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
一个小徒仔，受尽英国人的侮辱与歧视。他一旦成为富翁，便雇一名英国人做他的保镖，为其开车，连上厕所都要这英国保镖站岗。此富翁一泄心头之恨，趾高气扬。李嘉诚雇有不少英籍助手，他会因此而扬眉吐气吗?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主如何管理企业时说：
“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企业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事业规模小，可以事事亲力为之；事业规模中等，更多的要依赖助手；事业规模庞大，还必须靠一种精神力量来统治。
松下电器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今日的22万员工，生产销售基地遍布全球，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人才观的成功。他有一句深得世界企业界推崇的话：
“造物之前先造人才。”
日本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日本的经济先香港一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李嘉诚有机会多次赴日本商务旅行，他十分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佩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日本商界俊杰。在香港，他还与有阿信之称的“八佰伴百货连锁集团”主席和田一夫建有深厚的友谊。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作为华商翘楚精英，自然不会跟在日本人后面亦步亦趋。李嘉诚的经营能力和成绩，绝不会比日本商界的泰斗逊色。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虽未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自己的心得口述编撰成书。人们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可感觉到他的博大胸襟与智慧光彩：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叻哂(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香港《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都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长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Rofessional Manager(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的职责。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月利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他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他深孚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现在同行和记者常能见着的长实代表，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只是金额大的李超人才亲自出马。周年茂外表像书生，却有大将风范，临阵不乱，该竞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令李嘉诚感到放心。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脚踢。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
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两千多亿；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心高气傲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笔者旅港时，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仙小费，还要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一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在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了。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值得商榷。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成分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间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G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本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李嘉诚器重他，不仅是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中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应用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声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州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少年时代，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也。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功不可没。
李嘉诚曾高兴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
他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个是外国人，200个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声誉甚隆。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李业广身兼本港二十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不支干薪的高参。李业广不是那种见钱眼开、有酬(金)必应之士，一般的大亨还请不到他。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就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是个彻底的务实派，他绝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较李业广大。在香港商界，拉名人任董事是人们常用之术，李嘉诚并非这样，他敬重的是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不少扩张计划，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甘处幕后，保持低调。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有：金银会创始人胡汉辉，股坛教父李福兆，恒生银行卸任主席利国伟等，个个都是香港商界风云人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杜辉廉(Philip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令重情的李嘉诚总觉得欠他一份厚情。
1988年，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和等。这些商界巨头，不入局，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有18路商界巨头为后盾，百富勤发展神速，先后收购了广生与泰盛，百富勤也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其中两间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6.68亿港元。
在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以报杜辉廉效力之恩。不过，李嘉诚持有的5.1%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身兼两间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明报》记者在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李嘉诚所指的，是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委托与《明报》有关联的广告公司做广告代理商。广告公司的人跑去看地盘，房子已建好，漂亮得很，典型的欧洲风格。美中不足的是，路还没修好，下雨天尽是泥泞。
李嘉诚大概近日没去看过，就打算发售。广告商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高。
“对对对!”李嘉诚不迭声地回答，脸呈感激之情：“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了，本该想到结果还是忽略了，就照你们的办。”
