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远赴英伦 养精蓄锐待时机
1954 年，郭鹤年远赴英伦进行学习和考察，养精蓄锐，以待天时。他学 到了英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并对期货产生了兴趣。
马来西亚独立后，郭鹤年回国，开始大展鸿图。 正当郭鹤年一手创立的生意已经起步，而且正在发展壮大的时候，商场上忽然失去了郭鹤年的身影。
商界的人都感到奇怪，这个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到哪去了？ 原来，郭鹤年搭上了飞往英国的班机。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眼界，他决心放下手中的生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以后的几年，马来亚的人再没有听到郭鹤年的消息，这个刚刚在商场上崭露头角的新星好像消失了。 其实，郭鹤年在英国的几年并没有白费，这个时候是他养精蓄锐的时期，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厉害地打出去。这段时期对他日后事业的影响裨益良多。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业非常发达，郭鹤年参观过很多大 公司，也在里面学习过，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有人认为，郭鹤年事业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因为他懂得在管理上加以制度化，而这些管理经验，最初都是在英国学到的。
郭鹤年甚少在公共场合公开他的管理秘诀，然而也有一次例外，1985 年11 月他应马来西亚管理学院邀请，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有关管理的演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管理思想。
郭鹤年认为，追寻良好的管理，必须从个人的庭院以及花园着手做起。
相同的文化，诸如语言、举止、形态，以及教育制度，可以对建立早期的内聚管理工作队伍作出巨大的贡献，当集体协作及团队精神建立起来以后，才 能引荐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加入进来。
他认为持续实行良好的管理需要来自高层管理人员作出榜样，其一是对工作的全面贡献，其二是埋头苦干。 如果生意已经成功，不管这是有赖于全部或部分管理方面的努力所达致的，郭鹤年同样会建议给予全体职工作出奖励——虽然有关奖励需基千个人的贡献与表现而有所不同。 让资深的行政人员成为公司的股东亦是郭鹤年所喜爱的作法。
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公司，这对中级与低级人员 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奖励，因为他们有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
郭鹤年亦十分注重纪律。他相信良好的纪律行为对维持一家公司的正直作风及向前、向上发展大有裨益，另外它可以防止贪污事件的发生。
郭鹤年的这些经验之谈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然而任何一幢复杂的建筑也 是由一块块简单的砖砌成的，这些朴实的管理经验最初都是在英国学到的，现在他正用这些经验来管理他的商业王国。
这段时期，郭鹤年对期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很长的一个时期，他天 天流连于伦敦的商品交易所中。
现代期货交易于 19 世纪初出现于美国中西部的边疆地区，它与芝加哥的商业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小麦交易密不可分。
由于芝加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于 19 世纪中叶便成为著名的谷物集散地，然而由于当时的交通不够发达，仓库奇缺，农产品的供需予盾极其尖锐。常常是在收获季节，由中西 部运到芝加哥的谷物充斥于市，严重供过于求，因寻不到买主，大量的粮食被倾倒在街上白白浪费了。
然而到了春夏季节，情况正好相反，运到芝加哥 的谷物数量大为减少，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特别是当年景不好时，供货奇缺，价格飞涨，城镇居民食不裹腹，企业生产难以为继。此外，在谷物交易中，买卖双方还经常因商品品质等问题发生纠纷。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减少价格波动，1848 年，由 82 位商人发起成立了美 国第一家中心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于是揭开了现代期货交易的帷幕。
到了 20 世纪，期货交易飞速发展，期货交易所不断涌现，期货交易也更 成熟、更完善。
英国是世界上期货交易发展得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 16 世纪，伦敦就成立了“英国皇家交易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商品交易所，也是期货交易的 雏形。
到了郭鹤年去英国学习的时候，伦敦已经有了金属、谷物、塑胶、砂糖、 羊毛等九个商品交易所。
期货交易依照买卖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是保值性的买空卖空，其买卖期货合约的目的不是想从市场涨落中获利，而是为了规避价格风险，即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市场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变动趋势，通过及时补进和卖出现货实现保值。
另一种是投机性的买卖，在期货交易合约买卖的过程中，交易者发现，由于对未来风险大小的预期存在差异，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也不一致，买卖 不同时期的期货合约会有不同的交易，于是一些交易者便转向通过转卖合约直接牟利。
在交易频繁、价格经常波动的市场环境里，合同转卖的情形日益 增多，为了方便合约的转卖，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更加完善，期货合约更加标准化。这样，不仅可以在合约到期时通过实际交割商品来实现交易，还可 以在合约到期前，通过购买相反的合约冲销原来的合约、了结交易，甚至可以利用期货市场的波动进行投机。
这种投机活动渐渐已经发展成为期货交易 的主要方式。投机者并不能总获利，如果预测错误，则要赔本，因此投机者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
郭鹤年原来对期货只是略知一二，如今来到一个期货如此发达的国度里，像找到了宝一样，一头扎到期货交易所里，如痴如醉。期货市场瞬息万 变大起大落，是对一个人学识、经验、魄力的全面考验，这令郭鹤年十分兴奋，他喜欢这种挑战。
70 年代以前的期货还是以农产品为主，白糖、土豆、咖啡是三个主要的 品种，郭鹤年对白糖期货最感兴趣。
这段时期、他了解到西方对糖的需求，并且知道在糖荒时期，糖价会上 升，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郭鹤年却把它记在心上。
郭鹤年在伦敦商品交易所的这段日子使他学会了高超的交易技巧，这段 经历也使他和商品期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10 多年后，他看准了国际市场糖价有上扬趋势，当即打入国际糖市，抢先大量收购原糖和投资食糖期货，从古巴购糖，转销到印尼；从泰国进口粗糖，经自己的糖厂提炼后，到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大有斩获，获得巨额利润。
再过了 10 多年，他掌握了世界食糖市场上将近 1/10 的食糖交易，这个 糖业王国的最初孕育就是在这里。
郭鹤年虽然身处异国，却时时刻刻关心着他的家乡。 在这几年中，马来亚的局势并不平静，争取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
1955 年 7 月，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举行大选。选举结果，由巫统、马 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结成的巫华印联盟在 52 个选区中获得了 51 个 选区的胜利，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执政党。
8 月，联盟党组成新政府，联盟党领袖东古·拉赫曼担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这是马来亚历史上由本地区政党执政的第一届政府。 虽然联盟党组织了新政府，但是英国人仍然掌握着政府的实权，马来亚联合邦还不是独立的国家。
因此，首席部长东古·拉赫曼向英殖民部递交了 备忘录，提出一系列要求：在今后 4 年内联合邦在英国自治领内独立；取消英国钦差大臣的否决权；大赦共产党等等；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要求。
12 月，东古·拉赫曼和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在吉拉州华玲举行和平 谈判，但由于双方分歧很大，谈判破裂了。
1955 年底，郭鹤年密切地关注着时事，因为以东古·拉赫曼为首的联合邦政府和苏丹代表团也来到了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独立问题。
这些天，郭鹤年天天清早出去买报纸，翻看有关谈判的消息。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英国政府已经同意马来亚联合邦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独立时，竟然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叫着“独立了！独立了！”
1956 年 2 月，代表团从伦敦返回马六甲，受到数万人的热烈欢迎。当东古·拉赫曼在盛大的集会上宣布同英国政府谈判成功，马来亚联邦将获得独 立时，群情激昂，“默卡迪”（马来语独立）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郭鹤年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这一景象，也激动得流下泪水。
入夜，郭鹤年不能安睡。他起床披上棉衣徘徊在泰晤士河边。
