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
朝鲜战争期间从事海上贸易，是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段经历。对此，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英对霍英东的评价各不相同
对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经历，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
中国内地称赞这是爱国的行为，而港英政府却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后来也
因此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当时，香港有不少公司都因为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
意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比如“船王”包玉刚的公司就曾一度在“黑名单”之列，后来
他还为此亲赴美国，向美政府表示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把他的公司从“黑名单”中剔除。
事实上，由于港府对霍英东有此看法，因而一直对他极为歧视，甚至一度*他的发展空间；而霍英东，也因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有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写到，这里先搁下不表。
就此事，我也曾经与霍家大公子——霍震霆谈过。我问他：“听你父亲说曾经对家里人谈过朝鲜战争时做生意的事，你们家里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
霍震霆回答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乱世的社会，这种事并不怎样，很多人、不少阔佬
都做过。那时，其实也就是拿些东西到内地卖那样简单。早期的事情，你怎样看都行，你歌颂也行……真正赚钱并不是靠这个，这只是为后来的事业打基础而已。”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那种“英雄主义”——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他当时介入海上贸易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霍英东比别人有条件，一来他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他母亲当时还经营驳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
与内地通商，在当时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霍英东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霍英东海上冒险从事贸易，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3年下来，霍英东赚了不少钱，但付出的代价很大：他的身体变得更为瘦弱，体重只有103磅。
据霍英东说，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1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成功，成功率极低。失败者，不是当时被抓到，就是赚到一些钱后因使用不当而前功尽废。而霍英东正是当时从
事这种生意的芸芸众商之中的佼佼者。
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那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故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度过了因联合国实施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比如，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于霍英东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事实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个“老爱国”，他与中方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很深远的渊源。
“走私”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
至于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商业行为，一些人以“走私”两字概括之，这样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其一，这种生意毕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个不寻常的国际形势下所出现的特殊的商业行为；而且联合国当时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的决议之是是非非，至今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而中国政府，一直指斥此决议是“非法决议”。1951年5月20日，中朝两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个非法决议，*裸地证明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其侵略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受的严重失败，正逼迫其帮凶国家拿出更大的赌注投入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实行禁运是美国政府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严重步骤……”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时期，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就向中国输出了价值2770万美元的货物。而香港的不少英资公司，那时也秘密与内地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据说，名列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一家英资公司，那时就大发其“战争财”。
甚至，连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涉嫌参与那时的海上贸易。据罗亚的《政治部*》所述：“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使中国在韩战所需物资获得充分接济，引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港走私禁运物资活动频繁，部分竟然是在军警监视下进行。传言葛量洪本身虽无直接参与，但其美籍夫人则在本港银行存款膨胀，调查人员虽无证据证明其夫妇贪赃枉法，但是也有形迹可疑之处，遂把事实经国家渠道送交英国，至此英国也无话可说，惟有换人让步……葛量洪夫妇在离港当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目睹官方利用‘慕莲夫人号’港英游艇，搬运数十箱财帛货物回英。”葛量洪大约是1957年底离任的，接替他的职位的是柏立基。
其实，港府对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也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据一本介绍香港20
世纪历史发展的史书所述，“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
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
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
港英政府实施“两面派”的政策，当然是基于香港利益的考虑。该史书分析说，“美国发起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特别是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造成香港商业凋零、工厂倒闭、物价猛涨。”(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
其二，那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奉行物资自由出入政策。霍英东等商人的海上贸易虽然是冲破“禁运”，逃避检查，但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一般而言，没有偷税漏税，就构不成“走私”。
据说，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且有“备案”。我想，港英当局一直对霍英东有歧视，但却始终没有采取直接、实际的行动，这可能与霍的行为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走私”，而港府亦不能从法律上找到惩罚他的依据有关。试想，若港英当局能从法律上处罚霍英东，难道还会放霍英东“一马”?所以，港府只能做的，就是采取歧视态度，从其它方面下手，限制霍英东事业的发展，*霍的生存、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霍英东现在仍然担心港英当局在1997香港回归前会对他“算账”，这种顾虑应该说是多余的。
这么多年来，港英当局对霍英东采取歧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时，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结果“联合国军”惨败沙场。据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英兵人数，比在二战时期阵亡的英兵人数还多。港英当局歧视霍英东，算不算是英国方面因自己的士兵阵亡朝鲜半岛的惨局而自然生发的对那些朝鲜战争得益者的一种报复行径?
