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大王陈调甫
1928年中秋节，在天津太和里一座幽雅的住宅内，两位中年人正对坐赏月。面
前的小桌上，几样瓜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风夜色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这两位知
心朋友，却长时间地默默无语。
这两个人，是当时中国实业界的两位著名人物。年长的一位，是开创了中国化
学工业的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年轻的一位，则是他合作10年的朋友和得力
的助手、化学硕士陈调甫。
终于，范旭东打破了沉默，对陈调甫说：“调甫，我虽然眼睛近视，但还不至
于昏花。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你从南通来天津，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屋，是一个大
雪天，你捧着一抱开放的梅花，一头黑发油亮。如今才不过10年，你的头发竟已经
花白。这大约就是公司所给你的‘奖励’了！不过，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大事业，
居然在我们这几个贫弱的书生手中完成，不能说成果不伟大。我们所靠的，只是我
们的人格和学识！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此刻所想的，也一定与你的人格和学识分不
开——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我们的朋友王小徐说过，你是不甘寂寞、也不
守‘本分’的！”
陈调甫颇感意外地望着范旭东，说：“先生怎么会猜到调甫的心事？”
范旭东笑道：“调甫，我们来学诸葛亮和周瑜，把对方所想的事情写在手上—
—你写对了，我饮三杯酒；我写对了，你可不许赖账！”
陈调甫笑着答应了。两个人掏出钢笔，各自在手心上写着。范旭东边写边说：
“其实我的心事，早就对你泄漏过；你的心事，可从未对我吐露半句。不过这三杯
酒么，我决不会赖的！”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掌。只见陈调甫写的是两个字：酸厂。而范旭东写的是三个
字：中国漆。
陈调甫兴奋地叫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同饮三杯！”
两人饮过酒，陈调甫还是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会猜到我的心事的呢？”
范旭东说：“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硕士！当年你在黄海图书馆只顾读书，忘记
了闭馆时间，结果被管理员锁在图书馆里过了一夜，这事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书？你把有机化学的书都读旧了！制碱是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中能引起你兴趣的，还能不是油漆？再说，你对我国的桐油、大漆两项特
产颇有研究，十几年前就着有《国宝大漆》一书。西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
油漆后又向中国倾销获取厚利的行径，早就让你愤愤不平……你梦寐以求的，不是
中国漆还能是什么？”
陈调甫对范旭东不禁心悦诚服。他与范旭东共事10年来，从未提起过一个漆字，
而范旭东竟能把他的心事摸得清清楚楚，这种知人之明，真是太难得了！
范旭东说：“想当年，是一个‘碱’字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如今是一个‘漆’
字，要让你离我而去了。来，调甫，为了中国油漆的早日诞生，我们干一杯！”
陈调甫说：“也为了中国第一座酸厂的早日诞生，干杯！”
范旭东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点头说：“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只翅膀。如
今我们有了碱厂，可酸厂的建设还遥遥无期。现在国内战争不绝，如果制酸工业落
到外国人手中，必将后患无穷！我准备向实业部提出申请，要求建立制酸厂。”
陈调甫当即表示：“我终生都以先生为榜样，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先，为国
为民奋斗到底！如果建设制酸厂的计划能批下来，我陈调甫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先
生！只是，我不甘心放弃已进行多年的油漆研究，才想趁现在碱厂已经稳定的机会，
创办中国自己的漆厂！”
范旭东很欣赏陈调甫的这种精神，赞同地点了头。
陈调甫当即开始紧张地筹建他的永明漆厂。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厂址设在天津河北区小王庄，最
初只有7分地、9间房屋，生产设备也就是几口大锅，只能生产铅油、鱼油等低级产
品。而当时，天津的油漆工业竞争相当激烈。最早设厂的大成油漆公司，是曾任安
徽督军的倪嗣冲办的，规模较大，又聘请了德国人为技师，能生产一般油漆和颜料；
东方油漆厂则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孙子冯海伦经营的；中国油漆公司是北平盐业银
行办的，资金雄厚，设备完善……这些漆厂，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永明漆厂既无
后台，资本也只有2万银元，确实困难重重！但陈调甫毫不气馁，他以10年前范旭东
先生手无寸金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例子鼓励股东们，坚定地表示：“科学是无价之
宝，凭我陈调甫的一腔热血和半生所学，凭各位股东的热心支持，永明厂的产品将
来一定要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陈调甫首先奔走于北平、天津各大专院校之间，招聘有志于油漆工业的化学学
士。他对前来报考的大学毕业生们说：“永明是个小厂，只能招收三五位有志振兴
中国油漆工业，而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化学学士。为了综合考核考生的基础理论
知识、专业设计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外语程度，请大家做一个化学试验，自
己设计实验方法，自行操作，得出结果后，用英文写出实验报告。”
这样的招聘方法，真是别出心裁。不少应考人悄悄地退出了。
范旭东听说此事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说：“陈调甫这样认真选择人才，永明
一定会大放光明的！”
果然，陈调甫从众多考生中，选中了3位。其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叫王绍先的年
轻人，他精明稳重，事业心特强，所以深得陈调甫的器重。
这年冬天，在永明创业最艰难的时刻，王绍先经过多日的调查研究，连夜赶出
了一份关于油漆市场情况的调查报告。他发现，各家油漆厂的产品品种单调、质量
也一般，主要靠推销手段进行市场竞争，如批发优惠、先卖后付、提供回扣等；或
者在油漆桶中放进铜板甚至银元，使油漆工在用漆时有可能得到额外收人，所以乐
于使用他们的产品。王绍先认为，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明智的企业应该
以产品的质量取胜！宣传产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他建议永明公司免费
为一些重点工程提供油漆，或者举办新产品展览，当众操作表演，让使用者能切实
感觉到永明产品的优越性……
陈调甫接受了王绍先的意见。但是，具体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陈调甫忽然想
到了铁路。火车车厢都要油漆，而现有的各种调和浓质量都不过关，既不好刷又不
耐久。陈调甫当即组织力量，按照铁路用漆的要求，很快研制出了高质量的调和漆，
并免费请天津火车站试用。试用的结果，车站很满意。永明公司于是将这种油漆交
实业部进行鉴定，证明完全符合铁路使用标准。从此，华北一带的铁路局都使用永
明公司的产品，成了他们的一个广阔市场。
这时，范旭东已经在开始筹划中国的制酸厂。陈调甫记得自己的诺言，一旦制
酸厂上马，他应该回去帮助范先生，所以他更抓紧研究，力争在制酸厂上马之前，
