是一笔大数……”
从霍英东的话中可以知道，他认为自己几乎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介入公司的内部事务，故对公司的运作情况不甚了了；他也认为赌团的收入以及赌场的茶钱数额很大，而他们那些所谓持有股份的股东所分得的利益却可能较少。
娱乐公司成立初期，因有荣公司在澳门发展外港，霍英东因而时常到澳门巡视工程进度；此外，有几年的春节，他也以公司大股东的身份到澳门去，陪澳督到赌场下新一年的头
一注，或对员工讲讲话。除此之外，他甚少到澳门去，也几乎不参与公司的决策；至于公司的管理，更是完全交由何鸿燊等人全权负责。
霍英东不但自己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过问公司的管理，也从不安排自己家族成员参与娱乐公司的事务。霍英东三太太林淑端的弟弟等一些亲戚，曾先后在娱乐公司任职，一些传媒因而揣测他们或许就是霍英东的代理人。但据一些知情者透露，林淑端方面的亲戚并没有在娱乐公司担任要职，只是普通的管理人员；他们到澳门娱乐公司打工，纯粹是谋求一份高薪职业而已，并非代表霍英东管理、监督娱乐公司的运作。
霍英东对开赌场没有兴趣，对赌钱亦没有多少兴趣。五六十年代，他和一些商界朋友在一些私人性质的俱乐部聚会时，也偶尔打打麻将、打“十三张”；与一些富豪朋友打高尔夫球、网球时，相互间亦可能下下注；另外，偶尔，亦有几次下注赌赌马。但这些纯粹是怡情
而已，并非为博彩赢钱。除此之外，霍英东绝少赌钱。他自己不好赌，也反对家族成员赌钱
，尤其反对他们到澳门赌——当然，对母亲刘氏却是例外。
在霍氏家族中，经常到澳门去赌钱的，只有霍母刘氏一个人。
一位与刘氏较为熟络的人，曾对我谈起她到澳门赌钱的事：
“霍生的妈妈很喜欢赌，不但在香港的一些私人俱乐部赌，还经常到澳门赌。20世纪60年代，她精神、身体较好时，几乎每个礼拜都去澳门，有时一两日不回来。当时，她还在娱乐公司打一份工，但不记得是什么职务，因为叶汉抓权时，有一只海上皇宫赌船，赌船需要水手，水手都是由她找来的。船的水上安全由她负责，她有些收入。
“霍生反对赌钱，但也让她娱乐，也允许她到澳门赌钱。但担心她赌得太大、太过份，所以有所限制，交待一个堂大佬看住她。她赢钱时，好开心，但输钱了，她就会再向公司拿钱。这时，霍生的堂大佬就对她说：‘英东交待，不能赌太大，不能再拿钱了!’她脾气很暴，就大骂：‘你不听我的话，就听英东的话?’搞得这位堂大佬很难做。这种事经常发生，这位堂大佬被她骂怕了，她生日时，也不敢来给她祝寿。”
由于除了霍母刘氏外，霍氏家族成员极少涉足澳门，而霍氏家族又不介入娱乐公司内部事务，故记录他们在澳门娱乐公司活动的资料少之又少。在采访、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我曾托人四处寻找与娱乐公司有关的霍英东的图片资料，但最后亦只是找到几张，其中一张是：葡京赌场开张之日，霍英东、叶汉等人在赌场内合影留念；霍英东的长子，当时不足30岁的霍震霆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结着蝴蝶结，英姿勃发，站在父亲和叔辈们中间。这张相片，为澳门的赌业史留下一段极其珍贵的见证。
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决定逐渐淡出澳门博彩业。继辞去已当了20年左右的娱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又宣布把家族股份划入基金公司，并一度打算把股份卖出去……
辞退董事长职务
可能连霍英东自己也没想到，博彩业会给他带来源源不尽的财富。但由于他向来对博彩业有看法，故而经营博彩业虽然获利甚丰，也未能让他有满足感和成功感。这一原因也促使他早就有了逐渐淡出澳门博彩业的打算。到了80年代中期，当他在全国政协、人大机构担任职务之后，逐渐淡出博彩业终于有了实际的行动。
1986年，霍英东宣布不当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长一职，改由刚取代叶汉而入主赌坛的香港另一富商郑裕彤出任。霍英东的这一行动，可以视为他淡出澳门博彩业的第一步。
就霍英东何以选择那个时候挂印封刀、不当董事长这个问题，我曾与他有过一番交谈——
“你认为开赌场，与你的人大、政协职务是否有冲突?”
