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四十五章 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
虽然受港英歧视的阴影一直没散去，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与港府的关系已逐渐缓和、改善。进入90年代，处事低调、绝少对港英当局评价的霍英东，在国际场合公开抨击英国、港府，引起广泛关注。
王匡指港府官员诽谤霍英东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周旋于国际体坛，与台湾代表针锋相对，结果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表面上，霍英东与港英政府的关系却似乎有所缓和、改善。
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已逐渐淡出香港商界，也可能是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经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一番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而在此之前，港英方面不仅对霍英东采取不接触的歧视态度，还处心积虑地*他的发展空间。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霍震霆和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应该可以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经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经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是，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有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经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说：“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
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候曾有过几次。此事看来有些蹊跷。港英当局虽然历来认为霍英东的那段经历是“走私”行为，且有备案，但一直没有公开就此表态，那为什么在80年代初翻出“旧账”，其意如何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放弃独力发展信德中心事出有因
应该说，港英方面在那时翻出陈年旧账，是有其意图的。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
可以想像，长期歧视霍英东的港英当局，是不愿看到霍英东在中国政府架构中大放异彩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港府官员在那个时候向新华社官员多次提起霍英东的事，用意可能有两个：一、不希望中国给霍英东那么高的礼遇；二、试探中国对霍英东那段朝鲜战争经历的态度。其中，又以第二点的可能性最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之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的接触，故而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的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地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地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否则，港英政府继续歧视霍英东，甚至对霍英东有所行动，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之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至于那个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指霍英东“走私”的前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却已经在1979年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
简悦强之父是东亚银行创办人之一的简东浦，其家族曾有多名成员活跃于香港政坛，故
而素有香港“政坛世家”之称。而在英国接受教育、律师出身的简悦强，自1957年晋身立法局，“六七风暴”期间他曾极力支持港英当局武力“*”左派工人，并接替亲中的利铭泽成为行政局首席议员。后来，他又两度获英王封爵，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获英王颁授最高荣衔的华人。20世纪70年代，他随港督麦理浩访京后，预知香港主权行将易主，因而退出政坛，从此隐居。
简悦强家族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典型产物。他无奈退休之日，正是他和他效忠的港英政府所歧视的霍英东开始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一退一进，客观上与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淡出香港紧密相关。
简悦强和霍英东这戏剧性的一退一进，正是时也势也，用广州方言来说，就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虽则如此，但霍英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因港英政府歧视而造成的阴影，从1986年他发展信德中心一事就可见一斑。
霍英东先生的一位助手曾经对我透露说：“信德中心本来是他打算一个人搞的，但后来没有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他并不是对地产没有信心，而是通过海军船坞的拍卖，觉得英国政府歧视他。”
后来，霍英东也向我证实说：“做生意，不一定要讲赚多少钱，而是要考虑承担的风险有多少。那时，发展信德中心，觉得有风险，就多找几个人，也是为了减少风险、分散风险。”
为何盛情接待访问中国的英女皇?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中国政府之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一边，霍英东因为担心港英当局对自己实施“*”，而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广州那一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
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准备等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记者事前访问霍英东，看了这件礼品，谁知不慎摔跌在地，礼品破裂了，当时离英女皇到访只有几天时间。
霍英东认为英国皇室可能不接受破裂了的礼品，于是即刻要求北京那间工艺厂加班另制作一件，第二天，厂里就送来一件相同的工艺品，但上面镶印的是英女皇近年的照片。等到霍英东与英女皇在白天鹅见面时，他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件工艺品，指着那件破裂的对英女皇说：“很不好意思，我们原来准备了这件工艺品，但不小心打烂了。现在有两件，请您选择!”英女皇看了一下，笑了笑，就选了那个破裂的。
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表现得很热情。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且曾对他实施“*”，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怀?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他答道：“英女皇不是政治家，不是首相。她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是不是你要求安排英女皇一行到白天鹅停留的?”
