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
霍英东自谓“不懂政治”，也对政治兴趣不大，但却不期然涉足政坛。继当上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后，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更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甚至有传他可能还会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否*地下党员?
霍英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几乎是世人一致公认的，即使是一些对他的经历不甚了解或者误解的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其爱国行为，几十年始终如一。另外，他对中方的态度，也是几十年不变，与近年香港一些政客商贾看风使舵的投机行径截然不同。
这10多年来，霍英东到内地投资、捐赠，光是纯粹的捐赠款额就超过20亿港元；所有的投资也有很高的效益，但他也没有把这些收益拿回香港，而是继续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有些人因而不理解：若把这几十亿存在银行，起码已经升值到100亿，光是利息也够他
们家族吃几辈子，何必辛辛苦苦到内地疲于奔劳?
我也曾向霍英东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是呵，我有时也问自己，何苦呢?我们家族每年在港澳的生意入息4亿多港元，不但全部用到内地，连我们在瑞典银行的存款也拿出来用在内地，倾家荡产为了什么呢?甚至几乎连命也赔上，为什么?我的子女有些都不理解，骂我的，何苦呢?不也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0年夏秋之交，霍英东专程远赴德国考察。当时，两德刚刚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缩小东、西两地在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而融为一体，广为世界关注。霍英东在德国跑了10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我曾问他：“你这几年考察了不少国家，你觉得德国、东欧等国家有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霍英东说：“看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后，我觉得什么也不需借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也学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很简单，我时常想，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它们的‘香港’。你想想，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3000多万华人与内地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2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想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霍英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曾到广州访问，当时霍英东和前广东省长朱森林一起宴请尼克松。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在向尼克松敬酒时，对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很艰巨，不少地区还很落后，有些人还睡在街上。12亿人口的中国生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想世界的负担有多重，我们中国要跟美国买一辆波音747客机，你知道我们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买到。一句话，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一次交谈时，我曾问霍英东：“好像听人讲过，你不是*的*对象，而是*的自己人，事实是怎样的?”
霍英东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却不加思索地笑着说：“绝对不是，这个说法完全没根据。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里有三个老婆，共产党员怎能有几个老婆；另外，澳门娱乐公司，他是股东，怎么可能呢?”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在香港几十年，接触过不少资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从香港回内地、现在当广东工商联主席的陈祖培，以及李嘉诚、王宽诚等等许多资本家，这种感情是很浓厚的。王宽诚是北角地王，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靠内地赚钱，而是靠地产赚钱。他病后，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资本家，都希望通过商业来强国富国。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思想、感情。霍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他写那篇欧华学会讲稿(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时，也想过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觉得，为了香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协副主席，就这么简单。”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1989年风波之后，一些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迁册、移资、移民形成风潮，连霍英东的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也迁册国外，转移资金出港。
据说，那场风波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霍英东的一个生意伙伴——汤于翰医生就做出移资的行动。霍家和汤家各占一半股权的福堂有限公司，拥有毕打行和不少物业。那时，福堂通
过一项特别决议，重新发行两种极特别的股票，F股发给霍家，T股发给汤家，两家权益比例仍保持不变，但汤家拥有的股权，则自此改由两家地处太平洋曲克岛的信托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权益成功迁册至曲克岛。
到了1990年底，代理内地的东方石油也有迁册行动。该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刘氏家族合
办，权益各占一半，刘氏家族那时却把名下权益，迁册至非洲的利比里亚。
生意伙伴迁册，但霍英东仍然如他几年前所言，“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他并未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并未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着转移生意基地，另谋发展。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往来的重要窗口。”
有无可能当上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风波后，香港社会极不稳定，一些原本与中方有接触的大资本家也主动疏远中方，与中方保持一定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资本家都不想上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
后来，中国政府为打破这个僵局，主动邀请香港一些大资本家上京，以恢复双方的关系，了解北京新领导层的态度。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震霆两次上京，会见了*和*，与两位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谈中国的体育发展，谈北京亚运会……
虽然霍英东从来不在内地拉帮结党，但由于在体育事务方面和人大、政协事务上与中方有较多接触，故中方高层中的不少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友好。近几年，霍英东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与*、*、薄一波、*等人游泳或打网球……其中，他与*的关系更为密切，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就已经在广东结识。
虽然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霍英东一直表现低调，他的一些提议也不获中方官员重视，但那段时间，在香港却盛传霍英东可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些报刊还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对于何种人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说过，将来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不一定来自政界，可以是新闻记者、律师、商人等专业人士；至于首任行政长官，应该是能同时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却普遍认为应该由熟悉香港政府运作情况的人士出任，如现任布政司陈方安生这一类人。对于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赞成由他们出任未来行政长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曾公开表态，不应由商人担任行政长官，因利益上有冲突。
近10年来，香港曾盛传的首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主要有霍英东、包玉刚、李国宝、查良镛、陈方安生、陈祖泽、钟士元、李福善、杨铁梁、董建华、梁振英、荣智健、吴光正、曾宪梓、罗德丞、王锟等人。有意思的是，近两三年，即使霍英东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却几乎再听不到关于他能否成为首任行政长官的议论，似乎香港社会已经认为霍英东完全没有可能出任此职。
按照我的理解，未来特区行政长官的人选一定大爆冷门，大大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近两三年内盛传的那些热门人选，完全有可能一一落空。按照中国政坛的一般常态，一个人越早曝光，社会上对他高就官位的传闻越多，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未来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既可能出人意表，便不能排除霍英东成为行政长官的可能性。理由主要有三个：
其一，霍英东与内地长期合作，久经考验，又在人大、政协这两个机构内任职多年，深受中方信任，就此而言，在香港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可与霍英东相提并论的人选来。
其二，霍英东现已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中，若由他出任首届行政长官，更能凸现北京方面对香港的“高度重视”。
其三，霍英东在香港政坛、商界的地位超然，既超脱于港澳区人大政协圈内的纷争，向来也广为商界的各派势力所接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处事低调，不抢风头，不爱自我宣传，稳重而不僵化，既没有政治投机者那种“极左”恶习，也没有那些喜欢借传媒自我曝光和表忠献媚那类人的“骚味”，故而更能取得中方和社会各界的好感。
如果说霍英东当首届行政长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可能只有两点，一是年龄稍大，二
是牵涉商业利益。但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问题。年龄上，他不比传闻中的热门人选
钟士元大，且身体向来健康；至于商业利益问题，只要把他的公司转到儿子名下，其商人身
份也就轻易转变。
霍英东谈首任行政长官
以上的说法，只是别人的推测，那霍英东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曾和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在1995年7月，在番禺至广州的路上，那时，舆论盛传陈方安生是最热门的行政长官人选。以下是那次我和他的交谈实录——
冷：“有人曾传你是特区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你自己怎么看、怎么想?”
霍：“我有自知之明……”
冷：“你认为哪些人才有资格任这个官位?”