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家乡的天气从来不会这么寒冷， 那里永远是四季花开，鸟语花香。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如果月亮是面镜子，从里面一定可以看到母亲的面影吧！ 在伦敦的几年，他觉得已经羽翼渐丰，该是回去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而且，过去属于英国商家所占有的市场，在马来亚独立之后，必然留下不少的真空，这肯定为当地商人带来不少黄金机会，要得到这些机会，必须 行动迅速，稍有迟疑，就会被别人抢占先机。
于是，郭鹤年搭上了飞返马来亚的班机。 在飞机上又看到那道浅浅的柔佛海峡，又看到熟悉的新柔长堤，郭鹤年的心情很不平静。 又是一年芳草绿，前度刘郎今又来。
郭鹤年这次归来，可不是当初的吴下阿蒙了，在伦敦的几年，已经把他从一个杂货店主改造成一个未来的大企业家。如今，他怀揣着许多鸿图大计，正要回国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十二章 黄金机会 今朝数风云人物
六七十年代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充满黄金机会的年代。郭鹤年正是在这个 时候人市，时机恰到好处。
综观马来西亚其他巨富的发家史，基本上都是在这段时期发家。他们是 李莱生、骆文秀、林梧桐、郑鸿生。
回顾整个郭氏王国的建立，从大的方面看，可以说抓住了两次机会。
第一次是日军南侵，击溃了外资垄断的头盘商制度，给了本地商人出头的机会。郭钦鉴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摆脱了中介商的地位，其后一举控 制了柔佛州境内的米面买卖。
第二次机会就是这次郭鹤年返马，可以说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马来亚 独立后的 20 年，也就是六七十年代，被形容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那个时 候，在商业王国中出现了不少英雄，他们都是把握住这个黄金机会，创造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时至今日，这些人中的许多已经在商战中折戟沉沙，人面不知何处去了。然而扳起指头数起马来西亚的大亨，除了郭鹤年外，还有树胶大王李莱生、摩托大王骆文秀、云顶赌场主人林梧桐，以及银行业大亨郑鸿标，可以发现， 他们都是六七十年代发的家。
这些人中，除了李莱生已去世外，其他人都还健在，在马来西亚的经济舞台上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李莱生出生自锡矿业世家，但他却对锡矿不感兴趣，反而由于一个机缘，被迫转行搞树胶行业，结果大有斩获，成为马来西亚华裔中最大的树胶园主。
李莱生是马来西亚独立后，趁着英商撤退的时刻，大量收购他们留下的 树胶园而致富。当年李莱生如何通过迂回的方式控制吉隆坡甲洞这间种植公司，早已经是一个胳炙人口的故事。目前，李莱生的家族在马来西亚控制四问挂牌种植公司，从马来半岛到东马旗下拥有种植土地达 20 多万英亩。
摩托大王骆文秀，79 岁，在中国福建惠安县出生，他的创业经历颇富传 奇色彩。由于家贫，骆文秀从未上过学，因此可以说是目不识丁。
12 岁时，他在南来摈岛当汽车修理学徒，夜间洗刷大型公共汽车。
18 岁时他买下一辆旧巴 士创业。
当他事业小有所成时，有一次去东京旅游休闲，发现素质上佳的本田摩托正在寻求开辟东南亚市场。于是，他毛遂自荐为代理，意外地获得本田摩 托车和汽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销售权，由此发迹。
而到了 60 年代末，他的财力使他有能力大片大片地购买地皮，成为大地 主，奠定了经济上不倒翁的地位。
目前，骆文秀拥有上市公司东方实业五成的股权，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 是代理本田汽车、装配汽车、制造汽车以及摩托车零件、酒店业、地产种植和信贷。
前年，东方实业乘澳洲酒店与地产业陷入谷底时，一口气收购了三间三 星和四星级的酒店。
其实，骆文秀在东方实业的股权只不过是他财富的冰山一角，他的财富 主要集中在他的私人公司。60 年代的大量购买，使他拥有不少摈城的地皮与房产，还曾因政府要征用土地而与前州长林苍佑发生过争执。 骆文秀也是旅游胜地浮罗交怡岛最大的地主，估计他拥有岛上逾五成的土地。
骆文秀的财产估计超过 15 亿美元。
云顶赌场主人林梧桐，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就是大马赌王，他祖籍福建省安溪，是云顶集团的创始人。林梧桐 16 岁丧父，20 岁南下吉隆坡，在叔父手下当学徒。后来当过小贩，也卖过废铁，及后承包一些建筑工程， 并设立了建发实业公司。在建设金马仑高源水力发电厂时，他萌发了在吉隆坡附近高原发展旅游休闲业的念头。
60 年代末，他建立了名闻遐迩的云顶赌场。 林梧桐当年只是梦想在云顶山头建一所度假别墅，无意中却创立了一个商业王国。 目前，林梧桐控制大马三家上市公司——经营赌场及休闲业的云顶有限公司、名胜世界有限公司和以种植及建筑为主要业务的亚地种植有限公司。
由于考虑到日后的赌场执照不易获得大马当局续发的问题，云顶集团近年积极向外扩张，除了在澳洲拥有多个赌场外，也与林梧桐女儿林秀琼控制的美达有限公司在菲律宾苏比克联营一家赌场。 在林梧桐的家乡福建省，云顶和一家大马土著公司正联手兴建一条长达149 公里的高速公路。
云顶也通过联营公司卡森有限公司控制在卢森堡的上市公司云顶国际， 这间公司也经营赌场，并发展地产。两年前，云顶国际在大马设立了最大的纸厂，这家纸厂公司——云顶杉源获取了建立马来西亚第三座独立发电厂的 合约。
此外，林梧桐还有不少私人投资，他的建发私人有限公司先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与印第安人部族联营赌馆，其后又买下两艘豪华客轮并计划继续增 添客轮，以图在东南亚海域建立起庞大的海上赌船队伍。
林梧桐虽然年已 77 岁，但看来身体安康，精神奕奕，云顶近两年推介的大型计划，给人的印象是老人家仍未有退出之意。 林梧桐虽然是超级富豪，可是却很少见到他做慈善公益之事。他的大项捐款，大多是在响应政府号召下才拨出的。
估计林梧桐的财富超过 50 亿美元。
银行业大亨郑鸿标，65 岁，祖籍广东省潮州，在新加坡出生，中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加坡华侨银行，起初只不过当个小书记。
10 年后，他北上吉隆坡，加入马来亚银行，慢慢升为银行经理。
1966 年，郑鸿标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发出的最后一张银行执照，设立了 大众银行，此后便专注在银行和金融业发展。
经过 28 年的发展，今天的大众银行已经拥有 235 间分行，成为马来西亚第三大银行，排在政府控制的马来亚银行以及土著银行之后。
近几年来，大众银行频频向海外进军，继 1990 年收购香港的 JCG 后，大 众银行在 1991 年买下新西兰 BanropHoldingsItd40％的股权，与此同时，它 在柬埔寨也设立合资银行，并正尝试在中国内地设立银行。
郑鸿标的财富估计为 4 亿美元。 “君子乘时而行”，这些富豪都是非常善于捕捉时机，在六七十年代崛
起。
郭鹤年也是如此，他在商品贸易最红火的时候买票入场，此时，好戏才 刚刚开始。
第十三章 全力以赴 三十九岁成糖王
马来西亚食糖走俏，郭鹤年说服家族成员，孤注一掷投资炼糖业，逐渐 控制了本国市场。
1962 年，郭鹤年大获成功，成为糖王。 郭鹤年回到马来亚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商业活动。
他在新山成立了民天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商品贸易，以配合郭兄弟有限公司的商业活动。 郭鹤年学生时代的同窗在战后成长起来，新山英文书院、宽柔学校以及莱佛士学院都是英才辈出的地方，这些人在战后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有的 还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对郭鹤年的商业活动给以许多合作和支持。郭鹤年的生意渐渐做大了。
郭家是开杂货店出身的，米、面、糖一向是他们熟悉的商品。 郭鹤年注意到食糖越来越走俏了，它的价格一直在上升。当时，垄断着东南亚糖业市场的是黄仲涵家族。黄仲涵曾经是东南亚，甚至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商人。
1890 年，年方 24 岁的黄仲涵从父亲手中接受了家族公司的管理权，其后一连在印尼开设了五间糖厂，生产出大量的白糖 而以糖王闻名于世。1924 年，黄仲涵因病在新加坡去世，他的糖业生意由其 家族继续掌管，但已无法再振往日的雄风，渐渐地衰落下来。
1961 年，黄家的商业集团建源公司被印尼当局没收和接管，黄家的事业便告土崩瓦解了。 马来亚的食糖供应，一向是依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食糖的价格就被控制在外国商家手中。
有一段时期，食糖的价格一直在挺升，一磅食糖的价格竟然超过了一磅 树胶的价格，这是非常惊人的。
郭鹤年的民天和郭兄弟公司做了大量糖的生意，利润丰常丰厚。
他的生意常常做出国界，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商业伙伴。
50 年代末，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诚恳地向郭鹤年提议：“郭君，我们 一起合作投资炼糖业吧。”
这个想法使郭鹤年心里一动，这和他心底原有的打算不谋而合。
是啊，马来亚本地并非没有种植甘蔗的条件，只不过因为没有炼糖厂， 才不得不依赖进口，而受制于外国的商家。
如今，马来亚获得独立，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正受到政府的鼓励。 况且，当时控制东南亚市场的黄家已是日薄西山，更加强有力的竞争者将会取代他。
这个建议的确令郭鹤年心动，但是当时郭鹤年对炼糖业并不十分了解，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于是，他婉言谢绝了日本朋友的提议。 然而，这个想法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在其后的两年里，他对炼糖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终于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一天，郭鹤年在郭氏家族的董事会议上，向家族成员大胆地建议：把资金全部投入到炼糖业。 此语一出，全场哗然。
这种孤注一掷的投资是很冒险的，这等于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万一失败的话，郭家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就化为乌有了。况且，投资炼糖业，这是以前国内没有人干过的。 郭鹤年冷静地一条条阐述他的理由，显得胸有成竹。他指出，目前正是投资炼糖业的绝好时机。 郭氏家族终于同意了郭鹤年的计划。