“不是，一切都是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完全是从宾馆立场来考虑。宾馆接待她，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
“你可以出面的……”
“这不好的，当时叶选平省长出面……”
“港英当局对你一直不太友好，你对英国没有怨言，不介怀?”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事而作出某些表示……但她访问，是一件大事。”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霍英东的性格和处世原则：不计前嫌，眼光向前，处处以大局为重。
对英国政府的赞赞弹弹
可能是因为其性格不爱评价别人和世事，也可能是因为向来因港英歧视自己而有所顾虑，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霍英东绝少对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说三道四、指长品短；但是，踏进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却一改以往作风，多次公开评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或赞或弹，大胆直言。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他说：“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驰，平日埋头于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于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
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近年忽然借*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迁册或变相迁册。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对港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抨击一番后，霍英东转而批评港府破坏香港的环境：“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
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
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
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部分 第四十六章 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1985年9月2日，董氏家族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负债15亿美元，且自动停止在交易所报价买卖，以谋求重整债务结构。
董氏家族陷入财政困境，把已经在香港“冬眠”20年的霍英东，再次推到香港经济的大风浪之中。
扮演“白武士”注入巨资
在宣布“东方海外”停牌之前，董氏家族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求改进公司的债务，例如在1984年出售租约到期的油轮，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分散投资，但这些行动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改善。而在停牌之后，董氏家族也多番与其债务银行商议，重整债务结构，以期渡过难关。汇丰银行作为“东方海外”的债权人，不希望“东方海外”因财政问题而无法偿还其它债项，以致其他债权人拒绝继续支持它而导致“东方海外”倒闭，于是同意给予“东方海外”一笔有抵押备用信贷，数额不少于38亿港元，其中先将12亿元存入“东方海外”户口，余款在“东方海外”需要时分两期提取。
虽然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但由于债务过大，东方海外重组债务结构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和董氏家族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1986年3月达成基本的投资协议。14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霍英东将投资亿美元(折合港币亿元)于董氏集团所属的新造船公司及货柜业务的新公司。
联合声明称，董氏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整，重整计划将会向其债权人和股东提出，以求核准；霍英东注入的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投入一家新造船公司，另1亿美元投入一家新货柜运输公司。新造船公司和新货柜运输公司是指那些将会成立、并将成为重组后的董氏集团重要部分的公司，前者拥有正在建造但未付货的新船，后者则是新货柜运输集团的核
心。这两项投资，将构成该两公司大比数之少数股东权益。
另外，声明还特别强调，霍英东的投资以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为先决条件，新资金的投入，将完全以正常的商务条件为基础，用来加强重整后的营运；而霍英东将不承担任何重整前的债务和责任，董氏集团主席仍然由现任主席董建华担任，由他继续主持业务，领导该集团。
资金背景引来种种猜疑
这份联合声明一公开发表，即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传媒记者致电霍家，但找不到霍英东，原来声明发表那天，他正在杭州公干。
霍英东的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东方海外”债台高筑，且世界航运业并不见复兴迹象，把巨资在这个时候投进去，可以说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与霍英东向来的稳健作风大相径庭。
联合声明说：“霍英东有鉴于目前航运业历史性之最低潮，认为此乃投资该行业的良好时机，并认为董氏集团在该行业处于领导地位，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国际商务关系。霍英东相信董氏集团在航运业复生时一定会获利，因而该项投资将会取得满意的报酬。”
而董氏集团也认为：“霍英东先生之投资，充分显示了霍英东先生对航运业及对董氏集团经营此行业的信心。”
双方都强调该项投资，纯粹是一项商业行为。但由于世界航运业前景极之不明朗，而董氏集团的财务状况又非常恶劣，故霍英东的投资理由很难令人置信；更主要的，由于霍英东与中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令人不能不联想到该项投资是否有“政治色彩”。
霍英东拥有的公司大多属私人公司，并未挂牌上市，故外人很难准确估算他的家底有多少。如今，他一下子拿出亿美元，令人觉得他拥有的财富“深不可测”。那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不久，中方不断强调会极力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于是，有股评家指出，霍英东可能是北京方面的“代理人”，其背后的资金来自中国，此举是为了“托市”，以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董氏集团历史上与台湾方面有过密切联系，且当时其在台湾有一间附属公司，在台湾注册，属下有6艘船挂“*”旗；于是，又有人指霍英东此时斥巨资注入董氏，不排除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在霍英东与董氏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二天，路透社从台北发出了一则报道，透露台湾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报道说，当记者问及台湾方面会否因此而有任何行动抵制董氏集团在台湾的附属公司时，台北政府“副交通部长”朱丁古(译音)说，由于事情仍在研究，暂时未能发表意见。台湾航运界人士透露，台湾官方14日已就霍英东注资一事询问董氏集团，如果官方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商业行动，那便简单，若涉及政治成份，问题便会很复杂。
曾一度与董浩云合谋发展货柜码头
霍英东为何介入“东方海外事件”，其注入的资金是否如外界所说来自中方呢?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六七次反复问霍英东，但霍英东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以不方便为理由不肯透露详情，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对我所谈的，就只有以下这些：