李嘉诚马上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不错。之后是大坑龙华花园，他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植上美丽的花木。
广采博纳，融会众人的“绝桥”（绝招），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致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间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日本的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的宣誓。李嘉诚从不勉求员工作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总是通过一些小事，让员工觉得值得效力终身。李嘉诚自豪地说：
“本公司不是没有跳槽，公司行政人员流失率极低，可说是微乎其微。”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作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
“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会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
1979年，李嘉诚入主英资青洲英泥董事局；1985年，他又斥资29亿港元，从老对手置地手中购得港灯集团；1987年，港灯分拆另组嘉宏。马世民任和黄行政总裁，并兼任港灯、嘉宏两主席。洋大班深孚众望，和黄系业绩惊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本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树为靶子。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入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全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西蒙·默里(Simon Murray)1940年生于英国累斯特(Leicester)，马世民是他来香港后取的中文名。
马世民未读大学，他说他的大学就是人生。他有不凡的经历，19岁跑去参加法国雇佣兵团，派驻阿尔及利亚作战。他后来把他的经历写成一部名为《Legionaire》的小说，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66年，马世民来到英殖民地香港，进入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其中的3年，他被派驻怡和在泰国的分支机构，负责怡和地产的建筑合约，他借用一种华人独钟的药品——称自己是万金油。
也正是他在多种领域经受过锻炼，李嘉诚在物色综合性集团和黄行政总裁时，把马世民列为首选。
马世民在怡和服务了14年，深得怡和重视，他是多间公司的执行董事，如怡和工程、金门建筑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他竭力要见李嘉诚，李嘉诚并不过问这一类“小事”，还是同意会见这位倔强的“鬼佬”经理。
这次会面，彼此都留下深刻印象。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
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李嘉诚也属龙，不过，比马世民整整大12岁。李嘉诚与马世民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龙老弟”颇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承接新加坡地铁工程。
1982年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分歧加深。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积极物色接任人选，竭力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任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间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座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九十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据1981～1982年市场传，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用股份，并以破本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元高出1元多的价格（6.3～6.35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9.40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只是放其一马。
置地在本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团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摔，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团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坠入空前危机。1983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
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向纽璧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默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两间公司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住，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西门·凯瑟克尚未正式上台，港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以“对怡和新大班来说，战役才开始”为标题，报道怡和高层变动及未来。
作为怡和最大的潜在对手李嘉诚，十分关注怡和的变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谈论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指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置地陷入困境之时，马世民积极主张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在这点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但李嘉诚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他手中失去九仓，又失去港灯。虽然他知道出售港灯，大概是早晚的事。早售早摔包袱，除此，不再有两全之计。
西门·凯瑟克接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又接下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1942年出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他与曾任怡和大班的叔父约翰一样，少年时进入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毕业后进入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西门不愿念书，他只读了一年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全球学子都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的玩世不恭，惹得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他“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哥哥亨利·林德利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3年怡和大班。西门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他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西门如愿以偿坐上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一港最大洋行？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对凯瑟克家族史作过深入研究的黄文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门·凯瑟克在过去多年不足以证明他因此而能够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职位。不过，事实证明，他虽是贵族出身，却不是外行商家，有能力发展怡和公司的多元化业务。”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选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价钱，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觊觎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的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盈利确保稳定。