“开赌，肯定是不好的，但也不是很坏，比如香港马会，没有一定的地位、影响力，还不一定能当马会的董事。有些事很难解释清楚，当时我是想将一件坏事变成好事，而且真是这样与政府签约的。”
“为什么主动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有些事，我不是很明白。本来娱乐公司与澳府只有8年的赌约，但澳府却一签再签，好似延长了24年。”
“还跨越了1999年……”我插话。
“是的。那时澳府要和何鸿燊签约，把赌约延长跨越1999年。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当时李耀祺很反对，我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
从霍英东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得知，他在1986年辞去娱乐公司董事长职务，与那一年娱乐公司和澳督签署跨越1999的赌约有直接的关系。
那年9月29日，澳门政府主动提出，要与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合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满。中方对这个补充合约跨越1999年，极为不满，认为是葡国政府搞“小动作”。这个赌约修订之时，正值中葡双方在北京就澳门前途问题举行谈判，葡国要求把归还澳门的日期推延至2003年，而中方则坚持在20世纪内收回澳门。在这个敏感时刻，澳府将娱乐公司的博彩业专营权延长5年，超过中方提出的“20世纪之内”，中方对此深表不满，李耀祺等一些中方驻澳门官员猛烈抨击澳府；中方驻澳官员和亲中人士还拒绝出席娱乐公司成立25周年的盛大酒会，以此行动杯葛澳府和娱乐公司。
霍英东既是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又在全国政协、人大任要职，与中方关系极其密切，这个时候，他的处境自然很尴尬。他虽然不赞成娱乐公司和澳府延长专营期，但又不能阻止双方签约，惟一能做的就是逍遥于娱乐公司之外。霍英东早就有了退出娱乐公司的打算，如今既然处境如此尴尬，他于是毅然辞去董事长一职，而且连董事的职务也辞去了。
把赌场收入划入基金会
除了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霍英东当时甚至想把他持有的股权转让出去，彻底地退出娱乐公司，退出澳门博彩业。
澳府与娱乐公司签订的补充合约，除了延长娱乐公司的专营期外，还规定：娱乐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可以自由转让股票，股票总值占该公司资本25%，任何股东不能拥有超过此等股票的10%。那时，澳府正筹划在澳门成立股票交易市场，吸引本地公司和海外公司挂牌上市，以繁荣澳门经济。何鸿燊还参与了澳门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他当时打算把娱乐公司拿到香港或澳门上市。
霍英东一直不赞成娱乐公司上市，但他认为，若上市，那就是他完全退出博彩业的最佳时机。
“那时，我已经表态，股份值多少钱我都不要了。我甚至已和何鸿燊等人谈好，以6亿港元价钱卖给他们。”霍英东回忆说。
但是后来，澳门成立证券市场的事不了了之，娱乐公司到香港上市的计划也因种种理由未能如愿，结果，娱乐公司的上市计划也因此搁置下来。那时，霍英东已经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体育、教育和慈善事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对娱乐公司的股份重新处理，把它划进“霍英东基金会”。
我曾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
霍英东说：“把娱乐公司的收并入基金，并不是想洗脱开赌公司的收入，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收入是公开的……”
“你们有无核算过，整个娱乐公司总资产值多少钱?”
“没法算。因为赌场若停止营业，船、酒店也就可能亏本，公司可能变成负债……”
“那你现在还打算不打算把自己持有的股权卖掉?”
“我现在都打算卖的。”
“有没有人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不会有人买的……”
霍英东和何鸿燊互谈对方
虽然霍英东和何鸿燊当初介入博彩业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可以这样说，在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里面，他们两人是一对很好、很成功的组合。他们在澳门赌坛的合作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一点是两人都清楚对方的性格和优势，既为自己正确选定在公司里扮演的适当角色，也尽可能让对方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潜能。
现在看来，霍英东向来对澳门博彩业采取不参与、不介入的低调态度，除了因为他原本对开赌没有兴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很清楚若过多介入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或多或少会影响与其他董事和股东的合作关系，于是把自己扮成“局外人”的角色，好让何鸿燊自由自主地掌管博彩业；他自己，只负责一些与自己的公司业务有关、但与娱乐公司内部管理无关的项目，比如疏河、建码头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无须去承受经营、管理博彩业的风险和压力，也不至于伤了与其他合伙人的和气，但却又得到自己的利益。
试想，倘若霍英东参与、介入娱乐公司的事务，那澳门博彩业将会是什么景象?一山不能容二虎，一个何鸿燊和一个叶汉已经搞得天翻地覆；若加上一个霍英东，澳门赌坛是否会上演一出“三国演义”呢?