“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可能不应该讲，要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因为‘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在台湾注册。中方支持……这个问题迟些再答复你。”
“当时，重整财务，牵涉资金相当大，主要牵涉到很多间银行。他们重整财务，搞得很成功。至于资金来源，我应该问他……”霍英东说的这个“他”，可能是指董建华。
董建华是董浩云的长子，他1937年生于上海，后随父亲到台湾、香港，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81年，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从此独力掌管家族商业王国，并经历了董氏集团所遇到的惊涛骇浪。1992年底，彭定康就任港督后，重组行政局，董建华应邀入局；第二年的年初，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1995年底，香港传媒更盛传他是首届香港行政长官。
后来，霍震霆也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东方海外’主要是资金周转问题，内地银行都支持，我们参与，帮助渡过难关。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虽然霍家父子所透露的只有这些，但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那亿美元并不是霍英东的钱，而是来自内地的银行，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1996年3月，我再次就“东方海外”的问题追问霍英东，但霍英东还是不愿透露其中的详情，只是说：“这件事，道义上要保密。不久前，我到北京，曾经征求过交通部黄镇东部长的意见，但他也是认为暂时不应公开其中的详情，尤其是这个时候。”
霍英东的这番话透露了一个事实：当年支持董建华重建财务的，就是中国交通部。那么，这可能与交通部属下的驻港企业——“招商局”有联系，因为“招商局”的主要业务也和“东方海外”一样，经营海运业；且“招商局”又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基地，它出资支持，自然方便。
虽就霍英东本身并没有动用自己的资金，注入“东方海外”，但由于：“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问题，而霍英东的身份很特别，与台湾关系向来又较为紧张，那他为什么还是答应充当代理人角色呢?有一点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可能是出于友情的考虑，因为他与“东方海外”的创办人董浩云早年是很好的朋友。
霍英东不愿谈注资“东方海外”的事，但有一次，他却兴致一来，主动向我讲述他和董浩云的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以及两人多年的交往。
“我和董浩云的关系很微妙，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是巧，六几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坐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很是有缘分。
“好像是1968、1969年，我和董浩云有兴趣合作在香港发展货柜码头。那时，货柜运输
在全世界刚刚兴起。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
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那时，最大的货柜码头，我们中标，码头在葵涌，即现在的一、二、三、四号码头。后来，香港政府要我们担保，每年至少有20万个箱，但当时全香港也没20万个箱，我们要有船停泊才行，董浩云的船要改装才行，那时货柜运输全世界没人相信能成功。后来就放弃了。之后，货柜运输发展很快，全世界都要搞货柜港口……”
正由于与董浩云有这样的交往，所以历来对朋友很讲情义、乐于帮人的霍英东，在董氏集团出现财政危机时，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霍英东的这项投资，先决条件是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但是霍英东的介入，无疑给一些怀疑董氏集团难以支撑下去的投资者打了一支“强心针”，有助董氏集团之财务重组顺利完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董氏家族私有的金山船务公司于1990年清偿所有债务，而东方海外亦于1992年宣告渡过艰难债务重整时期，并且于1994年有近1亿港元的盈利。
不少报章都说霍英东仍透过他所持有30%股权的董氏信托，持有东方海外75%的权益。但真实的情况是，早几年，霍英东就已经把自己持有的东方海外股权全部卖回给董建华。
第四部分 第四十七章 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
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霍英东非常高兴。他主动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游馆；又投资亿多港元，在北京城内兴建高级酒店——贵宾楼。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后，他撰文说：“我有幸亲眼看到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捐款1亿建亚运游泳馆
霍英东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多年来，他活跃于亚洲体坛，为亚洲的体育事业倾尽全力，贡献很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慷慨捐赠，尽心尽力，饮誉神州，广为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
1984年9月，第8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预赛，参赛队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全部住在白天鹅宾馆，其住宿费用几十万元全由霍英东独力承付。预赛期间，霍英东也住在白天鹅，他特别交代酒店负责人，要尽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尤其要让中国的“国脚”吃好、住好、休息好。
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让霍英东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有一次，亚洲女子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女足以10比0大胜马来西亚队，霍英东看完比赛，逢人就说：“中国女队大胜使我非常高兴。过去在香港看球赛，常常看到中国队输波(输球)，而今大不相同了。”兴奋之下，霍英东提出让全世界的“女脚”也来一次大赛，好让中国“女脚”再显威风。
在霍英东的力促下，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终于在1991年于广州成功举行。他还为这届女子足球赛开球。
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举行前夕，霍英东捐出200多万港元，声明将这笔款项奖励给在奥运会上夺标的运动员，以鼓励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好成绩。奥运期间，他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汉城，到现场观看比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夺标，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熟悉的
国歌在耳畔回响，霍英东异常高兴。
每次到国外观看世界性的体育比赛，霍英东总是对自己说：“如果一些国际性的运动会，如亚运会、奥运会，能在我们国家举行就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取得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之后，北京市开始筹建亚运村工程，该工程规模浩大，耗资巨大，前所未有，一开始就出现资金紧缺。