霍：“将来有400人组成的推举委员会推举产生。应该说，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
，卫奕信、尤德、麦理浩都好，谁来，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社会的运作很成熟，比如彭定康返英国述职，陈方安生可以代理，政府照样运作正常……”
冷：“但‘九七’后，香港高度自治，行政长官的权利可能很大……”
霍：“彭定康也承认他做港督是一个‘沙包’，即是被人打，不能还手；老实讲，做行政长官不容易，除了‘两制’还有‘一国’……”
冷：“你认为从公务员队伍产生好，还是从其它行业产生好?”
霍：“怎样都好，都是看这个人的能力。好像李光耀做新加坡总理，都是众望所归，又如加拿大省督林思齐，都很成功。但始终坐上这个位，都是相当辛苦的……”
冷：“你心目中有无什么人选?”
霍：“任何一个人选，对香港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老实讲，港督和澳督不同，澳督很重要，但港督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作为行政长官，既要兼顾12亿人的祖国利益，又要考虑600万人的生活方式不变，不容易……”
冷：“你认为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当这个官?”
霍：“最后还是400人的推举委员会中推举产生……”
冷：“但有人认为这个推举委员会作用不大，主要还是中方在背后操纵或内定……”
霍：“我觉得将来推举行政长官会相当*，因为最后要经过协商选举产生，假如有两个或若干的提名人的时候，就要竞选。竞选时，可能秘密投票。”
冷：“*高层领导人有无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霍：“都有过，问我有关的情况。当然，任期5年，第一届，40岁以下不行，自己知道年龄已太大，到了‘九七’已是74岁，真的给我做，难道要做到79岁吗?不行的，开玩笑而已，所以已否定自己。到底谁做?我始终觉得，香港比较成熟，行政主导的框架已定，公务员的运作，并不是港督可以左右的。现在看来，立法局也好，已经在监督……将来有个书记，有个工委，行政长官会不会受影响呢?”
冷：“就是说你已完全把自己排除在外?”
霍：“老实讲，到了这个年纪，不是想多做一件事，而是真的不论是否‘功成’，‘身退’是很重要的……很多事，不是不想做，而是自己实际不行的。”
1996年1月15日，身为筹委会副主任的霍英东在一个晚宴上，公开推言于同是筹委会任的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
那天，一向处事低调的霍英东，一反常态，对记者大谈特谈董建华：“我最早已经在心目中认为董生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为各方面接受，我觉得他备受各方面的认同。从他自己个人事业、工作能力、各方面接物待人，我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
当记者问及董建华的商人身份是否构成利益冲突时，霍英东答道：“行政长官将来要申报财产。”他还说，董氏家族生意主要在海外，利益冲突可能很少。末了，他还吁请董建华为了香港的前途，应该考虑牺牲个人的事业。
霍英东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自他公开推许董建华后，董的政治行情再度上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亦愈见突出。
从传媒得知霍英东公开推许董建华，我也大感诧异，因为这不是霍英东的作风。第二天下午，在中华游乐会，我见到霍英东，问起这件事，他解释说：“昨晚，那些记者很会提问题，问起董建华，我不能不讲；其实，他们若问起对其他人的意见，我都会讲好的，难道能讲别人不好吗?”
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董建华是霍英东的世侄，加上自出面协助董建华重组“东方海外”财务后，两人诸多接触，霍英东发现董建华有很多优秀之处，很欣赏他的为人；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
霍英东坦言，中方高层曾经就行政长官的人选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已经婉拒中方的好心，把自己排除在外；那么，在排除自己之余，推荐自己向来欣赏的董建华，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1996年2月初，霍英东自北京参加完筹委会成立大会返港后，我又问及行政长官人选的事，他淡然地说：“有些事，不可以讲。别人揣测，鲁平讲‘黑马’，*总书记又转身与他(董建华)握手，这是不是有所表示?现在，不能讲了，要尊重推选委员会的意见。”
1996年6月，香港一份报章在头版头条位置，煞有其事地称香港工商界有不少人正在推举霍英东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第二天下午，在霍氏公司的写字楼，我向他提起此事。
“昨天有报纸说工商界人士正在推荐你出来当行政长官，不知这报道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霍英东断然说道：“这是假的。第一，没有人推荐，个个都没有人推荐，没有人与我谈过推荐的事；第二，我年纪大了，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讲的是自己的事业，并不是讲自己的官大。”
我说：“到了这个阶段，罗德丞虽然已表态，但市民对他的看法并不太好。至于董建华
一直没有表态，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实讲，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人……”
霍英东认为：“其实，都不是德高望重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搞南沙开发，以后必然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冲突，我们公司的客船，牵涉到海事处和码头，别人就会说是否有什么代表?利益上是否已冲突?陈方安生买楼十成按揭，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都闹得满城风雨。”
“从政，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我说。
“但有什么好处呢?”霍英东感叹说：“如果自己后生，精力充沛，还可以考虑，现在一
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华游乐会，关于行政长官问题，我和霍英东又有一次长谈——
冷：“行政长官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产生。现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没有改变?”
霍：“我搞南沙，种一株树，修一道桥，都有人感谢我。但做行政长官……社会上对人选问题有何看法?”
冷：“基本上还是接受得了董建华。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认为‘董陈(陈方安生)配’是个理想的组合，在报刊上，我也撰文表示过我的看法……”
霍：“阿董(董建华)都几(相当)头痛，‘东方海外’无人帮手。”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给他们打理。其实，若董建华最后真的成为行政长官，那干脆把‘东方海外’全部卖给中方，成为公开的中资企业，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还能卖个好价。这可能是一条路，就像解放初期，荣毅仁家族处理家族生意那样。当然，两者有些不同，荣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去做官；但董建华的情况却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给中方，反正‘东方海外’本来就有中资背景。”
霍：“你估计香港‘九七’后会怎样?”
冷：“主要还是看经济，关键是要维持香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其实，中方这么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经济作用，我想，‘九七’后还是一样。”
霍：“你认为行政长官以后的作用怎样?”
冷：“与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层官员的沟通最重要。行政长官，既然不能一味让步，既要为香港争取利益，同时又不要与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官员发生冲突，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应该体现在这方面。”
霍：“说真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任何一个市、县的书记、市长。”
冷：“很多人想当行政长官，并不一定是为了权力，香港这个地方很特殊，第一届行政长官肯定举世关注，甚至会写进历史，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
霍：“这个我也知道。但有时看到克林顿、叶利钦到处去拉票，也觉得他们好凄凉。人最紧要就是无所求……”
冷：“人人坐到这个位，都不想下来的，人都有权力欲望……”
霍：“不是的。我时常跟我的子女讲，参加政治活动，一坐上去一个位，就要想着几时下来。做生意也一样，不要光想赚多少钱，也要想可能蚀多少钱，蚀不蚀得起?”