可以这样说，在娱乐公司里头，若把霍英东和何鸿燊所扮演的角色对调，澳门博彩业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般繁荣景况。所以，他们两个人，谁也取代不了谁的作用和影响力。由于他们两人的成功合作，他们最终成了澳门赌坛上最大的赢家。
澳门赌坛，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叶汉、叶德利、新马仔等人一个个退出了这个大舞台，而霍英东和何鸿燊，在雄踞这个舞台30余年后，至今仍然屹立着，各自在不同的方位撑起令世人瞩目的澳门博彩业的天空。
霍英东和何鸿燊，都是港澳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澳门博彩业之后，他们两人还在地产界等方面有较多合作，比如合建星光行、珠城大厦、信德大厦等等。他们两人的关系如何?两人怎样评价对方?这些始终是外人极想知道的。
早些年，何鸿燊兴致一来，曾向别人大赞霍英东做生意如何了得。从何鸿燊的话中，可以看出霍英东做生意的一些独到之处。
做生意，别人一般都会先计算这宗生意有多少利润，但何鸿燊说，霍英东却与众不同，他每次都是做最坏打算，先计算会亏蚀多少，然后才计算可能会赚多少。如此做法，就是充分考虑这盘生意的各种变故，结果或赚或亏都是在自己的预先考虑范围之内。
何鸿燊还说，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霍英东总是坚持一条：每作一个决定，他一定要先问过全部人，人人都同意了，他才动手，绝不擅作主张，自行决策。既然其他人已经同意，则做起来一定是同心协力。
霍英东的性格并非“海派”，而是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做生意时更是这样。何鸿燊透露，每次大家开会，开完会之后，霍英东总是捡起与会者留下的纸条带回家，一来可以再仔细研究，二来免得这些纸条被别人捡去，“机密”外泄。
据何鸿燊所言，霍英东的公司财务制度很严密，每写一张支票，霍英东都要经10几层手续才最后签字。
此外，何鸿燊还说，在与对方洽谈生意时，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绝招”，他一般都不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对方讲，然后在关键时刻才插上一两句。在霍英东看来，做生意的人往往讲得越多会吃亏越多。
由此可见，何鸿燊很佩服霍英东的商业才能。那霍英东怎样评价何鸿燊这位多年的合作伙伴呢?应我的要求，霍英东破例地谈起对何鸿燊的看法——
“何生曾经对你有很高评价，你怎样评价他?”
“他这个人嘛，好有冲劲。总之有什么事叫他做，他一定做好。他喜欢开赌，喜欢当赌王，连巴基斯坦、伊朗这些*国家，他也敢去开赌。有一次，我和他去新加坡，他竟然想在那边开赌。我说，‘你千万不要搞，李光耀在这里，你来开赌不就是一个笑话。’结果，他还是找人谈，几乎要向政府递交开赌报告。一般人都觉得开赌不太好，但他好像认为开赌并不怎么样。一般人是不去想从开赌赚钱的……但是，没有他，很多事成不了，因为他够胆，什么都不怕。”
“以前听一些人讲过，你和何鸿燊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冷一热，一个不喜欢说话，做事稳重，一个什么都敢讲、敢做，甚至知道错也照做……”
“而且，错了之后，他不肯认输。”霍英东笑了一笑，继续说：“比如他和别人下棋，照棋局，他形势不妙，注定要输了，我们说死棋啦，劝他认输啦，但他不认输；那好，不认输就继续下一步棋啦，但他却一动也不动，一味坐在那里。等到吃饭时，有人叫开饭了，他就站起来，说大家吃饭了，这盘棋就不算数了。他有时从澳门过香港来，找王新永下棋，照棋局，他明明是输了，但他却一味不动棋子，坐在那里一两个钟头，等到开船时间到了，他就说要赶回澳门，这盘棋并没有下完，他并没有输……”
“平时你和他有没有打打球、下下棋?”
“打球、下棋，他都不肯输，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是笑他：打球、下棋，总是你赢!”
“他有时也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有无与你打?”
“以前有的，不过，打多了，觉得总是要让他一定赢，就不打了……”
“那么多年打球、下棋，他真是没承认自己输过?”