英雄莫问出处
也就是说，霍英东这段经历的焦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了联合国制裁中国、从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决议。虽然英国亦是这个至今仍然广受争议、莫衷一是的决议的签署国之一，但霍英东的行为，却根本上与法律并没有抵触。试想，几年前美军出兵波斯湾，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之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也对伊拉克实施“禁运”，但仍然有不少国家和商人冲破“禁运”，与伊拉克贸易往来——难道这些国家和商人的行为也属犯法?
事实上，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使得英国本身的经济利益蒙受较大损失。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英国政界、商界的一些人士极力要求放松禁运，扩大对华贸易。1953年7月，英国有15家厂家组团赴华，同中国签订了一项贷款额达1500万英镑的安排；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政界、工商界人士专程赴瑞士，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发展中英贸易关系；英国政府还公开出面为解除对华禁运而奔波。1956年2月，艾登首相访美，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放松对华禁运；同年5月，在美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宣布向中国出售某些禁运物资，之后，又有一系列扩大对华贸易的措施出台。可以说，给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打开缺口的正是英国政府。
由此也可见，在英国所属的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虽是违反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但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引自黄鸿创所著的《中英关系史》)
另一方面，虽然霍英东也坦言当时谈不上是为了支援祖国，纯粹是在商言商，但客观上，他运送物资给内地，是对祖国的莫大支持。作为一个中国人，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困境之时，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怎么也能说得过去的。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是有些爱国倾向的。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记得当时，有几个人，内地方面很想他们从香港回内地居住，比如李惠堂(老牌足球名将)、红线女等人，红线女回去了，李惠堂始终没回去。当时，假如有人动员我回去，我自己一定会回去的。但以后的历史就不知怎样了……”
抛开是是非非问题不论，而说霍英东自己，若不是有着过人的胆识，就绝对不会有他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传奇经历出现。如果有那么一天，霍英东毫不保留地向人们讲述这其中的过程，那么这故事一定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想像，在这海上贸易发迹的传奇故事背后，霍英东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要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不顾个人性命的安危……
1962年12月，香港一家报刊曾刊登一篇介绍霍英东早年发家史的文章。文章作者在谈到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冒险发迹的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霍英东“这一个人，处在20世纪的今日，竟能一朝发达，如今，竟是香港一位最有名的实业家，应算是异数……我则记起古语那两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另外两句则是‘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都适用于霍英东。”
“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应该是霍英东那段海上冒险发迹传奇的颇为恰当的评语。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创立霍兴业堂
由于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贸易大有斩获，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的新贵。那时，霍英东正好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是做到“三十而立”的。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已不需要再去冒性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赚取
更多更多的钱……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另外，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权易手的原因，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加之“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超过150万。
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在所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对于霍英东的决定，当时有些朋友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别人反对，但霍英东仍然一意孤行，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霍英东太过于自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是霍英东与吕燕妮。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霍英东计划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
港的地产市场。
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湾仔告士打道152号，霍母刘氏当时就住在隔壁的151号私宅。当时霍英东已不再跟母亲同住，而是另立门户，与妻儿住在富裕人家聚居的跑马地蓝塘道11号豪宅。
重金购下利家的使馆大厦
霍英东虽然想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但当时，除了货运生意他较为在行外，其它生意，他可是门外汉，所知甚少。
他曾坦率地对我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
“为什么拿钱买黄金，不去从事其它投资?”我问。
“那时觉得买黄金很保险，黄金就是钱，就是财富，我记得二战时期，我们能够开那间杂货铺，也是因为母亲那时有些金条，靠那些金条典当一些钱回来打本……”
“当时你的钱已不少，买金应该买很多，这么多黄金和现钱放在家里，安全不是很成问题?”