李嘉诚欲擒故纵，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计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期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间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抢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未过35%的线，故不必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不会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4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3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作壁上观，3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另800万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盈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同年3月(1985年)，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此时，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先后落入华资手中。怡和仍是最大英资洋行，但昔日风光不再——九龙仓和港灯分别给华资两大巨头控得。
四大战役，彻底扭转英资在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李嘉诚、包玉刚名声大振，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世界华文传媒，尤其是中国传媒，称李氏包氏是“民族英雄”，“大涨中国人志气，大灭英国人威风”，“被英殖民者统治百年之久的香港华人，从此扬眉吐气”，李超人、包大人，不愧是龙的传人，世界华商的骄傲”，“大大振奋和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
某位资深经济评论家说：“不必把商业行为太往政治上扯，别忘了他们(包玉刚、李嘉诚)是商人，当然是出色的商人。”
还是看看包玉刚、李嘉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
早在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在香港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
“我想你们其中必然会有人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注：指收购九龙仓)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
李嘉诚未正面评价“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他只是在很多场合说：“收购不像买古董，非买不可。”有人认为，买与不买，李嘉诚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并不把对方当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嘉诚还说：“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上签字后，舒一口气道：“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元，兴建行将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其后，李嘉诚把29亿元的巨额现金支票交给西门，西门高高兴兴将港灯交给长实系和黄。
那位评论家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李氏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他并非像某些传闻说的‘为民族而战’，他是‘为自己而战，为缔造他的商业王国而战’。在两次浩大的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这就是出色商人的头脑。
“如果说，李嘉诚收购英资是‘民族气概’之体现，那么，这之前和这之后，他都收购过华资，这不意味他是‘民族的叛逆’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想对此再作评议。李嘉诚、包玉刚收购英资企业的业绩，世界传媒对他们的述评汗牛充栋。这正表明，收购本身的空前反响及非凡意义。
李嘉诚控得港灯，委派港灯控股母公司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出任港灯董事局主席。
1987年3月2日，和黄将港灯非电力业务分拆上市——嘉宏国际集团公司。嘉宏从和黄手中购入港灯的23.5%股权，成为港灯集团的控股母公司。马世民出任嘉宏董事局主席。
重整后的长实系股权结构是：李嘉诚控有长江实业33.4%股权，长江实业控有36.55%的和记黄埔和42.9%的青洲英泥，和记黄埔控有53.8%的嘉宏国际，嘉宏国际控有23.5%的港灯集团。
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高峰期有百余间之多。
马世民负责和黄系的电讯、能源、货柜(集装箱)码头、零售及港灯与嘉宏的业务。现分述如下：
电讯：1986年年底，和黄设立一间全资附属公司——和记通讯有限公司，统辖原有的和记电话、和记专线电视、和记传讯、和记资讯传通4家公司。和记电话公司主要从事流动无线电话，客户拥有率占全港的55%；和记传讯公司原已收购了24家传呼公司，是本港最大的传呼机构，市场占有率占5成；和记专线电视合作拥有亚洲卫星一号的权益，并开办了亚洲卫星电视台；和记资讯传通主要开发电脑联网资讯服务，业务在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货柜码头:葵涌码头是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货柜码头，到1985年，和黄属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处理的货柜量占葵涌的45%以上。之后，和黄先后投资近百亿港元，到1990年年底公司拥有10个泊位，89公顷码头设施(占总设施的63%)，货柜吞吐量占市场的70%。和黄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是同业的垄断性企业。另外，公司还拥有楼面600万平方英尺的亚洲最大的货物分发中心。货柜码头业务是和黄的主要盈利来源，1986年盈利4.5亿港元，20世纪90年代盈利已逾10亿港元。
零售：零售业务是老和记洋行的传统业务。和黄拥有两大零售系统——百佳超级商场和屈臣氏连锁店，另还有屈臣氏制造业和多种消费机构。百佳与怡和系的惠康是本港最大的两家超市集团。到1990年4月止，百佳超级市场已达135间，另有10余间在海外。屈臣氏属下的连锁店有220多间。20世纪90年代初和黄零售业营业额达50亿港元的水平。
港灯：1984年，为怡和置地所控的港灯集团，拥有香港电灯公司和丰泽、嘉云等9家全资属公司及国际城市等5家联营公司，业务包括电力、地产、工程、工业、贸易、零售、保险等多方面。该年税后盈利8.22亿港元。1985年，长实系和黄收购港灯后，年盈利12.8亿港元，增幅56%，为港灯集团有史以来首次突破年盈10亿元大关。1986年又突破15亿港元。
嘉宏：1987年，港灯非电力业务单独分拆上市，始有嘉宏国际。嘉宏除控有23.5%的港灯股权外，全资拥有希尔顿酒店，控有50%联信公司股权。1987财政年度(注：财政年度通常不以12月31日为截止期)，嘉宏盈利6.8亿港元；1988年度增至9.5亿港元；1989年盈利突破10亿港元大关(10.01亿港元)。
能源：主要是投资海外石油业，为长实系海外投资的重点。本书将在后面相关章节详及。
1986年1月，和黄集团市值从收购时1979年的62亿港元，上升到141.5亿港元。同期，控股母公司长江实业的市值为77亿港元，和黄近两倍于长实，成为长实系的主舰。1979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以7.1港元一股购入22%和黄股权，共付出6亿多港元。1989年和黄纯利30.5亿港元，共获利60.8亿港元，相当于购价的10倍。
和黄取得如此惊人实绩，首先是李嘉诚正确抉择；其次是马世民管理有方。马世民名声大噪，成为本港洋大班中风头最劲人物。
1990年，香港《资本》杂志第二期，列出1979～1989年香港十大盈利最高的上市公司。
它们的排行序与10年盈利总和是：
1. 汇丰银行292.72亿港元
2. 太古洋行154.81亿港元
3. 和记黄埔139.22亿港元
4. 中华电力132.49亿港元
5. 香港电讯130.57亿港元
6. 国泰航空121.46亿港元
7. 长江实业112.40亿港元
8. 港灯集团107.69亿港元
9. 恒生银行99.92亿港元
10. 新鸿基地产 89.50亿港元
这其中，传统英资上市公司有汇丰、太古、和黄、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港灯7家；传统华资有长实、恒生、新鸿基3家。经一系列收购后的归属为：英资有汇丰、太古、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恒生6家；华资有和黄、长实、港灯、新鸿基4家——长实全系就控有其中的前3家。
这10年间，长实系的3家上市公司，平均年盈利均达10亿港元以上。嘉宏国际1981年才分拆上市，故未列入。依据此表，长实系在本港业界的盈利水平如何，已是毋须赘言。
地产大王迂回包抄赛置地
1979年，长实拥有地盘物业首次超过置地。李嘉诚仍不满足，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推出四大屋村，规模之大，盈利之丰，令人叹为观止。1986年，《信报》首次刊出香港十大财阀榜，长实名列榜首，彻底实现赶超置地的宏愿。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当时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单以地盘物业比，拥有35万平方英尺的长实，如何比得上拥有千余万平方英尺的地王置地?
