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
香港商界素有“撼山易，撼置地难”一说。1987年，以李超人为首的华资新财团，合力摇撼置地。因“八七”股灾，收购鸣金收兵。半年后烽火再起，华商众豪再战置地，凯瑟克急抛应急措施，大战一触即发，又突然偃旗息鼓。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怡和洋行1832年在广州成立，创始人是大鸦片商渣甸(又译查顿)与马地臣。香港开埠后的1841年，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是19世纪香港四大洋行之一。1855年，渣甸的侄女婿威廉·凯瑟克来华为怡和工作，渐爬上怡和大班之位。百余年来，凯瑟克家族共有5人任怡和大班，该家族控有怡和10%～1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怡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凯瑟克家族的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华资产损失在1000万英镑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浩大的数目。怡和高层一直对共产党政权持戒心，奉行“获利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方针，海外分据点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20世纪70年代，怡和对香港信心渺茫，大力拓展海外业务，收购英国怡仁置业、夏威夷及菲律宾糖厂、中东TTI石油和南非雷民斯公司。战线太长，回报率低，资金枯竭又不得不出售。而华资财团趁势急剧扩张，怡和这只老狮子愈显沉沉暮气，渐不敌这批虎气生生的华南虎了。
怡和系包括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一批大型公司，拥有中区黄金地段大厦物业、国际一流酒店、百余间超级市场及精品零售连锁店等。全系论控股地位，怡和最显；若论资产，置地坐大。故而怡和系又称怡置系。
20世纪80年代初，置地将触须由海外缩回香港，参与白笔山豪华住宅区建设、美丽华酒店旧翼重建，收购香港电话及港灯集团近3成半股权。更令人瞩目的1982年，破纪录以四十七亿多港元巨资投得中区地王，兴建交易广场。置地债台高筑，负债达100亿的天文数字。
1982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香港爆发信心危机，地产市道凄云笼罩。偿债本不成问题的置地如今大成问题，银行紧逼，偿债无力。1983年，怡置大班纽璧坚颓然下台，西门·凯瑟克走马上任。不幸，凯瑟克亦无回天之力，置地不得不把所持港灯及电话公司的股份先后出售给长实系和黄和英国大东电报局。
此时，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手。两年前市场便盛传，华人财团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了。因为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怡和高层对华资的觊觎已有防备。纽璧坚在财务顾问的协助下，重整全系控股结构，核心是怡和与置地互控，即怡和控股和怡和证券控制置地4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控股的4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此称为“连环船结构”。怡和置地互控，大大强化抵御外敌的能力。
不过，连环船结构也有颇大破绽。敌手若控得一船，就可与另一只连锁的船展开贴身肉搏战了。一损俱损，后果更可怕。
1984年间，怡和、置地双双进入维谷，累累债务使投资者信心大降，股价滑落。其中怡和最惨，市值才30亿左右；置地情况稍好，仍有100亿港元。柿子先拣软的捏，市场一改原有的传闻，说华资财团下一个目标是怡和，进而控得置地。
不时有股评家对怡置系的防御体系发表高见，有人称互控的股权结构，如两只大闸蟹，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钳紧钳死，然后又各腾出一只钳子来抵御外敌。两者虽然同系，同一位大班，而两者股东利益并非一致，致使各伸出的一只钳子不能协调作战。
又有人说，并非纽璧坚设计的互控结构不好，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若在十多年前，怡和这头雄师酣睡，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何谈斗胆拽一根须毛下来。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请英国拯救破产公司而闻名的戴伟思主理置地的业务。到1986年，他又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重组怡置系结构。
西门·凯瑟克已看到互控结构的破绽。
包伟士登场后，设计了怡置脱钩的计划。1986年10月，重组计划出台，置地宣布将全资附属公司牛奶国际分拆上市，尔后又宣布将另一间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据1988年6月号的《星岛经贸纵横》，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为：
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股权，怡策控26%怡控。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分别控置地11%和15%股权；分别控牛奶国际9%和27%股权。怡和策略控35%文华东方。
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15%之间。
这样，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如铜墙铁壁；同时又击碎了觊觎者欲借收购怡和而达到控制置地的企图。凯瑟克家族的主要利益在怡和，故而包伟士的杰作表现出该家族的私念。
有人说“包氏结构”顾此失彼；也有人说是凯瑟克家族“保帅舍车”。凯瑟克家族削弱了对置地的控制，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大。因此，证界认为已将怡和迁册海外，行将大举走资的凯瑟克家族，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悬在“垂涎欲滴”的华南虎面前，待价而沽，好卷资远走高飞。
李嘉诚一直对置地拥有的中区豪楼名厦情有独钟。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的系列收购，长实系实力大增。现在，置地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壮志未酬的李超人，岂有不购之理?
市场言之凿凿，李超人与包大人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1987年股灾前几个月，各种收购的传闻，随股市冲天的牛气甚嚣尘上。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翘楚，均被传言欲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延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尚有股市狙击手刘銮雄兄弟，亦有意乘虚而入，狙击这个庞然大物。
传说刘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以16元/股的价格收购怡和控有的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则嫌刘氏心欲太贪，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置地毕竟是怡和的爱女，乃父总想为爱女找一个殷实厚道的婆家。
“心水”(头脑)甚精的刘氏顿时无辙，悻悻告退。又有诸多“大粒佬”接踵而至，一一拜访凯瑟克大人。凯瑟克愈加囤积居奇，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念头，又香饵高悬，惹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流传最广的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
李嘉诚的威名，凯瑟克早已如雷贯耳。他们还在港灯一役中交过手。超人出马，西门·凯瑟克不敢怠慢，更不敢掉以轻心。李嘉诚表示愿意以17元/股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其时十元多的市价溢价6元多。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同时，他也未把门彻底封死，做出一副很坦然很有诚意的样子：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讲数”(谈条件)，双方分歧仍颇大。华资财团告辞，商议对策，约定下次谈判。李嘉诚不想表现得太积极，他一如收购港灯一样，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际，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攀上历史巅峰。
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波及，一泻千里。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的26日重新开市，恒指再泻1120多点。股市残骸遍地，一片哀号。
本港商界，多惊恐万状，形如过河泥菩萨，自身难保，哪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自救是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4成，凯瑟克寝食难安；李嘉诚的百亿集资计划甫出台，能否如愿，尚属未知数。
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资金用途，将首先用作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来得猛，也去得快。年底，堕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地扯股市”，纯地产建筑股占全港总市值的31%，地旺股旺，股市淡友皆以大好友的面目活跃于市场。
农历大年甫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此起彼落，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二三月间，李嘉诚等华商翘楚，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捕捉时机的超人李，缘何不借大股灾中，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股灾中，置地股摔落到6.65元的最低点，就以双倍的价收购，也不过十三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的17元的开价。
原来根据收购及合并条例，收购方重提收购价，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元的(每笔交易的内容全部储存于联交所电脑)。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不得低于10元的水平——6个月后，则不受此限。
4月中旬，正是股灾发生后的6整月。这一时期，置地股从6.65元的最低点回升后，几乎胶在8元的水平线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对收购方有利。
4月初，李嘉诚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该公司股东年会，他首次向舆论披露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做长期投资，并无意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天机泄露”，华南虎吞并老狮子的现代寓言充斥市场，愈发甚嚣尘上。4月底，以超人为首的华资新财团草拟函件致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的议案。华资新财团已捏有王牌——合持股权已直逼置地的控股公司怡和。
市场沸沸扬扬，置地股价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猛地一跳，急窜到8.9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日升幅最大的一天。
凯瑟克岂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急谋对策，布置反收购。4月28日，怡和策略与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不啻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亦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怡策与文华东方股权的变化，虽与置地无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月底月初的几天间，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数次晤面，商讨对策。为防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在另一反收购举措未出笼前，向怡和摊牌。
这似乎在凯瑟克预料之中。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再伺机还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是短兵相接，双方仍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本财团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12元/股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亦单刀直入，坦率且坚决地表明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半仙，如何就从17元跌到12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道：
“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元并非双方敲定的成交价，都表示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的商场规则。现在置地的市价才八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绵里藏针，话含揶揄之意。气氛氤氲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和谈不拢，那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以牙还牙，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的手中置地!”
