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6, 2011

世界富豪故事100篇 (Part 9 of 15)

电影皇帝邵逸夫

  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香港以至东南亚的居民,虽然不一定都认
识他,但谁也不敢说没同他发生过“业务”上的往来。因为,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
院遍布多处地方,总计达200家左右。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
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
的影片!

  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
单说他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20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邵逸夫
真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

  邵逸夫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中,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
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

  电影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
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
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
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
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
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
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
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
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
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精明商人的心计。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
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
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
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
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
电影事业!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
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
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
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就要挨骂,还不敢向哥哥诉苦,因为哥哥不但不会
袒护他,还会责备他:“谁叫你那样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想干大事业?”邵
逸夫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
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

  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于遍了天一
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
都难不倒他!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
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
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
“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
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
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
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
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
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
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
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
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
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
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
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它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
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
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
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
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
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邵逸夫已中学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邵仁枚对弟弟
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
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
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
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
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
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
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
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
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
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
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
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
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
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
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
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
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
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
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亲身体会到,美国确确实实是个富有的国家,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物资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里不但有有声电影,还有富丽堂皇
的电影院。想想东南亚那些一块白布当银幕、几排板凳坐观众的简陋影院,邵逸夫
真是感慨万千!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
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
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只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
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
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
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
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他就
要去跳太平洋了!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
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已经轰动一方;同时又能
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
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
称逞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
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
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
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3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
机放手大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同时,他们又向娱乐
业发展,先后买下了新世界娱乐场、大世界娱乐场、快乐世界娱乐场等,而且越办
越红火。邵氏三兄弟,大哥邵醉翁坐镇上海,三哥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六弟邵逸夫
坐镇香港,呼风唤雨,相互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
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
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邵仁枚躲在一座古屋里,还
是被日本侵略军找到,逼迫他到日军把持的新加坡戏院去服务,使他倍受屈辱。邵
逸夫被扣上了“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差点被杀害,幸亏他
过去的几个职员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邵逸夫的两位哥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恢复旧业的
重担几乎全落到了邵逸夫的肩上。邵逸夫考察了澳洲和美国,迫切地感到,世界电
影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
一个全新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转眼10年过去了。邵逸夫也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
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
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
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
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
平地上筑起了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
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
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
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
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
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
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
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
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
泼,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
等栏目,使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
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
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
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
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
《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
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
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
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
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
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
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
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
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高纪录。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
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
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
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
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
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
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
幕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
有人来打搅。据说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一说他的
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
定的答复后,他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心爱的电影了!

  作为亿万富翁的邵逸夫,早已不把赚钱放在心上,但他对怎样花钱却很注意。
有人说他是“不为赚钱为花钱”,他每年捐出的款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
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
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
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
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
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
冠名为“邵逸夫星”。

  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拉链大王吉田忠雄

  一条小小的拉链,很不起眼。但当它与一连串惊人的数字连结在一起时,就令
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了。日本吉田工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它每年营
业额达25亿美元,年产拉链84亿条,其长度相当于190万公里,足够绕地球47圈或从
地球到月球之间拉上两个半来回。该公司产品占日本拉链市场的90%,美国市场的
45%,世界市场的35%。而从一条拉链中拉出这么多天文数字的,正是吉田公司的
创办人吉田忠雄。他以100美元起家,几经周折,顽强进取,终于成了名闻遐迩的
“世界拉链大王”。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一下从一条拉链所拉出来的传奇故事吧。

  1908年9月19日,吉田忠雄出生于日本东京以西100多公里的鱼津市一个鸟贩子
家庭。父亲久太郎是个稳重而又有正义感的小鸟贩子,以捕捉、饲养、贩卖小鸟为
业,长年奔走于山峦密林之中,家中贫寒但其乐融融。

  上小学那年,吉田忠雄就开始独自上山,帮父亲捉鸟,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职
业捕鸟者。在捉鸟、驯鸟的那段岁月里,忠雄也吸收了影响他一生的营养,他从鸟
儿那里学到了热爱自由、立志高飞、自主自强、坚强不屈的性格。这为他日后艰苦
创业,登上“拉链大王”宝座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困难,忠雄高小没毕业就中途辍学,年仅15岁就到一家陶瓷店当学徒。
关东大地震后,他又转到他哥哥久政开设的雨鞋店工作。他白天在外面跑生意,晚
上上夜校,生活得很充实。

  20岁那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带着哥哥给他的70日元盘缠,独自到东京闯天下,
在同乡开的中国陶瓷店里做小工。不久,他升为陶器部主任,总管陶瓷买卖。

  吉田忠雄拓展业务有功,颇得老板赏识,被派往上海采购陶瓷。30年代的大上
海,鱼龙混杂。乱世出英雄,正是这个动荡的“十里洋场”,孕育出无数商业巨子。
吉田忠雄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买卖瓷器、食品、海鱼等小
本生意也不很兴隆,但在上海的阅历使他趋于成熟,满脑子学来的“生意经”正是
千金不换的致富秘诀。可以说,没有上海这段经历,就没有今日之吉田忠雄。

  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大幅贬值,吉田忠雄被迫由
上海返回日本帮助老板拯救濒临破产的陶瓷店。但在日元狂跌、税赋日重的浪潮中,
他的努力只不过杯水车薪,陶瓷店虽改为杂货店,最终仍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

  老板无奈,只好弃店而去。店中遗留货物中,有一大批别人托为代销的拉链。
这些拉链因制作粗糙,品质低劣,长时间积压店中,不少已经生锈损坏。年仅26岁
的吉田忠雄把握住这个机会,他认为拉链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市场潜力很大,很
有发展前途。于是,他便去请求债权人把店中拉链存货借给他销售,日后由他筹款
还债。

  就这样,忠雄开始涉足拉链业,于1934年1月创办了专门生产销售拉链的三S公
司。他自己当老板,员工只有2人,资金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50日元,而负债却有
2070日元。

这时,拉链刚传到日本不久,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还是个新鲜的玩艺。

  最早提出拉链设想的是美国的一位机械技术人员,名叫贾德森。1891年,他因
为每天穿长靴,嫌系鞋带太麻烦而发明了拉链。1905年,贾德森又设计出易于机械
化生产的新型拉链。而可以称作现代式样的新型拉链,则是由移居美国的瑞典电气
工程师森德巴克于1913年发明的。直到1923年,美国固特立公司开始在夹克上采用
拉链,拉链才在商业上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受到人们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链才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称它为有带子的钮扣。善于模
仿的日本厂商也就开始研制生产,但由于日本基础产业较落后,“东施效缓”的效
果并不太好。生产方式十分原始,完全靠人工装配,一齿一齿地切合,拉柄、布带
更是粗糙得很不经用,动不动就出故障。顾客退货、商店存货堆积如山是常有的事。

  为了找出日本拉链的缺点,吉田忠雄利用到大阪拉链厂订货的机会,去工厂了
解拉链的制造过程。回来后,就潜心研究如何改进。他研制了一些修理小工具,将
退货的拉链一条条拿来修理,记下心得,并用图表说明。员工们都称他为“拉链医
生”,因为经他修理而又卖出的拉链,几乎没有人再退回来。忠雄的信心大增,他
终于找到改进拉链生产的诀窍了。

  三S公司的三楼成了吉田忠雄的拉链加工厂。那批堆积如山的退货拉链,经过忠
雄和他的两个员工修理,全都作为三S牌拉链出售了。由于三S牌拉链坚固耐用,甚
至经得起铁锤的打击,加上滑润易拉,就像顺布纹撕布一样发出清脆而轻柔的声响,
它的销路越来越畅。东京许多经销商都主要进三S的货,并冠以“金锤拉链”的美称。

  吉田忠雄的拉链每年的销量都以3倍的速度上升,三S公司也开始生产拉链的部
分零件了。公司人员由当初的3人增至26人,销售网也日益壮大。1936年,忠雄还清
了全部债务。他含泪取回那张借据,卸下几年来的沉重负担,顿感浑身轻松。

  1938年,三S公司几经扩展,人员已增加到100多人,原有的店铺已不够使用。
忠雄购地85坪,兴建了一座新工厂。三S公司也改名为吉田工业公司。

  当年日本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第一道与日本工商界有关的命令,是国内禁止使
用制造枪炮的必需原料“铜”。既然铜成了战时管制品,以钢为主要原料的拉链工
业便受到极大冲击,必将被迫停业和改行。善于动脑筋的忠雄没有被困难吓倒,他
急中生智,决定改用铝作替代品。这就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铝代替铜制拉链的
鼻祖。

  起初,纯铝制拉链因质地太软而不受欢迎。忠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试制成功
一种硬度强而又轻的铝合金拉链,为世界拉链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除了内销,他还积极拓展外销渠道,每月有4万打各式拉链进入美国市场。这对
于发明拉链的故乡——美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为此美国拉链业第一大企业他
尤拉链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限制日本拉链制品的输入。吉田忠雄将外贸的
重心转向墨西哥和南美各国。仅墨西哥一地,吉田公司的外销量就高达5万日元,其
它国家销量也相当可观。