当时，郭氏家族在炼糖业的投资达 60 万元马币，以当时郭鹤年的财力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于是，郭鹤年与马来亚政府机构的联邦土地发展局进行联营合作，在北赖设立了国内第一家白糖提炼厂，这就是马来亚糖厂。
这次投资，是郭鹤年从商以来的一项突破。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投资，郭 鹤年开始摆脱传统的家族生意，朝向大企业进军。
人们发现，郭鹤年在食糖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了。 他不仅在东南亚各地的食糖贸易中非常活跃，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且向中美洲的古巴买糖，然后转卖给印尼，从泰国买入原糖，提炼后通过自己在 香港的商品经纪转卖给中国，这样左右逢源，赚了不少钱。
1961 年，原来东南亚的老牌糖王黄家的公司被印尼收归国有，郭鹤年的 糖王称号已经呼之欲出了。
然而，到了 1962 年，郭鹤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他的糖业生意遇到 了严峻的挑战。
马来亚市场上的白糖忽然数量急剧增加，一艘艘货轮从远方驶来，卸下大批大批的白糖，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到马来亚市场上。 一向走俏的白糖开始不吃香了。郭鹤年的白糖积压在仓库里，人们说喜欢中国糖，中国糖价格更便宜。
这强劲的挑战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郭鹤年父母的故乡——中国。当印尼黄仲涵家族的产业被印尼政府接管没收的时候，亚洲糖业形势一时并不明朗，还没有能执牛耳者，中国也看准了这个机会，发动了这场贸易
战。
中国方面有专家提供意见，政府作后盾，外贸部策划了这一项赚取外汇的计划，把大量的中国食糖输入马来亚销售，以求长期占领这个市场。
这个攻势一经发动，如排山倒海，其势不可挡，真让郭鹤年有些措手不及。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国家。 如果让中国占领了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对郭鹤年在糖业上的发展是极
为不利的。
认输吗？拱手称臣？这不是郭鹤年的性格，他早已练就在商场上遇事不慌、从容镇定的素质，现在他先稳住阵脚，一面寻找反击的机会。
不久，一艘艘海轮从远方驶来，带来大批大批的白糖，然而，这回不是 中国糖，是印度糖。
郭鹤年从印度输入了更廉价的白糖，大量倾售到马来亚市场，以更低廉 的价格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这场贸易大战的最终结果是郭鹤年战胜了中国糖。 这次贸易战奠定了他糖王的地位，从此以后，他称霸亚洲糖业 30 余年至今。
有趣的是，中国方面和郭鹤年是“不打不相识”。中国方面虽然败给了郭鹤年，但却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中国方面此后通过在香港的商业机构与郭鹤年合作经营食糖生意，并且委任他的集团为中国相机、颜料以及电冰箱在马来西亚的总代理。
第十四章 锐意进取 十分天下占其一
60 年代，郭鹤年全力投入食糖生意，在玻璃市州建立起他的甘蔗种植基 地。到了 70 年代，他已经控制了星马 80％的食糖市场。在印尼，他通过和 林绍良的合作控制了 10％的市场。当时，他掌握的食糖生意约占国际市场的1/10。
现在，我们可以把郭鹤年从商前期的经历略略回顾一下。
40 年代后期他涉足商场，崭露头角，50 年代前期他赴英数载，以待天时，
而 50 年代中期和后期则是他业务急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在食糖方面，更 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到 60 年代初期，他击败对手，受封糖王，成为亚洲 糖业霸主。
60 年代的整整 10 年，是郭鹤年全力投入食糖生意的 10 年。
马来西亚在传统上是一个以锡矿和树胶立国的国家，至于食糖，一向是依靠进口，因为一无种植甘蔗的基地，二无炼糖厂，因此，食糖的供应权都 控制在外国商家的手中。
郭鹤年投资搞炼糖厂，可以自己提炼白糖，然而仍需从国外进口原糖， 仍然受到外国商家的控制。
要想在糖业上进一步发展，必需跨越这个障碍，自己生产原糖，郭鹤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况且，马来西亚本身并非没有种植甘蔗的条件，只是因为独立前殖民统治下经济畸形发展，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必须建立自己的种植基地，这个地方必须有大片的荒地待开垦，土地的 价格又不太贵。
郭鹤年的目光落在马来半岛最北端一个不起眼的小州上。英国人统治时把它叫做“Perlis”，译音过来就是玻璃市，这“市”字经常给人误解，其 实它并无市镇的意思。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为 795 平方公里。它 比邻泰国，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大片的森林地待开发，这是郭鹤年建 立他的种植基地的理想地点。
1968 年，郭鹤年策划了一个大行动。他与政府合作，成立了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并向玻璃市州政府租下 14500 英亩的森林地，开垦成为蔗园。这可是一个很有魄力的行动，它需要有长远的眼光。把荒地开垦成蔗园，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而要得到回报却需要等待。
这个行动也受到政府的支持。马来亚独立后，由首相东古·阿都拉曼领导的政府拟订了第一个 5 年计划，大力发展国内的工业，在这项计划下，凡是属于新兴工业的领域，都获得了极大的奖励，其中包括免税措施。郭鹤年 参与的马来亚糖厂和玻璃市种植，都是属于新兴工业的范围。
郭鹤年的蔗园一直到 1973 年才首次有了收成，而这次收成标志着马来西 亚的食糖向自给自足的方面迈进。
1973 年正是世界市场上白糖价格飞涨的时候。蔗园这个时候开始收获， 无疑给郭鹤年的生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玻璃市种植公司后来成为郭氏的一个大本营，这里顺便谈一下它以后的发展。
1976 年，郭鹤年发动了一场倒置收购行动，这使他的马来亚糖厂成为玻璃市种植的一间子公司，玻璃市种植成为郭氏的商业舰队，它的经营范围开 始不限于甘蔗和糖。80 年代中期，玻璃市种植在东马的沙巴购获了一片土 地，以种植油棕。
有关油棕，经由郭氏拥有的棕油厂加以提炼，并通过它在香港的嘉里贸易，销往各地。如今，郭鹤年还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棕油供应商。 上面我们谈了郭鹤年和他的玻璃市种植，这是他在 6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商业活动。
而他在经营自己的糖业基地的同时，更多的时间仍是花在食糖的买和卖上。
总体来说，玻璃市种植在世界白糖业中只是一个小型的白糖生产者，但 郭鹤年本身所控制的白糖生意，却是极为庞大的。
这个时期他在伦敦以及纽约的糖业买卖中大有斩获，他成为伦敦糖业联 合会的会员，并且和美国糖商的来往也很密切。因此，郭鹤年的名字，不仅为本国人及东南亚人所熟悉，在国际商品经纪中也逐渐窜红。
一家颇有影响的经济杂志曾经这样评论说：“郭鹤年在伦敦和纽约的糖 市买卖活动中很有技巧，这为他带来不少私人财富。伦敦糖业经纪商说，郭鹤年不愧为亚洲糖王，他对糖的买卖真是乐此不疲，不论是贱买贵卖，或从 中抽佣，他总能赚取大笔的利润。”
70 年代初，郭鹤年已经控制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80％的糖业市场，还把他的食糖业务扩展到印尼。 说起郭鹤年在印尼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印尼商业巨人林绍良。
在南洋巨富中，林绍良的财富尤胜于郭鹤年，除了文莱苏丹外，恐怕就 是他最富了，林绍良和郭鹤年交往的时间很长，在郭鹤年的许多商业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因此不得不详细介绍一下。
1938 年林绍良前往印尼谋生。在印尼脱离荷兰独立的斗争中，他曾经在物资供应上帮助过苏哈托的军队，两人从此成为好友，这使林绍良以后的事 业受益匪浅。苏哈托于 60 年代中期掌权后，林绍良借此取得丁香、面粉等多 项事业的经营权，集团的业务从此飞速发展。
林绍良在印尼的事业，几乎每样都排在第一位。例如透过面粉的进口专营权及面粉厂，他控制了 90％的印尼速食面市场、85％的面粉市场、35％的 牛奶市场以及超过 30％的食油市场。
除了制造业外，林绍良家族在金融业也表现杰出。林家控制着 69％股权 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是印尼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以资产计，该银行 1994 年的 总资产就达 13 亿美元，存款额为 6 亿美元，另外，林家的房地产发展也是印尼最大的，集团、PTGrahaDeltaCitra 公司在雅加达有多项发展计划。
林绍良的商业王国由林氏集团、三林集团及第一太平集团组成。三林集 团由林氏家族控制，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印尼本土，直接控制的公司超过 100 家。
林氏集团则以林绍良、林文镜、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义兄苏威卡多莫诺及 北苏门答腊商人依布拉欣·亚里斯德等人为主，另外还包括林绍良的三个儿子，也是家族事业的掌舵人林逢生以及林文镜的儿子林宏超，双林家族基本 上各占 40％的股权。
据估计，三林集团去年的营业额达 18 兆盾，约合 86 亿美元，控制的公 司超过 400 家，总资产近 10 兆盾，约合 47.8 亿美元。
而林氏集团则以根扎拉集团为主，总市值超过 50 亿美元，其中林绍良家 族约占 25 亿美元，在印尼、香港、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荷兰等地控制了12 家上市公司，如克马洋行管理荷兰及欧洲等地的业务，菲律宾则有上市公司 NetroDrug 和从事地产及证券投资的三林菲律宾。
在泰国方面，则有 BeliJucke 等等。这些海外资产，大部分属于以香港 为基地的第一太平集团统率。
在过去的几年，三林集团调整属下企业的股权结构，把一些事业控制权 收回家族手上，并且在前不久宣布，已获得印尼政府的同意，准备在印尼国外出售部分三林公司的股权，这显示出这个商业集团也需要资金来发展在印 尼的各项业务。
三林集团控制印尼水泥 60％的股权，这是雅加达最大的上市公司，另外也控制印尼汽车、保加沙利面粉厂、印尼食品集团、阿斯特拉集团若干股权。 林绍良近年来也积极前往中国内地投资，光是福清老家便超过 3 亿美元。近年又和新加坡大华集团、裕廊管理局、新加坡科技及联合工业集团在 福建兴建 5000 公顷的元洪工业区。这个工业区之所以命名为元洪，是为纪念其父林元戴以及林文镜的父亲林洪宽。