包伟士半含半露，无疑又把杀手锏抛出来。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以下结局：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间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合占置地发行总股份的8.2%，所涉资金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略过25%增至33%多，控股权已相当牢固。怡和“更胜一筹”的是协议中有个附带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间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果降下大幕。看好这场收购的证券界舆论界均大失所望。一些华文报刊在报道结局时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为何不决一死战，较个高低胜负而就这么草草收兵了呢？市民甚感纳闷儿。
事后，传媒不断披露材料，使人们能窥其内幕之一斑。现综述如下：
包伟士抛出的杀手锏，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炮制。文华东方按4.15元/股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强怡策的控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约6元)，文华东方少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文华东方可保万无一失，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的绝对控股量。
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8.95元/股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为约223亿港元，以8.5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略多的绝对控股权，得耗资100亿以上。
事实上，怡和不会坐以待毙，在收购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抬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远远会超过这个数。华资四财团是否能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限期内筹措这么多现金，尚是个未知数。
怡和控股数近26%，已优势在先。
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本港和海外企业，仍是本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资产在李嘉诚之上。
即使能控得置地，必付出极昂贵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非民族斗士(虽然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将其撇在一边决一死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不舍—况且，对方仍是一头老狮子，虽垂暮，余威尚在。
华资财团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干将——中信的荣智健。这使得新财团带有中资背景。大陆读者，甚至中资机构的部分成员，都认为急剧膨胀的中资(一千多家)，将是要在1997年后取代英资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多次强调：未来的特区政府将对各种资本(自然包括英资中资)一视同仁，在港中资必须按香港的游戏法则参与公平竞争，而不是去抢香港人饭碗(包括不同国籍的香港居民);中国政府希望英资集团继续留在香港，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作用……
须知，香港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是华资、英资以及所有国籍的香港居民共同创造的。香港在20世纪初，还是个落后的转口商埠。
因此，荣智健的参与，新财团并不像某种舆论所说“向苟延残喘的英殖民经济势力发起总决战”。收购置地，还只是商业行为，进与退，都是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那么，新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成为交换“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
市场曾有种种揣测，种种揣测都不足以令人信服，故笔者不想再妄加揣测。
现在，7年内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大限”已过，未见有哪家财团发起收购攻势。1988年6月收购战落幕之后，证券界透露的怡和系股权结构显示如下：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各控有对方45%和30%股权；怡和控股控50%怡富，以及其他各种业务；怡和策略控33%置地、35%牛奶国际、41%文华东方。
母公司控子公司股权均在30%以上，能攻能守，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可乘之机委实太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在香港的上市地位，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怡和系虽仍在香港经营，却不再是本港企业。这为外强收购增加很大的难度。
10年之间，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九龙仓)4次大规模收购，有成功，亦有失利。笔者试对李嘉诚的收购艺术作一些小结。
在前面章节，曾涉及包玉刚、刘銮雄的收购，他们与李嘉诚3人，代表本港股市三种典型的收购术。
如前文提到的，包氏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有人说包氏“勇气过人，韬略不足”，看来不无道理。倒不是包氏不善用计，是他的性格和时势所然，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是“惨胜”。
刘銮雄留学海外，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商法，是一种海盗式的商法。他瞄准一间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先暗吸其股份，到一定数目，突发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若不成就逼对方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刘氏不成功的收购，获利甚丰，是股市人人生畏的狙击手。公司如控在其手，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活动，小股东怨声载道，不知所措。刘氏靠一间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把全系资产扩张到一百多亿，跻身奋斗了几十年的富豪之列。刘氏在股市的形象颇糟，是一种“恶意”收购。
平心而论，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跟上华尔街水平。刘氏是香港股市“第一个穿比基尼”的人，第一个穿比基尼的女性在海滩亮相，被人们斥为淫妇荡女。现在良家女子皆穿比基尼，自然不必承受舆论压力。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这些大亨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干实业，只需带一笔大亨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笔者很赞同林士明先生的话：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最典型的莫过于收购港灯，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沉不住气，落入李氏“圈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他收购和黄，心术之精，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战胜资产大其十多倍的庞然大物。
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做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昂的代价。他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成，他不会像许多新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他收购未遂，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8.95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先后购入置地股票，相信比8.95元的出售价，低不了多少。新财团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元。这对四家大财团来说，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清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
1984年，怡和系率先迁册百慕大，一时迁册之风甚嚣尘上。几年后，李嘉诚大举进军海外，他的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香港舆论议论纷纷，说“李嘉诚是走资派”，“购买政治保险”。香港首富，举手投足，万众瞩目。
1982年，世界性经济衰退，香港出口量减少，经济显示出其敏感而脆弱的一面。
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股市是香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消息传来，股市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指跌幅六百七十多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移民潮汹涌而起。不少国家伸出橄榄枝，欲将香港的阔佬和人才一网打尽。代办移民护照的机构与律师充斥港岛中区，赴美的黑市护照竟炒到50万美元一张。香港原就约有10多万持外国护照的居民，他们非富即贵，几乎没一个升斗小民。他们有如吃了定心丸，只差一张机票，随时可离开香港。倒是急煞了那些没有“先知之明”的富翁，他们急不可待斥资购买“太平门”的门票。
人走必财空，随之相伴的是走资潮。还有一些人，人不走财先走—早有护照在身，先将一笔资产转移到海外。
包玉刚、李嘉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举手投足，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包李两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开始，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国外并非都是移民想象的天堂，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国居民赴境外工作或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
如古人所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回故里”。百人有百念，不可强求划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大的，还属迁册风。
迁册的始作俑者是西门·凯瑟克。
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同时在伦敦、新加坡、澳洲挂牌上市。是日，香港工商界发生动荡，恒指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而刮起，加之移民潮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在香港英国会所，英国人莫不脸呈焦灼之色，谈论着迁册问题。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告辞了他的英国朋友，乘车急驶华人行，乘电梯奔上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用急切的语气说：
“英中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
约翰是西门的叔父，20世纪40年代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怡和在远东的资产过半在中国大陆。
40年代末，大陆解放，怡和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约翰不遗余力为怡和在华的“合法权益”而奔波于京沪之间，直到1952年才离开。此事使得凯瑟克家族对中国的一切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讲给李察信听。他无法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接替李察信的仍是一个英国人马世民。马世民未正式加盟前，李嘉诚就与他在“看好香港前途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成了马世民在长实系青云直上、权势赫赫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4年12月19日，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变得明朗，迁册风有所遏制。其后，中英谈判出现多次波折，谈判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迁册风卷土重来，在这种大气候下，李嘉诚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难能可贵。
据1990年12月18日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到该年11月底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吴光正(包玉刚女婿)接掌的隆丰系集团，则有一家连卡佛于1990年5月迁册于百慕大”。
1989年北京风波，信心危机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
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他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振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
舆论认为，汇丰迁册，还只是出于买政治保险，以获得外国驻港公司的特殊地位，它会兑现“迁册留港”的诺言—如何舍得割弃令其发迹并无限膨胀的香港?