1979年，长实拥有的地盘物业，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民间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才1300万平方英尺。长实职员欢欣鼓舞，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置地的目标!
李嘉诚由衷欣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离置地仍有较大差距。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皆在寸土尺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在黄金地段的物业寥寥无几，大部分在寸土寸金或尺土寸金的地段。两者物值相去甚远。
李嘉诚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港岛中区和九龙尖沙咀以外区域的发展前景。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为这类大众消费家庭推出的。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屋村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去发展，形成十多个卫星市镇。大型屋村的优点，就是综合功能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
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20世纪80年代，长江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大型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李嘉诚由此赢得“屋村大王”的称号。
兴建大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大班约翰·马登,合作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与约翰·马登再次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组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平台面积29万平方英尺，计划兴建30层高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中资侨光，三方合作投资香港(中国)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其中李嘉诚私人投资10亿港元)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记录。该厂地皮面积180万平方英尺，位于新界屯门市，计划年产高标号水泥140万公吨。该厂于1982年年底建成投产。
1980年，长实联营公司加拿大怡东财务与九龙仓、置地、中艺(香港)、怡南实业、新鸿基证券合组联营公司，以13.1亿港元价格，投得尖沙咀西一幅7.1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商业大厦，建成的单位，全做出售。
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以22.3亿港元出售，利润达百分之一百以上。有人问：长实兴建和购得的楼宇，现在为何大部分做出售用途，而少做出租用途?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而现今楼宇价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为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1980年11月，长实与港灯集团合组上市国际城市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港灯位于港岛的电厂零散旧址地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在地产业的成绩不俗，令人刮目。几年之后，李嘉诚相继推出大型屋村计划，更是轰动一时，全港瞩目。
1981年元月，李嘉诚正式入主和记黄埔任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收购和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先前，和黄洋行大班祈德尊，已开始在腾出的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祈德尊不谙地产之道，竟未能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栽活摇钱树。祈德尊下台，韦理主政，仍未如愿把财政黑洞填满，售房不拣时机，便宜了炒家，坑苦了股东。
幸得这幅大型地皮未做满，给李嘉诚有施展的舞台。李嘉诚酝酿大型屋村已有数年，他仍耐心等待。1984年9月2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开始转旺。
年底，和黄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盘，兴建包括商业中心的大型住宅区黄埔花园屋村，据传媒披露，李嘉诚1981年就计划推出这一宏伟计划时值地产高潮，按当时地价计，和黄需补地价28亿港元，故而李嘉诚有意把与港府的谈判拖延至1983年的地产低潮，结果李嘉诚以3.9亿港元获得商业住宅开发权(按港府条例，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用地，须补地价)。一笔极廉的补地价费用，大大降低发展成本，屋村的每平方英尺成本不及百元。
屋村计划尚未出台，李嘉诚已狠“赚”了一笔，就此一点，已比祈德尊、韦理高出几筹。
整个黄埔花园，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2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整个计划分12期，首期1985年推出，1990年全部完成，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屋村工程，超过政府建的大型屋村，在世界亦属罕见。
行家估计，整个计划可获利60亿港元。如此高的回报，喜煞和黄股东，也羡煞地产同业。
丽港城、海怡半岛两大屋村的意愿，萌动于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之时。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耐心等待，精心筹划，方于1988年推出计划。
1985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置地所控的港灯。计划利用港灯位于港岛南岸的鸭月利洲发电厂现址开展地产，与电厂相连的有蚬壳石油公司油库，蚬壳另有一座油库在新界观墉茶果岭。李嘉诚开始了一连串复杂的迁址换地计划。
1986年年底，和黄与太古各占一半股权的联合船坞公司与蚬壳公司达成协议：将青衣岛的一幅庞大油库地皮，与蚬壳在茶果岭和鸭月利洲的两个油库地皮交换。同时港灯的鸭月利洲电厂迁往南丫岛。这样，李嘉诚就腾出两幅整块的可供发展大型屋村的地皮。
1988年1月，全系长实、和黄、港灯、嘉宏4公司，向联合船坞公司购入茶果岭、鸭月利洲油库，即宣布兴建两座大型屋村，并以8亿港元收购太古在该项计划中所占的权益。这样，两大屋村地皮归长江系全资拥有。
两大屋村预算耗资110亿港元，又一次轰动港九。《信报》称：“惟超人才有如此超人大手笔。”
茶果岭屋村定名为丽港城，占地8.7公顷，为高级住宅区，有专为住户设立的私人俱乐部。屋村计有38幢25～28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40～920平方英尺，共8072个单位，总楼面达620万平方英尺，附设16.1万平方英尺商厦。总投资45亿港元。
鸭月利洲屋村定名海怡半岛，占地15公顷，兴建38幢28～40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00～1100平方英尺，共10450个单位，总楼面达787万平方英尺——超过黄埔花园。附设31.2万平方英尺商厦、网球场、俱乐部、游泳池等。总投资65亿港元。