从霍英东上述的几次谈话中可知，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长官人选之外。
当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并不代表霍英东对参与香港社会事务“冷感”，他仍在一些关乎香港平稳过渡的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坛。
为吸引更多香港人对香港事务出谋献策，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那天，霍英东也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在中英两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方于1994年提早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另起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而霍英东就是预委会的三个港方副主任之一，另两个副主任是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安子介和香港前任首席*官李福善。
1995年底，霍英东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九七”前足以与港英政府抗衡的另一权力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而在此之前，1993年初，霍英东与安子介和澳门富商马万祺，一齐被选举为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阶层，迈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峰。
水上人家出身，如今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霍英东自己有何感想呢?他淡然地对我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自己当然很高兴。当政协副主席，3个月开一次会，不要花太多时间……”
霍英东的一位助手也对我提过此事，他说：“霍生做政协副主席，他很高兴，也很重视，但不做也无所谓的。”
第四部分 第五十一章 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
1986年2月，一位中央领导人约请霍英东，对他说：海南很落后，希望他带头到海南开发。于是，霍英东亲赴海南考察，和海南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还重金请来参与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专家，对牙龙湾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中央领导人约见霍英东谈海南开发
作为一个商人，政治不能算是他的事业，其自身的价值，自然也不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即使他的商业成就对政治造成较大影响。商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次才是社会效应。所以，霍英东虽然现在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使他将来有机会当上首届特区行政长官，这仍然是他此生在政坛上的最高职务(或荣誉)——但这只能说是霍英东的人生的一个闪光点，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高峰，而不能算是他事业的最高峰。
霍英东涉足商界半个世纪，其间屡创高峰，如50年代首创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印发楼盘说明书，尔后购置先进设备淘沙、围海造淡水湖，以及70年代后期起率先进军内地旅游业和宾馆业……他以一次次大胆的创举，令自己的人生不断“闪光”，事业不停向前迈进，同时也在香港的百年沧桑史上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在广东大举投资外，霍英东曾一度非常关注海南岛的开
发建设，并一度想在那个中国第二大岛屿上大展宏图。
霍英东开发海南的计划，源起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会面。
1986年春节后的一天，霍英*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这位领导人日内到广州，同他商谈开发海南大计，要他前赴羊城候见。
近半月来，香港媒体一直跟踪报道这位领导人在海南的考察活动。他在海南期间，专程前往三亚市东面的牙龙湾考察，发出了“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赞叹，还提到霍英东说过的一句关于牙龙湾的话：“海滩像足球场的草皮。”霍英东凭着对中国领导人办事作风的深切了解，深深感到中国政府对海南将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果不其然，2月15日，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这位领导人就对霍英东说：“对比台湾和珠江三角洲，海南确实落后，中央有意重点开发海南，希望你带个头!”
不久，当时的*中央总书记*也希望霍英东带头开发海南。
决定开发海南主要基于政治考虑
海南落后，霍英东深有同感。
早在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霍英东就跟着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到海南考察。当时，*海南行政区书记罗天是王匡的亲戚，这位海南最高长官对霍英东这位香港富
豪的到访极表欢迎，亲自陪同他们到海口、文昌、兴隆、三亚、通什等几个地方走了一圈。
海南给霍英东的印象是：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穷，又不卫生，稻谷放在公路上晒，牛在马路
上走，基础设施差，水、电都不够。走了两天，除了累，他毫无所获。
这次海南之行，霍英东还听了一个笑话：有不少游客在大东海一间酒店洗澡时，擦了满身香皂泡沫，突然间断了水，令他们非常狼狈。
1984年，霍英东再访海南。
在海口，他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开酒店的老板。那人劝他千万不要在海南投资，他说：“海南条件差，关系复杂，我已弄得两次住进医院，再搞下去，只怕要短几年命啊!”
不过，此行，霍英东对海南的美丽自然风光，也留下深刻印象。那次，他去了三亚牙龙湾。就是那时，牙龙湾给他的印象有如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境”和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整个海湾，约有7公里长，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面向烟波浩瀚的大海，东西两列小岛突出海面，海水清澈，海浪犹如湖波那样轻柔，海滩宽阔，沙质洁白细腻。他下海畅游时，感到海底平坦，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质。举眼四望，群山环抱，空气清新。霍英东说：“像这样的海湾，香港没有，日本也少见，印尼的巴里岛也不及。”他认为，以牙龙湾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来看，具有相当好的发展前景。
1986年2月，霍英东在广东省副省长杨立的陪同下，第三次考察海南，重点考察当地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备受称赞的牙龙湾。
此行，霍英东同三亚市政府初步签了一个合作开发牙龙湾的意向书，并在那里要了一些地皮。
霍英东在开发海南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爱国心的驱使，其实他对这项计划是相当保留的，除了海南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之外，当时，他脑子里笼罩着一片战争阴云，给他造成相当的困扰。
霍英东告诉我，当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比较紧张，在西沙群岛和金兰湾，双方剑拔弩张。他到海南，东道主向他提出建设高速公路和国际机场问题，他马上把这两件事同海南准
备建省、南中国海全部划归海南管辖等重大举措，统统视为“战略措施”，同准备与越南打
仗联系起来。在人代会期间，中国海军更同入侵南沙的越军交了一次火。在会议上，他和
其他香港代表曾以海南处于国防前线为由，反对在那里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对于牙龙湾，虽然他确信有广阔的前景，但对其客源和经济效益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国客源丰富，但消费水平低；欧美人喜欢海滩，但一般去夏威夷或亚洲的布吉和巴里岛，而海滩本身是没有收入的。
“这么说，你决定投资开发海南，纯粹是从政治上考虑。”我问他。
霍英东说：“是的，当时是响应中央的倡议，是中央领导人鼓励我去投资的。”
重金请夏威夷设计师绘牙龙湾蓝图
1987年7月31日，霍英东和海南行政区领导人王越丰签署了一项开发牙龙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一、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占一半，港方投资为638万美元。二、建设一间有250间客房的低层别墅式宾馆和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
“签合约时，你打算怎样做?”我问霍英东。
“主要是搞高尔夫球场和别墅。”
霍英东当时的想法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兴建几间茅屋式别墅，像巴堤雅和巴里岛那样。他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想住茅舍式、庭院式、竹寮式的宾馆。房间不要铺地毯，墙壁不要贴墙纸，这样的宾馆，才有异国情调。旅游就是要花钱买新鲜感，买异国他乡风情。”
签约一个月后，霍英东特意叫秘书将这消息打电话报给中央有关领导人。电话内容大致