林氏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及酒店，估计投资额已经超 过 15 亿美元。林绍良在印尼或国外有任何活动，都会引起雅加达方面的关注。例如1994 年 4 月中，他选择在新加坡和妻子庆祝金婚之喜，大排宴席花掉数百万美元，虽然最后把贺金礼仪全部捐赠给了印尼的福利机构，还是引来印尼方 面不少的议论。
不过，林绍良对印尼国会议员的评论置之不理，也不愿解释为何选择新加坡庆祝金婚之喜。 多年来，林绍良成为印尼首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拥有的财富，保守估计也超过 60 亿美元。
和郭鹤年一样，林绍良是东南亚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叱咤 风云的企业家之一。而他的财富尤胜于郭鹤年，发达也比郭鹤年早。郭鹤年能够和他成为商业伙伴，几乎就保证了自己的生意能够逢山开道、遇水得桥。
在林绍良众多的公司中，有一间性质几乎相当于政府机构的公司，名叫布洛。布洛专门进口白米和白糖，而且规模宏大，几乎垄断了印尼整个提炼白糖的进口生意，而郭鹤年成为布洛的主要食糖供应商，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今日。
郭鹤年当时获得不少订单，是向印尼供应白米和糖。郭鹤年通过设在香港的主要商号嘉里贸易赚到的钱，令人难以想象。 此外，郭鹤年还和林绍良合作，在印尼南部设立了全国最大的甘蔗种植公司古隆马都。
这间公司拥有占地约 1 万公顷的蔗园，所供应的食糖约占印尼整个食糖 市场的 1/10。
60 年代到 70 年代，无疑是从事商品贸易的黄金时代，郭鹤年就是在这
10 年中悄悄崛起。
70 年代初，人们惊奇地发现，国际市场每年买卖的 1600 万吨糖中，来自亚洲的糖王郭鹤年控制了 150 万吨。
正是十分天下有其一！
第十五章 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广投资
郭鹤年投资糖业成功后，便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在各个方面 投资，多线发展。他不仅是糖王，也是先驱工业家、银行家、发展商、地产商，以及酒店业巨子。
如果郭鹤年当年死守着父亲留下来的杂货店而不思进取，那么到今天， 他可能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杂货商。
如果郭鹤年当年满足于他的糖业生意而不四处开拓，那么，他今天也只 是一个糖王。
或者，在糖价跌到“一仆一碌”的今天，他可能连糖王也做不成。 纵观当今富豪的发迹史，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敢于冒险，把资金集中起来专注于一个方面，孤注一掷，而当他们成为巨富之后，则往往把资金做多 线发展，如果一个行业的发展不景气，也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弥补，这样风险就减少了许多。
当年郭鹤年说服家族中其他人，把资产全部集中在糖业生意上奋力一搏，这的确很冒险。可以说他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当他在糖业获得成功时，他又采取“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方式，做多线发展，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 郭鹤年和别的巨富不同的是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而且投入大。他投资酒店业，后来他作为酒店业巨子的称号竟几乎盖过他糖王的称号。
前面已经说过，郭鹤年六七十年代在糖业生意上赚了很多钱，但这些钱 并没有被全部投入到糖业生意中，而是另外开辟了别的战场。
郭鹤年具有向不熟悉的领域发展的勇气，这样一种锐意进取的性格直到今天也很明显，这可以从近年来郭氏集团投资活动之活跃反映出来。
早在 1960 年，郭鹤年就成立了马来亚三夹板厂，并通过他设在新加坡的郭兄弟有限公司，出口了大量的三夹板到欧美、东亚以及西亚去。
郭鹤年把他的投资做多线的发展，以至于他糖王的面目都已渐渐模糊了。以往商界谈起郭鹤年，脑海中就会飞速地闪出“糖王”两个字，然而渐 渐地，郭鹤年这个名字在人们脑中的反应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词汇纷纷飞来，一时不知该说哪一个好了。
这些“浪花”包括先驱工业家、银行家、发展商、地产商、航运家，以及酒店业巨子。 马来亚独立之后，百废待兴，由首相东古·阿都拉曼领导的政府拟订了第一个 5 年计划，大力发展国内的新兴工业，其中包括免税措施。郭鹤年参与的马来亚糖厂以及玻璃市种植，便是属于新兴工业的项目。
郭鹤年开办炼糖厂，又开辟种植基地，使马来亚的食糖彻底摆脱了依赖 进口的地位，因此，他理所当然是新兴工业家。
这是属于他的糖业领域内的，郭鹤年同时也在其他的新兴工业领域作出 重大的投资，诸如木材业、船业、屋业等等。
玻璃市种植也在郭鹤年的多种商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郭 鹤年在 1967 年发动一场倒置收购行动，使马来亚糖厂成为玻璃市种植的一间 子公司，玻璃市种植就成为郭鹤年的一个商业舰队。他的触角涉及到糖业的各个领域，包括糖的生产、提炼以及销售等。
不仅如此，这个商业舰队还进军酒店业、地产业、锡矿业以及园丘业等。郭鹤年还是马来西亚土著银行的董事之一，这是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
这个银行的董事部成员，除了郭鹤年外，尚包括担任执行董事职位的东古·拉 沙里。
与此同时，郭鹤年更与达因合作，收购在马来西亚的法国银行。 无巧不成书的是，曾经一度和郭鹤年合作的东古·拉沙里和达因，都先后成为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
从郭鹤年所担任过的许多重要职位来看，他在商场上的经验，显然是多样化的。他的专长虽然在于商品贸易，但在金融、工业、地产业、旅游业等 领域，他都大胆涉足。
正当郭鹤年多线投资、大肆涉足各个领域时，他结识了曹文锦，曹文锦 的出现对他以后的商业活动影响很大。
第十六章 涉足航运 行船跑马三分险
郭鹤年涉足航运业，负责筹组了马来西亚国际船舶公司，其后在新加坡 成立庞大的船队，而航运业是个风险很大的行业。
曹文锦何许人也？他是香港的一位大船主，他于 1966 年创设了万邦航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后业务发展一帆风顺，成了东南亚颇有影响的航运家。他 后来成为郭鹤年航运活动中最重要的伙伴。
70 年代初是航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时郭鹤年的多线发展正方兴未 艾。
1970 年，他在新加坡成立了 Leo 船务有限公司，其中日本的 MitSuiOSK 航线占 50％的股份，他和曹文锦合作，各占 25％。
这是郭鹤年首次涉足航运业。 读者也许还记得，郭鹤年对航运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 1947 年郭鹤年成
立第一间公司——力克务公司时，这个公司除了经营杂货，还经营船务。郭鹤年本身经营商品贸易，大量的货物需要运输，因此涉足航运业是一举两得。
70 年代初又是航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事此行当的大都赚得笑逐颜开。
当时航运市场的兴旺可以用一件事来说明，那就是大家都激烈争取在日本造船，而日本船厂因订单过多，几乎不肯接单。 即使这样，郭鹤年当时涉足航运业，也是颇费一番踌躇，因为他不能不考虑从事航运业的极大风险。
航运业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风险极大的行业，有一句老话一直流传下来， 叫做“行船跑马三分险”。
现在保险业日益完善和妥当，船只如果遇难，船东的利益可获保障，但这“三分险”仍旧存在。因为。航运业的荣枯受船舶供应、经济繁荣以及衰 退等因素影响，也就很难预估。订造一艘新船，由签约到落成至少要一年，但一年以后进出口是否蓬勃，则是无法知道的事情，往往因为判断错误，一 个风生水起的“航运巨子”很可能在几年之后便宣告破产。
例如 1973 年初石油海运业大旺，计程的租率上升多倍，有一些走运的船东，只要由日本到中东之间走两三个航程，租金便够买另一艘同样大小的油 船了。
但 1973 年 10 月的埃以战争，导致了“石油武器”登场，船舶租率一 落千丈，跌至经营成本以下，其后更乏人问津，大量船只闲置“湾水”，船东损失惨重。因为船舶建造费七八成由贷款取得，所以船队规模越大，问题 也越多。换句话说，船队现在看起来是可观的资产，将来也可能变为庞大的债务。
综观当时的航运业，西方世界的船东有海派作风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 尼亚可斯，稳健而不爱出风头的美国船王路德维克；在亚洲，则有两名世界级的船王，他们都在香港，一个是包玉刚，一个是董浩云。这两人都有一套躲避风险的方法。
包玉刚年轻时是银行家，来到香港起初经商，包玉刚的父亲主张搞房地产，可包玉刚认为房屋是死的，只能收租，而且有被充公没收的危险。他主 张槁船，船是“动产”，1955 年，他终于说服家里人，以 70 万美金买下“金 安”号。
说来凑巧，那正是投入航运业最好的时机，1956 年埃及的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造成国际危机，航运费大增。包家运气很好，他们购入的金安号原本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租约刚好满期，包立刻和那家公司续订新约，租费却提高很多，那艘船为包玉刚赚了许多钱。包玉刚非常得意，利 用赚的钱再买船，到了第二年年底已经有了 7 条船。70 年代，他掌握着的独 立船队规模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包玉刚的经营作风与大多数人不同，一般船东通常是尽量把握市场上升 的大好时机，也愿意冒无生意的风险，而把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船留作单程租用或“散租”。包玉刚是搞银行出身，不喜欢冒风险，宁愿把船“长租”，也就是中期或长期租用，这样收入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很稳当。
到后来，包玉刚采用的方法，是首先与租户商妥长期租约（5 年、7 年或10 年），然后才订造新船，船下水后便可以立即交付租户，按月收取租金。租金用于经营费用及利息，扣除船舶的折旧之后便是纯利了。
包玉刚的作风谨慎小心，爱以冒险自豪的航运界传统派有时低毁他是“银 行家”，或则简直不当他是“搞航运的”。
然而包玉刚的这种稳健作风自有他的长处。例如，1956 年的“金安”号租金虽然不错，可是如果把它用于“散租”，租金还要高。包玉刚在航运界 的朋友讥诮他的稳健作风，可是这些人不久便不作声了。因为到了 1957 年 初，航运市场的价格降到最低点，只有像包玉刚那样采取“长租”办法的船东得利。
香港的另一位船王董浩云也是一位世界级的船王，他的成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悉心培植台湾；此外，日本和香港的经济在 50年代末期发展得很快，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得很快，经营航运业便大有可为。