长实估计，以1988年同类楼宇的时价每平方英尺1000元计，两大屋村可获纯利50亿港元。
1990年5月丽港城首期发售，每平方英尺售价1700元，用户及炒家争相抢购，异常激烈。到1993年，每平方英尺售价，丽港城已达4300元，海怡半岛为3300～3500元之间，均大大超出预计售价。若加上建筑成本及售房成本上涨等因素，两大屋村全部竣工盈利，远远突破百亿。
人们在称道“超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忍耐力。
嘉湖山庄原名是天水围屋村。天水围在新界元朗以北，与深圳西区隔一道窄窄的深圳海湾。嘉湖山庄计划的推出，也历经10年。
1978年，长实与会德丰洋行联合购得天水围的土地。1979年下半年，中资华润集团等购得其大部分股权，共组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公司股权分配是：华润占51%，胡忠家族大宝地产占25%，长实占12.5%，会德丰占5%，其他占6.5%。华润雄心勃勃，计划在15年内建成一座可容50万人口的新城市。
李嘉诚忙于收购和黄，未参与天水围的策划。整个开发计划，由华润主持。华润是一间国家外贸部驻港贸易集团公司，缺乏地产发展经验，亦不谙香港游戏规则。结果1982年7月，港府宣布动用22.58亿港元，收回天水围488公顷土地，将其中40公顷作价8亿港元批给巍城公司，规定在12年内，在这40公顷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港元以上的建筑，并负责清理318公顷土地交付港府作土地储备。如达不到要求，则土地及8亿港元充公。
另外，港府于1983年年底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16.2亿港元，基本建设9.6亿港元。这两项共25.8亿港元的工程批给巍城承包，并保证15%的利润。
华润兴建50万人口的城市的庞大计划胎死腹中，似乎有些心灰。其他股东亦想退出。
李嘉诚看好天水围前景，他不慌不忙，逐年从其他股东手中接下他们亟待抛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诚控得除华润外的49%股权，成为与华润并列的仅有两家股东(有人估计李嘉诚与华润事先达成默契，故丧失信心的华润未抛股)。1988年12月，长实与华润签订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长实保证在天水围发展中，华润可获纯利7.52亿港元，并即付3/4～5.64亿予华润。
如将来楼宇售价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盈利由长实与华润共享，华润占51%。
今后天水围发展计划及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在收入中扣回。
离政府规定的12年限期已过一半。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风险由长实承担，华润坐收渔利。当然风险大，盈利也大，若如期完成，长实按协议范围的售价，约可获利43亿港元。但据行内人士估计，长实可获利70亿港元。
这么浩大的工程，在不到7年时间完成，大概惟有长实具备足够的经验及实力，也大概惟有长实能赚钱。
天水围大型屋村定名为嘉湖山庄。拟建58幢27～40层住宅及商业楼宇，总楼面1136万平方英尺，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共有单位16728个，可容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预定分七期于1995年中完成。
第一期发售的7幢，税后利润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华润得4.63亿。另外7幢，华润可赢得协议范围中的7.52亿港元利润。以后6期，华润等于“额外”所得，而长实的利润，更是不可斗量。
除了上述四大屋村，80年代推出的较小型的屋村有红勘鹤园、汇景花园。
1979年，李嘉诚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就看好该公司在红勘海旁的80万平方英尺土地。当时传媒捅破李嘉诚“醉翁之意”，“首先，被收购之公司可提供合理的经常性利润;第二，被收购公司的大量平价土地可供日后发展；第三，若重估或出售该平价土地可获庞大利润。”
1983年4月8日，长实与青洲英泥发表联合声明：长实发行2458万新股(相当2.27亿港元)予青洲英泥，李嘉诚在14个月内以私人名义购入新股，以获得鹤园地皮及红勘的有关物业。
李嘉诚在这幅地皮推出高级住宅区——红勘鹤园。红勘是九龙新发展的繁华区域，楼价至20世纪90年代高攀到港元每平方英尺4000～6000港元，李嘉诚赚得盘满钵满。
1988年4月，长实与中资中信(集团)公司联手合作，投得蓝田地铁上盖发展权。1989年12月底，长实出台在地铁上盖兴建汇景花园的计划。蓝田位于新界南临靠维多利亚港东入口处，是一处偏僻地。由于第三期地铁的兴建，沿线地价飚升，汇景花园，成了港人置业住家的好去处。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香港传媒，常用“擎天一指”，形容在拍卖场上竞价的李嘉诚。
其实，“擎天一指”指的是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拍卖场上的李嘉诚，并未显示出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必胜气概。英商华商中，都曾出现过一掷千金，搏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进入竞价高潮，不由红了眼，不再权衡家底利弊，非得把对手压下去不可。
李嘉诚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古董孤品，存世的仅此一件。而做生意，不论购公司、购土地，不必“非飞翔不可”，不取此幅，以后还有他幅，目的都是发展地产赚钱。
拍卖场上的李嘉诚，不仅擅长斗智，还有足够的克制力。
1987年11月27日，香港官地拍卖场。在股灾大熊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多年未露面的李嘉诚，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
政府拍卖的一幅官地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
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00万、2亿1000万。
“2亿1500万!”拍卖场的一角响起熟悉的声音，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李胡两人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两人交谊甚密。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000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500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言商的商界朋友，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一边。
一时，郑裕彤等地产大好友加入竞价。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坐到胡应湘副手何炳章旁边，与他低声耳语。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当叫价飚飞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也高出底价一倍，是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算盘。
“4亿9500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四座瞩目。无人竞价，一声槌响，尘埃落定，成为此幅官地的成交价。