而怡和的迁册，一切都予人“迁册离港”的感觉。郑德良先生在《现代香港经济》一书中谈道：“1991年3月21日，怡和又将第一上市地位迁往伦敦(香港改为第二上市地点)。大概在目前近100家迁册公司中，怡和可算其中最老谋深算的一家了。”到1994年12月30日，怡和系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地位也取消了，在怡和旗帜徐落之际，全系公司市值暴跌37%。
此后，怡和四大公司一直在香港经营的怡和首脑们，处于弃之可惜、留之不安的尴尬境地。
迁册风迄今，已有20个年头。上市公司迁册，有精确的统计。未上市公司迁册几何？未见港府公布数据。有人言称：大概有1000家以上。对于这股此起彼伏的黑色浪潮，李嘉诚虽无法遏制，但他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1987年5月美国《财富》杂志这样写道：
“在太平洋上空的一班航机上，坐在阁下旁边那位风尘仆仆的华人绅士可能正赶赴纽约或伦敦收购你的公司。由香港到雅加达，这些精明的华籍企业家近年赚得盘满钵满，东南亚已再不能容纳这些并非池中之物了。在有家族联系的中国，他们已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者。时至今日，这些名列世界首富榜的亿万富豪为了分散风险而在西方国家投资。
“58岁的李嘉诚先生是最具野心的收购者。在50年代初期，他以制造塑胶花开始他的事业。现今，他准备了20亿美元(约折港元120亿)收购他认为是超值的西方公司。”
李嘉诚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举进军海外的。在大规模行动前，李嘉诚已在海外投资小试牛刀。1977年，首次在加拿大温哥华购置物业；1981年，李嘉诚在美国休斯顿，斥资2亿多港元收购商业大厦；同年，他再次斥资6亿多港元，收购加拿大多伦多希尔顿酒店。在短短数年中，李嘉诚个人或公司，在北美拥有的物业有28幢之多。
早在1967年，香港受大陆“文革”的影响，爆发动乱，引发大逃亡，加拿大就从香港移民计划中初尝甜头。现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自然不会错过这次天赐良机，在香港移民潮中，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积极。其实绩，远远超过同样以国土辽阔而著称的美国和澳洲。
加拿大记者杜蒙特与范劳尔，在其著作中描绘道：
“加拿大各省在中国(香港)银行大厦附近一带纷纷设立办事处，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忙着协助商人投资到他们的省份，每个星期大批加拿大商人和政府官员到香港来，物色投资家和富商。而大量加拿大律师和移民顾问亦替急于移民的商人办手续，收取可观的服务费……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清楚地表明只接纳最够资格和最富有的人移民。这种情况引起各省之间开展一场可笑可恼的争夺战，就好像饿犬抢夺肉骨头一样。”
加拿大把香港移民分成两类，一类是“才”，另一类是“财”；有才者，需持英联邦专业人士资格证书；凭财者，依各省的条件，每人携25～50万元来加投资。有的省，连投资实绩都免了，只要存这笔钱到该省投资银行，并且付给存户利息。他们明白，不论凭什么条件来加，也不论男女老少，进来一人就不止先投的那笔钱，他们得居住消费、工作投资，会为加国带来滚滚财源。
加拿大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逮住”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仅他一人，就为经济面临衰退的加国带来一百多亿港元巨资。香港众多华商，惟李嘉诚马首是瞻，他的好友，同样是世界级华人富豪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等，竞相进军加拿大，受益省的政府官员个个笑得唇裂口歪。
杜蒙特与范劳尔赴港专程采访，发现加拿大商务官员和商人，为了便于和李嘉诚接触，把办公室也搬进了华人行。在决策阶段，李嘉诚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这些加国“猎手”，并与高级助手研究加方提供的投资项目。
“一位加拿大商务官对李嘉诚简直是着了迷。他有一幅李氏的肖像(杂志封面)，挂在办事处内。此人提到李嘉诚便赞不绝口，说道：‘那是我的英雄人物!’
“这位商务官很想李嘉诚投资魁北克省，哪怕是买下皇家山一座房子、一间纸厂还是一些餐厅连锁店，都十分欢迎。只要李氏肯投资，魁北克省便可列入李的商业帝国版图，而且还可以吸引其他香港富商仿效。”
马世民充当了李嘉诚的“西域”大使。他是力主海外扩张调门唱得最高者。李嘉诚早就萌生缔造跨国大集团的宏志，现在和黄、港灯相继到手，现金储备充裕，自然想大显身手。
李嘉诚、马世民以及长江副主席麦理思，穿梭于太平洋上空。1986年12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撮合下，李氏家族及和黄透过合营公司Union Faith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时值世界石油价格低潮，石油股票低迷，李嘉诚看好石油工业，做了一笔很合算的交易。
这是当时最大一笔流入加国的港资，不但轰动加国，亦引起香港工商界的骚动。
其后李嘉诚不断增购赫斯基石油股权，到1991年，股权增至95%。其中李嘉诚个人拥有46%，和黄和嘉宏共拥有49%，总投资额为80亿港元。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加入加拿大国籍。他本人于1987年应邀加入香港加拿大会所，成为会员。每每李嘉诚出现在加拿大会所，驻港的加国官员及商人，把他众星拱月般地围住。一名了解中国文化的官员，把李嘉诚称为“我们加拿大的赵公菩萨”。
香港舆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本埠华商最大的走资派；有人说他大肆收购欧美企业，是隐形迁册；还有人说他食言，准备大淡出。李嘉诚说：“因投资关系我在1967年时已获得新加坡居留权，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意。”
1988年，兼任加拿大赫斯基公司主席的马世民，会见美国《财富》杂志记者时说：
“若说香港对我们而言太小，这的确有点狂妄。但困境正在日渐逼近，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马世民还谈到收购赫斯基公司的波折。按照加国商务法例，外国人是不能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企业的。赫斯基在加国西部拥有大片油田和天然气开发权、一间大型炼油厂及343间加油站。除石油降价因素带来资金周转困难，并无出现债务危机。幸得李嘉诚已经安排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收购计划才得以顺利通过。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块204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在这段时期，新世界主席郑裕彤，在加的重要个人投资有：多伦多大学附近兴建一幢19层高商业大厦；在多伦多兴建一个住宅区，共1000个单位；在温哥华收购海港假日酒店。
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波友”(球友)，杜蒙特说他是步李嘉诚后尘来加投资的。他是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主席，来加第一项投资，是竞购卑诗省煤气公司，结果因无加籍而告退。继而他看中多伦多西郊一块风景优美的地皮，用于兴建高级住宅休闲区。
赌王何鸿在温哥华大举收购酒店豪宅，妻子、女儿住在宫殿式的宅邸里。女儿何超琼与记者交谈时，否认是来加买政治保险：“我们不担心九七问题，父亲有葡萄牙护照，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离开香港。”
在加国一掷亿金的香港富豪还有罗鹰石家族、王德辉夫妇、杨志云家族，等等。至于数千万身价的移民，数不胜数。
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一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私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很遗憾，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股权。该公司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李嘉诚成为这间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李嘉诚进军美国的一次浩大行动，是1990年，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有“着数”(合算)的一笔交易，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友谊。李察明陷入财务危机，急需一位“叠水”(粤语水即钱，意为很富有)的大亨为他解危，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49%的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
在新加坡方面，万邦航运主席曹文锦，邀请本港巨富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周文轩等赴星洲发展地产，成立新达城市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巨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札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小小震动。李嘉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近10年来，李嘉诚多次声明长实系的跨国化，是投资，而不是走资。
然而，对李嘉诚的声明，持怀疑态度的人仍为数不少。走资与投资，在形式上毫无区别，惟有当事人心里清楚，可谁又能辩解得清?