中国主办亚运会，这是霍英东多年的愿望，如今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他非常高兴。当北京筹建亚运村的消息传来，霍英东主动宣布，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里的游泳馆。
一年之后，一座气势雄伟的英东游泳馆就屹立在亚运村。在建成之时，英东游泳馆是亚
洲最大的游泳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有6000多个观众席。馆内有国际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放松池等一系列泳池，比赛泳池底下还装有摄影、灯光和音响设备，并且配备保持水质洁净无菌的全自动水循环系统。
1989年春，*、*等国家领导人到亚运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北京市领导向*等人介绍亚运村的工程进度，当提到霍英东捐款1亿港元与建一座游泳馆时，*顺着手势望过去，见到气势恢宏的英东游泳馆，频频点头称好。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基金会为此给霍英东颁发特级荣誉证书。霍英东接受证书时，简单说了一句：亚运会将是中国体坛最大的盛会，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此出点力。
贵宾楼成为北京市又一景观
除了捐资兴建体育馆，霍英东为配合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还在北京城内兴建一家高级酒店——贵宾楼。
贵宾楼是霍英东和北京市合资兴建，霍出资亿多港元。贵宾楼坐落在天安门城楼的左侧，其左边紧挨着著名的北京饭店。由于地理位置特别，建筑师在设计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外观与天安门、故宫这些传统建筑物庄重的基调相和谐，高度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结果，贵宾楼只建到第10层，拔地39米。
贵宾楼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酒店，客房里清一色花梨木明清式家具，电视机、冰箱这些现代化的电器全部放在传统的雕花木门的明式大座柜；二楼大厅，有一堵赫红色宫墙，原是皇城真迹，但设计师不仅没有把它拆除，还把它作贵宾楼的一部分，客人坐在厅中用餐饮茶，仿佛置身宫庭之中；二楼巧设一座室内花园，景观取材于圆明园的一处园林；而用作会议室之用的紫金厅，外形酷似故宫的“坤宁宫”。
霍英东把酒店命名为贵宾楼，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每一个到这里入住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而他刻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的皇宫式建筑物，则是想让世界各地游客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
在贵宾楼兴建过程中，霍英东每隔两周就飞来北京一次，检查工程质量，巡视工程进
度。
1989年5月，贵宾楼正式开张。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宫式酒店，与周围的皇城景致融为一体，成为北京市的又一景观。
接待亚洲各地前来参观北京亚运会的嘉宾，是霍英东兴建贵宾楼的初衷。贵宾楼开张后，霍英东每次住进贵宾楼，总要逐个房间、逐个角落巡视一番。亚运会开幕前夕，他提前到北京，在贵宾楼一转就是9个小时，直到深夜才回房间休息。他还想出一个点子，“准备每一种房间都住一夜，不住看不出毛病，我要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舒适。”
在亚运会期间，贵宾楼果然大派用场。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亚运会组委会租下了190套，亚奥理事会的理事、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包括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特邀的王子、公主、殿下、总理、市长们，总共178位贵宾全都住在这里，亚奥理事会执行会议也在贵宾楼召开。
继贵宾楼之后，霍英东又分别投资4700万港元和3000万港元，兴建北京首都宾馆和珠海宾馆贵宾楼。
撰文谈亚运会观感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霍英东在主席台观看了开幕式。作为一个长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而奔走呼吁、倾尽全力的海外爱国资本家，看到亚运会终于在祖国的首都举行，霍英东兴奋莫名。当天，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欣然提笔，为报纸写了一篇短文《梦想终于成了现实》，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
“我有幸亲眼观看了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旧时代的‘东亚病夫’，现在已有能力承办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运动会。亚运会已成为国际体坛上的仅次于奥运会的一项盛会，这是亚洲人自己创办、自己管理、自己组织的运动会。而这次又是由中国担任东道国，这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盘古以来炎黄子孙在自己国土上主办国际性的大型亚运会，这还是第一次，更值得珍视的是海峡两岸首次同时派代表团参赛，港、澳选手将代表港澳地区在赛场一显身手，而澳门又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们创造的成绩和金牌将属于全体炎黄子孙。世界人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在崛起，也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崛起。我们海外游子怎能不为此激动，怎能不为我们的民族感到骄傲呢!……
“第11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得以顺利召开，倾注了无数人的心血，体育事业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希望通过亚运会，真正达到团结、友谊、进步这一目的，同时，也希望借此向亚洲各国人民展现我国内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风貌，并通过体育的发展带动中华民族大业的振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与*、阿维兰热谈足球
北京亚运会之后，霍英东的名字更广为人知，他热爱体育事业的爱国商人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他，仍然像一个“体育大使”一样，活跃于体坛。
1991年2月，霍英东应黑龙江省邀请，第一次到东北，参加第7届全国冬运会开幕式，并观看了多场冰雪比赛。对于黑龙江的体育事业，霍英东寄予厚望：“我国冰雪体育健儿主要出自黑龙江和吉林。这次短跑道速滑500米超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王秀兰，就是黑龙江的。亚布力的滑雪也是世界水平的。但黑龙江体育还应该冲出冰雪，向更多的项目发展。南方人称东北人为‘关东大汉’，发展体育有这个好条件。在第11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第一个拳击冠军不也是黑龙江人吗?这说明黑龙江省在体育方面有潜力。”
3月，霍英东在广东省、肇庆市官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肇庆星湖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场，探望正在训练中的准备参加1992年西班牙奥运会的中国赛艇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并视察了训练码头和船库。
11月18日，霍英东出席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开幕式后，就陪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到北京参观访问。国家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分别会见了他们。
“中国现在的足球运动水平不高，是不是说明现行的中国足球体制还不行?”宾主刚落座，*便与他们谈论起中国的足球。
阿维兰热：“会提高的!”