“那倒不会，那时我们的住房一直改善，先在告士打道租房住，后在活道和北角英皇道自购物业，接着又在跑马地蓝塘道买屋……”
但是，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已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急于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可能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一来可以把自己的那些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二来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总之，那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物色自己喜欢的大厦……
这时，霍英东听说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利家的上一代利希慎等先祖经营鸦片烟发迹，购入铜锣湾鹅头山(利园山)，经开辟后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剧增，富可敌国。使馆大厦是利氏家族众多物业中的一幢，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就建筑面积之大、建筑材料之好、装修材料之高档而言，算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到使馆大厦察看，甚为喜欢。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家当时的掌门人——利铭泽。利希慎于1928年4月被仇家在街头枪击身亡，其长子利铭泽当时只有23岁，就执掌起家族生意。
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他在香港商界仍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利铭泽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商家，当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可谓有权有钱有势。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利
铭泽对霍英东尚算尊重。两人都是爽快人，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
成交。随即，霍英东就和律师审看使馆大厦的屋契等资料文件。
几天之后，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利铭泽一见到霍英东，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见到霍拎着一个大袋。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递上去，对利铭泽说：“哦，给你!”
“这是什么?”利铭泽怔了一怔。
“是买楼的钱，我全带来了。”霍答道，随即打开，里头塞满钞票。
“霍生，都是现金，你没支票?”利铭泽不解地问。
“没有。”
“有没有在银行开户口?”
“没有。”
听霍英东这样一说，利铭泽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但利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亦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口，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但当时，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在利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
我曾问霍英东：“贷款顺利不顺利?”
霍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汇丰不相信我的能力。后来又是靠利铭泽、利孝和向汇丰介绍我的情况，汇丰才同意借150万给我，从此才与汇丰的职员相识。也就是那时，我才发觉，原来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我，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分8厘利息的1/3。所以，从那时起，逼着我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那些经理们。”
买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对外招租。可能因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且向来都是住
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亦是以洋人居多。
与嘉道理交手买卖地盘
继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间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
购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的大本营也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7号的使馆大厦地下。
踏足地产行业后，霍英东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幅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经商，后移师香港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当时，霍英东在地产界只是初出茅庐，与那些大商家并不相识。据他回忆：“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花几十万买下四方街地皮，霍英东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
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数，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
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并不划算。
其实，把楼宇出租，是当时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当时盛行把楼宇出租，与香港传统的楼宇买卖方式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某公司拥有整幢楼宇，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而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但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我记得那时一些位于九龙深水一带的物业颇为吃香，买家多是‘金山阿伯’(华侨)，他们置业就是为了收租。而那些地产商，像利希慎家族、何东、广生行、陆海通等，亦一律是以建楼收租为主。通常建筑期是一至两年，租给别人，起码7～10年才能翻本。而那些小的地产商，则是小本经营，通常盖两层到四层的房子出售，行内称之为‘炒四热荤’。总之，这种经营方法，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赚不到大钱，亦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
至于这种传统的地产经营方法为何流行多年，霍英东说，这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而且在世界各地，那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的新方法就是：好像“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这时，有一个名叫罗显胜的大律师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只需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结果，罗显胜果然成功，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但是，那时的分层出售也仅仅局限于一些唐楼式的楼宇，即一些最高不超过5层，每层只有一个面积1000平方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楼宇，基本上也是这种5层以下的旧式楼房。
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家。当时的楼宇，每层约1000平方英尺，每平方英尺约20元，总价约为两万港元。但那时普通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资约为200元，一下拿出两万元来的人毕竟不算很多，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算活跃。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我们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700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在万至2万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与顶手费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霍英东说，“况且，分层出售楼宇，资金周转
快，回收快。”
霍英东兴建的四方街住宅楼宇，除个别高达6层外，绝大多数都是5层，每层平均800余平方英尺，售价由万元至万元不等。
首创售楼说明书
霍英东曾一度经营杂货铺，亦从事过剩余物资的买卖，又做过3年海上贸易。这3次经历，其实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霍英东对商品流通的意识很强。一踏足地产行业，他就有了超前于当时的地产商的商品意识，就是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方设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事实上，也可能是由于那时做地产生意的人的这种地产商品化意识不是很强，故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产尚未正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而那些做地产买卖的人也并未称为地产商。但这一切，在霍英东涉足地产生意之后，就逐渐有了变化——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带动了香港地产市场的勃兴，从而使香港的地产行业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些地产商亦相继出现。
为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霍英东在筹建之初，就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派发。
印发售楼说明书，在当时是个创举。
我曾问霍英东：“怎样会想到这个招数?”