李嘉诚当时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这个价，可以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定在4亿，有人会定在4.5亿，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可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亿9500万，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投手情绪化，冲动之下，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道：“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1986年1月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的147.27亿港元。到1990年6月底，长实市值升到281.28亿港元，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第二位是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市值为242.07亿港元；而一直在本港地产业坐大的置地公司以216.31亿港元，屈居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置地的优势，是每单位面积的地皮楼宇价值昂贵。李嘉诚扬长避短，把发展重心放在土地资源较丰、地价较廉的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屋村，以量而最终取胜。
20世纪90年代初，长实系各公司拥有已完成物业面积1655万平方英尺，建设中的地盘物业达3733万平方英尺，可供未来发展的土地储备2200万平方英尺。
股市强人潮起潮落稳行舟
股海行舟，风险多多，缘何每次股灾李嘉诚都能安然度过？1986年中，内幕交易审裁处公开谴责李嘉诚等4名长实董事，李嘉诚深感愤怒与遗憾。香港各大报章刊登长实的辩白广告，最后又不了了之，究竟为的是何事?
作为系列上市公司首脑的李嘉诚，在股市的表现，与他在地产的表现一样令人折服。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的扩张史，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以小搏大，层层控股。到1990年年初，李嘉诚以他私有的98亿余元资金，控制了市值900多亿元的长实系集团。1972年长实上市时，市值才1.57亿港元，18年后市值增长近180倍。以全系市值计，比1972年膨胀了586倍。
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攀。李嘉诚借这大好时机，将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每股溢价1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这便是典型的“高出”。
1973年大股灾，恒生指数到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50点的水平。1975年3月，股市跌后初愈，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就在这个时期，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予李嘉诚，依据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每股作价3.4元。李嘉诚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既讨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赢得的实利远胜于当年牺牲的股息——是为“低进”。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他抓住卖家置地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一天前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为和黄股东节省了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净赚2.8亿港元低进高出，两头赢钱。
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的浩大地皮，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退出之意。人弃我取，知难而上，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出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是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李嘉诚是股海的弄潮人，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因素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李嘉诚时机掐得准，是他不时关注整个国际间时势的结果。
然而，有时股市的突发事件，并非外界因素所然，谁也无法预测，显示出股市极其险恶、变幻莫测的一面。
1987年华尔街大股灾，事发前并无明显兆头。灾后的一年，美国经济仍取得较满意的成绩。尽管学者们从美国政治经济深层挖原因，但却不是这些原因直接引发的。
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指连年攀升。到1987年，股市步入狂热。2月18日恒指破2800水平报2801点；8月3日恒指已升越3500水平；10月1日飚升到历史高峰的3950点。牛气冲天，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李嘉诚预计股市将会崩溃，但不太可能发生在年前。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系四间公司——长实、和黄、嘉宏、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一次集资行动。对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5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狂泻508点。造成香港股市值恒指暴跌420多点。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结果这个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造成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股市的连锁反应。
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侥幸躲过这场股灾浩劫。长实系上市值下跌，但实际资产依旧。而包销商欲哭无泪——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周一重新开市，香港股市崩溃，当日恒指暴挫1121点。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出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上百家分包销商承担。结果，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评价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这次股灾中，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大盘崩溃，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3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本系股票的好时机。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拟动用15亿～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他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的经济不要太多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尽管李嘉诚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仍有人认为“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人言人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35%以上股权，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人士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无法全面收购，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以“救市大局”出发。结果，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诱发点而必须履行的全面收购条例，但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购入股份时必须每日公布详情。