是：霍英东先生非常高兴并愿意遵照中央的指示带头开发海南岛，除已按照1986年春节中央领导人谈话精神与海南方面签订了在牙龙湾建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合同外，现在又决定全部开发牙龙湾地区。霍英东先生希望独立经营和开发，把牙龙湾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胜地。霍英东还认为，开发海南应有整体规划，需要统一部署，周密安排。
当时，霍英东雄心勃勃。他重金聘请曾经负责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雅邦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负责制订开发牙龙湾的总体规划；他任命其长子霍震霆担任牙龙湾项目港方经理；他一连写了三封信，邀请海南建省小组的负责人许士杰、梁湘、王越丰及旅游局负责人陈川民等，前往印尼、泰国旅游胜地参观考察，费用全部由他本人负责。霍震霆走遍全国各地，搜集有关中国的建筑、家私、美术和服装等资料，作为建设牙龙湾宾馆的参考
霍英东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牙龙湾建设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度假天堂”。
1987年11月下旬，霍英东参加第8届全运会开幕式后，便率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0人，从广州飞抵海南，再去牙龙湾。他对随行的人员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开发设想。他说：牙龙湾，将会建成媲美夏威夷的国际旅游胜地。
第四部分 第五十二章 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
在地产热潮的形势下，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项目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霍英东觉得合作方有违承诺，于是对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他的“东方夏威夷梦”终于无法由他自己圆成。
形势急转直下
正所谓好事多磨。正当牙龙湾开发项目即将上马、大兴土木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内地实行治理整顿政策，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首当其冲。影响所及，“洋浦方案”一度被搁置下来，远在天涯海角的牙龙湾旅游工程，也被迫叫停。
霍英东说：“北京风波之后，很多工作都停了下来，基本设施又没有。牙龙湾只有沙滩，游完水，连冲凉的淡水也没有。”
1990年，霍英东按合约要求，先后汇去专款70万港元，为牙龙湾建了两套样板房。1991年，鉴于原合同年久失效，霍英东与当时的海南省旅游总公司负责人签署了一份新的牙龙湾开发协议书。项目内容与1987年合同相同，但投资额根据中方的要求，改为各自出资5000万人民币，合作期改为7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牙龙湾的开发工作一拖数年，处于冬眠状态。
1992年，*南巡，神州大地卷起一股经济热潮，海南地区更出现“圈地热”和“卖地热”，牙龙湾的地价直线上升，涨到每平方米300元(即每亩20万元)。不过，对于霍英东1987年签约所征之地，中央和省的意见，最初仍然维持1987年的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的价钱。
霍英东觉得海南省领导人对该项合作很有诚意，他一方面就设计、征地、行政及样板房的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安排意见，希望牙龙湾酒店能在1994年试业；另一方面，一再促请海南有关部门尽快为他审批另1000亩牙龙湾投资用地，以便他统筹安排开发事宜。
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地价狂飚式的飞升，吸引了海内外的掘金者潮水般涌入海南，牙龙湾这样一块处女地，更是人人不肯放过的肥肉。在有关当局的策划下，海南旅游总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等六家公司，斥资1亿元人民币，协议成立海南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成片开发牙龙湾旅游区。香港新鸿基地产和经纬建材集团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土地折资金控股。三亚市政府把牙龙湾土地分期出让给该公司，该公司则通过集资及转让土地的增值收入，对牙龙湾度假区进行开发。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截断了原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发展空间，令霍英东独自及全面开发牙龙湾的美梦成空。
1992年底，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海南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股权辗转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工程延误责任何在?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谈到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签约的另一方，把权放下，那些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找人合作。等我们再进入时，公司已变成了股份制。”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内地方面可能是指我们公司阻延了工程的进展。”凌汉伟说。
事实是否如此呢?
1994年3月，霍英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王宁世和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经理陈小鲁在北京就霍英东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进行商谈，草签了一份备忘录，认为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有五个：
一、前几年三亚市基本设施太差。
二、海南建省前后人事变动大，省市在开发牙龙湾问题上的关系未理顺，中方合作单位改变大。
三、中方合作单位未能筹到足够的启动资金。
四、前几年旅游市场尚未形成。
五、由于前几年三亚市土地和规划管理部门尚未建立，霍英东先生1988年为牙龙湾投资项目所做的规划未能得到批准，因此无法征用土地。
备忘录并指出，将项目未能启动的责任归于霍英东先生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霍英东在后来给海南副省长的信中，对多年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得到中方认同责任不在港方深感欣慰。
在港方独自整理的备忘录中，除了上述数条原因之外，还明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实行治理整顿，海南上报的由霍英东聘请外国专家完成的牙龙湾总体规划大纲，一直未获中央批准，公司到1992年才注册，注册以后，三亚市又未能及时交出建设用地的红线图和有关资料，令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有人劝霍英东乘时而退
1993年夏秋间，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给霍震霆寄来两份五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别墅的协议书草稿，希望他做好准备，早定大计。可是，这两份合同草稿，却引起霍英东父子的反感。
在这两份新拟的合同草稿中，海南方面将地价提升至每亩1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相当于原议价每平方米5元的310倍。
与此同时，在这份五星级酒店项目的合同草稿中，关于合营双方的责任规定，更有很大的出入。原来港方只是负责按合同规定提供合营公司各个发展阶段所需的资金和协助办理合营公司委托的其它事宜这两项。而新拟的合同中，除上述责任外，扩大到所有工程的设施、施工的经营管理、选购机械设备材料、提供安装调试技术人员及人员培训各项事宜，而中方责任，除保留办理合作公司营业执照，及提供土地使用外，其它责任则由“负责办理”改为“协助港方办理”。
霍英东父子研究之后，决定不签这两份合同，海南方面赴港招商时自然不获而归；这样，霍英东同海南合资方面的矛盾表面化了。
至此，霍英东开发海南的事业，走到了十字路口。
除霍英东一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公司同事均一致主张乘时而退。
曾经为霍英东投资开发海南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王宁世写信给霍英东：“这是我们利用股权变化体面退出牙龙湾开发的绝好机会，否则我们将在牙龙湾的问题上越陷越深，越被动。”
王宁世在信中还列举出了退出的两大理由：一、少数*，外地人与当地人关系问
题棘手；二、投资环境差，合股人之间关系难协调。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也认为，海南的人事制度、做事方式，都影响霍英东的投资兴趣。合作得不顺利，不愉快，不如放弃。
难圆“东方夏威夷梦”
“你是否觉得，牙龙湾项目已经成了你的负担和包袱?”我问霍英东。
“是的，是包袱。我对我的子女说，我个人都想不通：我去中国做100件事，99件做得好，只有海南一件做不好，怎样解释?是海南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那你是否决定放弃?”
“还没完全放弃，还继续给钱。”
1994年11月7日，霍英东给海南省长阮崇武写了一封信，对合作开发牙龙湾事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顺利进行，深感遗憾。霍英东写道：“为了表达本人对海南开发支持的诚意，本人拟先行拨出1000万港元，给你们进行该地前期绿化等工作，希望开发工作能迅速展开，尚望予以同意!”