“其实也很简单，有了地，要盖楼，关键是要有人买，但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板，不同的楼宇，有不同的高低、结构、面积和材料，所以要预先编印一本说明书，让买家了解楼宇的情况。”霍英东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仍然兴致勃勃。
“另外，那时香港的地产经纪不如现在这样活跃，那些带市民去看楼的人，个个都是‘负气卖楼佬’，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带一两百人去参观楼盘，一天来回奔走十几二十次，老公今天看完，第二天老婆又要来看，没完没了的，他们天天带人走来走去，腰酸骨疼，招待不过来，于是就负气对客人说：‘你们自己上去看吧!’客人多问一句，他们都要骂人的。有感于此，我就想到编印一本售楼说明书，向买家推介楼盘，让两公婆可以拿回家好好商量。”
霍氏集团至今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此书为16开本，近20页，上有文字详尽说明楼宇的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除了印刷、装订质量较为粗陋之外，其内容与编排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楼宇宣传广告画册无两样——其实，它就是这种广告画册的前身。
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资深职员介绍，“霍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仔，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效尤，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
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
霍英东奇招屡出，首创“卖楼花”，并制订出大厦的公共契约，妥善解决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招数，如今已成为全世界地产行业通行的惯常做法。
发明“卖楼花”
我曾经问霍英东：“为什么在涉足地产行业之初，你就想出一些促销的好招数?”
“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生存问题。”霍英东回忆道，“做生意，一般是不熟不做，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从来没有做过地产，一做，就要画图、盖楼、卖楼。当时竞争很激烈，如果楼盖好了，卖不出去，滞销，那肯定要‘跳楼’。因为那时的利息很高，像内地现在的利息那样高，跟私人借钱，年息1分8厘。所以，要生存，就一定要创新……”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霍英东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
那是1953年年底的一天，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此之前，霍英东刚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大家想想，有无比分层出售楼宇更好的卖楼方法?”霍英东问大家。
在座的人搜肠刮肚，仍然不得要领，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律师说：“分层出售已经是一个大突破，这种方法也已证明对投资者和买家都有好处，难道还不满足?”
“我觉得光是分层出售，不能活跃楼市，吸引不了广大市民买楼，因为能够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出来买楼的人毕竟不多。”霍英东说。
“买楼的始终是富裕人家，普罗大众都能买楼当然不可能。”有一位职员说。
“能不能想个新方法，让普通的市民也能买楼做业主?我始终觉得，买楼的人多了，物业市场才能旺起来。另外，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投资不多，就能有高的回报?”霍英东说完，大家面面相觑，无以相答。
过了一会儿，霍英东说：“我想了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在新楼正式动工兴建前，我们公司先收取买家的一部分订金，余款分期支付，像交租那样，到新楼落成时，收齐买家的钱，买家就拥有了自己的物业，做业主。”
“就是用买家的订金来盖楼?”律师问。
霍英东胸有成竹地说：“没错，用买家的钱盖楼。”
“楼还没建，买家是否愿意先付订金?”