*：“是不是中国的足球体制不行?”
阿维兰热：“不。”
*：“那么是训练得不好?”
阿维兰热：“应该说，中国队是训练有素的，踢球特别注重要灵巧，这一点，中国人已经在其他运动项目上充分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90分钟后再加时，运动员就跑不动了?”
阿维兰热：“中国队应该加强体力训练的强度。”
*：“在加强训练方面，霍英东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这次女足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踢得不错。”
霍英东：“中国的足球水平要提高，一定要在少年中开展小足球运动。”他列举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球星，从“球王”贝利，到香港老一代名将李惠堂、现代的黄文伟，以及中国的容志行等等，无不是从踢小足球开始的。
*和阿维兰热点头称是。霍英东又说：“我在中国不少地方看到一些少年踢小足球，他们踢小足球，可以不穿鞋，也不要大场地，很容易普及。练好基本功，长大了踢大场就好办了。”
阿维兰热说，从1975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后，已经来中国10多次了，但每次来都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表示相信，中国的体育运动是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1992年，霍英东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看第2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比赛。这次，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名列第四。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扬威巴塞罗那，极为高兴。中国队归国后，霍英东在沙宣道的豪宅设盛宴，招待全体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鼓励他们继续为祖国争光。
自北京成功申办亚运会后，霍英东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奥林匹克运动会有那么一天能在中国举行。
那时，霍英东希望北京申办奥运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说：“1989年年底，*参加一个孔子基金会，我也参加，感觉到气氛不太好，总有一些阴影。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特别留意，14天没发生过任何事，那时，整个北京很有秩序、很清洁，人变得有礼貌，来宾反映也不错，我从中觉得恢复国家形象很重要。我想，申办奥运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对国家的经济、城市建设、精神面貌都有推动作用。日本1964年、韩国1988年办奥运，经济迅速起飞……”
1991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从此，霍英东又再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吁。
第四部分 第四十八章 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
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父子协助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甚至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决战时刻，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本来对北京成功很乐观，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有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自杀。
允诺捐资给非洲体育基金会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
1992年，霍英东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摩第20届奥运会。期间，他宣布：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他将出资捐建一座可容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建一个主会场，所需资金约10亿港元。
霍英东虽然不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员，但事实上，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英东都参与其中，在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他，连他儿子霍震霆也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成员，出任北京申办委员会香港联络处的主任。当时，他还是香港奥委会副主席，与霍英东一样，同是国际体坛的知名人士。
北京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由于他是香港人，地位超然，于是成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霍英东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争取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霍英东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朋友，大约在1980年，霍英东曾经在沙宣道的私邸，宴请萨马兰奇等人。之后，萨马兰奇太太多次来香港，震霆夫妇都陪她四处游玩，私交很深。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霍英东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正好萨马兰奇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霍英东就捐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作为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费用。
霍英东曾向我谈及不少关于他参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情况。
“你跟多少个国际奥委会执委当面谈过?”我问霍英东。
他答道：“跟一些人见过面，但主要还是震霆与他们见面多一些。”
“你跟他们见面时，是怎样游说的?”
“根本上，在每一个场合，对每一个有关的人，我都是讲这样的大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的大事，中国经济若搞不好，10亿人的生活解决不了，世界也会受影响。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其实就是支持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英国已办过，澳洲也办过……要记住一条：奥运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非常重要!’”
“有没有执委向你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都有送东西、送礼物的。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委员，个个都有自己的资源。但非洲的委员，没有一些承诺……他们到杭州游玩，震霆去见他们，他们到香港，我们也接待他们。将近100个委员，经常来内地、香港……非洲的票很重要，他们个个互相指责，说收人家的钱……”
“事实上有没有给他们送钱?”
“没的。那时，非洲打算成立一个体育基金，找震霆当这个基金会的会长。筹备大会震霆参加，并答应若北京申办成功，就通过这个基金，捐助一些钱。”
后来，我又向震霆了解有关的情况，他介绍说：“我当时有个想法，若北京申办成功，我就向北京方面申请一两个项目在香港搞，比如风帆和赛马，这个单项香港是有条件搞的……”
“你和不少国际奥运会执委见过面，你是怎样游说他们支持北京的?”