  与其它拉链厂商相比,吉田公司产品质量最好,价格却最低廉,因而颇受用户
的欢迎。短短两三年,吉田便占据了日本陆海军的拉链市场。日本海军需求量的10
0%、陆军需求量的33%都由吉田公司供给。

  可是,就在吉田尝到事业成功的甜头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的外销市场因
此丧失。不久,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1945年3月10日,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吉
田在东京的拉链工厂毁于一旦,他多年的心血变成了灰烬。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
顽强拼搏,奋力开拓,终于在战后东山再起。吉田工业公司在吉田忠雄的家乡重起
炉灶,建立了鱼津拉链厂。国内销售网也随之建立,员工总人数扩充到千余人。

  战后的日本,经济萧条,货物奇缺,有货不愁销不出去。当时吉田的设备简陋,
只能用人力机械来制作拉链,质量虽差,在市场上也供不应求。1947年,又一个偶
然的机会使吉田忠雄的事业步入正轨。

  有一天,美国拉链进口商到鱼津厂参观。美商拿起一条拉链,问:“这种拉链
多少钱一条?”“90美分。”吉田试探着报了个价。

  “哈哈……”美商突然大笑起来,“真的吗?90美分太高了,就是再便宜些,
在美国也没有人要。”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把拉链给吉田忠雄看。吉田忠雄仔
细端详一下,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美国拉链品质优良,自己的产品真是相形见绌。

  那美商笑了笑,指着紧握在忠雄手中的美国拉链说:“这些我70美分就可以卖
给你,而且我还可以赚钱。”说完,美商耸耸肩,嘴里咕哝着讥笑了一番,便扬长
而去。留下的是目瞪口呆的忠雄,以及满桌子的劣等拉链。

  美国佬的奚落,使吉田忠雄看到美日之间的巨大差距。这虽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忠雄却从中看出了事业的转机。美国拉链物美价廉,是因为美国已拥有许多优良
的拉链制造机器。反观日本,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当然只会是质劣价高。他发
誓要赶超美国。这种不服输的个性,使他的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于是,他成立了吉田贸易公司,为引进美国机器作准备。1950年,他从美国买
回4套高速全自动拉链机。果然是很精妙的机械设备,高速运转,性能精良,全厂员
工都为之倾倒,惊叹声盖过了机器运转声。

  “我要造100台这种机器,”吉田忠雄当场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我要请日本第
一流的日立精密机械厂,根据我的改良图纸,制造出100台更好的机器。”

  说干就干,他立即邀请日立精机董事长清三郎商谈,决定在3年内研制出来,分
批交付使用。

  与此同时,吉田忠雄又添置平面研磨机、链条机等设备,顺应潮流,开发出丹
铜新产品,并继续研制铝合金拉链。

  铝合金拉链在战时曾一度研制过,现在由于铜价暴涨,他又从头开始做这项工
作。
  为探寻如何研制铝合金的答案,他乘上泛美客机,出国去考察。他在美国观看
了福特汽车厂6秒钟出一辆汽车的传送带式的流水线,在欧美考察了众多的精密机械
厂和合金厂。他把每天的考察心得,记在小本子上,或用照相机拍下来,当晚无论
多累,也要写成文章寄回日本。对有关铝合金、自动化生产线、精密机具与国际贸
易等专业知识,他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满载而归。

  回国之后,吉田忠雄以新学到的“闪电战术”,马上开始行动。他将有关铝合
金考察结果、个人的建议,悉数交给合作融洽的日立制作所。在他日以继夜的督促
下,冶金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将适用于拉链的铝合金研制成功。1956年,他设立了
五十六S工厂,专门生产铝合金原料及拉链零件。一种隐形铝合金拉链开发出来了。
虽然隐形拉链在美国早已畅销,但吉田忠雄的铝合金隐形拉链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美国、中南美及欧洲的许多厂商,开始向吉田工业公司大量采购铝合金原料。
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忠雄决定在黑部市建立新工厂。

  100台新型高速链条机,以及许多锐意改进的新机种,在黑部新工厂运转起来了。
其中三三型拉链机,每分钟4000转,12分钟的生产量相当于旧机种一天8小时的工作
量。新工厂的厂内温度、清洁程度以及员工的福利都相当不错,举凡忠雄在欧美考
察学到的先进经验,都在这里试行。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积极性大为高涨,
产量也随之猛增。

  这时,忠雄响亮地提出自己的奋斗口号:“一年吉田拉链绕地球一圈。”他以
此作为公司的商标,即希望公司年产拉链长度能绕地球一圈。

  为了完成一条龙作业计划,他除了设有丹钢厂、铝合金厂外,还兴建了纺织厂。
他追求完美,各个工厂的规格都是第一流的。他坚信一流的工厂才能生产出一流的
产品。

  1958年那一年,50岁的吉田忠雄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的拉链产量,完成了商标
上年产拉链长度绕地球一周的宏愿。

  忠雄成功了。他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人们追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总是笑着说:“我不过是爱护人与钱而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为别人利益
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对赚来的钱,我也不全部花完,而是再投资于机器设
备上。一句话,就是善的循环。”

  他毕生都信奉“善的循环”哲学。他相信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才能永恒地开
花、结果。公司支付的红利,他本人只占16%,他的家族占24%,其余都由公司职
员分享,这是其他老板做不到的。他要求公司职员把工资及津贴的10%存放在公司
里,用来改善设备,提高利润;而员工每年可分到8个月以上的奖金,但他要求员工
奖金的2/3购买公司股票,公司由此增资,员工薪水与奖金更加提高,且可以拿到二
成股息。由此形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善的循环”。

  吉田忠雄用一条拉链拉出的理想之歌,似乎没有用过休止符。他不停地为追求
梦想而工作着。在日本,他拥有7座工厂,有近2万名员工,操纵着5万台各式机器,
每天生产的拉链平均为1400万条。从60年代起,他更是把拉链业拓展到世界各地,
短短22年间,他就在3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2家工厂和137个销售点。1983年,他又
在意大利拥有了3家分公司。目前,吉田在海外的雇员达1万多人,销售范围广达12
5个国家和地区,稳坐世界拉链市场的第一把交椅。

  难得的是,吉田忠雄并不以雄踞世界拉链业的霸主地位为满足,每年还至少支
出10亿日元的经费供研制之用,开发出的拉链品种达400多种。从用途上看,不光有
用于衣裤鞋帽、箱包盒袋上,还有用于潜水服上的防水拉链,有用于联结渔网、防
鸟网的拉链,有耐高寒抗腐蚀的拉链。在常年展示吉田产品的展览馆里,你简直想
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拉链的。迄今为止,吉田因创新与改进而获得的拉链专利
权,在日本国内有1500项,在国外也有14项左右。

  此外,吉田公司的产品也由最初的拉链,发展到今日除拉链外,还生产铝门窗
建材、树脂、尼龙、氯乙烯、棉纱、化学纤维等,以及拉链机等各种机械。在南美
洲还拥有自己的铜铝矿山,俨然成了从原料到产品销售一体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
“拉链王国”,而吉田忠雄则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世界拉链大王”的宝座上。

三洋总裁井植薰

  1兆日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从字面上看,1兆日元就是
1万亿日元。但这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换个形象的说法该如何表示呢?日本三洋
电机公司总经理井植薰打了个这样的比方:如果以每秒钟赚1日元来计算,那么赚1
兆日元需要用31710年;如果将厚度约1毫米的1日元硬币一块块地叠起来,那么1兆
日元的硬币可叠成100万公里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5圈,或者从地球到月亮打个来回。
他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三洋电机公司在他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年销
售额达到了1兆日元,80年代后几年,每年更高达1.5兆日元以上。年销1兆日元,即
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只有本田、丰田、索尼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能够
做到。而三洋只是一个1946年12月才起家的“战后派”,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惊
叹不已。

  1兆日元,既是三洋公司由小变大,跻身日本乃至世界家电行业前列的标志,也
是对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卓越经营才能的最好嘉奖。

  1911年2月9日,井植薰出生于日本淡路岛一个撑船运货的船夫家庭。未满4岁,
父亲就因病逝世。母亲带着8个儿女饱受生活的煎熬。井植薰14岁高小毕业的第二天,
就离开家乡来到大阪,他在姐夫松下幸之助的“松下电器制作所”当学徒。

  在艰苦的学徒生活时期,胸怀大志的井植薰牢记小学老师浜野先生“今后要一
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的教导,工作再苦再累,也不放松学习。他先后坚持读了8年
夜校,前4年学机械制造,后4年学商业会计。机械加算盘,培养了他用数字来考察
事物的习惯,也为他涉足电器制造行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井植薰在松下公司一干就是24年,从学徒到三等职员,从分厂厂长到公司常务
董事兼制造部长,成了松下公司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遏制不住埋在内心多
年的欲望,一心想追求属于他自己的事业。1949年底,他向“大老板”松下幸之助
提出了辞呈。这对姐夫松下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一再挽留,反复询问辞职的原因,
并动员几批说客对井植薰做工作。