“应该不成问题，可以通过律师或银行方面来保障买家利益，给他们信心。”
那律师想了片刻，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是‘好桥’(好主意)，我们可以再构思得完善一些。”
四方街大楼货如轮转
四方街还没动土，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落妥二楼楼面交10%……第六期余款10%于领到入伙纸时清缴。”
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成长龙。
这是分期付款方式第一次推出。之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又不断完善这种售楼方法，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在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之前，买家先交订金预购楼房，就像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后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于是香港人就把正在兴建中或计划兴建还没有动工的楼宇或其中的单元，形象地喻为“楼花”；霍英东提出预购“楼花”，就是“卖楼花”。
“卖楼花”如今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都使用的经营手法，而霍英东则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
“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于买家而言，此方法减轻了他们一次过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许多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即使是那些略有积蓄的女工，只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的钱，就可以预购新楼的单元，等到楼宇建成时补足余款，就可拥有自己的房产。
结果令霍英东也感到惊奇：“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仿佛疯狂似的，普罗大众
卷进了房地产的旋风里；霍英东负责发展、兴建的楼宇的售楼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从港九
各地蜂拥而来，队伍排成长龙，售楼盛况空前。当中，有政府的小职员，有月收入两三百元
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那些终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因而乐此不疲。
对于发展商霍英东而言，“卖楼花”加速了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才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投资风险，万无一失。
由于霍英东创出“卖楼花”和印发“售楼说明书”两个新招，霍英东发展的楼盘货如轮转，新楼盘开售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刊登，往往一天内就订购告罄。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100多栋、共600多层、折合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而霍英东，也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以每层楼赚1万元计，光是四方街地盘，霍英东就赚了600多万——况且，自己的投资甚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小试牛刀，就不同凡响，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卖楼花”，在今天当然已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地产界和社会的反响可以用“石破天惊”四个字来形容。香港是全世界最先推行“卖楼花”的地方，这一方法也早已在世界各地推行使用，成为地产商推销新楼盘的必用方法。
我曾经问霍英东：“卖楼花的灵感从何而来?”
他答道：“其实卖楼花的方法也很简单。办工厂的，不可能自己做齐那么多现货放在那里等买家来买，一般都是接到订单后才生产。有了订单和订金，厂方就可以启动，销路也有保障。而搞地产也是一样，说得好听一些，我们就是将地产工。”
向何东买地建香槟大厦
由于“卖楼花”等新方法的推行，霍英东“四两拨千斤”，赚得钵满盘满；而流动的资金也颇为充裕。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
立信大厦位于九龙弥敦道和佐敦道交汇处，是霍英东与香港牛奶公司合作兴建的。牛奶公司提供地皮，霍英东负责投资兴建，建成后把大厦的底层交由牛奶公司经销牛奶制品，以此作为对牛奶公司提供土地的补偿。
香槟大厦是霍英东向何东买地兴建的。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何东可算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他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斩获，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
霍英东看中何东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那是1954年，何东当时已是92岁高龄，不再亲自打理家族生意，故霍英东无缘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商家，只是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打交道。
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霍英东又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向何东购下这块地盘后，有一天，有个花农竟然到地盘上去种一些花草树木。公司派人去交涉，他却说什么：“我不想搬，让你们起小楼。”后来交涉很久才把问题解决。霍英东说，因为那时没有租户法庭，几乎每次买地或拆旧楼起新楼，都碰到这类问题。
在出售香槟大厦时，霍英东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在这之前，地产商把楼宇分层出售，只是局限于那些不高于5层的旧式唐楼，因为那些唐楼每层的面积不大，一般是1000英尺左右，且每层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业主，分契比较容易，如四方街大楼那样，楼高5层的，就分成1/5，每层的业主各执一份契。
“但是，到了香槟大厦，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霍英东回忆说，“大厦不同于那些旧式楼，一幢大厦建筑面积很大，每层又有好几个单元，大厦里头还可能有酒楼、写字楼、店铺、停车场、工厂，还有外墙、电梯……户主多了起来，屋契怎样分?另外，还涉及到电梯保养费、公用电灯费、看更费、倒垃圾费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费用怎样摊分?那些购买地下店铺的业主，用不着电梯，用不着楼梯灯，亦不须看更，他们有自己的看更，所以虽然店铺的价钱可能比每一个单元贵2～3倍，但他们却不愿付出2～3倍于别人的管理费。还有，业主有权随意使用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权干涉，但相互间的纠纷却多起来，比如你在大厦里设工厂，开工时噪音骚扰别人；开酒楼的，在门口装个霓虹灯招牌，整夜亮着，搞得住客难以入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法律上不能很好解决。”