也许，能从跨国投资的普遍现象，寻找答案。
世界经济史证明，一间公司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就会突破原有的日益显小的经营区域，向外界寻找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自然会为剩余资本寻找出路。其道理，李嘉诚回答记者问时曾谈到过。
二战以后，最具扩张性资本是美国本土美元，其后是欧共体美元、中东石油美元、日本美元。它们各领风骚，相继在国际经济舞台风头大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世界华人资本崛起，日益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大有压倒日本资本之势。
据美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报道：
国际基金会、世界银行、美国人杂志、日本经济新闻、纽约时报等权威机构和学者评论，当前全球华人是世界经济最大活动力之一。迄今，海外华人(指中国大陆以外)约5500万，每年总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拥有总资产2万亿美元，接近日本(人口1.23亿)总资产的2/3，是世界最富的群体。华人中富豪的人数，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三国总人口1.41亿)富豪的总和。论外汇储备，总额最高的是台湾(1991年为831亿美元，第2位美国798亿美元)，人均占有量最高的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1991年为11376美元，第2位香港4962美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葛得坚认为：
“华人现时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投资集团，已取代日本成为主要投资者。”
作为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以及他所控的全球最大华资财团，走跨国化道路参与国际竞争，不可避免且名正言顺。如果困守弹丸之地—香港，不进行境外投资，反而令人奇怪。
现在仍有一个不能信服“求疵者”的问题，李嘉诚的境外投资，重点是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直至1992年前，他对祖国内地的投资，基本处观望等待态度。他缘何只做大慈善家，而非大投资家?
他自己说过，根据投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现在他已经把鸡蛋分放到许多只篮子里，偏偏空过一只最近最大的篮子—中国大陆。这只篮子就这么不安全？他说过看好大陆的改革开放。
答案也只有李嘉诚自己能解开，是行动而不是言语。本书后面相关章节将会详及。
附：香港77间已迁册上市公司名单
银行金融：怡和策略、第一太平、第一太特、瑞福、道亨集、P·BANC·泰福、汇丰、亚洲金融；
地产：置地、保华、香港兴业、大宝、中娱、华置、爪哇、世纪、国泰城市、百利保、富利国际、汤臣、大昌、惠泰、新昌国际、鹰君控股、远展、广生行、海裕实业；
酒店：文华东方、富豪酒店、百乐酒店；
工业：通用电子、卜蜂、德昌电机、实力国际、怡南、ASM太平洋、品质、爱美高、乐声电子、依利安达、南洋纱厂、罗氏国际、伟易达、嘉华国际、冠亚、讯科、建生实业、开达、远生、升岗、新创见、瑞菱、彩星、合兴、玫瑰、王氏工业、万威、隆辉、Grusader、Uniworld；
销售、传播：牛奶国际、星岛报业、连卡佛；
综合企业：怡和控股、名力、长江国际、其士、基士商业、华基泰、万邦航运、宝威、香港地毯、王氏港建、仁孚、华光船务、海嘉实业。
注：资料来自1990年12月18日《东方时报》《明报》；统计截止1990年11月底；新注册地为百慕大、英国、开曼群岛等。
游子回乡报效祖国树心碑
1978年，李嘉诚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典礼，身着中山装，小心谨慎。那时候，李嘉诚之名在祖国大陆鲜为人知。随着他在香港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更随着他的慷慨善举，超人之名，响彻古老华夏大地，刻于人们的心碑。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那时的李嘉诚，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正处于迈上本港巨富“三级跳”的助跑阶段。除了有关官员，北京没有谁知道李嘉诚，就连香港商界泰斗包玉刚，在大陆也鲜为人知。
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光游览。不像现在，只要李嘉诚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时值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李嘉诚对往昔的传闻记忆犹新。他告诫自己，到了北京，千万得谨慎小心，不可对政治妄加议论。他特地为自己赶制了一件中山装，不想穿得太显眼。
李嘉诚急需了解祖国内地，内地也需了解这些在海外建功立业的游子。
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谈。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救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有位新住户在门联上写道：“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晚，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
“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到今天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
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芳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不愿参加剪彩活动。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前的一分钟赶往医院剪彩。
李嘉诚的善行又岂止在他的潮州老家?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
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时用电话与长实系四间公司的首脑联系，取得共识后，即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公司的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
11时，李嘉诚在华人行办公室，接受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馆记者采访，他说过去对公众事业，一般是以私人的名义，这次以公司的名义，是想让全公司的股东和员工都参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中国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
据14日的《文汇报》报道，在李嘉诚先生的倡议下，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的热潮。这次活动，香港市民共捐赠5.66亿港元。
数日后，李嘉诚得知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即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予汕头市政府。
李嘉诚在广州市、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较大的捐赠项目有：认捐1000万港元，资助广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以公司名义，捐助1000万港元予广东省教育基金会。
汕头大学的建立，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本书将予下章详述。
李嘉诚在香港也是一个大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个国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
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
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三间老人院；
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东华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捐善款逾1亿港元。
李嘉诚有个宗旨，“发达不忘家国”，“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他认为“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我捐出的有限的钱，能为社会带来较大的益处，我就终身无悔”，“我当努力办实业，只有盈余多了，才能拿出多一些的钱，用予社会”……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为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莉沙白颁发的CBE勋爵衔及勋章奖章。
附：好事近
——赖少其
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出巨资为人民造房、办学、建医院，修复名胜古迹，人皆感之。余恭逢盛会，作此以赠。
见今日，潮州城里，
万人空巷，爆竹喧天，
海外赤子，热爱家乡。
不是唐时长安，胜过长安。
思往昔，韩退之，
被逐长安，路遥马疲遏庾关，
始知梅花放。
岭东春暖，同心合力，
建设好江山。
注：1983年元宵节，潮州举行李嘉诚捐建的潮州、潮安两医院剪彩仪式，画家书法家赖少其有感而作。
汕头大学泽被桑梓倾心血
李嘉诚从小就有执教育人的理想，由于环境的变更，他走的是经商之路，成为身价百亿的超级富豪。“发达不忘家国”，他幼时的梦，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于是汕头耸起一座现代化大学。为汕大的建设，李嘉诚倾资8.8亿港元!