“我只赢过他一次。今年中华游乐会搞一次‘100岁网球比赛’，就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的会员的比赛，我和他打，打赢了他……”
据一些目击者说，当时，何鸿燊一打输，很不高兴，拍板而走。
“你和他打球时，有无下注赌钱?”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的性格，什么事都不想输……”
其实，“永不言败”正是何鸿燊最突出的性格；也正是凭着这个性格，何鸿燊才在事业上屡创佳绩，成为一代枭雄。
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
谈完何鸿燊，我们又谈到澳门博彩业的前途问题。当时，霍英东的二公子震寰也在场。霍震寰现在主管霍氏集团的内部事务，霍氏集团的财权主要由霍英东和他掌握。因为刚才谈到霍氏集团来自博彩业的分红利益，霍英东叫他进来介绍有关情况。他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录着霍氏集团的各项收支。谈完博彩业的利益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和我们一起谈其它问题。
“你怎样看娱乐公司在1999年之后的前途?”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真的不知道怎样看……”
“你认为*是否会限制博彩业的发展?”
霍英东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只是说：“从我个人来讲，开始经营博彩业时，是希望不要靠黄、毒、赌来发展澳门……”
这时，霍震寰也插话：“娱乐公司除了经营博彩业，在澳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很多。”
“可以说是控制、垄断了澳门的经济。”我说。
“也不能说是垄断，因为没有人到澳门投资，而澳门政府对娱乐公司也有这个要求。”霍震寰说。
“我总觉得，博彩业有很大力量，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事都可以。”霍英东若有所指，转而说，“当然，娱乐公司可以将澳门发展得更好一些。”
“1999年之后，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是否限制博彩业发展?娱乐公司的前途如何?”我再次问起这个问题。
“真是很难预测!”霍家父子同时说出这句话。
“有人认为，内地方面即使不取缔、限制赌场发展，也会透过一些力量介入其中。”我说。
“可能是，到时可能不是娱乐公司一家经营博彩业，而是几家合营……”霍震寰说。
霍英东接上震寰的话，说：“应该这样做。至于是否限制博彩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澳门自身的生存问题。我没好好研究过1999年以后澳门的经济发展怎样，比如建国际机场是否多余?又如电厂，需不需要?当然，无论如何，对我们家族影响不大，因为这些钱并不是我们家族的，而是基金会的，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到此，我们关于澳门博彩业这段历史的采访告一段落。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澳门的经济现状。
1995年9月，澳府曾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澳门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博彩税占了46%，而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只占19%，卖地收入占25%，其余的则是其它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并称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但其它三大支柱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没有博彩业那么大。而且，博彩业的专营公司，还在金融、交通、地产、百货等行业有重大投资，跟澳门各项公共事业，跟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博彩业几乎全面垄断澳门的经济。
所以，在1999年之后，任何力量若强行限制或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澳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会出现大的震荡。甚至可以这样说，若博彩业被限制、取缔，澳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死城、空城。
事实上，中方也很清楚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在制订《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为澳门量身订做了第1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由此可见，中方为了维持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决不会急于去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
当然，中方不希望看到博彩业日益在澳门的各行各业不断扩张，因为将来的博彩业会对澳门的经济造成全面垄断的局面，继而左右到特区政府的运作。那么，中方所要做的，可能是透过自己的代理人入局，逐渐把博彩业纳入中资间接控制之下；或把博彩专营牌重新招标，吸纳其它公司经营，以免娱乐公司一家继续坐大。
2002年3月，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北京期间曾与霍英东会晤。霍英东向何厚铧表示退出澳门博彩娱乐公司，并表明退股后成立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发展。
何厚铧说：“我们对霍先生这个决定是非常欢迎的，特区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决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鸿燊先生会在适当时间有所接触，大家友好地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转让方面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何厚铧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获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转让其股份，当局会按法定程序处理有关事宜，而有关公司就股权处理情况要告知特区政府。
何厚铧重申，股份转让是公司的内部事情，在无碍公司运作及未来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对博彩业的开放构成影响。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太多揣测和顾虑。
霍英东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原专营赌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东选择此时退出，顺理成章。
霍英东表示，他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取向，并不是对澳门发展博彩业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赞同澳门特首何厚铧提出的博彩业发展思路，认为符合澳门的长远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也重申，当年他参与“澳娱”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娱另组基金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推动澳门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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