  尽管井植薰也不愿意离开用全部青春年华奉献过的这块“故土”,但男子汉既
然决心已定,就难以改变,他要从零开始,自己去闯一番事业。

松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1949年12月30日,井植薰挥泪离开了松下公司。

  1950年春节,井植薰到大哥井植岁男家拜年。大哥问他:“你今后想干什么?”
井植薰胸有成竹地说:“我想造收音机。”说完,他将早已酝酿的计划和盘托出。
结果,弟兄俩一拍即合,决定合伙干。1950年4月,资金为2000万日元的三洋电机公
司宣告成立。井植薰崭新的“三洋生涯”开始了。

  当时,收音机已有普及的趋势,前景十分广阔。但由子政府对收音机征收30%
的高税,售价偏高,老百姓宁愿自己买零件装配,也不买成品,从而形成收音机销
售数量下降的奇怪现象。井植薰认为,只要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做文章,生产出质量
上乘而又价格低廉的收音机来,销路肯定会打开。

  在当时日本市场上,一台5灯收音机的零售价在1万日元以上。作为同行业小弟
弟的三洋电机,要战胜老牌厂商,就必须把价格降到1万日元以下。

  首先,井植薰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年产量为7.8万台。而当时生产收音
机的头号厂商松下公司,普及型收音机的年产量也不到5000台,一般厂家更在3000
台以下。如果这个大批量生产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生产成本就能大幅度降低,价
格便具有竞争力。

  其次,真空管是收音机的心脏,它的价格要占收音机出厂价的8%左右。如能争
取到真空管专业厂家的理想价格,收音机成本下降也就有了保证。井植薰找了几家
厂商,结果都碰了壁。他决定改变谈判策略,采取迂回作战的技巧。

  井植薰找到新日本电气公司的片冈总裁,对他说:“我们三洋公司打算生产收
音机,问题是真空管的价格,你能否按我收音机的出厂价的10%卖给我?”片冈眨
了眨眼,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那么你的收音机打算卖多少钱呢?”井植薰笑着说:
“这是企业秘密,我将在收音机首批销售日前一天晚上告诉你。”

  “什么?”片冈被弄糊涂了,“这样的生意我可从未做过。”但他毕竟是个商
人,他当然知道真空管的售价一般是整机的8%,而井植薰出的是10%。他盘算后,
说:“按出厂价10%定价这个条件我答应,只是你不能把收音机价格定得太低。”
井植薰大笑起来:“这是收音机嘛,价格哪能太低呢?太低了我赚什么钱?我有钱
赚的话,你不也有10%的份额吗?”

  这种谈判方法虽然有点像在打哑谜,但却充分考虑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双方都
有利可图。因此,片冈在考虑再三后,报出了价格的下限,不低于600元。这是接近
成本550元的极限价,如果井植薰一开始就明说出600元的买入价,那么谈判十有八
九要破裂。当然,井植薰这时心中盘算出厂价已是7000元左右,这个价格既有强劲
的市场竞争力,也不会辜负片冈的大力协助。于是,真空管价格的谈判已圆满解决。

  最后一个难点是外壳设计。当时的收音机,都是清一色的木制外壳。由于制作
复杂,大部分为手工操作,一年内要生产出7.8万个木壳,难度相当大,且成本也很
高。这时恰逢塑料工业在日本突然间崛起,并植熏灵机一动,用塑料做外壳,不是
又漂亮又便宜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积水化学公司商量,经过多次试制,第一台用
塑料外壳装配的收音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2年3月,三洋公司生产的SS-52型收音机上市了,商店的零售价为8950元,
大大低于日本国内同类型收音机的价格,而且塑料外壳非常新潮。这种“价廉物美”
的收音机很快就赢得顾客的青睐,三洋电机由此也声誉鹊起,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
了三洋的大名。三洋新型收音机的销售直线上升,当年就达7.7万台,第二年又猛增
一倍,达15.8万台,市场占有率跃居日本第二,仅次于松下公司。

  在收音机上一炮打响后,三洋公司并未就此止步。1952年夏天的一天,井植薰
下班回家,看见门口放着一台洗衣机。第二天上班一问,才知道大哥岁男给公司干
部们每人送了一台,只是型号各不相同。

井植薰立刻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是让我们研制洗衣机吧。”

  从此,他带着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国产及进口洗衣机,从产品的安全性能、使用
方便程度以及廉价性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好端端的一个经理室经常被弄得湿漉漉
的。经过几十天的奋战,三洋公司终于研制出了桶状搅拌式洗衣机。

  正当他们准备批量生产时,传来一个信息,英国胡佛公司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
涡轮喷流式洗衣机。以往的洗衣机都是搅拌式,靠搅拌翼的旋转来洗涤,而喷流式
则是通过涡轮旋转产生强烈的漩涡状水流进行洗涤,对衣服磨损小,且去污力强。
这无疑是洗衣机的新飞跃。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停止搅拌式洗衣机的生产,立即转
向研制喷流式洗衣机。

  1953年8月26日,日本第一台喷流式洗衣机在三洋公司诞生了。这种被命名为S
W-53型的新型洗衣机具有占地面积小、洗涤时间短、省电、省水等明显的优点,而
且价格低廉,仅只有搅拌式洗衣机售价的一半。它在市场上首次亮相,就引起了轰
动,抢购如潮。三洋公司又一次令世人惊叹不已。到1954年4月,SW-53型洗衣机月
产量已超过1万台。人们把三洋洗衣机面世且畅销的1953年称作为“电气化元年”,
这给三洋电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从此,每年的8月26日这一天,三洋公司都要举行
纪念仪式,来庆祝公司的“电气化之日”。

  继推出价廉物美的收音机、洗衣机之后,1955年三洋公司的14英寸电视机问世,
同样是以价格便宜大受顾客的欢迎。当时,日本电视机价格一般为每英寸1万日元,
三洋14英寸电视机以不到1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售价下降1/33之多,很快便占领了
市场。

  到了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形成一股仿效美国式文化生活的浪潮,家庭生活追
求丰富多彩、便利充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被称之为“三大神器”。因此,
三洋电机如果要成为第一流的家电制造商,还必须把目标瞄准到电冰箱上。

  为在电冰箱方面有所突破,井植薰把大批电机、冶金、化学和物理专家和技术
人员请进来共同研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洋公司富有独创性的电冰箱终于生产
出来了。这种冰箱上有一项了不起的专利,就是发明了磁性门封以代替插销。以前
的冰箱门都装有插销,门关上后就得用插销闩上,否则就会因门关闭不严而影响制
冷效果。这种插销式冰箱不仅使用不便,而且缺乏安全性,曾发生过好几起小孩钻
进冰箱玩耍,外面人不知道而随手将门闩上,把小孩活活闷死在冰箱里的事故。三
洋公司首创磁性门封,杜绝了闷死人的悲剧,无疑是冰箱设计上一次小小的革命。
以后,所有的冰箱都采用了这项技术。更值得三洋公司骄傲的是,这项专利诞生之
日,他们就向社会全部公开,目的是让所有的冰箱都能防止悲剧的重演。这种时时
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受到世人的赞扬。

  1959年7月,井植薰到美国去考察,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所到之处,
幢幢大楼的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他一打听,原来美国已经完全普及了空调机。
而在日本,一台小型空调机的售价就高达30万日元,一般老百姓都望而生畏,远远
未到普及的程度。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优质低价的空调机来,让它进入普通
老百姓的家中。

  1961年夏天,日本掀起了一股空调机热。三洋公司及时推出了独创的分体式空
调。在这之前,日本的空调都是窗式的,噪音大而且安装十分麻烦。三洋分体式空
调,把设备分为两部分,将压缩机部分安装在室外,空调机运转时室内显得很安静,
而且安装极其简便。分体式空调上市时,虽然价格比窗式空调高出将近一倍,但顾
客经过比较,大都选择了分体式空调。三洋分体空调连连旺销,迫使其它老牌企业
也仿效他们生产起这种新型空调。很快,分体式空调就占据了80%的空调机市场。

  三洋公司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冷暖两用空调,一改以往空调只有制冷功能的观
念,使空调机几乎成了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的生活必需品。

  三洋电机在建立后短短10年内,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不断创新,出奇制胜,
为“创造新生活”连续走出蜚声全社会的4步妙棋,生产出新型的收音机、洗衣机、
电冰箱和空调机,从而奠定了在全日本家电行业中领先的地位。

  三洋公司名称的原意,是要发展成为一家面向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的大型国际性公司。创始人并植薰及其大哥井植岁男当年的这个梦想,现在可
以逐步实现了。

  1959年,三洋出口的半导体收音机总量已超过日本所有的老牌企业,遥居全日
本第一。三洋产品在美国市场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