早在1920年，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厦门大学时，潮州人士及潮籍华人就有创办潮汕大学的愿望。潮汕离厦门不远，两地间学人商人多有往来，陈嘉庚曾对潮汕人士说：你们那也有一间大学就好了。
由于种种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前，潮汕大学仍只是美好愿望。
李嘉诚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父亲李云经及伯父叔父，全部是教师。李嘉诚幼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不得不辍学，踏上社会谋生。他饱尝失学之苦，靠刻苦自学，磨炼出建功立业的智慧。他目睹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家地区，无不是兴学兴国。
如果，李嘉诚不是对“兴学育才”有深切的体验与挚爱；如果，李嘉诚不是顶尖级巨富的话，汕头大学的创立至少不会像今天这么顺利。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潮汕学子莫不以能进厦大为荣。一来，厦大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二来，厦门是离汕头最近的一座城市。
我们潮汕在海外的华侨和同胞，不比厦门的少，为什么他们60年前能办成的事，我们潮汕今天都办不成？在港澳和东南亚，数我们潮汕的富商最多!
潮汕的干部群众，潮汕在海外的学人商人，关于在潮汕办一所大学的呼声愈来愈高。
1979年，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在接见旅泰华侨代表团时，转达了潮汕人民渴望在本地区办大学的愿望，希望旅泰华侨带一个好头。
中央同意在汕头办大学的消息在海外华人中传开。各地华侨团体发出倡议。兴建大学耗资巨大，在泰国一时还没有顶尖级的华商巨富牵头，结果让香港的潮商捷足先登了。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是海外华人的翘楚。他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华人银行界的老行尊。发起香港商界支持办学的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
1979年秋的一天，李嘉诚来到庄先生办公室，向他表达心愿：“现在中国政府顺应民心，实行开放政策，使旅居各国华侨、港澳同胞更感报国有门。”他又说：“关于创办汕头大学的事，刻不容缓。就让我先带个头吧！相信以后会有人跟着来的！”
庄世平对李嘉诚的心愿大为赞扬。李嘉诚突然问：“办一所大学需要多少?”
庄世平微笑道：“这当然是需要很多投资的，也许会是个无底洞！钱越多越可以把事情办好。”
李嘉诚不假思索道：“那我就先出3000万吧。”
1980年5月，汕头大学筹委会在广州成立，主任是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1981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汕头大学。11月，任命许涤新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校址选在汕头市郊桑浦山南麓。
原本李嘉诚先捐3000万元，是想带个好头。但实际上最后基本成了他独立捐建。一般来说，商人认捐，多是意思意思。他们更舍得在自己认准，是以个人的名义赞助的社会公益项目上大解私囊。其他的潮籍富商反应不热烈，笔者绝无批评之意，不愿自己的善款湮没在众多浩大的善款之中，是商人的正常心理。泱泱中国，需要赞助的公益慈善事业，绝非汕头大学一项，不可强求其他商人惟李嘉诚马首是瞻。事实上，广大华侨同胞，在中国无数项公益慈善事业上，都有值得称道的表现。
李嘉诚不是捐款了事，他更倾注了心血。
陈衍俊先生从1981年起就参加汕头大学筹备工作，他在其著作中写道：
“这个阶段(筹备阶段)，李嘉诚与汕头地区、市政府领导人和汕大负责人的主要精力和主攻目标，集中地放在抓‘硬件’的工作上，也即是迅速解决第一期建校工程问题。承担这方面的艰巨任务是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和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部门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同事们。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受李嘉诚先生委托，专负责整体设计之职，并与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组、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计院紧密合作进行建校蓝图的设计。汕大校区占地1平方公里，总体规划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据悉，总体设计先后六易其稿，历经二十多次反复认真的切磋和讨论研究修改，方才定案。”
1982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香港信心危机，香港股市地产急剧下挫。1981年，长实的年盈利13.85亿港元；1982年，长实盈利下跌到5.26亿港元，跌幅高达62%；1983年，公司盈利继续下跌至4亿港元。
长实情况不妙，整个香港业界更是一片黯淡，移民走资的浪潮风起云涌。一些回潮汕老家的港商说：“看这情况，香港的有钱人都会跑光了。”一时间，潮汕流言四起，“汕头大学要下台了！”“李嘉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会再拿钱来建校了！”有一些人，还跑来汕大基建工地，看看是否开工，是否如传闻所说摘下了筹委会的牌子。
笔者那时在广州，也听说汕大筹建遇到麻烦的传闻。我曾对一位在穗办事的香港潮商说：“你们潮汕那么多人在香港东南亚，有钱的大老板成千上万，一个人出一点钱，盖几座大学都不成问题，也就不会叫李嘉诚一个人为难了。”
这位潮商支支吾吾，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不懂得察言观色，直言快语道：“你捐了多少钱？没有百万，也有10万吧？”
潮商坦诚相告：“我一蚊(一元)也没捐，那是李先生立的碑，我把公司的盈余全填进去，只是碑里的半块砖头，说不定还埋在土里头。我太太叫我不要做老衬(傻瓜)。再说来，我老家村里的亲戚也通不过，要我捐几蚊湿湿碎(小意思)。要不，他们在村里脸上无光，说不起话。我捐了4万蚊建村周的牌坊，干部们把我当恩公，我那些亲戚，也都威水多了。”
我的同事，说这位港商思想觉悟有问题，利欲熏心，斤斤计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是大实话——代表了众多商人的心理。这也就意味着，汕头大学成与不成，大概惟有靠李嘉诚一人了。
也许，李嘉诚在香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许，他原本就不对其他人寄以厚望。在公司状况不佳、流言四起的非常岁月，李嘉诚终于表态了。1983年5月23日，李嘉诚给汕大筹委会主任吴南生写信：
“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以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
1983年7月29日，在广州解放路广东迎宾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省委书记吴南生、全国侨联副主席蚁美厚等，晤见李嘉诚、庄世平两先生。李嘉诚再次表示：
“我在事业上，一切都可以失败，但汕头大学一定要办下去!”创办汕大，“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天职，亦是我抱定之宗旨!”
任仲夷等领导高度赞扬李嘉诚的高尚行为。任仲夷说：
“闽有陈嘉庚，粤有李嘉诚；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
1983年秋，汕大首期工程开工，首次招收学生。同年12月31日晚，李嘉诚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认为汕大的创办，是合乎民意，深得人心的。千方百计以破釜沉舟精神，务必使之建成办好，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翌日元旦，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剪彩仪式后，李嘉诚在龙湖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创建汕头大学是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支持国家，报效桑梓，乃是我抱定的宗旨!”
“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也需要有优秀思想文化素质的人才去操纵去控制。汕头大学的创办，就是要为国家四化培养人才，为潮汕地区培养出一流人才。为潮汕人民服务，为改变潮汕的落后面貌出力!”
