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引子
“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在与霍英东先生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周，我们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交谈，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七八个钟头。每次，我总是毫无顾忌、无所避讳地发问，而霍英东先生的反应有时是有问必答，有时是欲言还止，有时干脆答非所问，离开话题，言及其它。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身世、经历、思想，像一位讲故事的长者和传授经书的牧师，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当中，霍英东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10多年来在内地投资的一次次“冒险记”和“创举”，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每次交谈，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讲起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一经扯开，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任意纵横，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的讲述，占据了我们见面时的很多时间。最初，我不由得也产生了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1995年7月，霍英东远赴法国巴黎，在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重点讲述100多年来，中国人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加拿大、德国、美国先后有10多家报刊转载此稿，好评如潮。
霍英东人还在巴黎，我已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演讲稿。我看完此稿后第一个感觉是：“这可能是目前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香港前途、世界发展之关系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文章之一。”当然，这讲稿未必是出自霍英东的手笔，但我知道文稿所述及的，全部都是霍英东的思想。
霍英东从巴黎返港的第二天，他又约我见面。一坐下，他又向我谈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10多年来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反复向我说明他在改革学会研讨会上演讲时重点阐述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要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愈显开明，社会也必然愈稳定，文化更开放，经济更繁荣。
后来，与霍英东接触多了，相处时间长了，交谈多了，我才逐渐认识到，霍英东不厌其烦、反复多次向我讲述他10多年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是想向我说明“改革开放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惟一选择”这个他心中最强烈、最坚定的理念。虽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霍英东总是说：“这么说，并不是说自己很伟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似乎总在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与霍英东的相处，成了我那一年多来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霍英东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到兴奋和惊喜的，是下面这句话：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1995年8月28日晚，在香港南区深水湾的乡村俱乐部，霍英东对我这样说。这句话，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也不显得那么气壮如牛，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一位感到惊喜和愕然。
26、27、28日这3天，是公众假期，但几十年来几乎没休息过一天的霍英东，仍然像平日那样，提着装满文件和资料的厚重密码皮箱，回到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58楼霍氏家族集团的办公室处理商务。利用处理商务的空隙时间，我们随意地交谈。
28日那天，在中银大厦和写字楼里，霍英东已和我谈了约3个小时。晚上8点钟左右，他提议去乡村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继续交谈。
应该说，霍英东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一年多时间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既吝于言语，亦拙于辞令，不是一位健谈之士。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不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一问，他说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另外，霍英东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世人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好，霍英东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话简单地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英东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不止100分，起码100多分!”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连在座的那位已跟随他近50多年的老职员也大感愕然和惊讶。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100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超级大亨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英东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英东的这些话，令我想起几天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内地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英东，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简单地谈了我的看法后，霍英东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英东又问我：
“‘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是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毛泽东亦很钟意看古书?”霍又问。
“毛泽东很少看外国书和现代书，但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这本书讲什么的?”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英东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到体育：
“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霍英东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霍英东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霍英东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英东叱咤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他负面传闻——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于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燊、“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赞霍英东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英东，个个敬重有加。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共事多年，闲谈之中，一提起霍英东的商业操守，他总是跷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有一天，我曾问霍英东：“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据一些在霍英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霍英东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几个月的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发觉霍英东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他做出很高的评价，亦从不抗拒别人对他的贬损，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关于他的经历真实与否。这也正是1994年，当他得知内地一家电视台要开拍电视连续剧《霍英东》后，连忙致函当地党政部门表示不满的原因。他很清楚这类电视剧毕竟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会令他极为尴尬。
关于这本《霍英东全传》，霍英东多次向我谈及他的看法：
“……材料一定要真实，哪怕有一两成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历史，别人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亦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好事，但亦并不是坏到什么程度。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是很真实。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霍文芳事件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写来写去都是东沙岛、朝鲜战争、卖楼花，不过如此。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以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都是代表官方的。我始终觉得应该有一本*、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留下一些史实，哪怕是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我想，“留下一些史实”，应该是霍英东接受我的邀请，愿意抽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主要原因。我记得，第一次到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去时，霍英东对我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天起，在汽车上、在去番禺南沙岛的水翼船上、在赴广州的途中……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们面对面交谈。在采访中，我曾多次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些令他难以应答的问题，或没完没了地就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发问，但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我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大量。
回想起1995年8月28日，在乡村俱乐部交谈了两个小时后，霍英东竟毫无倦意，意犹未尽，又提议到他家里继续谈。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冒着蒙蒙细雨驱车前往山顶种植道的霍英东私邸。在那里，霍英东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简明扼要地向我陈述，让我再一次去重温、分享他多姿多彩、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
约莫11点钟，我离开霍氏私邸。坐在房车里，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一路上俯望四周，如同浏览一幅巨型风景画：先是豪宅错落有致散布于山上，点点灯光星罗棋布地点缀夜空；到了山脚下，夜轮穿梭的维多利亚海港两旁，一幢幢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散发出璀璨的灯火，幻作一片灯海，把香港染成一个美丽迷人的不夜都市……我沉醉于这都市夜色，禁不住喃喃自语：“刚刚和我话别的那位长者，不正是这美丽的东方之珠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创造者?”