霍英东向我解释，他只是希望将高尔夫球场搞下去，把海滩搞得青青绿绿，从精神上支持海南开发。
霍英东说：“搞高尔夫球场，其实是将环境改造好。我印象中，在大东海海滩种椰子树很好看。种草，种树，一亩1000元，2000亩就是200万元。我现在给你钱，1000多万，如果你不做，我没有办法。这种事，我们不可能拔苗助长。”
“搞完高尔夫球场，下一步怎么办?”我问。
“都要做的。因为高尔夫球场不是灵丹妙药。高尔夫作用不大。现在看来，只能按部就班。夏威夷都搞了几十年。海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得起来的。中国的事情，与布吉、巴里岛不相同……”
无法由自己去圆“东方夏威夷”的梦，霍英东感到深深的遗憾!
第四部分 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
广东番禺的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心目中的“金银岛”，他定下了大举开发南沙岛的计划，要把南沙岛建设成“香港”式现代化的滨海城市，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南沙：霍英东晚年的“金银岛”
一方面，霍英东对海南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并逐渐从那里淡出；而另一方面，对广州南沙岛的开发，他却踌躇满志，大展宏图，再现雄风。
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时心中的“金银岛”，这个岛不像他年青时候视之为“金银岛”的东沙岛那样遥远，而是近在眼前——就在他的故乡番禺市境内。
番禺市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除番禺市外，珠江三角洲还包括广州、东莞、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珠海、三水、江门等市县，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发达的地区，有人甚至称之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自中国开放、改革之后，霍英东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常客，足迹几乎踏遍三角洲的每一个市县。他既目睹了珠江三角洲的沧桑巨变，自己也参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建设，并以一次次大胆创举，加速了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客观地讲，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港澳商家的参与、介入是分不开的，而霍英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近几年，几乎每个星期，霍英东都要到南沙去。南沙，是他近年最常踏足的地方；开发南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他在致力于把南沙建设成一个“小香港”，建成中国21世纪的模范海港城区。
1995年7月初的一天，霍英东邀我一起去南沙。我们乘坐的是霍氏集团属下的早兴船务公司的双体豪华水翼船。开辟香港和南沙之间的海上客运服务，是霍英东开发南沙的一个步骤。自1992年3月通航以来，客流不断增加，如今两地之间每天对开五班客轮，日客流量3000人次以上。
坐在前往南沙的水翼船的豪华贵宾厅里，霍英东向我们畅谈他开发南沙的始末、设想。
“七八年前，南沙仍然还是一片烂滩涂。那时，我们船公司有几个人到南沙考察，先坐船到莲花山，然后去南沙，个个啼笑皆非，因为南沙连人影、鬼影都没有一个，石塘荒废，寸草不生，说要开发南沙，在那里搞轮渡、搞客运码头，个个都反对。”
那霍英东何以看中这块荒废之地，并决定在那里开发呢?霍英东接着说，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注意到，广州经济发展正不断向南面——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辐射，而港澳经济发展却不断向北面——整个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令已具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和发达。由此，他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他认为，这个地点首先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后来，霍英东等人实地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这次考察，霍英东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番禺夹在珠江三角洲东、西部之间，它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和省港澳的共同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二，要搞活番禺，应该先从番禺南面的南沙入手。
霍英东解释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流通与交换的世界。市场经济，更是流通与交换的经济。目前，在世界性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中，海港的运输占据着主导地位。港为城建，城以港兴，是世界性的现象。而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沿岸水深7至15米，是整个珠江河最佳的水道，其有利地位犹如香港岛的中区和九龙半岛的尖东地区；最主要的是，南沙北距广州50公里，南至香港和澳门都是30余海里，正好处于穗港澳三地几何中心。所以，南沙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交运港口的理想之地，正似天造地设一样，妙不可言。”
关于社会发展有一门学问叫“经济地理”，讲的是地球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南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绘制“金银岛”发展蓝图
1987年底，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大力开发、建设南沙的设想，并即时得到香港一些华资财团和驻港中资机构的有识之士的支持。之后，他们与有关专家、番禺县(那时还未建市)领导人组成开发南沙研究小组，霍英东担任组长。研究小组多次到南沙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制订发展规划。
1988年8月，在霍英东的主持下，南沙发展的初步计划终于制订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开发建设南沙，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把南沙建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交通运输、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综合发展，功能齐全、环境优美、人口36万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接着，霍英东又重金聘请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鲍弗()，对南沙新城的发展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
霍英东决定大举开发建设南沙的计划，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90年4月12日，广州市的负责人朱森林、杨资元、张汉青、邬梦兆、雷宇、石安海、谢士华、刘念祖和市有关部门的官员，一起出动，驱车50公里，前往南沙镇，召开现场会，研究开发南沙事宜。
霍英东闻讯，也专程从香港赶往南沙，和广州市的官员会面，向他们讲解开发南沙的一些具体想法。
大家在镇上会面后，就一起乘坐一艘交通艇，巡视南沙的海岸线。在舱内，霍英东向朱森林、杨资元等官员，畅谈自己的开发构思。
按照霍英东的构思，开发建设南沙，分三个阶段——
1990年至1995年为第一阶段，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招商引资起步，以交通、能源、电信、供水、供电、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在54平方公里范围内初步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开发一片，建成一片，联动发展。
1996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把南沙建设成初具规模的海滨新城。这一阶段，南沙的开发建设全面铺开，东部将建成国际性港口新城区，西部为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化加工业区，北部为保税区，南部为行政文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到时，南沙以初具规模的海滨新城面貌跨入21世纪。
2001年至2005年为第三阶段，到时，东、西、南、北四部分的开发区建设进一步完善，南沙成为一座人口达36万、工业产值100亿元人民币的现代化海滨新城。