  进入60年代后,井植薰在香港建立了三洋分公司,成了三洋在海外的第一家子
公司。随后,三洋又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加纳、加拿大、
巴西、美国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到80年代末,三洋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101家从事制
造或销售的子公司及孙公司。三洋电机海外企业的直接生产销售总额为5000亿日元,
雄踞全日本榜首。整个三洋集团的年销售额也高达1.5万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
以上。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横跨三大洋的跨国集团公司。

  三洋公司作为日本家电业的后起之秀,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人们不禁要问它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井植薰在他总结公司经营思想的《成功源于探索》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
“何谓经营之本?我认为是造就人。”重视人的作用,本是松下公司的经营思想。
井植薰从“松下”出来时将这一思想带到了“三洋”,并加以发展完善。他认为,
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造人”是比造产品更重要的事。只有
“制造”出优秀的企业人才,才能由这批优秀人才去开发、制造、推销优质的产品。

  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井植薰响亮地提出“制造社长”、“制造总经
理”的口号。他自己就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楷模。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每天上午去公
司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的程度。天长日久,公司大楼的门卫竟然把他当成了标
准时钟,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门卫就会有意无意地伸手看自己的表,
嘴里老是“真准时啊”地说个不停。他这种持之以恒地严格遵守公司纪律的做法,
为全体员工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

  “24-16-8”工作制,是他喊出的又一个口号。他认为,董事以上的干部要具备
24小时都为公司工作着想的觉悟,对工作一定要“走火入魔”,时时刻刻为公司操
心,甚至晚上做梦也要做公司的梦。对一般管理干部,则要求每天为公司干16小时,
除了晚上睡觉做梦可以悉听尊便外,其它时间都必须思考公司的工作。至于一般职
工,则要求工作8小时,只要上班时间考虑工作就可以了。

  在庆祝三洋电机创立30周年的日子里,井植薰没有举行招待会,也没有做广告
大肆庆祝,而是投资30亿日元,在神户市盐屋建立了一座三洋电机教育训练中心,
作为培训干部的基地。

  实际上,井植薰本人正是一名人才自我培养的典范。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条蚯蚓。
他认为,人应当像蚯蚓那样,永远不知辛劳地在漆黑的泥土中探索,把自己的全部
心血奉献给耕耘的事业,为后人留下一片片松软的沃土。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他倾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创立和发展了三洋公司。1985年,当他从总经理的职位上
退下来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8月13日,年已
77岁的井植薰先生在认真处理完一件三洋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后,骤然去世,应验了
他“将死在工作中”的预言。

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

新加坡森林企业集团是在东南亚很有影响的大企业,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
有19家下属公司,经营贸易、金融、工业、建筑、种植业及矿业。到1986年,其总
资产约16亿新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了。谁能想到,1950年它只是一个
小小的作坊,创业资金只有2000新元。集团企业的董事主席孙炳炎是这片森林的营
造者,他从一个小学徒干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经营,终于成了大
富豪。在《森林五十年》特刊的发刊词中,他说到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凭自己
的好学、好问、不怕失败。做人处世一定要谦虚有礼、不耻下问。要尊重他人,设
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搞好人事关系和好学不倦都是成功的要素”。他的座右铭就
是“学无止境”。

  1912年,孙炳炎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孙厝社。他的父亲孙清廉在家乡开了
一家小杂货铺,有5个子女,孙炳炎排行老三。

  童年时期,孙炳炎和他的兄弟在陈嘉庚资助开办的乐安小学念书。1925年,父
亲感到生意难做,带着长子到新加坡谋生。第二年,孙炳炎和二哥及2个妹妹跟母亲
也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安了家。

  1927年,孙炳炎才15岁,为了生活,父亲把他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住在
店里,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扫店铺,开门、送货,什么杂活都干。晚上关门后,
还得糊纸袋,一直干到11点多钟才能休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父亲见他太劳累了,
不忍心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便将他送到一个同乡开的酒店里当店员,月薪14新元。
干了一年多以后,他又转到一家公司当文职人员。在工作之余,他努力求知,上夜
校,学英文,并自学写作,曾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学习、
写作,他每天都要搞到深夜;之后又学习马来文和商业经营知识,了解当地社会和
商情,这些都为他日后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孙炳炎才20岁,就决心自己创办公司,他在2个哥哥的帮助下,在芽笼
地区办起了森林木材公司。开始时,这个“公司”只是一家小作坊,总共只有3名职
员。既无资金,又无熟悉的客户,起步非常困难。好在他们兄弟通力合作,2年后,
逐渐有了些赢利。这时,兄弟3人就决定分开各自单立门户,独资经营。大哥办了森
业公司,二哥办了森安公司,孙炳炎则保留森林公司。兄弟3人都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当时,他们每人手中分得的资金是2000元。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竞赛,然而,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三是他们中唯一的胜利者。

  分家以后,孙炳炎仍旧以经营木材为主,他既是老板,又是书记、售货员和收
账员,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性的经
济危机过去,各地经济建设和工商业也逐渐复苏。这期间,森林公司除经营木材外,
还经营水泥等其它建筑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水泥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要
经营业务。孙炳炎的森林公司信誉良好,获得各地厂商的信任,资金周转也比较灵
活。他开始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许多木材电锯厂、建材五金商行和洋行都和森
林公司发展业务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孙炳炎经营的水泥业在东南亚已有
一定规模。他代理经营的越南红龙牌水泥,一次都要运来几万包,几十艘载满水泥
的驳船停泊在新加坡河岸边,气势相当大。那时,公司的职员已增加到20余人。10
年时间,公司的资本已有数十万元,成为初具规模的企业。

  战争期间,新加坡遭日寇飞机轰炸,城市建筑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建筑行
业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行业。孙炳炎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大经营木材、水泥、
钢铁、大五金等各种建筑材料。由于森林公司原先有着良好的信誉,建筑承包商们
都愿意与他合作,公司发展速度较快,1949年,公司从芽笼地区迁移到新加坡市中
心,资产已增至50万元。

  为了进一步发展企业,孙炳炎又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森林公司改为森林私人有
限公司,除了他自己保留89%股份之外,其余的股份都卖给本公司的职员。这就意
味着各级职员都成了公司的股东。大家的利益拧在一起,这样就确保了每一职员工
作都尽职尽责,更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次,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经过几年学习,他能用英语和外商洽谈生意,能看懂英文账目
和合同,处理英文报告和文件。

  1952年,孙炳炎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和棋城两地设立森林
分公司。后来为了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方便业务扩展,他正式在吉隆坡注册成立
森林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关丹、怡保、马六甲等地设立分公司。

  1957年,森林公司在北马创办了开采矿产的华伦矿务有限公司;还与其它公司
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一家拆船公司。1960年,孙炳炎又把他的业务扩展
到海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森林有限公司。这时,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颇负盛名了。

  60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与马来西亚对抗,双方贸易往来也直接受到影响。19
65年,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因此,许多企业的关系及
经济贸易都进行了重新调整。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
5国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协作及发展。

  1970年初,石油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企
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促使东南亚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民族经济的措施,
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孙炳炎及其森林公司抓住时机,不断进行改革,克服重重
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与当地及外国公司进行竞争,1963年,孙炳炎代表森林
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将森林企业改为森林企业(大众)有限公司,建立企业集团。
其次,将经营方针改为向多元化发展,分贸易、工业、房屋建筑、金融、种植业等
部门,其中,他在工业和种植业方面投资巨大,制定了种植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到
1986年,森林企业集团在新加坡有13家公司,在马来西亚有6家公司,共计19家,总
资产约16亿元。

  孙炳炎毕竟年事已高,在谈到企业集团接班人的问题时,他说:“我不赞成搞
家族式的世袭继承接班,虽然森林集团是我创设的,我的4个儿子皆在森林集团内工
作,但他们都不是当然的接班人。假如我的儿子没有条件或不适合作为公司的接班
人,就应该让其他有才干的人来接班。总之,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接班人。”
孙炳炎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公司每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受过专门训
练,并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要事业成功,重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孙
炳炎说,“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孙炳炎对中国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他曾参加新
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同时他与中国矿产公司签订了经销五羊牌水泥的合同;
1981年,他率领新加坡华商代表团访问福建,到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考察访问。19
85年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创建了厦门新加坡酒店。之后又多次来福州、厦门等地,
目的在于加强原有的双方传统贸易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他想把他的“森林”扩展
到家乡的这片热土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叶落归根的说法,孙炳炎这样做,大概
也是归根的一种方式吧?