制订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公共屋契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划算，因为同样面积的一幅地皮，若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但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碰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霍英东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后发展到分单元、分层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我记得那时，有一些地产商学外国的做法，成立一家公司，由公司拥有一幢楼宇，买楼的人就买这间公司的股份，比如四层楼的，每人就占1/4股权，然后由公司分配一层楼给你居住，但每月还要交租给公司，等到年尾公司赚到钱后，剔除楼宇的一切开支，才分一些红利给买家，买家实际上没有屋契，不算是拥有物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若地产商拥有这间公司51%以上的股份，就控制这幢楼宇的维修权，对小股东不公平；但若股份出售过多，维修权被别人控制着，那自己又怎么办?这些都不是解决分层出售问题的好方法。”
“那怎样解决好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呢?”霍英东继续说，“我记得，我们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有一个外籍律师还说我们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会‘祸延子孙’，将来大家怎样合钱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我和一个英国律师商量，结果想到一个大家承认的办法，也就是‘公共契约’，大家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将来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摊分，地下铺位贵一些，占比例大些，但管理费也要支出多一些。买家一买楼，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大厦公共契约一经推行，果然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个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才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
愿意兴建大厦，这为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创造了前提
条件。
其实，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市民纷纷前去认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些单元。这样一来，那些小公司或普通市民也能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厂房、酒楼或住宅，可能还与那些大富豪和大公司共同拥有一幢大厦，成为众多业主中的一个。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一年时间，既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闪电般在四方街建成100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而且都是一销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用“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八个字来形容霍英东初涉地产行业时的卓越表现，实不为过。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
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蟾宫大厦。“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
兴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
霍英东之所以一踏足地产行业，便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且业绩斐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
战后头几年，香港的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当时，在湾仔一带，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层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严重和恶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大量内地居民像潮水一样涌来香港，造成香港房屋严重短缺。一时间，在港九各地，到处出现一些简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区的大量存在，火烧木屋的情形因而频频发生。如1951年11月，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两万多人；1953年底，石硖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7000间木屋，灾民6万多人；1954年7月，大坑东木屋区又发生大火，毁屋2000多间，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于木屋区火灾频繁，港府于是设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筑多层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严重短缺，成为当时香港社会最严峻的一个问题。
霍英东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房地产行业，自然大有可为。而港府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筑条例，容许楼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实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层为限的规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条例准许建筑物的高度为街道宽度的倍，每层的高度也由米减至米。港府颁布此条例，目的是鼓励新建筑物向高空发展，以缓解楼宇供应紧张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兴建高出5层的楼宇，得报港督和行政局审批核准；加之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问题当时尚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故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超过5层的高楼还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间。
却说霍英东，仅用一年时间，就以其在地产界的卓越成就，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那时，机会、财源像潮水般向霍英东汹涌而来，任他怎么挡也挡不住。
自与利家买下使馆大厦之后，霍英东就与利铭泽时有往来，成为好朋友。1955年初，利铭泽邀霍英东到铜锣湾察看利家拥有的利园山地盘。那时，利铭泽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稍后还获委任晋身行政局。他指着利园酒店(也为利家物业)对面的一幅空旷地对霍英东说：“这幅地盘，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无兴趣?”