美国本来拥有庞大的船队，但因为海员工资高，雇佣条件苛刻，以致竞争能力减弱。日本航运业在 50 年代因环境需要及政府的扶植，发展得很快，但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高度发展，工会势力又十分强大，船员工资在 60 年代 初期上升甚速，也影响了竞争力。
以香港为基地的船商，虽然没有政府的扶植，但有金融上的便利。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港海员工作效率甚高，而工资要求又低，遂使香港船商的经 营居于有利的地位。
1956 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出兵干涉，以色列乘机出兵埃及。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影响到对运河的营运，导致对航运的需求大 增；远东的船商便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60 年代初期，越南战火日趋猛烈，美国本身的船队在 50 年代实力已告大减，至此又要大量抽调船只解决美国至远东的军需供应。于是，一些商业 航线便由远东的船商所拥有的船队来填补真空。董浩云的集团在这项转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得到美国的扶助。
据说当时美国因为远东至美国的航线需求甚急，把 12 艘“胜利型”货船， 总共只以 100 万美元的价钱，半卖半送地交给董氏集团，令董浩云实力大增。
另一方面，西德的航运业在 6O 年代步入半自动化以及自动化，一批 1.4 万吨级的双柴油机双轴客货船，亦以廉价让给董浩云集团，附带条件是这批船舶不能走欧洲航线，以免对西德船商构成威胁。
同一时期，日本航运及造船的形势变化，对董氏集团的发展亦很有利。 这时，日本航运的高速发展已经过去，船员工资高及工会势力大的结果，使它的竞争力大为削弱。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刺激又已消失，造船业陷于不景气。董浩云看到石油海运业的光辉前景，便趁着日本造船业不景气、船价低及贷 款条件优厚的机会，开始大举向日本船厂订造新型大油船。
和包玉刚一样，董浩云是先商妥中、长期的船舶租约以后才签约订船，此举甚为稳健；在船舶租出之后，再以租金还债。如此，大约只筹措船价的20％，便可以订船了。董氏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展。
郭鹤年从董浩云和包玉刚的情况看来，航运业的风水是转到东南亚来了，虽然有悲观的人预言航运业的凄凉前景，然而世界局势的缓和使贸易展 现光明，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促进货物交流。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形，郭鹤年对航运业还是乐观的。
不管怎样，郭鹤年已经涉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太平洋船务 后来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散干货船队。
1971 年，正是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马来西亚首任财政部长陈修信提出一个构想：成立一间船务公司，以突破远东航线的垄断局面。
马来西亚是出口型经济，许多货物都需要海上运输，而马来西亚自己却没有船队，远东航线一直被别国所垄断。成立一同船务公司，一直是马来西 亚政府的梦想。
然而，组建这样一间船务公司，需要庞大的资金，钱从何来？
一向和政府关系良好的郭鹤年自然落在了考虑范围之内。
政府方面邀请郭鹤年出面，筹组构想中的马来西亚船务公司。郭鹤年同意了这个提议，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航运业。他四处招揽资金，很快把政府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由郭鹤年筹组的马来西亚国际船务的总资金达 2000 万元，其中政府占61％，郭鹤年占 10％，其余的股份，由郭鹤年出面邀得曹文锦和日本财团参与。
郭鹤年之所以邀曹文锦入股，一则因为曹氏是他的好友，二则因为曹文锦早在 60 年代即投身船务，邀他参股，也是想借助他在船务方面广泛的知识。此后，几乎郭鹤年所有的船务活动中都有曹文锦的身影。
郭鹤年在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开办时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主席职位，出乎意料地，这招致了香港一些航运业人士的批评。
来自香港的批评认为：航运业风险很大，是不能够“脚踩两只船”的，它需要承诺和献身精神，应该是一个全职的职业，而郭鹤年虽然才智极高， 却不符合这个条件。他恰恰是“脚踩多只船”，涉及的领域太多，必然不能全身心地扑在船务上。
而且他们认为，郭鹤年是属于传统的华裔商人，这样的人不会授予属下以足够的权利。他们对自己太过自信而不会让执行人员去尽力发展。
这些批评当然不尽正确，然而也许对郭鹤年产生了一些影响。当马国际 船务步上正轨后，他就辞去了主席职位，而只出任普通董事，由曹文锦出任马国际船务副主席。
马国际船务公司的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到了 1976 年，它缴税后获得 1850 万马币的盈利。曹文锦担任马国际船务副主席的职位直至今日。
到了 80 年代中期，虽然航运业面临大萧条，可是马国际船务还是躲过了 厄运，度过了危机，业务一直稳定发展。
度过危机之后，马国际船务积极寻求在股票交易所挂牌，但由于国际船 务刚刚度过黑暗时期，航运业萧条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所以并不为人们看好，再加上它每股 2.4 元的高价，人们并不热衷于认购，有些人甚至在 得到配股后把它卖掉。
但当国际船务正式挂牌后，股价竟然一飞冲天，青云直上，冲破了每股5 元的大关，直令不少人大叹“走宝”，而这也正说明了马国际船务公司坚实的底子。郭鹤年在参予马国际船务公可事务的同时也积极在船务上做多线发展。
1973 年 5 月，马来西亚船坞及工程有限公司成立。这家公司是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邀请郭鹤年协助成立的，它标志着马来西亚发展重工业的开始。
这家公司由郭鹤年和曹文锦各占 12.25％的股权，马来西亚政府占 51％，日本的 Sumitomo 占 4.5％。该公司座落在郭鹤年的家乡新山，占地约 200 英亩，耗资达 1.7 亿元马币，它专门处理船只维修及其他工程方面的事务。
1977 年，郭鹤年又在香港成立了嘉里船务有限公司，并由曹文锦所领导 的万邦提供技术援助。
郭鹤年在船务上做多线发展，不料却引起利益上的冲突。
原来，郭鹤年在新加坡成立的 Leo 主要顾客是日本的 MitSuiOSK 航线和马来西亚国际船务，但当马来西双国际船务加盟另一国际船务联盟后，却抢 去了 MitSuiOSK 不少生意，致使两家不和，MitSuiOSK 因此竟退出 Leo，这也 许算是郭鹤年的一个小小的败笔。
郭鹤年和曹文锦的合作还扩展到保险业方面去，两人在 1971 年创立了Jerneh 保险公司，其中郭兄弟有限公司占 50％的股权，曹文锦占 15％，东 京海洋及火险占 25％，伦敦的汤姆士米勒也占了 7.5％。
这家保险公司的基地设在吉隆坡，它获得了处理马来西亚船务国际大部分的保险投保生意。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郭鹤年的投资技巧，也就是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的艺术。他把糖业这只金鸡下出的蛋分散放到种植业、银行业、地产业、航运业、保险业、酒店业这些篮子中。
而具体到航运业，他的作法仍是如此：建立船务公司后就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船坞公司，处理船只维修，而航运业和保险业关系密切，他又设立保险公司，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在这些行业中，他涉足最深的就是航运业和酒店业。前一个行业给他带 来成就和辉煌，但是最终让他蒙受了损失，而后一个行业让他登上了另一个事业的高峰。后来，人们甚至称他为“酒店业巨子”，而不是“糖王”。
第十七章 过渡时期 新马航空担重任
1965 年，新加坡退出了马来西亚，但两国仍然合营一家航空公司。郭鹤年在这个过渡时期受两国政府委托担任航空公司主席。这个时期他对旅游业 发生兴趣，萌发了办酒店的念头。
郭鹤年萌发办酒店的念头，还要从他出任新马航空公司董事部主席说 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单独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由英国 总督治理。
其后新加坡涌现了许多新政党，争取摆脱殖民统治。1957 年新加坡作为 一个自治邦，在大英联邦内进行自治。1959 年，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新加坡宣布实行内部自治，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的 第一任总理。
1961 年，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提出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主张，联邦 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文莱。
新加坡政府的李光耀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他这样做自然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
从政治上说，他希望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彻底结束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经济上，新加坡正在雄心勃勃地发展工业化，需要马来亚 这个广大的市场和它的原料供应。
于是，1963 年 9 月，新加坡作为一个州加入了马来西亚，但很快就在两年后退出，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离，有经济上的原因和政治上的原因。新加坡抱怨中央政府将开办的企业更多地安置在马来亚，新加坡因而遇到尖锐的城市失业问题，同时，对迟迟不建立共同的马来西亚市场不满。
可是，马来亚和北加里曼丹却害怕一旦取消马来西亚内部地区的关税，就无法 同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新加坡竞争，因此，直到 1965 年夏，共同市场始终没有建立。