采访霍英东的时间前后一年有余，我们见面交谈时，我非常注重双方的交流，所以未曾顾得上用笔录，更多的时间，我是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交谈。整个采访告一段落时，我点了点我案头的一叠录音带，共有39盒，近80个小时。我很珍惜这些录音带，因为它们记录了霍英东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传奇。
当然，这本传记作品并不仅仅取材于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它除了源于我和霍英东的访谈外，还取材于我和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霍家大公子霍震霆先生、最资深的霍氏集团职员凌汉伟先生(凌跟随霍英东40多年，堪称解释霍英东一生经历的活字典)、白天鹅宾馆和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一些职员等人士的交谈，以及我与各界朋友的一些海阔天空式的闲聊；此外，它的不少内容，还来自内地和港澳三地几十年间出版的一些关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史书和不少有关霍英东的报刊书籍资料，以及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些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文件。
以下，就是霍英东一生的传奇经历。
第一部分 绪言
霍英东：香港世纪的传奇
(一)
霍英东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个奇迹。
霍英东的成长过程和一生的经历，其实也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一个小小货运港口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
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3年零8个月的沦陷，战后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内地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炉灶”的搭建……这一系列关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霍英东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催化着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由此可见，霍英东不仅是香港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出色的创造者。
在当今香港商界，个人经历与香港的演变、成长如此密切相关，且足以反映出香港半个多世纪之历史发展的人，除了霍英东，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霍英东非凡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霍英东的历史，固然说得上是香港的历史；他的传奇，也可以说是香港的传奇；而他创造的奇迹，当然也可堪称为香港的奇迹。
(二)
霍英东财力雄厚，富甲一方，是香港屈指可数的超级大亨。
据美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6月号的“香港富豪排行榜”披露，霍英东的财富估计为25亿美元，折合港币约200亿元，在香港的富豪排名榜中约居第8位。霍英东庞大的商业王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公司性质，账目和财力不尽为外人知，故他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大大超过25亿美元。
霍英东经营的生意繁多，包括博彩、石油、地产、酒店、贷款、航运等等，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有些还是当地的经济命脉。例如他占最多股份的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专营澳门的博彩业，独领*，成为澳门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1994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澳门赌场的投注额约1500亿港元，其中上缴给政府的赌税约60亿港元，占澳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他旗下的公司。实际上，他和另一位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有“赌王”之称的何鸿燊，都是澳门相当一部分市民的米饭班主。
(三)
不仅在港澳，即使在中国内地，霍英东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这样说，近10多年来，他是在中国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也因此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大陆的知名度。霍英东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他在大陆的一个个引人瞩目的创举——1978年，霍英东率先在广东中山县投资兴建中国第一家涉外旅游酒店和第一家高尔夫球场。
紧接着，他又匠心独运、眼光独到地在广州沙面兴建另一座宏伟的酒店——白天鹅宾馆。这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酒店，在正式开业后的第二年，即1985年，就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评定为中国第一家世界公认的一流酒店。如今，这座“白天鹅”早已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白鹅展翅”。
他又在珠江三角洲捐赠或投资建起了多座桥梁，并率先提出在广珠公路四座桥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方法。这在中国内地是个大胆创举，它使中国的桥梁建设走向市场化、产业化。广东省就是靠这一方法，在过去的10年间，建起1000多座桥梁，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奇迹。除了“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方法，霍英东在中国内地投资时提出并经实践成功的一些新思维，比如“有人气才有财气”、“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等，以及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推行的工资、物价和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改革，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英东提出开发广州南沙岛。由他力倡和筹划的南沙发展大计，在这几年间正逐步实施。这个总投资额高达数百亿元的发展计划的成功实现，将对珠江三角洲乃至省港澳三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跨世纪工程，年过古稀的霍英东正在做着人生的最后一次冲刺。
……
此外，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香港资本家。10多年来，他捐赠给内地的款项，总计超过20亿元。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
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
香港开埠至今只有150余年，其间经历了不少风云变幻和风风雨雨。当年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早已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之珠”。香港的沧桑巨变，除了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外，人的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而霍英东，他不仅亲身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沧桑巨变的过程，而且还以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次开拓性的创举，加速了香港的进步和发展，在香港的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霍英东对香港最突出的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率先利用宣传小册子(售楼书)及广告推销自己的楼宇，并首创了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的经营方法——这是地产经营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把香港的地产市场推向空前的活跃和繁荣。
尔后，在地产市场叱咤风云的同时，霍英东又涉足淘沙业，重金购买淘沙机船，运用先进机器淘海沙，成为“海沙大王”、淘沙业的巨擘——虽然淘沙生意并没有给霍英东带来太多的收益，但这盘生意的大规模经营，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港地产市道和建筑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一改往日敢想敢干的作风，除参股澳门赌博行业外，在香港几乎不做任何重大投资，近乎处于“冬眠”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蛰居”多年的霍英东才“重出江湖”，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雄风再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货柜航业公司，由于受世界航运业衰退的冲击，负债累累，面临清盘的命运之时，霍英东像“白武士”一样，毅然充当北京的代理人注资11亿港元，支持“东方海外”重组资本。其大胆举措和巨资来源，惊动财经界，此举既有助于“东方海外”度过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香港的安定和繁荣。