当时港府刚刚颁布允许楼宇向高空发展的新建筑条例，霍英东正打算找一幅地皮兴建一座高楼，故对利铭泽推介的这幅地盘颇有兴趣。两人甚为相熟，故寥寥几句就定了下来：地价130万，霍只需预付一成订金，余数逐期支付。
霍英东随即找来图则师，商量如何发展这幅地盘。最后，霍英东决定兴建高17层的商住楼——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各层是住宅。设计图纸一出来，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只看到广告，买家就蜂拥而至，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至今，这幢大厦仍然存在，虽然它的周围已是摩天大楼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
“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蟾宫建成之后，霍英东把公司总部从附近的使馆大厦搬到蟾宫大厦二楼，他则居住在大厦的顶楼。
蟾宫大厦临海而立，傲视香江，气势雄伟。从顶楼俯瞰四周，港岛和对岸九龙的景色尽收眼底。霍英东第一次站在蟾宫顶楼，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曾在50多人挤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厦。每次，伫立蟾宫顶楼，眺望周围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过的坎坷道路，霍英东总是百感交集。
据凌汉伟说，“那段时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楼的办公室，向公司职员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后才回家洗脸、吃早餐……”
我曾问霍英东：“蟾宫大厦赚多少钱?”
“整栋蟾宫大厦，包括建筑费在内，总投资约200万港元，但其实我们只动用地价一成的资金万元，其余的费用全靠卖楼花，用买家的钱来交地价、盖楼。楼价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们赚了100多万。”霍英东答道。
“像你这么说，那几年你做地产，几乎不用自己的钱?”
“那是的，除了最初买使馆大厦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买家的钱。一登报纸，楼盘一下子就卖光，每一栋楼都赚一两百万。所以，自卖楼花方法推行后，整个香港好像疯狂似
的，人们一拥而上，何鸿燊、杨志云、方润华、郭得胜这些人也从此做地产生意……”
“你发明卖楼花时，是否想到效果会这样好?”
“真的想不到，我还认为人人都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钱，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不把使馆大厦这些出租的楼宇计算进去，光是出售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一年多时间，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其中，他动用的本钱不足100万。这以小搏大的“空手道”本事，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在1955年，香港坐拥1000多万家财的人应该不算太多。短短一年多时间，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亨。
此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产行业叱咤风云，领尽*，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环顾当时香港的各地产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当年在地产界的风头之凌厉，比之当今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李兆基、郭氏三兄弟等，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一句通俗的流行话，霍英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天王巨星。
“卖楼花”影响巨大
“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上面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出头的年青人，而那3个人都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此事当然足以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霍英东从来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始终认为是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革新，他才一跃成为巨富，从而晋身名流社会。
其实，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之革新，既是霍英东人生的一个最重
要的转折点，也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20世纪40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1000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如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动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
发明卖楼花，推行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霍英东也认为是他人生的杰作。他虽然吝于辞令，但却时常在谈话间有意无意、反反复复地提及此事，并引以自豪。
“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那时，香港没有工业，生产那种简单的‘祝君早安’毛巾和‘金钱牌’暖水壶，就是工业，生活用品如原子笔、塑料丝袜、塑料皮带，几乎都是美国货，而且价钱昂贵，原子笔一支就是300多港币；没有旅游业，没有金融体系……”
霍英东总喜欢反复追忆早期香港的落后，然后又特别喜欢强调说：“但是，自卖‘楼花’之后，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一夜之间建起几十栋大厦，工业也被带动起来。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这些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英尺。这些工厂搬到荃湾等地，把市区的原厂址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0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谈完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带动、催化作用，霍英东总是要把香港与日本和亚洲的三个“经济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一番，以证明香港起飞于其它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先——潜意识中是为了说明自己的非凡本事以及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他潜藏于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自然流露。
霍英东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表露无遗。他首创的几种经营地产的新方法，无疑是他几十年商界生涯中最早表露出来的“闪光点”——仅仅是凭这些，在香港几十年沧桑巨变的辉煌史诗中，霍英东也足以占据其中闪光的一页。
第二部分 第十四章 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当霍英东的地产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市井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霍英东无奈，只好登广告予以澄清。