“我一般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场讲话。我对他们说，‘九七’之后3年就是奥运会。对于香港前途，世界有两个讲法：一是说香港日落西斜，一是说‘九七’是下个世纪的开始。我想，如果奥运会2000年在北京举办，那第二天起，世界体育界、新闻媒体都会来北京、香港，趁机会看看‘九七’是日落西斜，还是下世纪的开始……”
至于这些委员有无向霍震霆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呢?他说：“情况很复杂。比如一个非
洲委员对我说：‘实际一些!’但我认为实际些不一定有用的。因为这些人可能吃几家茶饭，当面说支持，谁知背后怎样?因为他们投的是暗票，没人知道是否支持的。”
除了背后的游说工作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参加一些声援北京申办奥运的公开活动，为北京造声势。
邀请中国运动员夜游地中海
经各方努力，到了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成数增加，不少人都认为北京会击败柏林、悉尼等对手，成功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1993年6月，霍英东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为感谢霍先生的特殊贡献，萨马兰奇把在这次活动中使用的一支奥林匹克火炬赠给霍英东。
霍英东参加了这次活动之后赶到北京，把这支有纪念意义的奥林匹克火炬又转赠给北京市长。当时，他兴奋地对北京市负责人说：“萨马兰奇把这支奥林匹克火炬送给我们，这是北京成功的征兆!”
两个多月后，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地卡罗，为北京申办奥运做最后的努力。
当时，英国首相、澳洲总理亲自出马，为各自的申办城市造声势，进行最后的游说工作。中国出动的最高官员只是副总理级的李岚清。
“为什么中国不派出更高的官员到蒙地卡罗?”我问。
霍英东说：“*总书记出面不一定很好。那时，我们每做一件事，比如找人、送礼，很小心，怕影响申办成功。”
霍英东一直相信北京能够一举成功。
19日晚上，在蒙地卡罗，霍英东父子招待香港和内地一些记者，以及申办代表团13位运动员，乘“勇敢的天鹅”号游艇，夜游地中海。在船上，霍英东兴致很高，畅谈北京申办奥运的形势。
霍英东肯定地说：“我始终看好北京。直到现在，这个信念完全不变。这个信念是在公平竞争之下，有根据和科学的分析，等待揭晓之日，我便会详细向大家解释预测原因何在。”霍英东笑称：“我在随北京代表团乘坐专机来摩纳哥之前是有点儿压力，不过，我没有买好回香港的机票。”
霍英东又说：“我希望捐出可供开幕的10万人场馆的诺言可以实现。我预感我已要捐
出，是好先兆。”
在航程中，霍英东一反以往严肃、不苟言谈的常态，谈笑风生，游艇上不断传出欢声笑语。
第二天，霍英东又设晚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中有邓亚萍、李宁、张山、伏明霞、陆莉、熊倪、黄志红、李小双、王义夫、许海峰这些世界顶尖级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与霍英东都很熟，所以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活跃。
霍英东对运动员从小训练的过程深感兴趣，频频问他们小时候怎样锻炼。当问到“乒乓球皇后”邓亚萍时，邓亚萍介绍说，她小时都是一个人拿着球拍，对着家里的天花板或墙壁
练乒乓球。霍英东不解地问：“为何不在台上练?”邓亚萍快人快语，冲口而出：“我住的
房子没有霍先生住得那么大嘛!”惹来一场笑声。
有意思的是，当侍应生把炒饭端上桌后，大家都认为菜已上完，吃完炒饭，运动员和体育记者就陆续离场。这时，却又有几道菜陆续出场，霍英东连忙叫人把已经离开餐馆的运动员请回来，运动员去而复返，频频对霍英东说“对不起”，而霍英东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这时，有一个记者爆出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餐饭分上、下半场举行，很像踢足球中场休息。可能霍老板素来热爱足球，吃一顿饭也甚有踢足球的特色。”此话一出，又惹来满席欢笑。
萨马兰奇夫妇两度宴请
这边厢，霍英东等人轻轻松松、高高兴兴游地中海、吃饭，那边厢，各个代表团却短兵相接，做最后的决战。其实，霍英东与运动员、记者相聚，只是忙里偷闲。那几天，他仍然忙于向一些执委游说……
“那几天，有没有跟萨马兰奇谈过?”我问。
霍英东说：“有的。投票前一两天，一些国王、王子请萨马兰奇吃饭，他都没去。他也没有请各个代表团团长，包括马卓安、李岚清。但是，投票前一天，他却说要请我吃早餐。我有些尴尬，因为他只请我一个人，没有请李岚清他们，他们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怎样办，就问何振梁(当时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负责人之一)，何振梁说：‘没可能，我们9点钟开会，他怎么有时间和你吃早餐。可能是大家见见面，握握手而已。’我还是依时赴会，和他一起吃早餐，后来何振梁也来作陪。”
“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跟他讲的也是那套大道理，说支持北京，就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世界发展与和平……我有些顾虑，他特别请我一个人，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
“他请你吃早餐，是出于私交，老朋聚会，还是传递什么信息?”