霍英东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赞许。1991年2月，香港出版了《香江百人志》一书，“为香港开埠150年以来最有贡献和影响力的人物作一次检阅”。该书的选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演艺等领域，入选的100人“均为在某一范畴有突出成就或贡献，对香港各阶层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香江百人志》选取了一些已经过世，但曾经在香港叱咤一时的工商界巨头，如何东、胡文虎、许爱周、罗文锦、利铭泽等……而当时仍健在，且入选《香江百人志》中的工商界人士，却只有霍英东、何善衡、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等寥寥几人。——霍英东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五)
霍英东的名字是伴随着他在内地大举投资和慷慨捐赠，而广为内地老百姓所知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就已经和中方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对中国禁运，但霍英东却运载柴油、镀锌水管、轮胎等物资入内地，也由此开始了他作为“红色资本家”的生涯……
1967年香港事件发生，霍英东一贯的亲中态度，引起港英的不满，以致他辖下的“星光行”，迟迟未获英资电话公司接驳电话，结果没有商户问津，他只好壮士断臂、贱价出售，损失惨重。但霍英东爱国的信念从不动摇。20世纪70年代，为了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合法地位，他亲赴世界各国奔走呼号……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卓越表现，又为他带来了商界以外的另一种成就和荣誉。霍英东可能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
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方渊源很深的霍英东捷足先登，带头投资内地，并慷慨捐献；其爱国爱乡的义举和情怀，使他与中方的关系更加非同一般。
近几年，霍英东多次到东欧和西欧考察，希望能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和统一大业出谋献策——他的爱国之心，广受世人称赞。
(六)
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工商界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事业成功、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国内地大放异彩。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霍英东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国内地的政权架构中参政议政；从1993年起，他还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阶层之中。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霍英东扮演着一个异常吃重的角色。他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划未来香港特区的蓝图；继1994年出任中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副主任一职后，1996年初，霍英东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搭建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香港市井坊间曾广泛流传：长期深受中方倚重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将有可能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的首任华人“港督”。
虽然霍英东已表示“身退”，并向中方高层表明了自己的这个态度，但单单是就自身条件而言，霍英东无疑是最有资格问鼎这一职务的人之一。
不管怎么说，在今日的香港华人社会，同时在商界与政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除了霍英东，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
这本《霍英东传》，记载的正是这位杰出人物一生的传奇。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船上出生 非霍去病后裔
霍英东是在船上出生、长大的“疍家仔”。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幼年记忆。因为家穷，7岁之前，他连鞋子都没有穿过。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打着赤脚，风里来浪里去。
水上人家的孩子
……一个船夫伫立在自家的风帆船上，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脸困惑和忧虑；接着，台风袭港、断水、水灾等一连串的风雨之事相继出现……船夫带着一家大小经历这风风雨雨，最后迎来全家的欢乐。末了，船夫自信地说：只要勤奋有毅力，不可能过不上好日子。——这是1995年下半年在电视上出现的香港一家老牌英资银行的广告片。这个黑白效果的广告片，平实得有几分沉重和伟大，它通过一个水上人家(船夫)去诉说香港的艰辛历史。
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这部广告片，我总是想起霍英东一家，甚至信以为真这是以霍英东一家的生活为蓝本拍摄制作而成的。一来，霍英东一家原本就是这样的水上人家；二来，
广告片中的船夫与霍英东父亲霍耀容的面貌酷似——恰巧在电视台播放这部广告片期间，霍英东让我看了他父亲惟一的一张遗照；三来，霍英东一家亦像这广告片中的水上人家一样，经历了重重艰辛后，终于出人头地……
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小木艇上，被人称为“疍家仔”和“水流柴”。这两个词都是广州方言，意为水上人家就像是一只蛋壳或一根木柴一样，在海上漂来荡去，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吞噬。霍英东就是这样的“疍家仔”。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霍英东在家里排行第四，他上头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在他出生后不久，他又添了一个妹妹。
在20世纪初期，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渔港，像霍家那样的水上人家很多。他们以海为家，以船为家，船就是他们的居屋。那时，在香港的各个港湾里，一艘艘渔船停泊、聚集，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
有这样一句粤语俗话：“疍家鸡，见水唔饮得。”其意为水上人家养的鸡，看见水不能喝，因为一跳到水里，那就可能被水淹死。由此可知，像陆上人家的家里一样，水上人家的“住家艇”也是饲养鸡、鸭、鹅这些家禽的。具体说到霍英东幼年时期的家，其实就是一条的小舢舨。霍英东至今仍然依稀记得，那时候，他们一家7口人，就在船上摆炉做饭；到了晚上，就挤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觉……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霍英东全部的幼年记忆!
是否霍去病的后裔?
香港早年的水上人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打渔为生的，另一类是帮人运载货物的。霍家就属于后者。
有一次，在番禺，我问霍英东：“你们霍家是从哪一代起到香港来的?”
想不到霍英东也从不知道：“真的，无人知，我父亲、母亲都不知道。我只知如按族谱近10代霍家的辈分排列，我是‘和茂盛发达，耀好应联兴’中的‘好’字辈。但霍英东出生时，家里人并没有以“好”字为他命名，而是起了“官泰”这个名——据说，父母起这个名的原意可能是希望儿子将来“官大”。直到霍英东结婚时，他才正式按辈分取了个名字“好钊”。至于后来行之于世的大名“英东”，则是早在他上学时就起的。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祖父那一代开始，霍家就从事驳运行业。他祖父名叫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祖父死后，其父霍耀容继承祖业，继续以船为生，干驳运的活计。也就是说，至少从祖父那一辈起，霍家就落户在香港，故霍英东可谓地地道道的“老香港”。
寻根溯源，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县。但是，直到1978年，霍英东决定回乡寻根拜祖时，他尚不能确认自己祖籍在何处。关于家乡，霍英东脑海中惟一的信息就是：小时候，父辈说过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当时，有人说他是番禺人，亦有人指他的祖籍可能是广东三水县。后来，广州市有关方面出动一些研究广州方言的专家，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一番鉴定，最后判定他祖籍应是番禺。
霍氏在番禺是个大户，在著名的黄埔军校以南六七公里处，有一个村庄——练溪村，坐落在珠江河畔。据史书记载，练溪村于明朝万历年间建村。因村后有一条名为“白坭涌”的小河，这小河弯曲如虹，波光闪闪如银练，故后人就把村落改名为“练溪村”。村中的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平房，聚落成为块状，只是近年村民富裕之后，才陆续改平房为楼宇。
练溪村就是霍英东的“根”。在村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座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霍氏大宗祠。前些年，在番禺县境内，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番禺县的霍氏家族乃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后裔的一支；相传明代初年，一位远祖南下为官，来到广东，然后开枝散叶，子孙定居番禺各乡已有600多年了。
这样说来，霍英东可是霍大将军的后裔?