陈衍俊先生在其著作中叙述道：
“尽管当时李嘉诚面对的是香港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汕大的事业，他除了自己要付出许多时间关心汕大的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困难。派出专家和建筑师，到建校工地进行具体现场指导，严格要求建校工程质量上乘。多方收集世界先进国家名牌高等学府的有关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先进经验及资料，送给汕头图书馆供教职工学习、参考、借鉴。
“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总要安排时间会晤到香港的世界知名学者、专家、教授，倾听他们关于如何办好汕头大学的意见。每次到外国进行商务活动，也总要安排出一定时间，去访问一所有影响有名气的大学，去获取经验，去取得感性认识。还积极为汕大聘请外籍教师，为汕大教师出国深造、访问、讲学，争取参加有关国际性学术会议等等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提供了许多方便……
“桑浦山南麓迭有奇峰险洞，青山似黛，山石嶙峋，翠绿宜人。校区地带开阔平坦。校区内北端还拥有日月湖水库，拥有水面面积150亩。新建水中亭榭之后，红瓦飞檐，碧波辉映，益显幽深佳丽……
“整个校园的建筑特色集中了中西方大学的优点，其显著特点是：采用套方式密集型的四合院布局，和支柱层架空庭院式的结合；处处连廊相通，连廊长600米；能适应长期发展需要，既可以分期建设而条理井然，又能确保原设计的统一格调。”
校园建筑这个硬件是上去了，可还有一些软件不尽如人意。这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必须依靠政府—并且不是省市政府全能解决。李嘉诚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决定求助国家最高领导人。
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嘉诚，对他捐办汕头大学的爱国行为表示赞扬。邓小平对李嘉诚，同时也是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说：
“创办汕头大学，这是一件好事!汕头大学要办，就一定要办好。在全国，要调一批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汕大办好!汕大应该办得更开放些，办成全国重点大学。”
同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会见了李嘉诚。
李嘉诚为创办汕头大学，倾心竭力，不计名利。有关领导，多次询问李嘉诚的意见，想以某幢建筑，以他和他父亲李云经先生的名字“命名”，李嘉诚坚决反对。在大礼堂的命名问题上，有人情知李嘉诚会拒绝，建议命其名为“未名堂”。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李嘉诚还是“识破”了好心人的“鬼主意”，予以拒绝，他说：“本就是大礼堂，就叫大礼堂不是很好吗?”
人们由此联系到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也是坚决拒绝以他的名字命名校名建筑，更反对为他立塑像。
李嘉诚、陈嘉庚都未在校园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们的高风亮节，却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块丰碑，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令后人崇仰的篇章。
1990年，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把李嘉诚创办汕大比喻成“彩带丰碑”。“彩带”之意，即联系全世界华人之彩带；“丰碑”即是李嘉诚的业绩。
1990年2月8日，汕头大学隆重举行全面落成典礼。
是日，李嘉诚携李泽钜、李泽楷两公子及长实集团高级助手参加典礼。出席庆典的政要有：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等，李嘉诚的好友李兆基、郑裕彤、何添等大企业家亦同来助兴庆贺。
汕头大学校长在《答谢词》中说：
“李嘉诚先生为了创办汕头大学，他不但慷慨解囊，捐献近6亿港元巨款，而且亲自参与筹划，为解决汕大的种种问题而竭诚尽力。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学、育才强国的义举，将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吴南生，撰写了《汕头大学建校纪略》，镌刻在大理石石碑上，该文记述了建校的全部过程，并对李嘉诚先生和中央省市各级领导，以及海内外各方人士表示感谢。碑石立于校园中心广场的中央。
到1993年2月2日，李嘉诚对汕大的捐款总额达8.8亿港元。
附：赞贺李嘉诚
李嘉诚博士，彬彬君子，荦荦盘才，为蜚声寰宇之实业家也。比年对慈善事业之用款，动辄以亿元计。造福人群，贡献之巨。尤以独力创立汕头大学，迄今支逾6亿港元。气量恢弘，罕与伦比。欲以求购困难而用财更难。若先生者，能以取诸社会用于适宜之地，可谓两得其道矣。
广被舆论推崇，岂独为吾潮人之殊荣，亦就碟间出之典范也。
注：此文为香港潮州商会第36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于1990年6月，贺李嘉诚先生荣获英女皇伊莉沙白二世颁授的CBE勋爵衔所作的赞贺。
堪称楷模克勤克俭善待人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亿金”，他个人的生活是否铺张奢侈呢？仅举一个例子，他手上戴的是一块打工族戴的普通精工表。他善待他人，宁可委屈自己。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却有钱不要，令人叹服!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
“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这在当时，以李嘉诚的身份，确实“高档”了些。但现在，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席财阀，住这样房子就显得有点寒碜。从20世纪80年代中起，住在山顶区的部分英国人陆续撤离，腾出的花园洋房，大都为华人富豪买去。
都说，本港顶尖级富豪，该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却对老房子情有独钟。
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亦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不过现在价格不菲，估值在1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只知周日，他一家人常会开游艇出海游玩。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
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199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李嘉诚生活俭朴》的文章介绍道：
“李嘉诚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手表成为李嘉诚悭俭的象征，凡是涉及李嘉诚个人生活的文章，没有不谈手表的。据介绍，李嘉诚早年戴的是极一般的日本精工表，后来电子表流行，他改为西铁成电子表。
且不论是哪一级富豪，就是白领阶层，戴一两百万元的瑞士名表，比比皆是。李嘉诚的戴表水平，只属于低收入的打工一族。
李嘉诚绝不认为手上的表有损其高贵身份，他反而引以自豪，他常常把手表展示给外国记者看。《李嘉诚—香港房地产巨人》一文谈到：
“一位外国记者曾评论说，李嘉诚看上去不像一位难对付的商人，而像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学校长。他经常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素色领带。有一次，他指着手上带的西铁成电子表，对来访的客人说：‘你戴的表要贵重得多，我这个是便宜货，不到50美元。它是我工作上用的表，并非因为我买不起一只更值钱的表。’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私邸中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使用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工作午餐也不列入公司账目。长江集团在站稳脚跟之前，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并节约开支，多年来，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没有人知道他在私邸里的消费，他出身苦寒，均认为不会奢侈到哪里去。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地盘工(建筑工)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公司来了客人，他不带去高级酒楼，就在公司食堂吃，比平时多几样冷菜炒菜，分量不多，但能吃饱，又不至于浪费。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舞技自然很一般。在香港西人眼里，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典型东方人”。若论业余交往，他最喜欢与风度翩翩、具有欧亚混血特征的何鸿交往，他是称雄赌场的赌王；同时又是舞场的舞王——七十多岁，仍舞姿优美矫健。
李嘉诚惟一为西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深水湾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李嘉诚每天都要去玩几棍。两处相隔不远，李嘉诚驾车去，只需5分钟车程。
李嘉诚还是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会员，约每周去一次。去那更重要的不是锻炼，是消遣放松，更是会会老友。李嘉诚的不少信息，还有不少生意，都是在球会获得与促成的。
皇家球会实际上是贵族俱乐部。会员非富即贵。会籍分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两种。可转让会籍，1992年才300万港员一张，到1995年年初，已涨到1200万港元；不可转让会籍，一般要等20年才能轮到(实际上是等持证人自然消亡)。俱乐部里额外消费，亦非常昂贵—不过，从信息与业务这一角度讲，李嘉诚花这个钱值得。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高要求”。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在十多年前，他的座驾多是白领阶层那一档的轿车。使用的是柴油，“超过九成九用300，有时用200”。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李嘉诚打趣道：“贼人开2000CC的日本车打劫已经可以爬我头上了。”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据统计，香港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依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他这部劳斯莱斯已近30年，李嘉诚曾对《经济日报》记者讲，我自己绝不会坐，只有陪客时才劳驾它代步。
1993年第7期《世界经济》，对日产总统型房车如是评述：
“犹记得3月中公益筹款活动中，一部日产总统型房车以160万由另一地产商投得。日产总统型房车来头不小，首先它是日本皇室御用座驾，置身其中，独享尊贵典范；其次此车矜贵难求，日本本土以外，除了在香港便没法找到，加上配额仅40部，非泛泛之辈能坐拥……”
李公子泽钜的婚礼，“花车是劳斯莱斯，李嘉诚坐的日产总统型房车，到会嘉宾中何鸿坐的是劳斯莱斯，利国伟及郑裕彤的座驾亦同属日产总统型号屈指一数，当日停泊在教堂门外的豪华房车，分别有19部奔驰，3部劳斯莱斯及10部日产总统型房车。”
大多数人认为，李嘉诚既然已拥有名贵价昂的劳斯莱斯，自己独享几次也无妨，大可不必打入“冷宫”。李嘉诚的意思，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念奢侈，忘记勤俭。