大家对如何开发、建设南沙，达成了共识：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可以一边开发、一边招商，做到一边建设、一边见成效，重点发展交通枢纽、港口贸易和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等四大功能区域，加快开发建设步伐。
在交谈中，霍英东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竭尽所能，把南沙的开发建设搞好。
广州市的官员也表态：开发南沙，意义重大，市委、市政府会全力支持。
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在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
虎门变通途
只用1小时15分钟，双体水翼船就抵达南沙港。进入南沙开发区，就见到宽阔的公路上，有几排数百米长的汽车像几条舞动着的长龙，缓缓前往，等候过渡。
汽车轮渡服务，就是霍英东开发南沙的第一个大动作。
按照霍英东的设想，开发南沙第一步，就是要把南沙建成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交通枢纽，缩短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至深圳、香港之间的路程。经过一番考证之后，霍英东决定在南沙和虎门建造汽车轮渡码头，开展汽车轮渡服务。
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想法，因为以往，珠江三角洲的江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珠海、中山、佛山等市县和深圳、香港之间的汽车来往，都要经过广州；但若在南沙和虎门之间开展汽车轮渡服务，两者之间的车程则将缩短40公里至120公里，从而形成珠江三角洲以及省港澳畅通无阻的交通网。
但是，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几年，广东省已淘汰了轮渡，改建桥梁，怎么现在又走回头路搞起轮渡?霍英东认为，南沙至虎门之间的海上距离较长，建桥梁所花时间较长，所需资金庞大；另外，以前的渡轮简陋，容量小、速度慢，故而被淘汰是必然的，但若所使用的渡船容量大、速度快，则轮渡服务将大有可为。所以，他坚持己见，执意搞轮渡服务。
1989年4月，由霍英东牵头投资，香港有荣有限公司、李兆基的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番禺县，四方联合组成番禺虎门汽车渡轮有限公司，投资6700万人民币，开始筹建汽车轮渡码头。
同年8月8日，虎门汽车轮渡工程、两岸码头主体工程正式施工，霍英东出席了动工仪式。
10月11日，霍英东召集参与开发南沙的各公司董事长在香港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加速南沙开发计划的实施。
1991年5月6日，中国内地首座双层桥式汽车轮渡码头——虎门大渡口正式通航。
这个渡口的西岸位于番禺县南沙镇的大虎山下，设有货柜车查检关卡，货物进、出查验手续快捷简便；东岸位于东莞市虎门的威远山下，两岸码头建有双层式升降吊桥控制塔，供汽车上落，这种控制塔在中国内地尚属首次使用。两岸的航程为15分钟。
渡口启用初期，有三艘双层渡轮投入服务，每艘可载32辆小汽车和20辆货车。渡口通航后，珠海、中山、江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市县的汽车去深圳，不必再绕道广州市，而可以直接经虎门渡海，缩短路程100公里左右，从番禺、顺德、佛山、南海等市县去深圳，绕虎门渡口，也可缩短路程40公里以上。由于路程大大缩短，运输费用大大降低，所以该渡口通航后，两岸各种汽车川流不息。
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车流量，霍英东后来又和各股东再斥资4200万元人民币，在东、西两岸扩建新泊位，再增加三艘汽车轮渡。
现在，汽车轮渡的日车流量超过13000辆次，年收入超过1亿港元，投进去的资金早已回收。
当然，霍英东投资兴建虎门轮渡，并不是为了从中赚那些轮渡收费；虎门轮渡的建成使用，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这个渡口北距广州54公里，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29海里。它的建成通航，大大缩短了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之间的距离，为三角洲和整个省港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虎门轮渡服务，无疑是霍英东的一个妙想杰作。提起它，霍英东便显得兴致勃勃。他说：“这个轮渡很重要，若从这里经过的货车数量占总流量的40%估算，即是说，每天起码有2万吨的货物从珠江三角洲通过这个渡口给工厂，或将产品运到海外市场，这个无形的效益是很大的。”
虎门轮渡的通航可谓石破天惊之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省、港、澳三地不少人知道了南沙的存在，也恍然觉悟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烂滩涂之地，原来是一块“黄金宝地”。
看到每天有上万辆次汽车源源不断地把钱往霍英东的口袋里塞，一些投资者也想分一杯羹。近年热衷于在内地兴建桥梁的香港富商胡应湘可能是受此启发，在虎门轮渡开幕之后不久，就联合一些商人，投资兴建南沙至虎门海上大桥，以与他兴建的广深高速公路接轨。
虎门轮渡的成功通航，使一些当初对霍英东开发南沙持保留意见的人，也因此改变了方法，对他的眼光独到、高瞻远瞩，表示出由衷的钦佩。而霍英东也由此认识到，南沙不仅是沟通珠江两岸的通衢和沟通整个珠江三角洲、联结港澳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应使南沙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把南沙建设成为一个“香港”式的小国际都市的意识更明确，信心也更足了。
继虎门轮渡之后，霍英东又投资兴建了南沙客运港，开展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服务。谈到南沙客运服务的未来发展，霍英东说：“南沙处于珠江口，航速不受内河河道狭窄、河浪冲击堤岸及影响其它船只的限制，快船离开南沙码头即可高速前进。随着客流量的增多，近年内可能每半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开出一航班，使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服务经常化。另外，我们还准备开展夜航服务，船只晚上9时从南沙出发，旅客于10时多便可返抵香港。”
按照霍英东的设想，货运是南沙开发中必须站稳的一脚，另一只脚是客运。1994年初，南沙东发码头就已经完工，而南沙货运公司也于当年年中投入实际运营。几个2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也即将建成使用。
霍英东说：“香港的货运码头由于土地短缺而拥塞不堪，屯门青山公路车辆亦经常处于难以运转状态，实际已影响到货运业停顿不前，无法发展。在开始筹建南沙的时候，我们已考虑到利用南沙缓解香港货运码头的压力。如今，还能缓解深圳文锦渡和皇岗口岸以及广深高速公路的压力。沟通珠江三角洲以西同香港之间的货运，这样对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的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利。”
开发南沙：霍英东舍本不逐利
霍英东的南沙系列投资项目应该是目前为止港商在珠三角最大的投资项目，因为霍英东对南沙不计成本的执着投入，南沙已经成为粤港澳地区最具活力的地区。
早在多年前，当时的南沙还是一片荒滩时，霍英东就在南沙进行战略性投资，并四处“推销”他的宏伟构想——将面积为澳门三倍的54平方公里的南沙建成现代化海滨新城。
2001年10月，广州市推出大南沙开发的战略，将大南沙概念拓展到173平方公里的范围，并将斥资上百亿进行大南沙的基础设施建设。
10年时间里，霍英东在占地54平方公里的南沙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已购买了22平方公里土地，已办理手续的有13平方公里，集中在东南部滨海地区。
由霍英东基金会投资，位于南沙新城南部，背山面海，占地250公顷的南沙资讯科技园区首期主体工程现已建成，是新城内主要的建筑之一，目前正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资讯科技园区分三期总投资30亿港元。资讯科技园是广州市政府、霍英东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和南沙管委会合作的项目，便于粤港两地联手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值及开发软件。
南沙新客运港是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二级国际客运港。客运港的设计体现了21世纪城市的新形象，建筑总面积１万平方米，建成后，从香港到南沙的船程只需70分钟；客运港出口连接通往广州的轻轨铁路，到广州只需半个小时。
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蒲洲大酒店是广东第一座围海造地建造的酒店，也是广东第一家外商独资的五星级酒店。酒店占地124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295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0329平方米，绿化率达63％，主楼15层。