当一个人功成名就，在社会上声名显赫之后，往往会有人传出这个人的远祖原来是某位历史名人，以“渲染”这个当今名人原来是名门之后。10年前，当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请参阅冷夏、晓笛合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一书)荣归家乡浙江省宁波市时，内地也盛传包玉刚原来就是宋代名臣、有“包青天”和“包公”之美名的包拯的后裔。当时，海外有不少人质疑：如此一说，缺乏依据，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和经济需要而牵强附会。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番考证，最后证实这一说法并非虚言，包玉刚确为“包公”的后人。
言归霍英东，说他是霍去病后裔，似乎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霍去病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青年将军，他生于西汉初年的汉武帝时代。18岁时，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大获全胜。汉武帝刘彻以功论赏，封他为冠军侯。尔后，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大胜匈奴军队，建立赫赫战功。两年后，霍去病又率10万骑兵和几十万步兵，在汉北战役中，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使国家更为统一。公元前117前，霍去病去世，年仅29岁。他死时，汉武帝还在祁连山造其冢像，以记其赫赫战功。
霍去病卒时只有29岁，史书上也没有记载他曾有所出；既然无所出，那何来子孙，何来后裔南下为官，又何来后人散居番禺各乡?由此可见，说霍英东是霍去病的后裔，应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没有鞋穿的穷孩子
我们无从考究，那些人何以要把霍英东和霍去病联系在一起?但是，可以肯定的，霍英东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附庸什么古时的名人以炫耀自己的血统和身世——以他今日的地位和名望，也够显赫的了，根本不需要靠别人来显耀自己。事实上，霍英东向来从不掩饰自己低微的身世，他时常向别人讲述他苦难的童年……
在祖父那一辈，由于拥有大风帆船，故霍家的境况应该算是不错的。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时，霍家的处境已是相当困难的了。虽是水上人家，但霍家没有自己的驳运船，他父亲是租别人家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故霍家入息甚微。好在水上人家除了吃饭糊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开支，所以还能马马虎虎地维持生活。
船，就是水上人家的房子；海，就是“疍家仔”生活的空间。所以，水上人家是甚少上岸上街的。可能是因为这样，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穷，霍家人是从来不穿鞋的。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就是打着光脚，风里来浪里去。直到6岁的时候，霍英东仍然没有穿过鞋。这个没有鞋穿的穷孩子，就在那个小艇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童年的一切，有些已变得很模糊，但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仍然很清晰地留在霍英东的记忆中——有一年大年初一，霍家也和所有的水上人家一样歇业过年。霍家虽然穷，但过年过节还是要给小孩子添件新衣裳的；至于鞋子呢，那就免了——因为春节他们也是在船上过的。不过，那天，难得一闲的霍父心血来潮，说要到街上逛逛。对于水上人家来说，市井坊间可是另一个世界。可能是为了“入乡随俗”，霍母特意买来一双新鞋子，给霍耀容穿上。霍父穿上鞋子，觉得很别扭，浑身不自在，而霍家大大小小也像看马戏一样，盯着父亲评头论足，嘘笑一场。霍耀容还是穿着新鞋子上岸去了。在街上游来荡去几圈后，肚子饿了，就进入一间小食店。他把鞋子一脱，光着双足蹲在板凳上。一碟米粉端上来，霍耀容大大咧咧吃完，用手擦擦嘴，双脚落地便回船上。看见父亲光着双脚回来，霍家几兄妹觉得奇怪，连忙问父亲新鞋子哪里去了?霍父一怔，才发现把鞋子遗落在小食店里，忘了穿回来，一家人于是又大笑一番。
“这不能怪父亲，因为我们水上人家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很多年之后，当贵为亿万富豪的霍英东向别人回忆起这件往事时，总是自我解嘲地说上这么几句。
第一部分 第二章 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
7岁那年，一场台风骤然间夺走了两个哥哥的生命，霍英东侥幸避过劫难。几个月后，父亲又染病身亡。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霍母于是带着3个孩子，弃舟登岸，在湾仔找个地方住下，开始新生活……
兄遇难父病亡
对于水上人家来说，没有鞋穿，没有漂亮的衣服穿，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居住……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祈望，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因为一旦遇上台风，浪摧船倾，一家人就有可能葬身大海。
那个时候，由于科技落后，没有什么台风预报，出海的船民只能凭经验观天色、测风云。没有一丝海风，天气闷热之时，台风可能快将来临，船民就划着小船到避风塘躲风避浪。但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光凭感觉和经验往往是不能准确预测天气之变化的，于是出海遇到台风的事时有发生。每当这个时候，船民只好忍痛把悬挂风帆的桅杆砍掉，听天由命，任由船只在茫茫的大海中飘荡，只求船只不翻沉，但很多时候还是逃脱不了船翻人亡的命运。
台风，是水上人家最大的“克星”。
据史料记载，1923年夏天，也就是霍英东出生之后一两个月间，一场大台风袭港，隆生轮船、英潜艇L19号及其它三艘轮船在台风中沉没海底，损失惨重；另外，还有不少像霍家一样的水上人家，在这场台风中遭受船翻人亡的灭顶之灾。那次台风袭港之时，霍家的艇仔正停泊在风平浪静的避风塘里，所以避过了这一场灾难；可是，7年之后的另一场大台风，却无情地使霍家家破人亡。
那是1930年8月的一天，少年霍英东正在海边和一些小朋友打野壕。突然间，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霍英东连忙朝他们家的艇仔停泊的地方跑去。眼前的一切，把年少不经事的霍英东吓呆了：港湾里一片狼藉，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有些倾倒海中，有些桅断帆破。他母亲披头散发，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号；而不远处的海面上，他熟悉的那只艇仔正被大浪抛上荡下……
台风来时，霍英东两个兄长正在船上干活，因一时来不及避风躲浪而随翻侧的小船掉落海里；他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而霍英东，幸好当时不在船上，逃过了这场劫难。当别人把霍英东的母亲扶起来时，她早已昏迷过去，不省人事。霍英东不知如何是好，他拉着母亲的手，也禁不住失声痛哭。
霍英东的父亲霍耀容原先身患淋巴癌，久治不愈，颈部溃烂。经不起失子的沉重打击，霍耀容的身体越来越差，以致卧病不起。据霍英东回忆：“家里很穷，没钱医治，只能买些草药服用。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浓血化掉，就买来田螺，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其实，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背部，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但都是枉然的。”
当时，家里没有钱，霍家不能好好安葬父亲，只能草草地把父亲埋葬在青衣岛的一块荒坡上。
那一年，霍英东才7岁。丧兄失父，他除了像大人一样伤心哭啼之外，根本不知道这将会给霍家、给母亲、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霍英东那时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和一个5岁的妹妹，他母亲一个妇人是很难撑起这个家的。当霍英东在事过多年之后，向我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无限唏嘘：“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绝?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霍英东出人头地之后，越发怀念他的父亲。他常想：若父亲健在那有多好，我可以让他与母亲一样享享清福!很多年后，有人给霍英东送来一张已经残旧、发黄的照片，是香港帆船体育协会的一张会员合照，霍耀容也在这张合照中。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霍耀容棱骨分明的轮廓和清瘦的面容。霍英东视这张照片为至宝，他叫人把照片放大，制作多张珍藏。