诚然，日产总统型房车，亦名贵价贵。不过，李嘉诚开始拥有时，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地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日产总统型为座驾，令此车身价大增，本港富豪纷纷增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李嘉诚的偏宠，救治了一种车的销路。记者惊奇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他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推销术如斯，令人五体投地，敬若神明。
这大概是好事记者的主观臆测，并将自己的臆测强加于李嘉诚头上。合诚汽车业务经理吴少强表示：富豪购拥总统型房车，虽有利于促销，但最关键的，是这种车性能优良，物超所值。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悭俭、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气)。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啬金钱。”
前一章，专门谈到李嘉诚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于此，专门谈谈李嘉诚对公司及他人的做法、作风。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李嘉诚出任十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
以20世纪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问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二十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元袍金，李嘉诚全部入了长实账号。
与李嘉诚不谋私利的罕见做法比，刘銮雄大概属另一个极端。1989年度，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0.47亿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元；该系华置盈利1.56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该系中娱亏损0.61亿元，董事袍金仍有0.36亿元；保华亏损0.53亿元，董事袍金仍不菲。光刘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达1亿港元，故舆论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在董事袍金这一点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与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都低得多。不过，我即使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都少。”
业界人士，对李嘉诚拿象征性袍金深表折服，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不是大股东，我一家靠什么食饭?”
不少舆论为此观点推波助澜，说李嘉诚“小利不取，大利不放”。他每年放弃数千万元袍金，却获得公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大增，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12.4亿港元—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年息。
故有人言，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笔者认为，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李嘉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不错，李嘉诚确实舍小利，而牟取大利。他拥金据银，却不大撒银纸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一笔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善待他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处世态度，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商场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
主持问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购得港灯，还率领华商众豪“围攻”置地。李嘉诚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第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二十多年的洪姑娘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林燕妮对此更有深切体会。曾主持广告公司，而与长实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是买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丝毫不用担心有广告无人做。这样，自然会滋长客户尤其是像长实这样的大客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林燕妮回忆道：“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部商谈，李嘉诚十分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
“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办公厅，更换了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水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
“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
“我们当然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是没生意做?’……”
加拿大名记者John Demont对李嘉诚的为人赞叹不已：
“李嘉诚这个人不简单。如果有摄影师想为他造型摄像，他是乐于听任摆布的。他会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侧身向前摆个姿势。”……
“他不摆架子，容易相处而又无拘无束，可以从启德机场载一个陌生人到市区，没有顾虑到个人的安全问题。他甚至亲自为客人打开车尾箱，让司机安坐在驾驶座上。后来大家上了车，他对汽车的冷气、客人的住宿，都一一关心到，他坚持要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问清楚房间预订好了没有，当然，这间世界一流酒店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有人说李嘉诚的作为带有功利性。诚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人想绝对没有功利意识是不现实的。不过，李嘉诚的“予人以善”，更多的是他所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这种思想，已深融入他的心灵。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1991年秋，李嘉诚收到一位英国丁姓华侨的来信，他在信中叙述自己山穷水尽，万意俱灰的处境。李嘉诚日理万机，平时连一些重大的应酬都无法对付，他却亲笔复信，以诚挚的态度为他“指点迷津”：
丁先生：
人生起伏无常，尤其从事商业。穷人易做，穷生意难做。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只是数千年来亿万无数生意人曾经面对的苦痛的一部分。但如果明白大富在天，小富在人，如果肯勤俭有效力面对现实，尽心经营，则俗话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不久你们又有一个好的新的局面。即使一切都不如意，退一步想，则海阔天空。以今日英国的工资水平，最大不了，最多找一份职业，生活应绝对无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送上英镑500，请你俩一顿晚餐。想想明天会更好！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更苦的人!
李嘉诚视名誉如生命。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商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谈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李嘉诚说：我跟某某港姐绝对没关系，亦不认识，外边乱讲。”
地产商不止一个姓李的，传媒也没有说是“长江”的李姓地产商，更没描绘该李姓地产商高高额头，戴眼镜，平时好穿黑色西装，说话带潮州口音。李嘉诚确实过于小心，他与林燕妮谈这事，因为林燕妮乃是新闻圈中人—本港屈指可数的名牌专栏作家。李嘉诚这般解释，大概想借林燕妮女士之笔，予以澄清。
林燕妮事后说：“我们是做广告的，绯闻我们不关心，但他显然十分介意。”
在社交场合，李嘉诚对女明星、女艺员、港姐亚姐，素来敬而远之，更怕与这些靓女合照。据说某刊重金悬奖，若哪位女艺员能像与阿(何鸿)一样，同超人合照，可出40万港元买她的照片。
不少传媒都谈到此事，在何鸿的海港酒店开幕酒会上，李嘉诚正兴致勃勃与何鸿聊天。这时，珠光宝气的狄波拉笑容可掬走来，李嘉诚见状，脚踏风火轮，逃之夭夭，躲过了记者的镜头。
何鸿与狄波拉原本就相熟，他听到狄波拉甜甜的欢声笑语立即回头。一如一贯的作风，何鸿与狄波拉贴站在一起，让记者从各个角度拍个尽兴，也随他们刊于报刊，加以想象发挥配之妙文。拍完后，何鸿回头招呼超人，超人早逃得不见踪影。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都以为，香港叫了他十多年超人，他该非常坦然地接受。就前不久，一位记者在访问中，称他是香港商界的超人，李嘉诚马上插话道：“不对的，不对的，我不承认，其实我是个普通人而已。”
《星岛晚报》曾开一个不甚恭敬的玩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是“大头李”。李嘉诚表现得很大度，未在任何场合暗示过对此绰号的不快。为此，少数作者，为显亲热幽默，在文章中，也这般称呼他。
李嘉诚处事小心，一些很细微的问题，他都要认真对待，以免给对方带来麻烦，或产生什么想法。
陈衍俊先生谈到：1987年，李嘉诚来汕头大学出席会议，“和他握过手的几个新闻界同行，都敏感地发现，李嘉诚的手心有些发烫，说话的鼻音也浑重了。李嘉诚显然是感冒了，发烧还没退。”
连续两天的会议，李嘉诚“太劳累了，感冒又加上胃痛。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打起精神坚持着。只是到了会议中间，他才走近我的身旁悄然地告诉我：我要吃胃药，需要几块饼干送药，能找到几块饼干吗?”学校的人马上去买来肇庆产的菜汁饼干，李嘉诚吃过药，又回会议室开会。“事后，他又悄然告诉我：‘饼干，我的秘书从香港有带来的，可是一忙，放在宾馆里就忘记带来了！’他又非要交还买饼干的钱，我向他说明，几块饼干，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他才作罢。”
这件事传开，汕大师生甚为感动。要知道，李嘉诚是汕大的独立赞助人，是汕大的恩公！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解。如那位对李嘉诚赞叹不已的加拿大记者，又认为李嘉诚过于谨小慎微，他在文中说道：
“李嘉诚可以因一些小事而尴尬，好像他儿子泽钜在劳斯莱斯汽车上装的雷射碟机装得不好(注：有人批评他不似乃父勤俭简朴)，李嘉诚也要费唇舌解释。这位世界级富翁向人解释这些小事，真叫人大惑不解!”