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粤港（南沙）物流中心是现代化的进出口贸易平台，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279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0579平方米，主体为单层自动化立体式仓库，配备可调节式货架、自动化堆存系统，以快捷的方式存储、管理仓内货物。
自2002年起，霍英东基金会决定３年内将再投12亿元在南沙，用于兴建珠江三角洲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厦、南沙大厦及霍英东集团大厦，占地48832平方米。兴建的工程还有南沙英东中学及仁德医院。
概括起来，霍英东开发南沙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9-2000年，霍英东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搞交通，修桥、筑路、建轮渡，包括洛溪大桥、沙湾大桥、港前大道、进港大道，都是他亲手策划与政府合资建的，使广州进来南沙不用过渡。一件事是绿化、美化了南沙的环境。过去，南沙多海滩、淤泥，烂石塘多，为了改变环境，霍英东先后修建了蒲洲国际花园、天后宫、高尔夫球场、蒲洲海堤。还有一件事就是建设建筑物，霍英东成立了16个公司来进行运作，项目包括友荣船厂、新技船厂、东发货运码头、南沙客运港、高尔夫球场、蒲洲高新技术开发园、南沙会展中心、南沙科学馆、姑苏园，总共投资２４亿元左右。
第二阶段是从2000-2005年，准备做第二期工程，共７个项目，１、南沙资讯科技园，广州资讯科技园一个园区，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市政府和南沙管委会合股，霍英东拨出２亿元启动；２、蒲洲大酒店，投资亿的５星级宾馆，已建成41层，将来用于商贸。３、南沙物流中心，主要是扩建东发码头；４、新客运港码头，重建客运港，投资7000万；５、建４幢大厦：珠三角世贸大厦、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厦、霍英东集团大厦、南沙大厦。总投资约６亿；６、建英东中学，投资6000-8000万，这个项目是与政府合作的，到时交与政府运作；７、蒲洲南沙生活小区，总共有250幢，与政府合作，类似香港的半山别墅区。
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起，现代化海滨新城，一个不要有任何污染的环境清静、产品体现高科技的地方，正在跟广州、香港科大研究如何规划好，现在都只是规划，所以具体有哪些项目，还没有明确。
第四部分 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当可实现。
惊人壮举引起海内外关注
霍英东开发南沙的惊人壮举，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这几年，中国的高层官员，包括乔石、*、*、李铁映、钱其琛、李岚清等人，还有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专家考察团，都曾经前来南沙，听取霍英东畅谈南沙的开发前景。世界首富、美国微软集团主席盖茨在1995年底，也慕名前来南沙参观。
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策划和参与，南沙的开发建设前景对投资者极有吸引力，也正是由于霍英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经有不少财团把巨资投进南沙这片热土。
1993年，在中国为控制不断膨胀的投资规模而砍掉不少经济开发区的形势下，国务院仍然为南沙大开“绿灯”，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使南沙的开发建设前景更加明朗，投资者的信心也更足。
在参观南沙开发区时，有关人员向我介绍，美国一家塑料公司，已在南沙独资兴建工程塑料企业，投资亿美元；日本兵库县要在南沙建一个占地30万平方米的工业区。另外，新加坡、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韩国和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也来了。到目前为止，南沙已引进外资项目约100个，投资总额超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已投产的项目有40多个，在建项目有50多个。
对于项目的引进，霍英东有一个要求：引进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筛选，注重吸收高新科技、高附加值项目，同时做到有污染项目绝不引进，保证南沙建成现代化海滨城市时，仍是头上白云蓝天，脚下青山绿水。
霍英东既是南沙开发建设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最主要的投资者。
1992年11月，霍英东和南沙开发区组成联营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南沙以东合共21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投资的南沙东部将建成国际化的港口新城区。除先期建成开通的虎门轮渡码头和南沙客运港外，在1999年之前，东部要完成八大项目，其中包括：联合客运码头、广州至南沙轻轨铁路、高尔夫球场、27个万吨级以上泊位、国际商贸一条街、南沙游乐场等。
霍英东已经把他在香港的有荣船厂搬到南沙东部，建造高速船艇，目前船厂已经投产。
那天，霍英东带我们参观了有荣船厂，船厂那时正在建造、安装一艘双体水翼船。霍英东兴致很高，他带着我们，快步跑上悬吊在半空的水翼船上，介绍说，他们船厂雇请的都是外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建造的双体快速豪华客轮航速48节，即每小时可航90多公里，还有消浪的设备。
末了，霍英东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建造的是全世界最快的、最大的水翼船!”说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们还参观了南沙高尔夫球场。这个高尔夫球场建在一片丘陵山岗上。站在蜿蜓的山间公路上举目四望，绿草成茵，小树点缀其间，风景秀丽；球场外围，有一些设计别致的别墅群。这个27洞的国际标准式高尔夫球场已经接近完工，1996年初便投入使用。霍英东介绍说，南沙高尔夫球场会所会仿照中山温泉会所的模式，同时考虑以球场为基础组成南沙绿化园林公司，负责南沙地区的绿化园林的规划、管理和实施工作。
将会在地产上再现雄风
到1996年8月为止，在南沙东部，霍英东已投进资金约15亿港元。要完成八大项目，总投资可能超过100亿。
要霍英东自己承担100多亿的资金用于南沙的开发，似乎不太可能；那霍英东将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笔庞大的资金问题呢?
就此问题，在1996年年中，我和霍英东作过一番长谈——
冷：“我最近在广州听到有人说，你开发南沙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
霍：“人家怎么说，我们不理的。”
冷：“你已经投进10多亿，若果再由自己继续投下去，会不会有困难?”
霍：“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靠南沙发财……”
冷：“但问题是你在南沙的计划很庞大，牵涉的资金是一个大数目，即使你不是为了赚钱，但也不可能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放弃。下一步，你打算怎样做?”
霍：“我们肯定有足够财力。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跟你签了一张纸(合同)，我一定给足钱你，一日都不拖。我几时欠过人的钱?”
冷：“这不是欠钱的问题。你在南沙的发展已铺得很大，还要再投进多少钱?”
霍：“我当然有自己的信心。如果南沙是成功的，对中国的影响将会很大……”
冷：“南沙能搞成功，对珠江三角洲、对广东乃至整个省港澳的经济发展作用都很大，但问题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南沙发展计划的实施?”
霍：“钱的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做任何生意，我从来没有借银行的钱、高利息，我自己有自己的资金。做每一件事，如果自己都没能力那真是不得了。我签一张纸(合同)以后，一定要落实。商人最重要的是信誉，比如打电话买股票，几个亿都是电话搞掂(办妥)，不用签合同的。在香港买卖黄金也一样，两人在台下抓抓手，定什么价钱都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也是因为有信誉……”
冷：“还要投入多少钱，才能达到你的目标?”
霍：“九七前，投进的钱可能很多。我们对九七有信心，我们全家没有人有外国护照，只是想做个榜样。现在，南沙应该只是初具规模。南沙的效应是很大的，当初搞虎门轮渡，个个都反对，但现在却又要多搞一条大桥。”
冷：“南沙的效应会很大，但发展计划能否如期完成?资金问题能否解决?”
霍：“不是资金问题。你想，港府发展香港，投几千亿下去吗?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但香港最后还不是这么成功，其实也是靠自己发展。”
冷：“不一步还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
霍：“不是，第一步完成基础设施，完成南沙至香港、广州的交通网络。”
冷：“我看过南沙的发展规划报告，照规划来做，至少要100亿港元以上。这100多亿，即使你自己有，也未必靠自己投入。那么，是否考虑用其它方法组织这庞大的资金，比如，进行招商?”