汽车皇后吴舜文

  在台湾,若要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
吴舜文。她是台湾1985年度纳税排行榜的冠军,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
台湾十大企业之中,下属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其1991年的营业总
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吴舜文本无意于商界。
她是一名洋硕士,当过大学教师,也曾著书立说,一种“振兴台湾百废待举的工业”
的使命感使她步入企业界。她白手起家创办的台无纺织厂,今天已发展成全台最大
的纺织企业。而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汽车制造业的重担,
生产出台湾第一辆自己产的新型轿车——飞羚101。她被人们誉为“纺织女王”、
“汽车皇后”,成了当代台湾工商界的一位传奇女性。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
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常爱到父
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这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著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
来会成为学者、教授或以玩笔杆子为生的文化人,压根儿没有把她与一个叱咤市场
风云的工业巨子联系到一起。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
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
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
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
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当时,
严家还有2个儿子没有结婚,严裕棠希望吴家能在这2个儿子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而严
家那2个儿子,排行老六的严庆龄比吴舜文大4岁,排行老七的另一个儿子比她大1岁。
但是,这2个儿子此刻都远在海外留学,让吴家从何择起呢?严老先生决定带上2个
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看看也好作个比较。

  吴镜渊听严裕棠说明来意后,也认为以书择婿的办法可行,因为“言为心声,
字如其人”嘛!这位未来的岳丈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不
过从信的内容可看出两兄弟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老六严庆龄的家书,通篇都是推
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他。而老七的信主要是汇报自己学校生
活及收到家中汇款之类的琐事。吴镜渊读罢,主意已定,向亲家严裕棠委婉地宣布
了自己的选择:“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
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吴的东床已非自己的六儿子严庆龄莫属了。于是,这段
婚姻就这样初步“敲定”了。

  吴舜文捧着这封决定自己终身的家信,聆听着老父以书择婿的经过,一时心潮
难平。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也深信老父的眼光,一般是不会看
错的。何况这位夫婿乃严府的少俊之才,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聪慧俊秀,
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因此她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
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
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
哪知到了吴家,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妻,不料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
“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
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
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
才见了面。严庆龄发现自己的这位新娘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
高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
开始了共同奋斗的征程。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
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
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坚定了
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
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
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
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
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
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
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底,
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汽车市场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苦钻英语,终于适应了该
校全用英文教学的严格规定。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
一片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但秀丽的景色却掩盖不了台湾经济的落后和工业的萧条。
尤其是8年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拼命掠夺,使台湾的工业极其落后,甚至连根螺丝钉都
得依赖进口。正是为了振兴百废待举的台湾工业,他们夫妇俩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
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
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
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
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
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
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
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
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
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
阔。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
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
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
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
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香港等地的市场。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
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
%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
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
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
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元个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
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
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
后盾,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台湾的汽车发展史上才有了今天新的一页。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以综合精密机械工业为主的汽车工业,
在长期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台湾可谓毫无基础,
一切必须从头开始。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哪里买得起昂贵
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
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万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
量要求高,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
不上打入国际市场与世界同行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官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
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
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
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
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使严
庆龄得以熬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
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2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
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
乎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
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
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
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
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
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
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
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
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
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极口称赞它的创办人
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
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
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
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
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5年之后,
1981年3月21日,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
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
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
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
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
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不识
货的人说,你不懂古董,要它做什么?但我深知它是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
卖!”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展开事业上的
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2个月后一期
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
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
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
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
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
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
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
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
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
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
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
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
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
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
的“汽车皇后”。

  自创办“台元”以来,已过去了40个春秋,吴舜文也已年届80。历史进入90年
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她已经在5年前把
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
继有人。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汽车巨子丰田英二

  中国人对“丰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随便到马路上转转,就能看到奔驰着的
“丰田”牌汽车。

  50年前丰田家族开始认真研究汽车时,在美国已经是每4人就有一部汽车了。丰
田汽车创始人丰田英二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当时构想,将汽车普及到每10人一部的话,
日本1亿人口就有1000万辆汽车。如果每年淘汰一成的话,就需要100万辆新汽车。
丰田喜一郎深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抱着这个信念,他开始跨入汽车制造业。没想
到50年后的今天,日本汽车普及程度竟然超过当年的美国,达到了3人一部。自198
0年以来,日本每年生产汽车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凌驾于美
国之上。而丰田汽车则在日本汽车工业中独占鳌头,累计生产汽车近5000万辆。

  丰田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丰田英二这个名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丰田英二曾担
任丰田汽车公司总经理和社长达40余年,直到1984年卸任。在他卸任前一年,天皇
颁给他一等瑞宝勋章,这在日本是最高的殊荣了。但丰田英二却平淡地说:“颁勋
章对我而言,就如同通过人生的期末考试之后,发表了成绩一般。”

  丰田英二出生于名古屋市西区掘端叮。他家就在自家开的工厂的一角,所以他
说自己是生在工厂内的。丰田英二的伯父往吉是个天才发明家,发明了蒸汽织布机,
开设了一家织布厂。后来,丰田英二的父亲脱离长兄佐吉而独立,开设了自己的织
布厂。丰田英二从名字上不难看出,是排行老二。他的哥哥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母
亲一直没有怀孕,直到10年后才生下他。后来,母亲又先后生下弟弟俊彦和妹妹百
子。不幸的是,母亲在生下百子后3天就去世了。按照日本习俗,丧事不能由比死者
年长的人主持,于是6岁的英二便成为丧主。他坐在人力车上,先到庙里做丧事,然
后去火葬场。父亲只在门口送行,没有参加葬礼。

  丰田英二自小聪明好学,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名古屋地区开
始有无线电了。他立刻着手制作收音机。他买回自己无法做的零件,然后绕线圈,
将零件组合起来,制成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他对父亲厂里的蒸汽机引擎也十分有兴
趣,每天放学后看大人操作,已知道大概的操作程序。但不论他怎么要求,却得不
到大人允许去接触那引擎,他就趁清洗锅炉的时候,不顾大人呵斥,钻进钻出,摸
清了它内部的构造。

  丰田英二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自幼就有金融方面的天赋。他上小学二年级放暑
假时,佐吉伯父带他去上海玩了一趟。佐吉在上海也办了一家“丰田纺织厂”,经
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之问。到了上海,他住在伯父买的一栋大洋房里。伯父给他10
个银元零用。当时上海使用一毛银币和一分铜币。一毛银币有时换11个铜币,有时
候换9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汇率每天变动。丰田英二就向伯父说:“11个的时
候换了摆着,9个的时候再换回来,不是可以赚钱吗?”伯父称赞他说:“一点儿也
没有错。”但小英二却弄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他询问大人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
是他自己作了个结论:想要一分钱的人多时,一分钱就要涨价;想要一毛钱的人多
时,一毛钱就要涨价。

  伯父丰田佐吉对侄儿丰田英二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伯父一生搞了许多发明,
被称为“发明王丰田佐吉”。丰田佐吉的故事被编入日本的小学课本里。

  丰田英二上小学二年级时,与佐吉伯父一道去上海,看见汽车在街上跑,就觉
得很有兴趣。但是并没有觉得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过了半年,他父亲出洋,回国
时带了一部德国制的电动汽车回来,他喜欢得不得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当时
再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汽车大王。到警察局领牌照时,警察局根本没有电动汽车的
牌照。他们大伤脑筋,最后发了一张摩托车牌照,因此也只有持有摩托车牌照的人,
才能开那一辆车。电动汽车每天要充一个晚上的电,坦白天仍跑不了好远。这个问
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这也是电动汽车至今未能普及的原因。

  汽车到1925年以后,才开始在日本流行。那时候日本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都
是欧美货。在欧美各国竞销下,日本的汽车辆数突然激增。丰田英二念中学的时候,
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汽车广告,他对汽车特别有兴趣,常常把广告画上的各种汽车
剪下来收集,乐此不疲。

  从丰田英二读中学到大学为止,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汽车热的最高潮。丰
田英二念大学三年级时,学校习惯上有帮助学生就业的义务。他的指导老师问他:
“你是否想要担任公职呢?”这座东京帝国大学一向以出大官闻名。而丰田英二却
回答说:“我讨厌当公务员。”这时候,他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已开设了汽车工厂,
便把堂弟要了去。本来,丰田英二的父亲想叫儿子继承他的工厂的,喜一郎对他说:
“英二我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原先的念头,转而培养老二俊彦。后来丰田俊彦
不幸于1944年在关岛阵亡了,使他父亲再度失望。

  丰田英二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他进了堂兄的工厂后,堂兄很器重他,把
他安排到厂里的汽车研究所工作,交给他的课题是,专门研究汽车用的工作母机。
刚工作时,他的薪金是每月66日元。年轻的丰田英二雄心勃勃,他和喜一郎买回一
架名为“跳蚤”的轻型飞机,是法国造的一人座机。他把引擎拆开画了一份构造图,
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去做那个引擎。后来他又试着造直升飞机,最终还是没造成。他
甚至还想制造火箭。他跟喜一郎说了,喜一郎支持他的敢想敢做精神,给了他一张
当时很稀罕的百元大钞,叫他去买有关火箭的书。结果他买回10册有关的外文书籍,
认真研读,但每本书都提到“火箭实验的危险性很高”,他只好就此罢手、虽然他
几样事都没办成,但对于日后的汽车制造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丰田英二跟着堂兄喜一郎,从此脚踏实地地投入汽车的开发。每当厂里有人出
国,喜一郎就吩咐说,看见有趣的汽车就买一部来。有一次有人在德国买回一部汽
车,丰田英二他们开了一阵子后,便将车子分解,以这部车子为模型,进行仿制。
后来,他们又研制出烧木炭的汽车,曾经用4吨木炭卡车拖另一辆4吨卡车,攀登一
座高坡,结果成功了。