研制出永明的独创产品。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一头扎进家中的实验室里，久久不肯
离开。老天不负苦心人。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
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
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
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
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学习范旭东的经验，规定企业盈利的20％用作研制费用，以保证和促进
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工作。
这时，制酸厂的工作已经开始。陈调甫把永明公司的事务交给新选任的副总经
理王绍先，亲自参加了制酸厂的选址工作。半年之中，他跑了小半个中国，行程数
千里，最后，制酸厂的厂址被确定在南京江北的卸甲甸。
这时，永明漆厂又试制成功了新产品——磁漆。针对日本磁漆采用“鸡牌”商
标，陈调甫为永明产品选定了“鹤牌”作为商标，表示了一定要“鹤立鸡群”、战
胜日本货的决心。而鹤牌磁漆果然很快占领了市场，使日本磁漆的销量大减。
同时，长江边的卸甲甸也传来喜讯：范旭东主持的永利酸厂也建成竣工了！19
37年2月，永利酸厂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铵250吨，硝酸40吨。
陈调甫一个人，沿着贮气罐的曲折扶梯，登上罐顶，望着江水云天，不禁泪流
满面。他追随范先生20年，终于建成了中国的基础化工企业，一碱一酸，使它展开
了两个翅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不久，天津沦于日寇魔爪中。
范旭东在电话里告诉陈调甫，他们正在疏散人员，准备南迁。
陈调甫正在考虑永明厂的内迁事宜。这时，一个身穿日军军服的汉奸，闯进了
永明厂的总经理室。他一直走到陈调甫的办公桌前，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伸手要
同陈调甫握手。
陈调甫却把两只手收到了腋下。
汉奸冷笑着，把手收了回去，却以主人的身份，在总经理室里踱来踱去。走到
样品柜前，他随手拿出一罐磁漆，在手中掂量着，对陈调甫的愤怒佯作不介意，阴
阳怪气地说：“皇军并不计较你的‘鹤’顶了日本的‘鸡’，只要陈总经理今后能
同皇军合作，漆厂立刻可以复工。不管什么牌子的油漆，你生产，日本人来卖，永
明照样可以生存！”
陈调甫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只用愤怒的眼光瞪着这个无耻的汉奸。
汉奸再一次凑到陈调甫面前，装作十分知己地说：“毕竟你我都是中国人啊，
我已经为陈总经理答应下来了。不然，日本人尸要随便找个罪名，嚓！”他做了一
个砍头的动作，接着说：“就凭这罐漆，就可以杀头的啊！”
陈调甫再也忍耐不住，他抓起那罐漆，狠狠地扔了出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拿去向日本人领功好了！”
漆罐砸在样品柜上，玻璃柜门被砸了个粉碎。罐盖迸开了，鲜红的油漆像血一
样溅得满屋都是。
陈调甫拍案而起，指着房门，对汉奸说：“滚！永明漆厂是我的！我请你滚出
去！”
汉奸连连后退，一边恼羞成怒地说：“好，好，陈总经理既然给我这么大的面
子，我一定会在皇军面前替陈总经理多多美言！”他转身出门，正好撞在进门来的
王绍先身上。
王绍先看着汉奸扬长而去，当即对陈调甫说：“总经理，请你立即离开天津！
把永明交给绍先吧，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调甫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提前把永明的产品
转运到香港去了。这些样品，也要立刻装箱运走，一点也不能留给日本鸡！”
王绍先焦急地说：“先生，你快走吧，先去香港避一避。这些东西，我会处理
好的。”
陈调甫固执地说：“不，我要亲自把这些样品带走！”
王绍先只好找了一只大皮箱，把样品都装进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陈调甫送
到码头上。分别时，他紧紧握住陈调甫的手，说：“先生多保重，我等着你早日回
永明！”
陈调甫望着码头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沉痛地说：“绍先，我相信你的人格。
我只嘱咐你一句：宁可使永明不复存在，也不要让它为日本人生产一罐油漆！”
王绍先坚定地答应道：“先生，绍先记住了！”他紧张地把陈调甫推上了登船
的跳板。
陈调甫上了轮船。轮船已经开出港口好远，他还站在甲板上，久久地望着那早
已看不见的永明公司。
仅仅两夜之间，刚刚49岁的陈调甫，一头头发全都白了。
日本人果然不肯放过陈调甫。那个汉奸带着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闯进永明
公司，搜捕陈调甫。王绍先只推说陈调甫不知去向。日本人恼羞成怒，砸了工厂，
抢走了仓库里存放的原料，劈掉了陈调甫的办公桌椅，将印着仙鹤的商标一张一张
全部用刀戳烂！
王绍先抚着残破的“仙鹤”，痛哭失声。
陈调甫没有去香港，他留在了上海，一边在家中潜心研究油漆生产，一边召集
了十几个青年人在家中学习和研究化学。由他亲自授课，每天2小时。他对学生们说：
“日本人毁了我们的碱厂、酸厂、漆厂，但他们杀不完中国人，中国的工厂还是会
办起来的！你们要认真学习，以后多办工厂。我相信，总有一天，无数的碱厂、酸
厂、漆厂会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他还说：“你们现在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你们努力奋进。10年后，每个人
的水平就将大不相同了。那时，你们还要向更新的目标迈进，永远不要自满！”
这些上海青年后来虽然没有进入永明漆厂工作，但在自己的事业中都有所成就。
他们把陈调甫认作自己终身的导师，一直同他保持着浓厚的师生情谊。
永明漆厂被毁后，青年工人卢峰来到上海，找到陈调甫，哭着向总经理诉说了
日寇的暴行。陈调甫拍着卢峰的肩头，沉重地说：“我们损失的何止一个‘永明’？
不要怕，以后我们一定会建得更好！”他要卢峰留下学习，白天听他讲课，晚上去
夜校补习英语。卢峰懂得，陈调前说的道理都对，但是，他不能去学英语，因为学
英语还要交学费。他亲眼看到，陈调甫为了维持教学和研究，已经把家产都变卖光
了，他怎么忍心再给陈总经理增加负担呢！
他决定去做工挣钱，养活自己。
陈调甫发现后，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学点知识？”
卢峰抽泣着说：“‘永明’的大学生，都去卖苦力拉洋车了，我学英语又有什
么用呢？”
陈调甫坚定地说：“有用！因为你还年轻。你记住我的话，日本侵略军在中国
是呆不长的！去，把我的皮袍子卖了，交学费。”
卢峰哭着去了。
在陈调甫的帮助下，卢峰的学业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永明漆厂，担
负技术工作。解放以后，还曾被新中国派往朝鲜，以工程师身份指导油漆生产工作。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终于研制出一种醇酸树
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投入生
产。直到抗战胜利后，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高兴地将它
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陈调甫振兴中国化学工业的愿望，才真正得以实现。党和人民
也给予陈调甫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及天津分会理事长、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化工学院副
院长等职务，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金融家康心如
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
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
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
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
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