政治上的矛盾同样很尖锐，早在 1963 年 9 月，新加坡举行立法会议选举时，马来亚联盟党就提出它的候选人参加选举，第二年 4 月马来亚选举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提出了候选人，这清楚地暴露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尤其 在马来亚的 4 月选举中，聪盟党领导人谴责人民行动党的目的是破坏国内各 民族集团之间的平衡，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的某些领导人谴责李光耀力图在马来西亚建立华人的统治。
1964 年夏，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矛盾更趋尖锐，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华人之 间发生了流血事件，死亡 20 人，伤 500 人。9 月，冲突又起。
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矛盾逐渐无法调和，这样到 1965 年 8 月，两国领导人签订了关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协定，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虽然如此，但两国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仍然很密切，两国仍旧合营一家航 空公司，直至 1971 年才宣布分家；两国货币也直到 1973 年才停止平价兑换； 对在两国跨国经营商业的公司合作征税；马来西亚一直向新加坡居民供应食用水，而新加坡也向马来西亚供应部分电力。
郭鹤年正是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进入马新航空公司，1969 年 8 月，他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委任，出任马新航空公司的董事部主席。
郭鹤年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而能被两国政府接受，担当要职，足见他在 两国的声望。
郭鹤年可以说是受命于多事之秋。他虽然原来没有涉足航空领域，但上 任伊始，就全力投入了管理，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
他善于从一个普通乘客的角度来看问题，并提出一些作法，这些作法都 相当有效。
他说，对于一个普通的班机搭客而言，他除了研究选择方便的班机和适 当的价钱之外，更会考虑机上的清洁、有礼、服务效率及合理而又良好的食物。
他发现机场上所有的标志和报告都是英语和官方语，而这使一些只懂得 母语的人往往不知所云。郭鹤年提醒公司的公关人员注意这些需要协助的旅客。
作为一个经常乘坐马新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来飞去的旅客，郭鹤年发现航 空公司提供的菜单多年以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他的脑筋又开始转了：搞些迷你型的东方名菜。这一招果然奏效，给旅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鹤年担任马新航空公司主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新航空公司也闹着分家，这也是形势的必然。郭鹤年担任了一年半主 席的职务后，便因为要全力投入自己的业务而离开了航空公司。稍后。马新航空公司也正式分了家，分裂为马来西亚航空系统和新加坡航空公司。
郭鹤年管理航空公司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段时期对他来说却很重要。他在这个时候加深了对旅游业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关 于旅游业的看法，并且敏锐地意识到亚大的旅游事业将有大发展，这决定了他下一步经济活动的重点。
郭鹤年认为，当世界和平以及稳定的时候，旅游业将会持续繁荣，今天的旅游业是一个每年涉及百万人流动的主要工业，它制造出连串的活动，贴 切地说，是鼓励人们有智慧及有价值地使用金钱，因为旅游业教育人们，同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及伙伴关系。
同时，旅游业是环球性的、超越国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中受惠。
郭鹤年认为，古时候，一般人都比较保守和吝啬，他们节省的作风直接 使经济及社会呈现了无生气的景象。但在今天这个摩登时代，几乎是每一个人，包括乡下人家，都会梦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外出旅游一次或多次，看看这个世界。这种新的趋势，是世界繁荣及旅游业欣欣向荣的征兆。
旅游业具有这样远大的发展前景，郭鹤年却离开了马新航空公司，不是 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吗？
郭鹤年是这样分析的：现代旅游业的三个主要工具是航空班机、旅游业 者以及酒店。当郭鹤年离开航空公司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敏锐地盯在酒店上。
那么，把酒店设在哪里呢？ 郭鹤年认为，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它拥有一切条件确保这项事业的成长和繁荣将在不久后实现。
在人口方面，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奋以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本区域也拥有不少名胜，包括具有历史及考古价值的地方及博物院。除此之外，人民热情、美丽、友善，他们用微笑来奉献他们的服务，当这个区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际，它的旅游业也随着增长。
这就是日后郭鹤年围绕着太平洋建立起他庞大的酒店业王国的原因。
第十八章 香格里拉 富豪隐者桃花源
1971 年，郭鹤年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座酒店，他把它命名为“香格里拉”。新加坡香格里拉一炮打响，连创佳绩。在以后郭氏开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 档的五星级宾馆才能够命名为“香格里拉”。
一个爱好登山的英国青年来到西藏旅游，在登山途中遇险受伤，被当地 的藏族人送到群山之间一个世外桃源似的地方，那里有古朴、友好的人们，还有美丽可爱的姑娘，令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当他伤愈被送出山中时，再回首，峰峦之中他已找不到那个地方，仙只记得当地人把那个地方叫做“香格里拉”。因此英文“Shangrila”的意思就是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从西方流传来的故事，颇像桃花源记的翻版。还曾经有过一首 华语老歌叫《香格里拉》。
郭鹤年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也听过那首老歌《香格里拉》。
1971 年，也就是郭鹤年离开马新航空不久，他在新加坡开创了他的第一 家酒店。
给酒店取一个什么样的好名字呢？这使得郭鹤年煞费苦心。 他又想起了小时候爱听的故事，那些若隐若现的隐者，那“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悠悠意境。
郭鹤年虽然投身商界，事务繁忙，但也许受这些隐者故事的影响，他心 中总有一块清静之地，每逢生意不顺利，他总能在心中找到这块清静之地，就像是一方世外桃源一样，不受外界的干扰，静静地消除自己的烦恼。
世外桃源！
对，郭鹤年眼睛一亮，就把酒店取名为香格里拉，这正是英文世外桃源的意思，并且“香格里拉”这个名字音节优美，琅琅上口，人们对这个词都不陌生，那首华语老歌《香格里拉》更增添了人们对它的亲切感。于是，郭鹤年在新加坡开设的第一家酒店以香格里拉的名字出现了，揭开了一个辉煌如梦的酒店王国的序幕。
香格里拉的标志，乍看宛如英文字母的“S”字形，但它上下呈尖端山峰 模样，配合恰当的弯曲状，反映出东南亚特有的建筑构图，此外，S 字中端 横置一条线，作为水平线，其上为高山，其下为流水，这种图画概念充分反 映了香格里拉的传奇性主题。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设立的时机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当时，新加坡缺乏酒店供应过往商务旅客，郭鹤年看好高级酒店业务，及时入场，香格里拉酒 店果然一呜惊人，连创佳绩。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虽然在第一年蒙受了不到 30 万元马市的亏损，不过很快就步上正轨，并一直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并在以后郭氏的酒店 集团业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企业界人士甚至认为，新加坡香格里拉实际上是郭鹤年信心的来源，这 间酒店的成功，使郭鹤年对整个酒店业的前途更具信心，因此才全力向这方面发展。
假使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当年落得以失败告终，可能郭鹤年的商业王国 面貌今天就会加以改写。
新加坡香格里拉一鸣惊人，并创下佳绩，郭鹤年乘胜追击，一口气在酒店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种情形，一如马来西亚的矿业家，一旦发现了一
个锡苗蕴藏丰富的矿地之后，便见猎心喜，倾力寻找更多的矿地一样。首战告捷，郭鹤年趁热打铁，一股作气，位于摈城的香格里拉沙洋大酒店（Shangri—la’sRasaSayangResert）以及斐济的香格里拉斐济酒店也在
1973 年和 1974 年陆续开业，“香格里拉”也渐渐被认为是高级、与众不同的象征。
在郭氏集团日后建立的众多酒店中，也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才能被封以香格里拉的名号，以突显这个外来语的伟奇原意——世外桃源。
整个 70 年代，郭氏集团都在集中精力发展它在斐济及槟城的几家盈利的 度假酒店。
到了 1981 年，郭氏集团的酒店业已经包括了五家度假酒店，其中两家在斐济，即斐济安和斐济蒙康波，另三家则在槟城，即沙洋酒店、金沙酒店以及沙滩酒店。
在星岛建立香格里拉酒店是郭鹤年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时至今日，郭鹤年的其他身份都被“酒店业巨子”的光辉所遮掩，甚至包括糖王的称号。
70 年代，郭鹤年成为亚洲糖业霸主后却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觉得糖本身的升值能力有限，不像其他不动产，因此对糖业有些意兴阑珊。郭鹤年毅然 将资金投放在地产，在新马泰大力发展酒店业，现在看来，他的决策是相当高明的。