  那时候,除了丰田开发汽车,国外尤其是美国已在争夺汽车市场。日、美合资
的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大阪等地设有装配工厂。日本福特为了吸引人才,
以每日5日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日本为了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推行了国产化政
策,国会通过《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被指定为正式认可的制造厂商。为了扩大
宣传,丰田首次举办了“国产丰田大众车展览会”;为了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
《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丰田英二冒着酷暑,关
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
会一位小姐,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丰田商标正式改用为“TOYOTA”。此时,已成立了丰田汽
车工业总公司。丰田英二担任“监察改良部”主任。这个部其实仅他一个人,但责
任却重大,负责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毛病,并且提出治“病”的办法。

  就在这一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当局为了侵略战争,征召适龄青年入伍。
丰田英二被征入伍,接受训练。但幸运的是到了10月份,他就退伍了,原因是军队
不征召有技术的军需产业人员。其实,这是他堂兄喜一郎说服陆军当局的结果。

  1939年春,28岁的丰田英二和一位名叫寿子的姑娘结婚了。寿子比他小7岁。这
时候,他负责丰田公司在举母的工厂一指挥汽车生产。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
家。他父亲在工厂附近买了块地,为他盖了一所住宅。他每天徒步去上班,中途经
过一片松树林,秋天时松茸很多,他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摘一些,藏在草丛中,下班
时再带回家,好让妻子煮了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丰田公司高级职员赤井推荐丰田英二担
任公司执行董事。但社长兼总经理、他的堂兄喜一郎却认为他“不过才三十郎当,
年纪太轻”,对此事表示反对。但赤并坚持说,这不是年龄的问题。丰田英二于是
成为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这时候,美军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并且轰炸东京等地。有几次美军飞机
低空从工厂上空掠过,机关枪嘎嘎嘎地扫射。丰田英二和加藤正好外出办事,回到
办公室时,只见两张椅子已被炸得稀烂!战后他才知道,他们的工厂在美军的地图
上,标的是“丰田汽车工厂”,正在轰炸的目标之列。可见美军当时并不盲目,他
们是选定了目标发动攻击的。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丰田汽车生产量和战争结束前差不多。并不是卖不出去,
而是没有原材料。当时日本很缺乏运输工具,车子只要制造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
去。可惜想买的人没有钱,就算将车子卖出去,也收不到货款,所以又不敢卖。丰
田公司的许多技术骨干,在战时被征召入伍,死的死,残的残,各种原因造成公司
濒临破产边缘。公司为了生存,甚至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军营旁,开设食品店和洗衣
店,以养活员工,维持生计。

  1949年10月18日,丰田英二的父亲丰田平吉去世。丰田英二在最困难的时刻,
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丰田股份。而此时的丰田股票,每股由48日元猛跌至27日元。丰
田公司四处碰壁,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挽救危局,丰田喜一郎召集公司高层
领导开会,决定裁减员工。

  这时候,丰田英二在公司排第四位。他主管的技术部是公司的主体之一。他被
迫在充满敌意的2000多员工面前说:“现在的丰田就好像一艘快要沉的船只,如果
没有人自动跳海,船就会下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裁员的现实。”工会负责人
回答说:“这是什么话!立刻收回!”接着就闹了罢工,劳资纠纷直到两个月后才
平息。是丰田公司的老朋友、名古屋的银行家高梨壮夫,出面邀集金融机构“救救
丰田现状”,给丰田公司贷了款,丰田公司才没有破产。高梨是有眼光的,他非常
了解丰田一旦倒闭,对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影响有多大。丰田英二至今仍把高梨当
成丰田的大恩人。

  丰田公司重整旗鼓,原一把手喜一郎退居幕后,改由石田继任,在临时股东大
会上,丰田英二升任常务董事。公司委派丰田英二去美国考察。

  丰田英二赴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汽车企业今后的前途,二是和美国厂商
洽谈技术合作事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丰田公司已和福特有过接触。丰田英
二访美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业者亨利•福特刚刚去世3年,由他的孙子亨利•福
特二世接管事业。小福特认为“祖父的作风古老。既然现在由我担任总裁,我便要
彻底改良公司体制。”小福特意气风发,他集合了许多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推动
现代化经营。

  在福特公司,两位世界汽车工业巨头会面了。小福特问他:“你想学些什么?”
他便把脑子里想到的都说出来:“质量管理、生产方式……”小福特一脸不耐烦的
表情,回答道:“你太贪心了。首先,福特根本没有全部都懂的人。”丰田英二心
里想,福特没有,丰田有!但是不好说出来。

  丰田英二第一天考察预算管理,第二天考察质量管理,但他懵然不解,似懂非
懂。第三天他便去工厂参观。福特河洛分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大约每分钟一辆汽车
的速度,每天生产800辆汽车。丰田英二参观了福特公司几乎所有的工厂后,又留下
来实习了3个月。他认真考察,虚心学习,这期间收获很大,用他的话来说,“福特
做的,没有丰田不知道的。”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去参观美国的另外一家大
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工厂。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每天总共生产8000辆汽车,而丰田每天只有40辆,真是天壤
之别。对此丰田英二心里清楚,但他认为,在技术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这
么大。他心里便想,丰田如果能扩大生产规模,也能照福特的方式生产。

  丰田英二在美国实习期间,一位名叫詹姆士•平田的美籍日本人,对他有很大
影响。平田在福特公司任高级职员,负责招待他这位“丰田汽车王子”。平田一生
曲折离奇,他出生于日本歧阜农村,排行老三。19岁时,母亲给他50块钱,告诉他
“出去找份工作吧”,就这样把他逐出家门。少年平日立定志向要“扬名美国”。

去美国首先要坐船。他一边打工,一边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达横滨。去美国的
船都是由横滨出发的。平田游泳游到一艘海轮上,跟船长商量说:“我想在你船上
工作。”船长收留了他。他在船上当侍者,绕了3年,才到达旧金山。平田沿着正在
兴修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最后到达底特律。他后来认识了福特一世,福特一
世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便收留在自己手下供职。

  这时的平田先生已65岁了。丰田英二从平田那里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认准
了目标,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丰田英二回到日本后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使丰田汽车公司“起死回
生”。公司的裁员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收到了大量的美军订单。美军向日本订
购卡车,除了因为从美国本土运送战车到朝鲜运费昂贵之外,时间上也来不及。战
争给丰田汽车带来了机遇。从1952年到1962年,美军一直向丰田公司采购卡车。

  丰田公司在生产卡车的同时,开始研制开发小轿车。1955年1月1日,丰田推出
了第一种小轿车的车型,定名为“皇冠”。这天,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邀
请各界人士参加。丰田英二穿着小礼服,操纵着第一辆小轿车的方向盘,绕场开了
一周作表演。

  过了不久,皇冠豪华车型也试制完成。3月30日,皇太子光临汽车厂。丰田英二
陪同参观时,不经意地问道:“殿下愿意试试吗?”皇太子欣然答应。于是皇太子
坐上驾驶座,丰田英二陪传在助手座位,开车绕了工厂一周。他忘了问皇太子有没
有驾驶执照,坐在一旁的他捏了一把冷汗。

  1957年4月,天皇夫妇大驾光临丰田汽车工厂。石田社长在前面陪同天皇夫妇,
丰田英二担心石田说错台词,尽量靠天皇陛下近些。天皇的侍从说:“不可这么接
近陛下。”

  皇冠轿车在日本国内卖得不错,于是丰田英二便有了“去美国卖卖看”的念头,
他们在美国设立了美国丰田公司。1967年10月,担任多年副社长的丰田英二,接任
丰田公司的社长。丰田英二拼命努力工作。为了拓展事业,公司先后和日本福特、
日野、大发等国内各大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其中“卡洛娜”(
“太阳的光冠”)、“可乐娜”(“花之冠”)已成为世界名车。两个车名都是丰
田英二给起的,他说,给车命名好比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1974年,丰田财团成立,丰田英二担任理事长。丰田财团资产达数百亿日元,
以汽车工业为主体,进行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丰田英二为了培养企业人才,创办
了丰田工业大学、丰田中央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一系列的教育、科研机构。

  丰田英二有句名言:“满足是人生的大敌”。丰田英二在丰田汽车的发展史上,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目前,年过80的丰田英二虽然退休了,但他仍时刻关
心着丰田的事业。他对他的接班人、现在的丰田领导人丰田章一郎说:“我相信我
提出的占据汽车世界市场10%——‘环球10’目标,能在你手中完成。”