我曾经问他，对父亲还有什么印象?霍一时说不上，沉吟一会儿，才如数家珍般忆道：“我父亲，没读过书，连照片都没有一张，后来别人送来的那一张，就是我父亲惟一的一张照片，且还是合照。当时我觉得好奇怪，怎会找到这样一张相?他是水上人家，平时不大理我们的。我记得，我和他很少讲话，他也没有带我们去玩过。父亲喜欢划龙船，另外还经常跟一些水上人玩纸牌。我们家的小艇多数是泊在筲箕湾和香港仔……”
之后，有一次，霍英东又无意中谈起他的父亲：“最穷时，我父亲都送我上“卜卜斋”(私塾)读书。我记得，‘卜卜斋’就在我家隔离，第一天，还是父亲背着我去求学的，那天
的拜师仪式极为隆重，父亲用一把葱和几块棋子拜师，以喻聪明。我在‘卜卜斋’读的是四
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一下子就学了几千个字，‘人之初，性本善’等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思想，很深入……”
霍耀容病逝后，霍英东的母亲，那个普普通通的水上妇女，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活下去。她当时只是想，不能让3个孩子再重蹈两个大儿子的覆辙。于是，她决定结束水上生涯。在安葬丈夫之后不久，她就弃舟登岸，把3个孩子带到陆上。霍英东7年的水上生活也由此结束，另一段生活旅程便由此开始。
家住湾仔石水渠街
霍英东的母亲姓刘，人称“刘三”、“阿三”，也有人称“霍四婶”。她强忍丧子失夫的悲痛，带着3个孩子，在港岛的街道上流浪。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他们一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刘氏带着3个孩子到处游来荡去……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熟人介绍，霍家4人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一间房子里。那时的湾仔石水渠街，可以说是香港的贫民窟。霍家住进的那间房子，面积大约只有20平方米，但住着50多人。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了一些帆布床。
1995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霍英东兴致一来，主动提起要到石水渠街看一看。石水渠街只是一条100米左右的斜街，旁边是皇后大道东，街名仍然未变。街上都是一些低矮的旧楼。我们下车，走在街上，霍英东带我们参观。他指着眼前一幢五层高的旧楼房说：“就是这间，现在用油漆粉刷过了……”
霍英东兴致勃勃，领着我上楼，楼梯是木板结构的，他用脚踩踏梯板，楼梯吱吱作响。霍英东说：“木板换过了，这种木板楼梯，一有火灾就惨了。”
霍英东回忆说：“我那时睡的是床板。有些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我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在骑楼的花盆架处，凑合着过一晚。房间黑暗、潮湿、闷热、腐臭，不通风
不透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与我相识、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
就因此患了肺病，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
站在石水渠街与皇后大道的交汇处，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皇后大道以下的那些地方，以前是海，是后来填海建起来的。在石水渠街旁边，当时有一间邮电局，有一块斜坡，我小时候喜欢从斜坡上滑下去，结果裤裆磨破了一个洞，我妈妈还为此打了我一顿……”
循着霍英东的回忆，我们一起探寻他所说的地方，发现那间邮电局和那块斜坡依然存在。
在这石水渠街，霍英东一家人住了五六年。
就读免费小学
母亲刘氏虽然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的生活。所以，在霍英东接受过“卜卜斋”的启蒙教育后，母亲刘氏又送霍英东到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霍英东笑着对我说：“帆船同业义学是一间专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入学是免费的。学校不是设在陆地上，而是设在船上，也就是说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由于是流动的，所以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我按时上学去，谁知却找不到那艘船，也不知船漂到哪里去了。”
两年之后，霍英东又转到敦梅小学就读。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入学是要收费的，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虽则如此，这个免费班只招收30人，入学是要考试的。学生要做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结果在被录取的名单中，霍英东排在第一位。霍英东在敦梅小学读了3年。那3年，是霍英东较为快乐的日子，因为既可以和一大群小朋友一起读书、学习，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霍英东读书用功，所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霍英东迷上了体育运动，他最为喜爱的一种运动就是打球。
50年之后，霍英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那段在敦梅小学期间喜爱打球的往事：
“……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英尺阔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
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到一位贵人相助。
13岁时，霍英东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孙中山、廖仲恺、何东、利希慎、何鸿燊等许多中国政坛巨人和港澳商界名流，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遇上大恩人林子丰
话说霍母刘氏，虽然已经带3个孩子弃舟上岸，在岸上有了个栖身处，但要养活3个孩子很不容易。刘氏原本不想再经营驳运，所以把3个孩子安顿好之后，她就借钱买了一部衣车，打算替别人缝衣补衫，赚点小钱糊口。但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很少做新衣的，所以光顾的人很少，没几个钱可挣。刘氏向来在海上帮助丈夫从事货运生意，除此之外，其它活计她从未做过，她于是决定重操旧业，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
但想归想，一个孤儿寡母人家，既没有自己的货船，又没有钱租得起船，凭什么经营驳运生意?就在刘氏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上了香港商界、教育界的名流——林子丰先生。
林子丰原籍广东揭阳县，青年时在厦门和北京求学，1915年来香港。几年后与友人创办公司，经销越南煤炭。1924年，又与友人合资办嘉华储蓄银行(现嘉华银行的前身)。那时的林子丰，虽然只有30岁左右，但在香港商界已颇负盛名。富甲一方的林子丰，积极兴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香港培正中学、浸会书院、浸会医院等机构，并曾出任香港多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那时，林子丰正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每隔几天就有一艘大货轮从外国运煤炭到香港来。林子丰起初同情霍家孤儿寡母处境，就安排刘氏把大货轮上的煤炭，驳运到岸上。驳运其实就是转运，就是与停在外海的大货轮接洽，用小舢舨把货物分批运到岸上去。刘氏没有船，她只是个中间商，也就是从林子丰那里把生意接下来后，分派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
林子丰是经营煤炭的大商家，每次运煤的货轮一来，就有五六千吨煤炭要找舢舨驳运上岸。当时搬运煤炭与现在不同，现在用机器，以前却全用人工，每次都有几百人，把煤炭一担担从舢舨上搬运到岸上。霍母刘氏每次都得组织水上苦力和舢舨客，为林子丰搬运煤炭。
林子丰非常关照刘氏，但这驳运生意的中间商也不好当。有时遇上台风，驳船不能出外海，刘氏只能望海兴叹；有时煤炭运来太多，驳船一时应付不过来，舢舨客就会乘机抬价。因为货主林子丰给的佣金是固定的，所以舢舨客一提高运费，刘氏不但没钱赚，有时还会倒贴钱出来。但刘氏讲信用，每次都能安排足够人手和舢舨，及时把煤炭驳运上岸。
日子长了，林子丰看出刘氏讲信用、讲义气，工作可靠，对她更为关照，源源不断把自己经营的货物交由她安排驳运。
据霍英东回忆：“由于做驳运，时常风里来浪里去，安全没有保障，所以，我妈妈经常到附近的天后庙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而那时的霍英东，课余时经常帮母亲的忙。每隔几天，他就拿着母亲给他的驳运账单，到林子丰的公司去收钱，然后分发给各搬运工和舢舨客。
林子丰帮霍家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刘氏因此对林子丰感恩不尽。她时常对3个孩子说：“你们要记住林子丰，他是我们霍家的大恩人!”