也许郭鹤年当年就嗅到了在将来的某一天，糖价最终会跌进低谷，于是大肆在别的领域发展。糖价近年来跌到“一仆一碌”，如果郭鹤年当年不这 样决策，他的财富一定不会达到今天的数量。
郭鹤年正是凭着这种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经营精神，把早期的杂货店慢慢扩张成为一个做视一方的跨国集团，这无疑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商业传 奇。他的商业版图早已冲出了马来西亚，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根基，它的跨国集团的形象已经确立。
今天，郭鹤年的商业王国不但横跨整个亚洲，甚至扩展到遥远的巴黎、圣地亚哥、温哥华，以及智利，而且其扩展的步伐仍未停止。 郭氏家族在世界上5个国家总共11家挂牌公司中拥有控制股或巨大的投资。
其中马来西亚 5 家，即：玻璃市种植、彩虹、联邦面粉厂、拉曼矿场、马国际船务。新加坡 3 家，包括香格里拉酒店、太平洋航运以及 GB 控股，泰国的香格里拉酒店以及菲律宾的郭氏菲律宾产业国际。
此外，郭氏也通过国际商品交易集团锡丹嘉里控制了智利的英莎挂牌公司。
郭鹤年在世界上这么多地区都有投资，他不会不注意到最邻近他的，而 且经济也最活跃的香港。
第十九章 进军香港 不是猛龙不过江
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郭鹤年逐渐把商业基地转移到香港，他在香港建立的第一个酒店九龙香格里拉旗开得胜，开业不久就被选为亚太地区最佳酒店 的第三名。
香港，东方的直布罗陀，世界的魔岛。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南中国海岸，珠江自北向南汇入大海。江海汇合之处，海阔天空，自然形成一个喇叭状的海湾，人称零丁洋。 零丁洋东，横亘着一列突出大陆的半岛，海岸线蜿蜒曲折，附近海面上散布着一座又一座美丽的岛屿，岛上山峰耸立，溪泉潺潺。从海岛的最高处 放眼望去，四周的形状很像是秋天飘落的一片枫叶。
这个半岛和四周的岛屿，就是九龙和香港岛。也就是香港。 关于“香港”之名的来由，有很多说法。传说以前香港岛上有一个香港村。村里有一条泉水流入大海，形成一座天然的港湾。海上来往的水手发觉这里的泉水甘香可口，所以每每傍岸汲水 作为饮料。久而久之，这条溪流便得到一个美丽的名称叫香江，而全港也得名为香港。
还有一种美丽的传说，认为香港之得名与芜香很有关系。芜香也就是东莞所产的沉香。据说，九龙和港岛在宋未已经有人开始种香了，所产的香料，质量优良，在莞香中也属上乘。
其中一种叫“女儿香”的香料，更被誉为“南海奇珍”，莞香销路很广，明朝中叶，单尧香每年出口的贸易额均在数万两 银锭以上。当时港岛九龙一带的居尺，多以种香为业，用一种叫“大眼鸡” 的海船运往各地，所以海湾的东北部便称为香港。
不管香港的名称是怎样得来的，如今的香港，的确是很“香”。
香港的经济从 60 年代开始启动，70 年代开始起飞，成为西太平洋有名的“四小龙”之一，芬芳全球，自然使许多人闻“香”而来。
70 年代中期，是郭鹤年猛龙过江，在香港大力发展的时期。
郭鹤年商业基地的转移，大致可以划这样一条轨迹：最先是在出生地马 来西亚，到了 70 年代初期，他的商业基地转移到新加坡，明显的标志就是他 在那里建立起第一个香格里拉酒店，而他平生创立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在新加坡成立的力克务公司，这家公司在 1965 年易名为郭兄弟（新）有限公司，渐 渐成为郭鹤年在新加坡活动的基地。
70 年代中期，郭鹤年的商业基地渐渐转移到香港。 而到近年，他的投资重点又转向他父母的故乡——中国内地。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郭鹤年投资目标转移香港是因为新马政府不喜欢。
郭鹤年在当地玩得太大，因而郭鹤年毅然决定在港大规模发展。 其实，郭鹤年决定在港大肆发展实是“闻香而来”，香港特有的经济条件吸引着他。
香港正成为全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与另两大中心纽约、伦敦鼎足而立。一天 24 小时，市场营业 8 小时，当纽约的金融市场收市，伦敦不久就接着开户，而伦敦收市，香港不久就开。
香港一收，又轮到纽约重开。纽约——伦敦——香港，美洲——欧洲——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像个永动机，一刻不停地在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 50 家银行集团中，就有 44 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香港曾与新加坡搏杀，不惜流血流汗建立起证券（股票）、黄金、期货三大市场。
1972 年，香港在贸易上打了一个漂亮仗。它的玩具业以其造型奇妙、色彩鲜丽、潮流现代化以及价格低廉，一举挫败了日本霸主，荣登国际首位。 这一爆炸性新闻传到日本，当时有六位日本玩具老板相继剖腹自杀。其中二位是当着全会社职员的面而自尽的。
这以后，香港人乘胜出击，把香港变成最大的玩具出口地，也变成最大 的成衣、收音机和手表的出口地。
香港产的手表，虽然在高档程度上未赶上老资格的瑞士表，但却是供应 量的世界冠军。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信息中心这些瑰丽的鲜花所发出的芳香，不正令那些勤于采蜜的商界富豪翩翩飞来吗？
其实，郭鹤年对香港并不陌生，他的很多经济活动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香 港进行的。
读者也许还记得 1962 年中国方面在糖战中败给郭鹤年后，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通过它在香港的商业机构与郭鹤年合作经营食糖生意。郭鹤年 1963 年首次在香港成立万通公司，负责与中国经商。
而郭鹤年这次是大举进军香港，并且如今他都常住在香港。
郭鹤年后来在谈到对香港的印象时曾经这样说：“我 1975 年刚来香港， 头三四年都是在马来西亚和香港之间来来往往，1978 年起就长住这里了、喜 欢这里了，作为华人生意场，全世界就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跟香港比，这里 真正是一个设立生意总部的好地方。
“香港的法治，全世界来讲，也是个好法治。政府管理有方，定了原则后，然后让你自己去干，很少插口插手。”
香港市民自 70 年代初期开始对股票投资产生兴趣，但高潮却在 1972 年及 1973 年初，恒生指数上升至 17000 多点，香港人简直疯狂了，他们高喊着 “要股票不要钞票”，但到了 1973 年 4 月后股市大泻，地产也盛极而衰。
这时郭鹤年认为时机到了。1974 年，郭鹤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嘉里公 司，注册资本 4000 万港元，专做期货生意，成为郭鹤年登陆香港的基地。 嘉里集团有限公司广泛扩展业务，除了期货贸易外，还渐渐涉足糖类、
食油、粮食等国际贸易。
香港是个发展航运业的好地方，郭鹤年对航运业的兴趣正方兴未艾。1977 年，他又建立克利船务公司，有五艘新船，每艘新船价值 800 万美元，总吨 数达 2.5 万吨，经营来往世界各地的货运生意。
香港更是个发展酒店业的好地方，在这个黄金宝地，郭鹤年岂能不有所 作为？
正如郭鹤年所认为的：“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 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香港正是发挥了这种潜能，近年来，香港接待的国际游客都在 700 万人 以上，仅旅游收入每年就高达 500 亿港元。
其实，若说风光旖旋，香港比起夏威夷，比起苏杭二州还差一大截，香港的名胜古迹也不多，除了刻着“宋王台”三个字的“一寸宋土”外，就再也找不到古迹的蛛丝马迹了。 但是，因为香港的头上戴着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信息中心这几顶金光闪闪的帽子，它的旅游业自然也就“香”起 来了。
香港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旅游中心，特别是游览“一寸宋土” 所在的“宋城”更是游客到港后必有的节目。
郭鹤年对香港的旅游业非常看好，这更坚定了他在港发展酒店的决心。 那时候香港的酒店业巨子是杨志云。杨志云原来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金铺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西班牙神父想把美丽华酒店卖掉，正在寻求买主。
杨志云目光锐利，看出旅游业前途美好，八方筹款把美丽华买下来，转而经营酒店业，居然风生水起。 初接手时美丽华只有百余间客房，后来经过杨志华屡次扩充，增加数幢新楼，客房已经增到 75O 间，分布在“新”、“旧”、“更新”几座楼宇。
美丽华再接再厉，又购入金巴利道对面乐宫戏院地皮，增建酒店，1977年完工后便拥有客房 1200 余间，成为香港最巨大的酒店。
美丽华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它是由多幢楼宇合并而成的，而别的酒店都只是一幢，如文华、希尔顿等，他们要翻新须得改建，那就要停止营业，美丽华却可以拆卸一幢楼，其他的楼宇仍旧做生意，它可以说是“永未完成” 的酒店。
美丽华在国际旅游业享有盛誉，是一家十分成功的旅馆。
美丽华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杨志云的经营得法，调度有方。同时他也具 有美术、设计、公关等方面的天才，而这些往往能够使他出奇制胜。他很早就用中国宫殿式装演来布置万寿宫餐厅，表演中国舞蹈，以吸引游客，倍受 游客赞扬，成为他们不可不看的一景。整个酒店从这一项就获得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而美丽华初期的成功，也有它必然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适合旅客居住的酒店寥寥无几，而旅客蜂涌而至，不但是美丽华，家家都是 生意滔滔。
杨志云经营美丽华成功以后，也广泛在海外投资，从南非到澳洲，从檀香山到纽约都有他的酒店。 香港另一个出名的酒店集团是香港上海大酒店，就像诸子百家中“子曰”是专门指孔子一样，在香港，人们说起大酒店那就是指香港上海大酒店，可见它在酒店业中的元老地位。
它的旗下经营着有 60 多年历史的五星级半岛大酒店和四星级九龙酒店，它的半岛大酒店历年评选都居于世界十佳酒店之列。
如今，郭鹤年要在好手如林的香港酒店业中开拓出一片天地，分一杯羹， 打出他香格里拉的旗号来。
首先得为酒店选一个好地方，这是至关重要的。1977 年，郭鹤年购入了 尖沙咀东部面向维多利亚港的一幅大面积地皮。
尖沙咀位于九龙半岛南端，香港岛对岸。水深港宽，可泊轮船，地势平 展，宜于居住，面积有 11 平方公里，是香港的黄金地段。
对于旅游业来说，这更是一个理想地段。在未修筑海底隧道以前，尖沙咀是唯一的游客区，此地不但商店酒楼鳞次栉比，且机场车站亦近在咫尺。
不但游客要住在此地，即连航空公司地勤人员，及因误点或迟飞的受阻旅客， 亦要住进这里的旅馆。