  丰田英二表示,就算年过80,他仍要一心向前,永不驻足。人和企业一样,到
了一切不能向前的时候,就象征一切都结束了。

日本企业之神

  坪内寿夫这个名字,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丰田汽车”的丰田英二
一样,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坪内寿夫是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他拥有日本最
大的造船厂和钢铁厂,还拥有银行、饭店等许多产业。坪内寿夫在日本企业界和老
百姓心目中,是公认的“神”、“魔王”、“吸血鬼”之类的人物,许多人称他为
“吸血魔王”。

  比起那些白手起家的大富豪来,坪内寿夫要幸运得多。坪内寿夫1948年10月从
西伯利亚返回故乡爱媛县,当时34岁,他的父母将全部财产340万日元交给了他。在
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笔巨款成了坪内寿夫创业的基金。

  1949年,坪内寿夫带着这笔钱来到松山市。他的父亲原来经营“大坪座”和
“第二大坪座”两个小剧场,但他认为只是守着父母的产业,算不得大男人,因此
他打算自创一个剧院,给予最妥善的经营,这样才称得上有志气的男子汉。但是坪
内在创业之初就吃了闭门羹,主要原因在于建设局内某位课长,不知何故十分厌恶
坪内。

  建设剧场首先要取得建设局许可,这种申请最快一星期,最慢一个月也就可以
获得批准。坪内也以这样轻松的心情前往东京。从松山到东京要坐一天火车,坪内
随便带了几件衣裤裹在行军袋中,穿着短裤、短袖衬衫,打算到了东京暂住在朋友
家中。

  坪内一到东京就直接往建设局去,要求会见课长。通报人员报了信,却久久不
见课长出现。如此日复一日,坪内只好天天到建设局的走廊下等候。

  好几天后,课长出现了。坪内把报告双手呈给课长,仔细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一
个剧院的愿望,但课长带听不听地说:“过几天再说吧。”又过了几天,坪内带着
有关资料到建设局去等候,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课长总是不接见。这天课长终于
接见了坪内,但却说:“爱媛县太小了,已经有几个剧场了嘛,我还听说县里的议
长用议会礼堂放电影赚钱,这种行为虽然要不得,但还有必要再建剧场吗?你回去
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坪内按捺住心中火气说:“课长先生,议长的作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
个市民,议长和我毫不相干!”坪内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课长就是不肯批准。

  坪内心想,只好回松山,请市长开具一张“今后不得用议会小礼堂放电影”的
证明。于是他火速赶回松山,取得证明后又返回东京,交与课长,心想这下你没有
理由不答应了。

  但课长似乎存心整他,总以“我很忙”、“你真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等话来推却。坪内仍不死心,从早到晚都守在走廊上。这反倒给课长一种压迫感,
因而愈发产生要好好整坪内的动机。

  坪内也真有股子钻劲。夏去秋来,他日复一日往建设局跑。建设局的人都对坪
内表示同情。甚至还有人说:“课长实在有些过分!但你不要输给他,加油!”

  又过了些日子,课长的儿子不幸遭车祸死亡,肇事者竟逃离了现场。于是人们
纷纷谣传坪内心有不甘,故意撞死课长儿子进行报复。坪内还蒙在鼓里,仍每天到
建设局守候。也不知谁通知了警方,于是坪内被带到一个小房间中,接受审问。他
显然已被纳入嫌疑犯之列。不过,不久凶手就被捉到,洗刷了坪内的冤情。

  这个案件竟给坪内带来了转机。建设大臣亲自接见了他,以最高负责人身份向
他致歉,并准许坪内建剧场的请求。事后坪内先到课长家中向其于灵堂上香,才转
回松山,这时已到年底了。

  坪内寿夫就是靠这样一股钻劲创业的。事后坪内总结为“忍耐经营”。电影院
建成后,有人劝坪内加人松山市的影剧院公会,并且要求他摆一桌酒席,结交同行。
坪内在一家大餐馆订了一桌酒席,并且找来了艺伎在一旁伺候。可是,到了时候却
没有任何人前来。这些同行是故意毁约的,他们怕坪内的电影院抢他们生意,故意
排挤他。

  尽管如此,坪内仍是信心十足。他一家家上门去送请柬,鞠着躬请人家“多多
关照”。1950年春,位于松山市中心大街上的松山大剧场正式开幕了。连日宾客盈
门,盛况空前。

  战后日本,人们首先重视的是吃饭问题。但几年后生活已有所好转,电影便成
了当时最热门的娱乐。再平凡再差的电影都不必担心没有观众,这使得制片公司和
电影院老板笑逐颜开。尤其是电影院老板,只要专门放映一个制片厂的影片,财源
就能滚滚而来,影院实为当时获利最大的行业。

  但坪内并未以身为一般的老板而得意扬扬。如果他甘心只当乡下一位小富翁,
他大可由其父母处接收过来两个小剧院,轻松愉快地经营。坪内认为,只有经营规
模更大,赚更多的钱,才能算得上企业家,才能体现他这个男子汉的价值。他认为
要赚钱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在电影界中,别人不敢做的事是什么呢?此时,
日本有4家制片公司:东宝、松竹、东映、大映,其中东宝拥有最多的佳作和大电影
明星。全国各电影院都是只放一家制片公司的影片,坪内的影剧院也不例外,只放
东宝一家的片子。坪内于是打破了这个传统,他把4大制片公司以及国外的片子轮流
放映,结果电影院场场爆满。

  由于坪内坚持谁的片子受观众欢迎就放谁的,有的制片公司出于嫉恨,找一些
地痞流氓到电影院揭乱。电影业和饮食业一样,是流氓最喜欢找麻烦的行业。如果
你让他得逞,他会得寸进尺;如果你拒绝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在入口处捣乱,让一
般观众不敢进来。但不论是谁威胁恐吓,坪内都不吃那一套。他认为如果答应流氓
的要求,那将后患无穷,但如果做了不当的处理,也会给流氓找到借口,更加大闹
特闹。坪内说,不管他们怎么闹,我都不在乎,但我绝对坚持一点,不允许免费入
场。遇到流氓闹事,他就叫管理人员立刻打电话报警。而其它电影院怕惹麻烦,总
是对地痞流氓有所忍让。坪内则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免费进场,就等于自己毁弃了
经商的基本原则。

  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之后,过了一段时日,社会上竟然传出流言蜚语,说坪内
是个流氓头子,背上还刺了花纹,所以连地痞流氓都怕他。其实,这是坪内气魄、
毅力的胜利。而这种胜利,跟他那体壮如牛的身躯不无关系。坪内身高虽然才1.69
米,腰围却有127厘米,体重105公斤。他的眼睛细小,耳朵却很大,容易使人联想
到非洲的巨象。他往那儿一站,像一尊铁塔,两三个流氓不是他的对手。

  坪内寿夫也很有个性。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趋于两极,非常少见。记者在认识坪
内的人中搞了项调查,结论是:喜欢坪内的人,喜欢到了极点,用最好的形容词来
形容他;讨厌坪内的人甚至不愿看到他的脸,厌恶他就像厌恶蝎子。坪内寿夫的特
征是朋友多,敌人也多。坪内并不在乎这些,他说:“我从来不设法去讨好别人。
我没有必要去讨好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向来是实话实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坪内寿夫年轻时吃过不少苦,他曾在中国东北铁路当一名员工。1945年5月,正
当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坪内被征去当兵,到了通讯部队。9月中旬,他在兴安岭山中
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西伯利亚。俘虏们每天要于许多重活,吃都吃不饱。坪内在
搬运砂糖时,偷偷在袋上抠个小洞,让糖落在手掌上,然后再舔食它。坪内至今也
忘不了砂糖的美味。

  坪内回到家乡后,一下子从双亲那里得到340万日元,他开始有钱了,每天都到
松山市内最高级的餐厅,去吃比常人多几倍的食物,而且喝1升酒,每天抽80支烟。

  坪内有次去银行,银行的人说:“坪内先生,你每天抽那么多烟,会增加我们
的困扰的。”坪内说:“我抽烟和银行有什么关系?”银行的人说:“当然有,我
们担心你的健康。每次谈论贷款时,一会儿工夫,烟灰缸就装满了,而你是我们的
大客户啊!”坪内心想你们未免管得太宽。但仔细一想,他决心把烟戒掉。他干脆
一天抽200支烟,早晨起床时,不但口干舌燥,还恶心想吐,从此再也不想抽烟了。

  坪内本来喝酒也很厉害,后来因事务烦心引起了糖尿病,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喝
酒。等到身体状况好些后,他每天只喝少量的薄酒或啤酒。所以,他现在剩下的唯
一嗜好,只有吃了。这就是他形容的“饱食中的饥饿”。有一次他和一个同行共进
午餐,他竟把他那份食物留了一半,而且甜点心动都不动。而以往他一个人可以吃
3份。同行问他是不是胃口不好,他双手一摊说:“不是,再多我都能吃掉。是我的
太太真啰嗦!”原来早上他们夫妻为多吃一碗少吃一碗刚发生过争执。妻子监督他
节食减肥很严格。

  坪内是个大富豪,然而他却讨厌用钱买到的一切奢侈。1951年时,他突然很想
一个月花50万日元。当时一件高级和服只要1万日元,一只钻戒只要4万~5万日元。
他每餐吃最贵的食物,住温泉饭店,极尽奢侈,但仍然用不完50万日元。当然,如
果赌博的话,一夜工夫就可能用尽,但坪内一向讨厌赌博。

  半年后,坪内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妻于对他送的任何贵重礼物也不再兴奋。妻
子说:“别傻了,我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他也觉得这种奢侈是一种精神空虚
的表现。他决心把精力完全投注于事业之中,因而开始了造船事业。

  这时,有人建议坪内接收来岛造船厂。坪内是影剧院老板,从来没搞过造船,
他找电影业大老板小林一三商量。小林说:“如果你能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大造船厂
起死回生,你的大企业家的身份必将得到认可。这是一个机会,我赞成你去干。”
但是日本银行松山分行行长浜口喜太郎却说:“你如果真要干,得有一套策略。你
可能会变为乞丐,或许要赔掉你全部财产都不够。一旦搞糟了,你势必负债累累。
这和你搞电影院不同,风险太大,我劝你还是慎重为好!”