二三十年之后，霍英东成了香江富豪，霍母刘氏曾买了一条游艇，供别人借用。一次，为答谢林子丰当年的恩情，刘氏曾特意邀请林子丰坐自己的游艇出海游玩，并准备了昂贵的鱼翅和烧金猪招待他。
1989年底，林子丰逝世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裔省督林思齐，首次以省督身份访问香港。林思齐和霍英东是老朋友，为了接待林思齐，霍英东推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在招待林思齐的大型宴会上，霍英东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致欢迎词。谁都没有想到，霍英东竟在致词时提起半个多世纪前，林思齐先父林子丰帮助霍家的陈年往事，并口口声声说林家乃霍家的大恩人，句句动情，令林思齐极受感染，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眼泪。
却说由于得到林子丰先生的帮忙，霍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霍英东入读敦梅小学，不久，霍家就离开石水渠街那挤迫、破旧的房子，在湾仔谢菲道租了一层楼房，前厅作为船馆，供水上苦力和舢舨客在那里玩牌下棋，等候大货船抵港；后厅用作居所。至此，霍家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稳的落脚点。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霍英东和他的母亲都曾公开说林子丰是霍家的大恩人，但有几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霍英东却莫名其妙地说：“讲起林子丰都不是什么大恩人，可能我老妈子觉得是一件好大的事，他只不过给一些煤炭，让我们帮他找船客……”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纳闷：“到底霍英东和林思齐之间出了什么事，怎么他对林子丰的态度有了改变?”
在皇仁书院的日子里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敦梅小学考进香港一所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所书院是英文书院，用英语教学，其编制很特别：进校时由第八班开始，逐步升班，升到第二班，中学教育就结束。霍英东考进第八班A，即成绩最好的一班，入校号数是19737。
皇仁书院创立于1862年，最初名叫中央书院，俗称“大书院”，是香港第一间官立学
校，其地位近乎英美的初级大学，校址在今日中环歌赋街、荷里活道。直到1889年，因学生人数增加，校址迁到鸭巴甸街，并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不久又易名为皇仁书院且一直沿用此名至今。皇仁书院以招收华籍学生为主，但也招收一些欧美及亚洲各国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以“孙帝象”之名注册，于1884年进入皇仁就读两年肄业。此外，国民党*廖仲恺、民初总理唐绍仪、财长陈锦涛、外长伍庭芳，以及何启爵士、何东爵士、利希慎、刘铸伯等一大批香港名流俊彦也曾在皇仁就读。
“赌王”何鸿燊也在皇仁读书，但他是1933年入学的，比霍英东早3年。这两位皇仁同学后来结为朋友，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携手进军澳门赌坛，独霸澳门赌业，成为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皇仁是收取学费的，每个学生每月得交学杂费5元。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5元钱不算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当时霍家的生活相对以往来讲是安稳了许多，但还算是较为清贫的，故每月为霍英东支付5元学费，对于霍母刘氏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刘氏说过，勒紧腰带也要供霍英东读书。
每天，刘氏都给霍英东一毫钱，让他用来搭电车和吃午饭。但霍英东自小知悭识俭，为了节省每天来回的6分钱电车费，他每天早上提前动身，背着书包由湾仔经玛利兵房、兵头公园步行半个小时至鸭巴甸街的皇仁上学；下午放学后，又沿着上学的路步行回家。中午，他就花4分钱到学校旁边的为食街(士丹利街)或小食店“三十间”吃糯米饭和大松糕。课间休息的时候，俊记的店员还在学校大门的铁栏处向学生兜售雪糕和面包，但霍英东总是舍不得掏钱去买。
霍英东是个懂事的乖孩子。除了省吃俭用、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外，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他就赶着回家，帮母亲记驳运生意的账目，或外出送发票，分派运费给舢舨客。闲时，他就躲在家里那间窄小、昏暗、潮湿的厨房里做功课。由于家境贫困、营养不良，加之居住环境恶劣，那时，霍英东的身体很孱弱。他知道身体一垮下去，就应付不了繁重的学业，所以他总是强迫自己要坚持运动，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
皇仁不同于敦梅，校内有一块空地，可以供学生打排球、篮球，或者踢足球。但是入读皇仁的最初两三年，霍英东极少有机会在这个大球场上打球，因为这个场地多由高年班同学占用；一旦低班生侵犯高年班的场地，球儿会被人踢到邻校——庇理罗士女校那边去。
那时，霍英东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踢足球。据霍英东回忆，课间休息或放学之后，他经常和同班同学跑到校门口的一块三角空地上踢球；有时三角空地被其他班的同学先占了，他们就干脆到学校厕所前面的走廊处，把橡皮球踢来踢去。
皇仁向来重视体育运动，班与班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时常有一些体育比赛；另外还时常组织校队到外面与其它校队比赛。霍英东曾一度代表校队打排球，他打的位置是三排中。
皇仁的学生生涯，无疑是霍英东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记忆。当霍英东离开皇仁
48年之后，重返皇仁参加母校创校125周年纪念庆典的时候，他饶有情趣地向各界来宾和各届校友回忆道：“在校时候，同学们最喜欢的有两件事：一是下大雨，一是足球练习比赛。大雨淋湿了衣服，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每逢下雨，同学们就将衣服弄湿，要求放假；足球练习比赛，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奔驰于球场之中，玩到精疲力竭，还舍不得收队离开。”
霍英东好玩，但也很好学，所以在皇仁的几年间，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第一。有一次在
班里考了个第三，他还因此伤心得哭了一场。
被英国小说吸引
皇仁是用英文教学的学校，在那种环境下，英国作家的经典小说自然是不少学生的必读作品。霍英东也一样，他那时所能阅读到的，大多也是英国作家的原版英文小说。
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霍英东无意间翻到英国作家笛福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就捧着站在书架旁翻阅起来。这部小说描写水手鲁滨逊，在他的船只蒙难后，漂落到一个杳无人烟的海岛上，他顽强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最后在岛上开辟出自己的乐园……虽然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生活，但书中描写的海岛生活和历险经过，于他而言还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富有吸引力。
不久，霍英东又读到另一部同样的描写海上历险故事的英国小说《金银岛》。这部由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所著的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吉姆的男孩子参加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海岛上的财宝，经过无数次的险遇，吉姆终于到达了荒岛……