突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当你默默无名、无所作为之时，世人绝对不会留意你、关注你；但一旦在事业上闯出一些名堂来、有所建树时，那自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羡慕也好，欣赏也好，嫉妒也好，总之，一时间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一些流言蜚语也会接踵出现。
霍英东的经历就是这样。正当他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
“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霍英东利用淘沙船做走私生意……”
“千万不要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
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
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
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那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规定负责当局可以通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某人为该条例所指的不良分子，即可以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但当事人能证明他是英籍人士或在港居住超过10年以上者例外。”
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他母亲最初也认为只是谣言而已，并不太当一回事，但当传闻传遍全城之时，她也坐卧不安了，甚至相信传闻是真的。她找霍英东问三问四，并叫他想办法处理此事。
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传闻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稿，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声明稿草拟完，又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稿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于是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谣言流传半年，对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一年，霍英东继蟾宫大厦之后，又大兴土木，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厦——交逊大厦。
事隔40年，霍英东向我谈及20世纪50年代初涉足地产行业事业时，突然提起这件已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陈年往事：“……卖楼花，钱来得很快，自己都觉得害怕。这时，香港传我被递解出境。”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所以当时也感到不解，于是连忙抓住机会发问：“递解出境?是不是因为当时赚得太多钱了?”
“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肯定害怕。”据说，有一段时间，一听到这些传闻，霍英东就害怕得全身发抖。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是否知道传闻从何而来?”
“真的不知道。但我告诉你，香港的谣言真是好厉害，好吓人。好像廖宝珊银行、恒生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有人乱讲几句，整间公司就出现危机。对这种事，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到今天70多岁了，也不知怎样讲。一个谣言，真是可以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连命都没了。”
说到这里，霍英*然转谈其它问题。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这很难让人置信。他应该对造谣者有所猜测，但可能不便讲出来就是了。
谣言据说是行家散布
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段往事的情况，那天和霍英东交谈结束后，我又找来霍氏集团的老职员凌汉伟，向他旁敲侧击。以下，就是我与他的谈话内容——
“为什么当时会传霍生被递解出境?”
“我猜可能与朝鲜战争生意有关。霍生在朝鲜战争时做的生意，内地和香港的看法并不相同。”
“是港府真的有所表示要递解他出境，还是有行家搞鬼?”
“霍生都说连他都不知道。”
“港府有没有警告之类的话，或者与他打过什么招呼?”
“这个问题，那就要霍生本人答复你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还问我：‘你们那间公司稳不稳阵?’”
“买家对霍生的公司的信心有否动摇?”
“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登报纸澄清此事。这件事还是我经手的，应该还有报纸可查。”
“按照你们当时的分析，谣言从何而来?”
“这个霍生也搞不清楚……我估是空穴来风，可能是朝鲜战争时候支持内地，给别人这样的联想。”
“朝鲜战争时期，或以后，港府有无与霍生就他的朝鲜战争时向内地运送物资的事谈过、接触过?”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凌汉伟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想谈，所以我们的谈话到此便匆匆结束。
后来，我又向一些人了解此事。据说，这些谣言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些地产商人有意散布的。有人说，霍英东当时可能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同行。比如有地产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向霍英东借钱，但霍英东快人快语，说什么：“原来你经济这样困难，欠人那么多钱，付那么多利息，那不等于一日不见一两间楼……”诸如此类的无心快语，可能令一些行家反感，行家因而散布这个谣言，希望霍英东亦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英当局，那可能是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方面有贸易往来有关；那么，港英当局传播这样的传闻又有何动机呢?这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港府又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递解行动，这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虽然，“谣言止于智者”，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半年之后就消除了，但此事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直到今天，霍英东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个阴影。这件事，对霍英东的性格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波及他的事业；某些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霍英东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及，这里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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