  浜口行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当时造船业相当不景气。尤其是爱媛县中小造船所
的客户,都是懒户内海沿岸零星海运和捕鱼者,而且这些客户多向东京、大阪的大
造船厂订货。因此来岛船厂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工厂形同一堆废墟。

  坪内心想,不成“王子”就成“乞丐”,他考虑了5个月后,于1953年4月决定
接管这个最穷困的工厂。消息很快传开,人们都说坪内捧了个没人敢要的烫山芋。
坪内卖掉3座影剧院中的2座,又跟银行贷了款,筹措了5000万日元资金,开始经营
船厂。有人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赌注,但他却视它为人生的转机。也有人问坪内,你
身为剧场老板,怎会又去从事完全不同性质的造船事业呢?他说,其实他一直喜欢
船,而且也喜欢大海。他的父母也一直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船长。

  坪内率领20多人,来到设备生锈、满院杂草的船厂,每天除草、去锈、修理厂
房,辛勤地劳动。在整整2年内,船厂都无法开工,业绩等于零。于是谣言再度四起,
说:“坪内这个大傻瓜,竟然投了5000万日元,只为了除草,把一家家电影院卖了
来贴补投资的不足,简直不可思议!”但坪内却看到了来岛船厂美好的远景,信心
十足。

  为了给造的船找到买主,坪内常常跟渔船出海,或跟货船运货,仔细观察、研
究市场的需求。坪内在日本也是在全世界首创了一种499吨的“标准船”。为什么叫
“标准船”呢?就是用同一张图纸大量生产,坪内正式将这种船定名为“海上卡车”。
船大批造出来了,买主买不起怎么办?坪内也动了脑筋,他对想买船的人说:“这
种船是专为你们设计的,你们只要努力工作,每月按期付款,船就是你们的了。”
船主们起初不相信,坪内就像传教士传教一样,苦口婆心地宣传,甚至跟船耐心地
说服买主。当时每条船都是一户人家,靠船为生。有的“夫妻船”尝到甜头后,传
扬开来,坪内一下子吸引来更多的买主。

  有的买主十分感动地说:“坪内先生信任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为我们制造生财
的钢船,对他的大恩大德,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绝不背弃他,这才是为人之
道。”当然,坪内还是冒一定风险的,如买主突然死了或是船遇到风暴沉了,钱收
不回来的情况还是有的。

  从1956年7月第一辆“海上卡车”下水,坪内的来岛船厂不断造出新的钢船,几
年下来,这些“海上卡车”装满货物行走在海洋中,成了濑户内海的主角。到了19
66年,爱媛县的钢船已达到62万吨,10年间增长了3倍。

  来岛船厂事业蒸蒸日上,坪内并没有满足,他把目光又瞄准了旅游业。他投资
5亿日元,开发了6口温泉,向松山市内各单位供水。他又创办了一家名叫“奥道后”
的饭店。饭店依山势而建,长350米,长度为当时世界第一,计有170间客房,可容
纳500名客人,总投资为20亿日元。

  坪内为了扩大对自己企业的宣传,不惜每年花5亿日元进行广告宣传。他请了著
名作家柴田链、山冈庄八、今东光等,专门以“奥道后”为题材写小说,扩大知名
度。“奥道后”饭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效益更是“日进斗金”。坪内于是又花巨
资买下了东方饭店。

  1971年,爱媛县的东邦相互银行发生了严重危机,眼看就要倒闭,于是坪内又
把手伸向了金融业,接管了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共有32家分行。坪内选择了条件最
差的一家分行做示范点。这家分行位于一个小镇上,小镇只有1.5万人口,分行内十
分赃乱。坪内首先把10名员工裁减为5人,并下令半年内使该分行存款额增加一倍。
5名员工为了保饭碗,主动“找米下锅”,四处找亲朋好友、陌生人家和商店吸纳存
款,结果只4个月时间,分行存款额已增加了一倍。这么一来,另外31家分行也不敢
怠慢,营业员甚至跑到偏僻山区,去争取小额存款。3个月内,东邦相互银行的存款
便由9亿日元上升到29亿日元。

  1978年,日本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往世保重工”,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此事使内阁总理福田赳夫、日商经理永野重雄等朝野人士大伤脑筋。此时坪内寿夫
已在日本财界崭露头角,有些大人物开会时便想到了坪内,说:“只有坪内才能使
‘佐世保重工’起死回生。”有人找到坪内,劝他“吞”下这个“大怪物”。坪内
犹豫不决,心想弄不好就会把自己活活“噎”死的呀!于是他们不停地劝说他:
“今天的住世保问题,已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它将给政府带来极大困扰,我们请
你出来,正代表着国家对你的托付!”坪内不敢答应,这些人在数十次会议中,要
求、说服、恳请、泣诉、威胁、利诱、约束、奉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经过80天
的思考,坪内终于答应了,通过集资83亿日元,成为“佐世保重工”的新老板。当
时这家企业的负债是1800亿日元,坪内敢于背上这个沉重包袱,的确是要有极大的
勇气的。

  坪内就为接收住世保重工,日夜操劳,累出了糖尿病。夫人纪美江心疼不已,
她倍加用心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丈夫是做太太的本分,但纪美江对丈夫的
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当坪内正为是不是接收“佐世保重工”犹豫时,夫人劝他说:
“何必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展得这么大呢,这样太辛苦了吧,我真担心你的身体啊!”
纪美江和丈夫一样,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她不但参与决策,还持有坪内的印鉴,有
权决定是否盖章。当初经营电影院时,每晚收业后,纪美江都会逐一点数钞票,负
责记账。直到现在,掌握经济大权的习惯她仍然未改。

  坪内夫妇没有子女,也没有找医生诊断;夫妇俩不愿意查明原因。他们有许多
甥、侄,把他(她)们看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再加上他俩都热衷于工作,倒也不觉
得寂寞。坪内对妻子的爱情一往情深,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希望公司所有员工都有
个“美满的家庭”。他说:“为了取得员工信赖,我必须严于律己。试想,如果我
在外面讨了两三个小老婆,我又告诫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怎么会心服口服?一
个家庭不圆满、经常和太太吵架的人,一定无法专心工作的。我的员工就没有离婚
的人。”

  坪内每年都会发给员工和他们的妻子各5万日元奖金,并附上一封信,请她们多
照顾自己的先生。坪内做过调查,凡工作情绪欠佳的员工,通常妻子的态度都不太
好。这时公司设法疏导,要求太太们一定要笑着送丈夫出门,最好能为他们做顿早
餐;晚上也应做好晚饭等先生回来吃,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外徘徊不归。坪内寄出的
信使许多家庭夫妻关系有极大的改善。坪内自己出外回来,都不会忘了替太太带点
小东西。这不但使太太喜欢,他自己也心情愉快。

  坪内寿夫的家业越来越大,他拥有造船、钢铁、商业、食品、金融、旅游、观
光、机械、电机、运输等特大企业,统称来岛集团,有员12.5万余人。坪内寿夫和
松下幸之助、丰田英二一样,成了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

  有些人成了富翁就专门享福了,可是坪内直到70高龄,仍每年365天都在工作。
他每天5点起床,深夜12点才就寝。有人问他,你功成名就了,就是干公务员也该退
休安度晚年了,可你还终日辛劳,这是何必呢?他说,那是“生存的责任”。他必
须掌好来岛集团180家公司的舵,他必须保障2万多员工的饭碗。他又说,事业是一
种竞争,公司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才可以保护员工。

  坪内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员工素质分为上、中、下,把教育的重点放在
最下等的30%,让这些人提高各方面素质。来岛集团500个主要干部中,有半数被坪
内责骂过。干部们个个能上能下,兢兢业业地工作。难怪来岛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
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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