吉姆是一个青春少年，而霍英东当时也正处豆蔻年华，所以吉姆的形象更容易被霍英东接受；而吉姆探险、寻宝的曲折离奇、险象环生的经历，也自然地比鲁滨逊的漂流故事，对霍英东更有吸引力。
也许因为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对那些描写海上生活的小说自然甚有兴趣，所以《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部英国小说，是早年霍英东所读到的各类文字中，给他的印
象最为深刻的。
对于水上人家的孩子来说，在海上搏击风浪，最后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霍英东也一样，从鲁滨逊和吉姆的传奇、惊险经历中，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慰藉，他似乎找到了某些寄托……
但是，当时的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约在10年之后，他竟也像他少年时崇拜的英雄那样，在海上历险，甚至在一个荒芜的海岛上，熬过了整整半年的地狱般的非人生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皇仁，霍英东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令他一辈子受益无穷。正是为了报答皇仁的培育之恩，霍英东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心和支持皇仁的发展。1973年他捐献一笔款项为皇仁建造一间霍英东图书馆；1974年，又捐资兴建皇仁旧生会会所。他是皇仁旧生会永远名誉会长，平时不论事务多么繁忙，但皇仁的活动，他一定拨冗参加。1987年4月，他曾和老同学、老朋友、老搭档何鸿燊博士一起，为“皇仁校史新编图片展览”主持剪彩。1992年，他曾接见皇仁中学八位会考获得九优的学生。
日军攻城从此辍学
却说霍英东在皇仁就读，一晃就是5年半。1941年，霍英东升到三年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六)。那年年底，他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以进入大学预科。那时，由于在“南进”过程中不断取胜的日军正日渐逼近香港，港府于是颁发了战时紧急法令，市面气氛日趋紧张，大批香港人纷纷逃亡外地。相对来讲，皇仁等一些校园里还算宁静，一切教学活动仍然如常进行。
12月8日那天，大清早，霍英东就起床。上一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霍英东是知道的，但他顾不上这些，因为他当时正在承受着考试的压力。正好那天学校考试，为了争取多些时间温习功课，他一反常规，没有步行上学，而是掏出3分钱，准备坐电车。他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从九龙方向传来一阵阵爆炸的声音，原来是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正式打响。警报声响遍了全城，城内一片混乱。皇仁校方临时通知学生，停止上课和考试。正如霍英东自己说的，“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重，考试带来更大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但多年之后，他感慨地说，“为了这一阵子开心，现在想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那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日军进城，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沦陷日子；而皇仁书院亦在劫难逃，校长奥干拿
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校舍被日军占用，课室改为马房，书桌做
了马槽。而霍英东也在日军的铁蹄统治下，开始走向社会……
第一部分 第四章 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
日军侵占香港，霍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危机中。18岁的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轮船上做火夫，在太古船坞做打铁工，在启德机场做苦力……跟开车师傅做学徒，偷学开车，遭日本人毒打。
第一份职业——铲煤工
霍母刘氏从事煤炭驳运经营，赚取微薄的佣金；由于勤俭省用，几年下来，倒也积攒了一些钱。于是，刘氏与别人合伙，购置了一艘名为兴和的小火轮，用于驳运货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在香港实行铁蹄统治。煤炭贸易不能如常进行，霍家的收入也大受影响。不仅如此，霍家的兴和小火轮还被日军强行征用了，霍家的生活又面临新的危机。有一段时间，霍英东还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街上摆卖，以换几个钱维持生计。
那时，霍英东已经18岁，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在已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情况下，在家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考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不久，霍英东找到了一份工作，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霍英东负责铲煤烧火。铲煤工，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份职业。轮船的火炉在船舱底部，炉口不断喷吐着火苗，站在那里，又热又闷。霍英东抡着铁铲，站在炉口，把原煤一铲一铲地投进炉膛里。在这摄氏40多度以上高温的环境下干活，霍英东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满头、满脸、满身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铲煤这种单一重复的机械动作，虽是一种体力活，但光有体力不行，还得掌握好技巧和节奏：铲里的煤炭抛进灶膛太急，会压着火势，甚至会令火舌熄灭；而抛得太慢，却又会使火炉失去火力，火势接不上。
霍英东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小吃苦耐劳，但也极少干重体力活，加之他当时身体孱弱，所以铲煤这份工作，他干得非常吃力。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火炉口，被热气煎熬着，灼热难耐，又苦又累。这时，他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晚上放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腰酸骨痛，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
铲煤烧火虽然苦不堪言，但霍英东还是想干下去，因为他这份工的薪金虽低，但也能帮补家里。谁知，老板对他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在裁员时就趁机把霍英东给解雇了。
启德机场当苦力
被老板解雇了，一时又找不到工作，霍英东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游荡荡了几天。一天，他听说太古船坞需要苦力，于是便花了10元日本军票，托人介绍他到太古船坞干活。太古船坞是英资太古集团属下的资产。太古集团是英国的约翰·施怀雅家族，于19世纪中
叶创立的，至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洋行之一。1911年，太古集团以每英尺3仙的价格，向香港政府购入52英亩的荒地，然后历经8年的开发建设，终在这荒地上建成太古船坞。除维修太古集团属下的船只外，太古船坞也为客户制造新船。1941年，盟军在日军入侵香港前毁坏了太古船坞的一些设施和船只；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整修船坞和船只，以备自用。