而尖沙咀东部更是黄金地段中的黄金地段。它的地价总是居香港各地区 的榜首。在面向维多利亚港的地段建酒店，游客还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看到海面上悠闲的海鸥，白色的游艇载着人们欢炔地出游，夜晚看那月光静静 地照在海面上，折射出鳞鳞的波光，静静地听那醉人的潮音。这是一幅多么惬意的景象。在这里建酒店一定会成功！
1981 年，拥有 715 个房间的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建成开业了。
郭鹤年把这家酒店交由著名的西方酒店集团管理，为期 10 年。西方酒店集团的总部在西雅图，它在东南亚一带非常活跃，并颇负盛名，前面提到的美丽华就曾在 1966 年与它签订联合推广合同，对美丽华的营业推 广颇有裨益。
其实郭鹤年和西方酒店集团并非这时才打交道。它一直是新加坡香格里 拉的管理者，合约一直到 1983 年期满，之后郭鹤年重组了香格里拉酒店国际管理公司，接手管理新加坡的酒店，这家公司后来也接管了九龙香格里拉。西方酒店集团的管理果然是名不虚传，九龙香格里拉自开业以后，便有良好的表现，它不但成为香港具有声誉的最佳酒店之一，而且住客率一直都维持在颇高的水平。
九龙香格里拉开业不久，即为权威的旅游杂志《商务旅客》选为亚太地区最佳酒店的第三名，仅次于当时的曼谷文华东方和香港的文华酒店。
这对于郭鹤年来说真是一个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在香港发展酒店的决心。
第二十章 航运受挫 天有不测之风云
80 年代初开始的航运业浩劫也波及郭鹤年的船队，这使他蒙受了巨大的 亏损。他最终采取了壮士断腕的行动。
事业的发展很少会一帆风顺的，晴朗的天空有时也会阴云密布。 正当郭鹤年在酒店业连连告捷时，他的商业王国却飘来一片阴云。
70 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航运业的人士都揣测石油的运量会增 加，航运业将会面临一个很长的黄金时期。
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一时间航运界人人招兵买马，个个增兵添将，船 只的数量和吨数急剧增加。
超级货运船只制造业也在急速增长。
而 1974 年和 1975 年的经济复苏似乎更加印证了人们的观点，全球性的贸易快速增长，影响所及，各地的港口，特别是香港、台湾、日本的运载量，也相应增加。
航运界人士对前景太过乐观了，他们忘记了“行船跑马三分险”这句话， 正当他们额首相庆的时候，危险已经悄然临近了。
全球性的贸易仍然增加得很快，但它的贸易方式以及货品的运载方式却有所改变：一些原产品的加工以及生产活动已经转移到这些原产品的来源 地。
而且，一些商家为了方便起见，开始用飞机来运送货物。航运界人士对这些变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还在一味地增加船只。
当这种情况发展到顶峰的时候，灾难便降临了，航运供需之间失去了平 衡：船只过多，而可运载的货物又大少，僧多粥少，以致大量的船只无人问津。
70 年代初期，1000 英尺长的油轮被誉为海上聚宝盆，它们由中东运油至美国和日本，使船务公司的收入大大增加。但自从美国附近的墨西哥和阿拉 斯加发现石油，运油的生意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与此同时，石油的需求也普遍减少，使大量新建成的船找不到足够的生意，到了 1977 年，一艘以 5000 万美元购入的船只能当作废铁以 500 万美元出售了。由该年开始，航运业即 一蹶不振。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种无货可运的情况再加上银行利率的节节上升，使航运业的运作成本相对增加，终于造成了崩溃的局面。 郭鹤年的船队也未能幸免，这场世界性的航运业浩劫也波及到了他。
危机在 1977 年显现，到 1981 年开始一泻千里。 远东地区的不少船东，都在这场浩劫中触礁，蒙受了大笔亏损，当时航运业是一片肃杀凄凉的景象，人人叫苦连天。 香港的多位船东中，作风稳健的董浩云经营远东至北美航线的东方海外以及赵从衍的华光航业两大集团都陷入了困境，债务沉重，债主逼债，濒临 清盘危机，几经努力，始通过财务重整，幸免于难。
郭鹤年在这次航运界大灾难中遭受的损失，以香港的标准来说，并不严重，同那些在这次大灾难中倾家荡产的航运界人士相比，郭鹤年算是幸运的。
郭鹤年的航运事业，都是由设在香港的嘉里船务公司控制，80 年代初，嘉里连续多年在营业和出售货物运载船只的业务活动中出现了赤字。
从新加坡公司的记录显示，嘉里贸易通过新加坡的子公司购入一批船 只，结果亏损累累。其中的例子有：
瓦船公司（BawalShipping）在 1980 年订购一艘 6.2 万吨的船只，4 年 后以亏损 2040 万元新市的价格出售，该公司的帐目显示，累计亏损达 2860 万元新币。
利船公司（PariShipping）购入一艘化学货运船只，到 1985 年以按押方 式再次融资，年底公司累积亏损达 1910 万元新币。
克拉布船公司（KerrgouShipping）于 1981 年购入一艘 3.1 万吨的船只，到 1985 年尾，公司蒙受亏损累积达 1940 万元新市。
度利船公司（DuriShipping）于 1981 年购入一艘船，至 1985 年，公司累积亏损高达 1180 万元新币。
1983 年，航运界几乎是人人烧到手。前面已经讲过，航运业和银行业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次航运业受灾，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的数以百亿计，航运界 的危机渐渐地竟扩大成为银行家的危机。
80 年代的航运危机成为郭鹤年当时最大的烦恼。
到了 1985 年，航运业可以说陷入了谷底，各类货品的运费不断下降，很 多油轮湾水，倒闭的航运公司已有数十家。
然而俗话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航运业跌到这里，情况似乎已经不可能更糟糕了，这是否意味着航运业会发生转机，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呢？郭鹤年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当时的情况。
航运业的荣枯受船舶供应、经济繁荣与衰退、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 就像股市一样，实在是很难预料。
比如船价在航运业稍有复苏的迹象时就会上升。
1979 年，一艘以 500 万美元买入的船只，突然可以以 1700 万美元售出，这不禁令那些心存幻想的航运界人士想入非非，见猎心喜，然而很快他们就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价钱不 多久又跌到 400 万美元了。
到了 1985 年，大部分的航运专家仍然认为航运界的不景气要到 90 年代才会复苏，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航运业将会否极泰来了。
一些无宝不落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向航运业，美国华尔街 50 位律师与一家公司合资购入了数艘中级油轮，希腊的投资者也在加速购船，美国南部达拉斯的西门先生也着手收购海运集团，与此同时，一位互惠基金的经理也在搜 购航运股，尽管这些股票的盈利能力相当低。
由第殊家族控制的雷尔企业是最活跃的一个，在油轮价格降到极低的时 候，它一连购入了四艘油轮。
这时候对航运仍有兴趣的人都持这样一个看法，航运业进一步亏蚀的风 险已经相当小了，现在船价贱到拿来当废铁买卖，而运费很可能向上调整，带动船价上升。
雷尔企业的一个负责人说：“当你以 330 美元一盎司买入黄金后，金价 可能会下降至 100 美元一盎司。但当你以 500 万美元买入一艘船后，你冒的 危险很小，因为把该船当作废铁出售也值得。”
雷尔企业素以精明投资饮誉投资界，生意遍布保险、酒店、戏院和广播 业。在债券市场大升之前，雷尔企业早已大量投资债券。1983 年，该企业从 蚬壳石油公司财入两艘 31.5 万吨的超级油轮；1985 年，它再次从美国艾克
森石油公司买入两艘 45 万吨的超级油轮，每艘油轮只花了 500 万美元。雷尔企业负责人解释说：“我们不想教我们的同行何以要在航运业低潮时买船， 可以说的是，从经济上而言这些交易十分划算。”
而另外一些仍务专家却并不那么乐观，一位纽约船务财政顾问说，“现 时买船的行动不划算，因为买家太过依赖船价上升，而我不认为船价近期会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郭鹤年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举动，他的克利西船务公司 在 1985 年初购入了一艘货运船只。
事实是航运业并未否极泰来，春天的到来似乎仍是遥遥无期。到了 1985 年末，克利西船务累积损失达 1450 万美元。
郭鹤年在航运业上该何去何从，这的确是个问题。 经过慎重的考虑，郭鹤年作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决定：壮士断腕。他认为航运业在未来的年头仍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果断地放弃了大部分投资，只保留了在新加坡的太平洋船务，从航运业中脱身出来。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但郭鹤年作出了。这种处事果断、行动迅速、绝不拖泥带水的作风，正是他应付商业危机的万灵药。 据估计，郭鹤年在航运业蒙受的亏损，总数在 1 亿至 2 亿美元之间。最终他能够在这次惊涛骇浪中平安脱身，应是属于少数的几个幸运儿之一。
事实证明郭鹤年的决策是正确的。航运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廉价石油”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石油价格的攀升，欧洲共同市场、美国及日本等国纷纷发展以煤炭为原料的发电站，部分则由核子燃料发
动。石油的消耗量便因世界经济转向不景气而下降。
此外，英国的北海石油年产量已超过 1 亿吨，英国及西欧共同市场可就近使用，不必自中东及尼日利亚进口，中国的渤海、黄海及南海油田开发前 景也很好，日本及美国将是大买家。如此，要运载的路程也大为缩短，对油船的需求已不那么大了。
运载煤炭、磺砂、粮食之类的散装货船，规模要比油船队小得多，航运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在这次航运业浩劫中受影响最小的是包玉刚。他在低潮袭来之前洞烛先机，大力减缩庞大的船队，从 1980 年的 202 艘缩减到 1986 年的 55 艘，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其实他从 1978 年起就作舍舟登陆的准备。1980 年包玉刚与香港四大洋 行之首的抬和洋行展开了九龙仓收购战，他一夜之间调集 22 亿港元，一锤定 音，速战速决取得了收购的胜利，取得了登陆的基地。
这是一次华资和英资之间的大较量，轰动全港也哄传海外。 而世界船王舍舟登陆，也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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