李嘉诚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放宽收购点又限期售出，这是“措施矛盾”，“难消危机”，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故表示对附带条件的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他收购的股票必蚀本。
某报章说：“李嘉诚原想酿的美酒变成苦酒，现在不得不喝下去—李氏购买了数亿股票。”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事实大概不会是此君的揣测。不过，许多人都认为，李嘉诚必蚀老本不可——依以往本港与海外股市的经验，股灾之后，必有两至三年的低迷。
岂料这次特大股灾竟恢复如此之快，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冲(欧美股市亦然)。到1988年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限期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未蚀本，仍有小赚。对李嘉诚来说，小赚意指几千万港元。
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李嘉诚。
幸运成全不了股市常胜将军，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股市强人，靠的还是他的良好素质。
因为，他在每一次股灾之中，都能够安然度过，而不至于翻船落水。
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角色的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了。但由于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股市的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作为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朝破产。香港股坛、赫赫有名的香大师香植球、多牌庄家詹培忠，都曾股海翻船，数载心血几乎化为乌有。
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有失算之时。故而李嘉诚大进大出，都是以“腌股”为后盾的，一遇良机，急速抛出。
马世民曾数次对记者谈到投资英国电报公司股票。1987年，李嘉诚采纳马世民的建议，在半小时内就下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的5%股份。这是一只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3年后，股价高升，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
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高的利息，而不能分享公司的利润。李嘉诚购买债券的一大特色，是可以交换股票。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认定该公司业务有可靠的增长，便以债券交换股票。即使不成，就将债券保留至期满，连本息套回。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兑换债券计25亿港元。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司、广州市环市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大型公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兑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一位经济评论家说：“若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投资一间公司，就要将其控得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鲜有大规模的收购计划，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委实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够应付同时管理多间大型公司。他只有透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力。”
前面多章介绍过李嘉诚在股市的进取，下面将介绍他在股市的淡出—从1984年起，他进行过3次私有化。
私有化是一个专用名词，即改变原有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间私有公司。按证券条例，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挂牌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间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是“进取”，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淡出”也是收购，即大股东向小股东收购该公司股票，使其成为大股东的全资公司。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李嘉诚所控的长实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3间巨型公司的规模，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私有化的公司，将恢复不受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优势——李嘉诚正是基于这两点，先后决定把国际城市、青洲英泥、嘉宏国际私有化。
上市骑牛，退市借熊—熊市淡以充市，股价低迷，自然大大有利向小股东收购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掐准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要显出大度，更不容易。圈中人说：
“超人是人不是神，玩股老手李嘉诚，第一次私有化便走眼。”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发售价高出0.1元。小股东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如两年前，或两年后的股市熊市，便可抢到“低价”收购的好价钱。
对以上议论，据传李嘉诚曾解释道，我们不是没想过，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唔抵数”(不值得、不公平)。