“他应该是没票的。但有无影响力?当然有。他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中国恢复奥林匹克席位，他帮了不少忙。他对澳洲基本上是没感情的。我当时问他：‘如果中国和其它城市得票相同时，作为主席，你怎样决定?’他没有正面回答。”
当天中午，萨马兰奇的太太又邀请霍英东赴午餐，但这次，对方要求霍英东转请两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赴宴。
“中国代表团在这里，她不亲自请，要我转请，我觉得不好意思。请谁呢?是请团长，还
是其他人?我感到难为情，于是一个人赴宴。席间，我讲的还是那一套……”
对于北京申办奥运，霍英东一直很看好，但到了投票的前两天，他感觉到有些不妙：“那时，各个有权投票的执委，突然间收到世界*组织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在*方面的种种不是，这对中国极之不利。但我还是对北京胜出抱乐观的态度。”
执委闭门投票前，霍英东参加了介绍北京的推荐会。会上，北京方面播放了*的一
段讲话，李岚清等人也先后讲话。会上，中国代表还提到霍英东，称：“北京若申办成功，
香港的霍英东就捐赠一个10万座位的主会场……”
接下来，各执委和各申办城市代表闭门开会。这时的霍英东，心情很复杂，焦虑、激动、不安……
有人担心霍英东会因申办失败而自杀
霍英东回忆说：“投票前几个小时，我在外面场所，那里有表决，我在那里一边看表演，一边等候消息。伍绍组等人代表北京和中国政府参加投票会议，我和他们事先私下约定：他们陪萨马兰奇进来宣布结果时，若他们的笑容轻松一些，表明有机会；若表情不好，就表明失败了。后来，见到他们的表情有些闷闷不乐，我就猜想，可能输了。”
霍英东已预先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订好广告位，以期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香
港报纸就出现大事庆祝北京申办成功的广告。投票前一两个小时，霍英东、北京申办团成员还与北京、香港方面电话联系，通告形势一片大好，北京会稳操胜券。而北京、香港方面得到这个信息，自然严阵以待，准备大事庆祝一番。而香港《文汇报》，更预先把霍英东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广告特刊印好。
香港时间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北京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澳洲悉尼。
却说香港《文汇报》方面，因为匆忙之下，未能把霍英东祝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广告从已经放好的报纸堆中全部取出来，结果，一大早，不少市民打开《文汇报》，赫然看到这份广告，禁不住哑然失笑。《文汇报》无意间开了霍英东一个玩笑。
“宣布结果时，你的心情怎么样?”我问霍英东。
他说：“一宣布，我的确很失望。那时跟我去的人都担心我会自杀。”
“对于北京输没有心理准备?”
“基本上是认为赢的。体育运动，我一直相信有一个真理，就是如何使世界体育运动更加发扬光大，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左右北京胜出的结局……”
“北京输了，是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到家?”
“工作怎么做?难道要拜他、跪他，还是送钱给他?有些事，过分不行的。比如最初，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游艇，请一些委员在蒙地卡罗游船河，我认为很威的，那条船与我们的南沙船差不多。但那只游艇还不是最威的，因为土耳其的那条船是三条烟囱的……大家千方百计出尽招数。”
“那极关重要的一票是谁投的?”
“没人知，我们也只是揣测。”
“那一夜怎么度过?”
“知道结果，我即刻搬出原来住的酒店。因为那间酒店住了一些熟人，我想大家一见面，一定会相对无言，很尴尬，干脆搬走。谁知道，澳洲悉尼第二天却在我们搬过去的酒店庆祝。看到别人庆祝，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之后，内地方面有无与你谈过，下届是否还申办?”
“还没有。现在的情况较复杂……”
不管怎么说，中国主办奥运会，始终是霍英东的一个心愿。虽然从蒙地卡罗铩羽而归，但霍英东仍然矢志不移。若北京正式表明再次申办奥运会，他仍然会尽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你个人有无希望北京再次申办?”