霍英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太古船坞干活的。初进船坞，霍英东干的是打铁工。别人用铁钳把铆钉钳住，他就抡起大铁锤，使劲地往铆钉上打，稍不小心，就会打到别人手上。这种打铁工，既要求出尽力气，又要求铁锤打准铆钉，极不容易。霍英东担心自己干不好，只干了几天，就托人介绍他进船坞的风炮铆钉处干活。他认为风炮工比铁锤工容易干一些，谁知，当他第一次抡起叭叭作响的风炮时，双手就被震得不停发抖，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他知道自己干不来这种重活，所以识趣地自动离开太古船坞，另谋生计。
不久，日军公开征集大量劳工，扩建启德机场。启德机场是香港大律师何启和商人区德于1924年投资兴建的。1941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启德机场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日军进占香港后，就决定大规模清拆九龙城寨和宋王台，扩建启德机场。经在机场做事的朋友介绍，霍英东进了机场当苦力。
霍英东回忆说：“我记得，在启德机场打工，每天工钱是7毫半。当时粮食奇缺，机场每天给每人配给6两米，但须从工钱中扣去两毫，故每天工钱实得5毫半。机场在九龙半岛，我家住在港岛湾仔，从湾仔到九龙须坐轮渡过海，每趟一毫钱，来回两毫钱，那是怎么也省不得的开销；至于其它陆上路段，我就步行。每天花在步行上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说到这里，霍英东感慨地说：“7毫半钱一日，我想全世界都没那么低的工资，扣掉粮钱和过海轮渡的钱，只得3毫半，但这3毫半钱其实也不够我乘坐来回家里和码头的巴士，所以我只好行路……。”
每天上午到机场，霍英东会先拾些树枝生火，煮些稀粥填肚子，接着就出卖体力，在日军的监视下干活，丝毫不能偷懒懈怠，否则就得受日兵的枪托、皮鞭、木棍抽打之苦。中午吃饭时间，霍英东肚子辘辘作响，他就随便买点松糕充饥。按照自己的饭量，他是要吃上七八块松糕的，但为了省钱，霍英东每餐只是花一毫钱买两块松糕。到了傍晚时分，放工了，已经筋疲力尽的霍英东，还得步行回家。他自己回忆道：
“那时，早上上班精力还好些，晚上放工回家，就惨了。我每走一步，就数一步，步履蹒跚，几乎走不动，迈不开双腿。我老是想着不知还要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终于回到家里了，真想好好吃一餐，但那时配给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糊口。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常常煮一些木薯粉、番薯藤，让霍英东填饱辘辘饥肠。营养严重缺乏，霍英东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不堪。
虽然身体虚弱不堪，但苦力活还得天天干。一天，他要搬一个大油桶，双手使劲地抱起来，谁知因为气力不足，油桶从半空中掉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一只手上，结果一个手指被压破了。
说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感慨地说：“那时候，很艰苦，吃不饱，但从来不怨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
我说：“其实可以比较，与周围的人比较……”
“个个都这样辛苦，好像我住的那间屋子里，住了50多人，个个都是这样。”霍道。
“香港那么大，那么多人，可以相互比较一下……”
霍英东百般无奈地说：“那些，我们就不敢奢望了!”
偷学开汽车被毒打
霍英东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着，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呆想，他不知道苦难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信，那是他的妹妹从广西寄来的。他妹妹在中学读书时是个思想进步的学生，曾参加校外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
对于这段往事，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有一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妹妹当时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受她的影响，有些歌，比如什么《保卫中华》、《松花江上》，我都会唱的。”
在歌咏队，霍英东的妹妹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并双双离开香港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妹妹在广西宜山法院当秘书，妹夫在一家学校教英语。妹妹在信中说，霍英东可以也来广西宜山，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生活较为稳定。霍英东读完妹妹的信，心中涌起一股希望。香港已经沦陷，生活艰难，这时能在内地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业，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希望把母亲也带到广西去，一家人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一经了解，方知从香港到广西去，得步行二三十天，他母亲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的。霍英东是孝顺子，他舍不得丢下母亲，所以就放弃北上的念头，陪着母亲继续在香港谋生。
在社会上干了一年多的苦力后，霍英东体会到，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天天卖苦力了。但学什么好呢?机场扩建工程的一名主管是中国人，他见霍英东身体孱弱，手指又被油桶压破了，出于好心，就主动劝霍英东转换一下工种，不要再干苦力。霍英东大喜，趁机提出想学开汽车，这位主管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并随即安排一个师傅教他。
霍英东当晚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也为他高兴了一场。可是，事不如人愿，那位师傅不愿意教他，每天总差使霍英东干一些杂务，而从不教他开汽车的技术。有时师傅在操作，为徒的霍英东就在一旁“偷师”，但师傅一旦察觉到，就借故支开他，叫他干别的杂务。
那时，师傅经常叫他干的活是拆汽车上的电池。这是一件又苦又累又脏的差事，提着硫酸桶，像一只猫那样趴在车底下东拆西弄，油渍沾满衣服和双手。回到家里，母亲叫他洗手
、洗脚、洗脸、洗衣服，但他总是懒得洗，反正第二天又要拆电池，又要沾满油渍，洗了也
是白洗。只有到了星期天不用上班，霍英东才把又脏又臭的衣服脱下来，让母亲用一种土方
中草药水“茶仔头”熬洗，并且痛痛快快洗个澡。也就是说，只有星期天，霍英东才是一个
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的人。
跟了师傅两三个月，还没有握过驾驶盘，霍英东的手总是痒痒的。一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开着一辆货车停在机场上。那时，霍英东正在旁边洗车，无意中看到那货车的车匙挂在车门上。他学车心切，也顾不上别的，就爬上驾驶室，胡乱拨弄了一番，汽车启动了。霍英东当时根本还不懂开车技术，汽车一启动，他心里就非常慌张，双手也不知道如何操作；情急中，货车直冲向前面的另一部汽车上，两车相撞，一时惊动了机场上的人。那个日本人跑过来，揪住霍英东，问也不问一句，就挥动拳头，把霍英东毒打一顿。
因这事，霍英东被机场辞退了，学开汽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他心里非常沮丧!
前路茫茫，霍英东彷徨于人生之旅途，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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