李嘉诚第二次私有化，是收购青洲英泥。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其44.6%股权，以20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元溢价13%，共涉资金11.23亿港元。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9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全资控有后的青洲英泥自然成为该系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的第3次私有化，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那么风顺。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于1987年将港灯集团非电力业务分拆另组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上市时，和黄控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上市时，和黄控嘉宏53.8%股权，嘉宏控港灯23%股权，嘉宏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港元。到1992年6月底即将完成全面收购时，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控股母公司和黄宣布将嘉宏私有化建议，以每股4.1元价格将嘉宏收归私有，共涉资金118亿港元，被舆论称为本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私有化计划。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和黄当时拥有嘉宏65.28%股权，实际动用资金41亿便可完成收购。
舆论议论纷纷，李嘉诚解释主要原因，是嘉宏盈利能力有限及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并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元的价收购，他会考虑出售。
证券界认为市场投入四十多亿资金，将会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香港股市的萧条带来刺激，有助于股市的复苏。嘉宏资产估值在每股5～6元的水平，和黄开价4.1元折让一成多收购，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
李嘉诚解释嘉宏盈利前景有限，应该是事实。但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质询：嘉宏1990财政年度业绩在(1991年)3月8日公布时，盈利状况甚佳，13.16亿港元年盈利比上一年增幅达29%。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造成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有益于嘉宏的发展。
小股东纷纷质疑，并表示反对，嘉宏私有化建议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而胎死腹中。证券界认为：“流产的原因，是收购价偏低，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的差异。和黄出价太低，远不及1987年上市供股价4.3元的水平。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而和黄的收购建议对小股东照顾不够，有失长实系的一贯作风。”
据传，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主席马世民表示不提高收购价，也是私有化失败的原因之一。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英黄条件“苛刻”外，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这对嘉宏来说，无疑是鼓舞及鞭策。李嘉诚还会将嘉宏私有化吗?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嘉宏何去何从，将一年后见分晓。
“大限”满后，1992年5月27日，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收购价5.5元/股，较停牌前收盘价高出32%，涉及资金58.38亿港元。李嘉诚当日表示，私有化目的在于简化机构等。对和黄是否供股集资来筹措收购资金，李嘉诚不作表态。
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这次私有化，和黄以5.5元的价格收购小股东36.6%股权，实际动用资金50.84亿港元。这次的收购价，比上一次出价的4.1元提高了36.62%，比资产净值每股6.4～6.5元的水平仍有折让。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的利益。
自此，长实系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总市值除银行外仍居全港财团首席。
纵览李嘉诚股市活动史，人们莫不惊叹他是个真正的股市强人、玩股高手——他从涉足股市，短短十多年间就把一间中小型地产公司，拓展为超级商业帝国，并享有清誉盛名。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内幕交易”事件，使他清白的声誉有所受损。《企业大王中的大王李嘉诚》一文的作者，涉及此事时说：
“名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更何况对一位超级大富豪?李嘉诚一直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不许有半点蒙尘，但1986年中香港内幕交易审裁处却裁定‘长江实业’四名董事包括李嘉诚在内，触犯了有关内幕买卖条例(注：所谓内幕交易或内幕买卖，是指与上市公司有联系的内幕人，利用从职务上获得非公开重要消息，进行证券交易以谋利，或泄露消息以谋利。对触犯条例者的制裁依性质轻重包括：勒令交出内幕交易所得利益并公开谴责，判罚所得利益3倍以上罚款；取消违法者在市场交易资格；禁止出任香港任何公司的董事职位)，并且公开谴责，相信是李嘉诚最感气愤和遗憾的。
“事缘于1984年1月23日，‘国际城市’出售城市花园予王光英〔注：北京(香港)光大集团主席〕，这消息公布时，其中交的一项细则‘退订条款’并没有一并透露，其后这宗交易告吹。而当年1月16日至3月1日期间，‘长实’一名董事周千和出售了五千五百多万股‘国城’股份，因而被裁定为‘内幕交易’。
“当时‘长实’高层对这裁决深为不满，在各大报章首次刊登全版广告辩白，表示对裁决深感遗憾，以及保留公司在这件事上的法律地位。但最后李嘉诚知难而退，事件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轰动一时，舆论称“这是多年来一帆风顺的超人李，最灰色的日子”。但李嘉诚很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以他一贯的信誉，再次捭阖商界，赢得人心。
林士明先生在其著作涉及刘銮雄将“爱美高”私有化章节中，有一段精辟妙言：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我国的古训，旨在发人深省，引以为戒。但是人海茫茫，往事滔滔，又有几许人真正超脱得了。何况香港商场，蝇蝇征逐，就是一个利字。要让商人不为发财，不为利，岂不是个大笑话？私有化的动机，实质上就为的是财、是利。要不，又怎能驱使大股东梦寐难忘，食不甘味，不达目的，心头上那块利字大石头硬是下不了地呢?”
此话既是针对股坛枭雄刘銮雄，又可暗喻香港商场一切人士。那么，此话是否也适宜李嘉诚呢?
毋庸置疑，也无可否认李嘉诚有谋利之心，李嘉诚本人也这么认为。李嘉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为自己谋利，又最终照顾了小股东的利益，并使对方心服口服。也许是性格的缘故，刘銮雄在通美高私有化过程中，与小股东剑拔弩张，舆论称“刘为刀斧，众为鱼肉”，“可怜了众多的小股东，被刘氏刀斧，割得血流肉飞”。
李嘉诚总是能较圆满处理棘手之事，以握手言和，难能可贵。在香港商界，能做到李嘉诚这份儿上者，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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