在舆论开放的香港，尽管有人对李嘉诚的行为略有微词，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商界取得举世瞩目业绩的李嘉诚，在为人处世上，不失君子风范，堪称楷模。
母逝妻故超人动哀亦凡人
1986年，李嘉诚母亲李庄碧琴老夫人病逝；1990年，李嘉诚夫人庄月明女士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这位在商场叱咤风云的超人，如凡人一样悲痛不已。李老太太与李夫人的丧礼极其哀荣，可见李嘉诚人缘之好，声望之高。
李嘉诚母亲李庄碧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李嘉诚早年人生观的形成，亦受母亲的影响颇大。佛教以慈悲为怀，即使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中，母亲都以慈善待人待世。她对李嘉诚及其弟妹的教诲亦如此。
中年丧夫子幼，母亲经历人生最大的打击。她不怨天尤人，总是默默地勤俭持家。李嘉诚从小挑起家族生计的重担，母亲拜佛祈祷，求儿子平安，事业顺利。
李嘉诚是个争气的孩子，他不但靠辛勤维持了一家的生计，还逐渐成为香港商界骄子。李嘉诚说：“我旅港数十年，每碌碌于商务，然无日不怀恋桑梓，缅怀家国，图报母恩。”
按传统观念，李嘉诚可“光宗耀祖”了。李嘉诚的境界，显然高了这一层。李嘉诚曾出资，重修四十多年前的祖屋，在原有面积上，盖了一幢4层高的住宅，妥善地安排了堂兄们及其子女的住房问题。
李嘉诚最大的一项捐赠，却是在离家乡百余里的汕头兴建汕头大学。
李嘉诚以母亲李庄碧琴善女的名义，捐资210万港元修建潮州市开元镇国寺，另还捐款修复该寺的附属建筑。
在“家”与“国”的问题上，李嘉诚做法颇圆满，受到母亲的赞许。
母亲住在渣甸山花园别墅，里面辟为佛堂，清幽宁静。李嘉诚每日都要去看望母亲，还特意为母亲带去素食。母亲住院治疗，他尽其孝心，侍奉汤药。
1986年5月1日，李庄碧琴老夫人仙逝。李嘉诚为母亲举行隆重的丧礼。这一天，港督卫奕信及其他政要、香港各界名流、潮汕籍同乡以及老家特派代表三千多人参加追悼大会。
以后，按佛教礼仪，为李庄碧琴善女举行超度。仪毕，其灵柩葬于柴湾佛教墓地。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的事业与荣誉再攀高峰。长实全系如日中天，连续4年名列香港银行外财团榜首。1989年新年第一天，李嘉诚便获女皇伊莉沙白二世颁发的CBE勋爵衔及勋章；10月，他出席港督代表英皇举行的颁发典礼。另外，是年6月9日，他获加拿大卡加里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李嘉诚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庄月明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庄月明女士总是处于幕后，默默地教子相夫，辅佐丈夫的事业。她无所奢求，丈夫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最大心愿。
1989年西历除夕夜，李嘉诚出席在君悦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不料翌日下午，夫人庄月明突发心脏病于嘉肋撒医院逝世，享年58岁。
香港《文汇报》说：
庄女士“一旦撒手尘寰，闻者深为惋惜，致送花圈祭帐者不计其数，为历年所罕见。举殡之日，备极荣哀，前往致祭的官绅名流络绎不绝。”
1990年1月4日的丧礼，港督代表送来港督的亲笔慰问函。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主持佛教仪式道场。钟逸杰爵士、李鹏飞议员、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加拿大商业帝国银行总裁传理敦等10位名士扶柩出殡。
长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李业广致悼词：
“李夫人庄月明女士艰苦创业，敬业乐业，对公司做出卓越贡献，在家中，相夫教子，支持鼓励李先生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她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人间，实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夫人同李先生结婚后，立即参与长江实业，共同推动公司业务进一步向前发展。显然长江实业当时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由于李夫人全力协助，长实在1972年就在股票市场正式上市，业务蒸蒸日上，一日千里。
“在家庭方面，李夫人尽心尽力相夫教子，栽培泽钜、泽楷两位公子长大成材。两位公子在李夫人的教导下，奋发好学，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大学教育。担负相当大的责任……
“李夫人虽然离开我们，但是泽钜、泽楷两位公子将会继续协助李先生实现李先生和李夫人的共同理想。李夫人重友情、重信义的优良品德将永远为一切亲友所怀念。”
《明报周刊》多次在报道中用“泪流满面”形容丧礼中的李嘉诚，“尽管是商场巨人，面对生离死别之时，也禁不住流露出软弱柔情的一面。”
庄月明女士身前是长实公司董事。长实塑胶部的一位老员工在灵堂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年塑胶部只有30多人，规模很小。明姐把我当弟弟般看待，凡事亲力亲为。她从不刻意打扮，穿得很随便。李先生那时也是什么都做，捱得很辛苦。”
一位老职员道：“李夫人在相夫教子之余，依然在事业上协助丈夫。李太太为人向来低调，在李先生出人头地之后，甚少跟丈夫双双出席各大小宴会。”
原定在年初出席汕头大学的庆典活动，汕头方面的代表及李家亲友，劝他可否改期。李嘉诚几经考虑，说：“不应因我妻子逝世的事改期，以免连累成千上万的人。请柬已发出，改期不妥。”
李嘉诚毅然节哀忍痛，带公子及朋友飞赴汕头，出席庆典活动。
附：1990年3月香港十大财团排行榜
家族所控上市公司市值占总市值比例：
1. 李嘉诚家族 810.96亿港元 12.44%
2. 凯瑟克家族 675.77亿港元 10.37%
3. 施怀雅家族 507.51亿港元 7.79%
4. 李兆基家族 282.86亿港元 4.34%
5. 包玉刚家族 281.10亿港元 4.31%
6. 嘉道理家族 271.26亿港元 4.16%
7. 郭得胜家族 257.30亿港元 3.95%
8. 郑裕彤家族 176.71亿港元 2.71%
9. 陈曾焘家族 120.62亿港元 1.85%
10. 罗旭瑞家族 66.09亿港元1.01%
注：只计家族性财团所控的上市公司值；不可与富豪榜概念等同，有的富豪无一间上市公司，但资产甚茂；3月30日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为6517.81亿港元；十大财团控制市值3450.18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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