霍：“我估计搞南沙，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自己每做一件事，不是想赚多少，而是计算可能会输多少。搞南沙开发，不是一件小事，不像搞中山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那样简单，也不像纯粹搞地产那样简单……”
冷：“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海南洋浦，当时发展商也说要投进去几百亿，但时到今日，洋浦开发区其实还是一块荒地……当然，洋浦的情况不可能与南沙的情况相比。但是，南沙你已投进了10多亿，难道要没完没了地投进去?”
霍：“不投不行的……”
冷：“你还会再投多少?投到哪一个阶段?”
霍：“这个，我们心中有数。”
冷：“能否透露一下?”
霍：“南沙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南沙码头也才搞了三年，南沙效应大家都已看到……”
不知是否因为涉及商业秘密，还是有其它原因，霍英东始终不想透露他下一步投资多少，怎样组织、筹措开发建设南沙所需资金等问题。
但据霍英东的一位助手、南沙开发区的顾问说：“霍生再投进去30亿，绝对没有问题。”
那南沙要到什么时候才见效益呢?这位顾问介绍说：“霍生早几年购入22平方公里的土地时，从一般概略估计，除了丘陵、山地、石塘、滩涂之外，应有7平方公里的土地可用来发展商品房，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澳门的土地面积了。我们除了准备发展客运业、旅游业、货运业，还准备开展商品楼宇的买卖。从目前建设的规模来说，如果经营得当，估计5年后每年的收入是非常巨大的。”
他还特别强调说：“过几年在南沙搞地产，这盘生意不知多大。赚钱方面，主要是房地产，到时会是另一番景象，起码赚上百亿。”
听他谈到南沙将来的收益情况，霍英东插话说：“我们是以霍英东发展基金名义开发南沙的，这个基金是非牟利机构，所有的收益将全部反馈社会，这个基金不是我们家族的。”
这几年，内地地产风起云涌，香港不少地产商也到内地发展房地产，但他们几乎都是单一地发展地产项目，急于见到回报。而霍英东在南沙的地产项目，只是他整个庞大的南沙开发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设想是，不急于发展地产，首先是把南沙的投资环境，包括客运、货运、高尔夫球场、商贸中心等搞起来，使南沙真正成为省港澳三地的交通枢纽后，才把地产项目推出去，到那时，楼价将会成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投资考虑，既是一个大商家固有的投资策略，也可看出霍英东从不急功近利的性格。
霍英东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屡创奇招，业绩辉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霍英东，会在地产市场再出新招，再现当年雄风。
有些人不明白：南沙原本是人烟渺茫的，霍英东怎么会看中它，发现它的潜力，并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
霍英东说，1978年，他与当时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一起坐船沿珠江考察周围的地理情况时，就已经看到南沙，并开始留意它。其实，霍英东对南沙慧眼独到，是与他的出身和一生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的。他出生于海上，早年搞驳运时常在海上、江里出没，非常熟悉省港澳的海路和水道，对水上交通的认识比别人都深；后来，他从事淘沙、填海、造港等生意，也是与海、与江河打交道，所以自然就会比别人先走一步，懂得利用海上地理优势，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
如今，在霍英东的办公室里就挂着几幅南海海平面图和珠江水利图。经常对着这些地图，霍英东对南中国海和珠江水系的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对省港澳经济，可以说他是胸有成竹，心怀全局，比一般人更能通盘考虑问题，着眼于宏观发展。
南沙之梦当可成真
一天，交谈中，霍英东对我说：“南沙，那个地方真是无人去的，怎样搞成一个新城市呢?香港搞了100多年才成这样。我希望是梦想成真!……”他说这话时，情深款款，有点像喃喃自语，眼中却充满着憧憬。
从他的话语和神情中，我感觉得到他对南沙的挚爱和热切期望。
近年，霍英东时常自言目前最大的“嗜好”是把南沙建设好，开发南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大目标。
霍英东投入南沙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一份热情。现在，除了有特别事情外，每周，霍英东就像是一只候鸟一样，定期乘坐他们公司的客船，到南沙一两天，既为南沙的开发出谋献策，也考察、检查工程进度，解决实际问题。每次上南沙，他一般都把三个儿子带上，父子齐出动，一起创造南沙开发这个跨世纪的庞大工程。
有一次，我开玩笑对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讲起来，南沙真像是霍生在大陆包的二奶(小老婆)，令他日夜挂念着，每周不回去看一下，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自在。”
那位职员笑着回应说：“是呵，心里总是挂着，不去看肯定不自在。”
那天，参观完南沙开发区之后，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和霍英东又一起坐车到广州。当天晚上，他又要从广州飞往北京，再去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商谈南沙开发大计。在路上，他对我说：“现在搞南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一世人，最喜欢的是体育。我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中国人在足球方面有这么高的职务，暂时还是我一个人。每次开会，或者看足球时，比如在美国看世界杯，克林顿总统就坐在自己隔离几行，也觉得很威风，但现在也已经是意兴阑珊，觉得看一场球要花几个钟头……在香港，与球员打球、颁奖，这类活动也花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已经尽量减少这类活动。我总是想，既然有时间，为何不去南沙看看呢?所以，当政协副主席，每次开会，我参加开幕式之后就请假……”
霍英东的一生与海有缘。
他的一生是从大海开始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拓展自己晚年的事业。每次，坐在来回香港和南沙的客轮上，看着海，霍英东总是浮想联翩，心里难以平静。他想起孩童时候的海上生活，想起东沙岛的冒险经历，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海上贸易……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想着到了2005年的时候，南沙岛是否如他所构思的那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21世纪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滨城市。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到了2005年，霍英东将是82岁高龄。
他总在期待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在采访霍英东一年多的时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霍英东实在太忙了，70多岁的人，比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要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与霍英东交谈，才真切地理解到，今时今日的霍英东还要为南沙、为家族生意奔波，除了因为他热爱南沙、喜欢挑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放心让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对于是否放手让儿子挑大梁，他仍然顾虑重重。
“你实在太忙了，有无想过减少工作负担?”我问。
霍英东回应说：“本来想减少的，但现在……”
“这是否与你们的家族经营方法有关系，大小事都要大家长做主，由他亲力亲为?”
“你要知道，人才不容易求的!”霍英东无奈地说。
“你每周都要去看南沙两次，难道不觉得累吗?”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当然……但在内地办事，你明白，有一定的复杂性，人事关系很难处。”
停了一下，霍英东继续说：“本来嘛，现在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吃几代的。好似今日，跑了几个地方，也觉得累……以前更辛苦，要经常开会，参加体育活动，这种活动现在都逐渐减少。什么港事顾问、预委、筹委、政协、人大，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负担。讲真的，如果叫我重新做人，一定做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知我吃的那些麦片，很难吃的。……真是身不由己的!”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第四部分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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