“对此，我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不申办，一点机会都没有；申办，就有机会。没有一个城市是第一次申办就成功的，有些还是申办六七次才成功。申办成功，对经济影响很大……”
第四部分 第四十九章 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
霍英东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极为低调；惟因为他是59个委员中，对体育的情况最为熟悉的，因而在有关体育问题上他的表现较为积极，提出不少见解。
首批当全国政协常委的港商
尽管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有时会有所调整，但霍英东始终都是中国政府的红人。
内地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之后，尤其是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谈判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路线，扩大*范围，逐渐加强对大财阀的联系工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从那时起就成了他们的新的重点*对象。
自1983年后，*对香港大资本家的重视尤为明显。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甚至提出，要保持香港社会制度的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争取大资产阶级。而他自己所分工经常联系的*对象，就全是华人资本家的顶尖人物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郭德胜、查济民等人。除霍英东以外，这些大资本家过去与中方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甚至与中方的见解不一，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对内地经济起飞，对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故也成为中方的*对象，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就属于此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资本家过往与英国有较多接触，如包玉刚、李嘉诚；或与台湾方面有密切往来，如邵逸夫，故中方不可能根据他们的一时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他们；相反，像霍英东这样经济上有相当实力，且经过长期交往的老牌爱国大商家，自然更受*器重。
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地产界、建筑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虽然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方的领域里领尽*，大放异彩。
1980年，霍英东被中国政府邀请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这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在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1983年，在政协第5届3次会议上，霍英东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霍英东可能是香港区出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一位商人，而在澳门区出任同一职务的就是何贤。*对霍英东的倚重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起草基本法表现低调
经过多轮谈判，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草签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一个爱国商人，霍英东看到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自然非常高兴。《联合声明》草签一个月后，霍英东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至于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霍英东作为香港观摩团成员之一，亲临签署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1985年4月10日，6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18日，基本法草委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
霍英东也被中国政府邀为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未来香港的蓝图。
1986年4月，基本法草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霍英东参加“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订经济纲要。
霍英东时常自称“不懂政治”，事实上他也极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说。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间，霍英东的表现极为低调，除了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有较多建议外，他对其它方面的出谋献策甚为有限。
到了1990年2月，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会将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并将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提交第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虽然这是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但其实各草委对一些草案仍然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当时最受争议的是关于特区立*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分组计票”草案。该草案内容是：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而立*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霍英东和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等一些港方草委对这一分组计票议案，一开始就持反
对意见。
会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要求当时已经卸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做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分组计票条文。经游说，霍英东后来同意支持，但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谭惠珠、容永道、郑正训、马临等七位港方委员却坚持己见，表决时均投了反对票。
霍英东口头答应会投票支持，但在表决时是否投支持票，却成了一个疑点，因为在表决这一条文时，有一票弃权，一票作废；而在表决后，港方草委中，只有霍英东、邬维庸两人不愿向外透露他们投何种票，故有人猜测，霍英东投的未必是支持票，有可能是弃权票或那张作废票。
如果霍英东手中的票真是弃权票或作废票，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他这样做，除了因为他本意反对该条文外，可能还与他提出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议案不获中方官员支持、重视有关。
提出的体育议案不获通过
据了解，霍英东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基本法》草案第14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
一天，我曾和霍英东专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我曾问他，为何李后等人不同意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他说：“讨论我的议案时，有些委员担心原有的体育组织有黑社会背景，担心有些黑社会组织以体育团体的名义出现，所以反对。其实，我提出‘原有民间体育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香港足球总会，若香港回归后有人搞一个港九足球总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试过，以前搞世界羽联，对抗国际羽联，一种运动可能有人搞多个组织出来。那香港回归后，哪个正统?哪个权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
另外，在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上，霍英东还得出另外一条有关体育的议案：维持香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国家单位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但在表决时，只得18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因而不获通过。
至今，霍英东对《基本法》中关于体育的条文，仍然持有保留意见。他对我说：“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有一点讲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维持在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地位。比如香港足球队以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东、西德合并后只有一个足球队参赛，又牵涉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很希望，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香港现在是会员，若到时没了，事情就变得很大，香港人真是不明白：你成日说‘一国两制’，保持不变，但现在连体育地位也变了!这种事，一定要解释清楚。”
说到这里，霍英东找出一本《基本法》，翻出其中的第149和151条对我说：“这两条条文，将体育与航运、通讯、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卫生、科学等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有些问题就讲不清楚，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体育问题单独分开来谈好一些……”
对第152条条文，霍英东也表示不满意。这条条文是：“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霍英东说，“我觉得只是发表意见，不能举手，也不能投票，那不是等于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解释，我觉得有些含糊。我当时要求把可以发表意见，改为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因为光是发表意见是没用的。当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地位问题是很微妙，因为牵涉到外交事务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也不能含糊其辞，要解释清楚。”
我问他：“你对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但几个提案都不获重视，不被采纳，是否感到很沮丧、很失望?”
霍英东答道：“不是的，情绪并没有不好。但作为我来讲，首先是已经向香港人交待了。万一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组织地位有改变，那我已经尽我所能。当时，59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对体育较为熟悉。我觉得，大家对体育都不那么关心，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争来争去……”
“是孤军作战……”我说。
“是呵，是孤军作战，59人中，就我一个人……”
后来，在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工作的过程中，霍英东也曾向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谈香港回归后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讲了1995年*月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访京的香港愉园体育会成员明确表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体育总会和香港奥委会等体育组织的运作都不会改变，香港回归前怎样运作，香港
回归后同样是怎样运作。王凤超还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会员可以以国家身份参加，也可以体育组织单位入会。香港是以后者身份入会的，故1997年后仍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性比赛。他称，香港派队参赛时，是以中国香港(英文是HONGKONGCHINA)的名称参加比赛的，而旗歌的问题，会奏中国国歌，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区旗。
但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可能还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1996、1997年研究、讨论之后，才能最后明确下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