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
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
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
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
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
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
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
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
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
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
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
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
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
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
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
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
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
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
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
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
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
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
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
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
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
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
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
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
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
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
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
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
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
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
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
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
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
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
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
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
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
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
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
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
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
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
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
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
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
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
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
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
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
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
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
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
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
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
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
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
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
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
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
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
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
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
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
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
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
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
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
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
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
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
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
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
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
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
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
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
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
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
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
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
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
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
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
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
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
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
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
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
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
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
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
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
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
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
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
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
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
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
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
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
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
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
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
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
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
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
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
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
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
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
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
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
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
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
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
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
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
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
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
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
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
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
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
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
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
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
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
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
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
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
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
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
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
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
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
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
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
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
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
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
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
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
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
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
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
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
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
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
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
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
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
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
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
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
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
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
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
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
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饮料大王伍德鲁夫
在当今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可口可乐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而它的独
特风味，又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广大消费者，平均每天销售量达10亿瓶（罐）以上。
1992年，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额高达560亿美元，占世界软饮料市场的45％，而在100
多年前，可口可乐问世后的头一年，日平均销售量只有9杯。从9杯发展到现在的10
亿瓶以上，这无异于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但是，你也许不知道，这巨大的成功
竟源于一次偶尔的失误，这神奇的软饮料当初不过是一种配错了的治头疼药水。而
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数罗伯特•伍德鲁夫，他被美国人誉为“可口可乐之
父”。
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有一家药店。老板约翰•庞巴顿是
个业余药剂师，闲来总好摆弄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和各种药水，希望能发明一点新药
剂。头疼病是当叫人们常犯的一种疾病，他便着力于头疼药水的研究。他发现古柯
树叶和可拉树果具有提神兴奋的作用，印第安人和西非人长期以来就把它们用作醒
脑的药物，心想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配制成一种健脑补脑的治头疼药水呢？经过多次
试验，这种用古柯叶、可拉果、蔗糖、食用油和香精等配成的健脑药水炼制出来了。
他用“古柯”和“可拉”这两个词的谐音，为这种浅棕色的液体取名“可口可乐”。
作为一种新型治头疼药水，可口可乐受到患者的欢迎，但它毕竟是一种药剂，销售
量是微乎其微的。
1886年5月的一天，一个头疼病人来到药店，要求给他一杯可口可乐药水服用。
店员稀释这种药水时，一时疏忽，错把苏打水当成冷开水掺了进去。那位患者不明
就里，举杯就喝，只觉浑身畅快，连声喊道：“你今天的可口可乐药水真是太棒了，
味道简直妙极了！”庞巴顿闻声从里屋出来，呷了一口杯中所剩药水，也觉得味道
与往常不同，确实妙不可言。他问清事情的经过后，便决定将错就错，以新配方配
制可口可乐。那顾客意犹未尽地又痛饮了一杯。在他的宣扬下，很多顾客接二连三
地跑来要求品尝这种特殊风味的药水，有的干脆就把它当做日常饮料来饮用。一个
店员工作中心不在焉的一次失误，竟带来了奇迹，可口可乐就此发迹，从一种药剂
魔术般地变为人见人爱的饮料。
精明的庞巴顿以其丰富的药理知识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很快定下可口可乐的14
种原料，并将配方密封在亚特兰大市银行的保险柜里，成为秘不示人的专利。他还
请自己店中的会计、出色的书画家鲁宾逊设计商标。鲁宾逊精心琢磨，绘制成精美
别致的商标“CocaCola”。100多年来，可口可乐历经风风雨雨，鲁宾逊设计的商标
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成了可口可乐的传统徽记。
可口可乐在它的发明人庞巴顿手中小有发展，到1887年，销售量增加40多倍，
从当初日销量9杯增至370杯，年销售量从25加仑增至1049加仑。但是，庞巴顿虽有
新创意，却不善推销。他给产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注册了个醒目的商标，申请了
专利，配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也花费几十美元作广告，写上“健脑智能”、“青
春永驻”等宣传词语。由于他对当时美国的饮料市场并不了解，他所创制的可口可
乐，究竟是药水还是清凉饮料，品质含混不清，而且就日常饮用来说，它的药味儿
太浓，不受一般人欢迎。因此，庞巴顿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濒临困境，加上身患重病，
不久，便在一文不名中郁郁死去。
在庞巴顿临去世之前，亚特兰大的药剂师阿萨•康德勒以283美元的微小代价买
下了可口可乐配方专利和制造销售权，成为可口可乐的第二个主人。康德勒不仅是
个药剂师，而且是个善于推销、经营有方的商人。他仔细分析了可口可乐销路不畅
的原因。首先，康德勒与助手经过反复尝试，在可口可乐的配料上加以改进，他把
糖浆巧妙地溶进可口可乐的液体，改变了它的味道和颜色，使它更适合于世人的口
味。其次，康德勒把庞巴顿所忽视的商品性质，加以明确。他提出：“可口可乐不
是药剂，而是百分之百的滋补健身的清凉饮料，而且是迎合大众口味、连女性和小
孩都可以饮用的饮料。”以此为基础，他拟定了宣传广告的基调是“清凉爽口的饮
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可口可乐，可口芳香，妙趣横生，提神清爽”的广告
一直被沿用着。
在经营方式上，康德勒继承并发展了庞巴顿的只批发可口可乐原液而决不出卖
配方及生产权的方式。凡欲经销可口可乐的企业必须向公司申请，获得“许可证”
之后才能购买到原液。这样就防止了经销商之间无益的竞争，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促
进可口可乐在当地的销售上。此外，康德勒还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出美观大方的
细腰身玻璃瓶。这种别具一格的瓶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可口可乐，拿在手里感觉
舒适，而且不易被仿造。
康德勒的努力没有白费。可口可乐以新的面貌刚一推出，便迅速在亚特兰大畅
销。此时又恰逢美国兴起“禁酒运动”，可口可乐被誉为“圣洁的水”，而备受人
们的青睐。不久，可口可乐在整个佐治亚州盛行起来。到了1902年，可口可乐的销
售量骤增至36万加仑，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成了最热门的美国货。康德勒也因此成了
百万富翁。
1917年，康德勒退休。可口可乐在随后的两年几度易手，由于经营不善，销量
日趋减少，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在这时候，罗伯特•伍德鲁夫的父亲却敏锐
地觉察到可口可乐的潜在市场。于是，他在1919年不惜花费2500万美元，高价收购
了可口可乐汽水厂以及可口可乐专利权，创建了可口可乐公司。
由于老伍德鲁夫年事已高，便召回已在怀特汽车公司任副总裁的儿子——35岁
的小伍德鲁夫。1923年，罗伯特•伍德鲁夫当上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兼
总经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伍德鲁夫189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年轻时受过军事教育。20岁
那年大学未毕业，便弃学经商，后以推销卡车而出名。他入主可口可乐公司后，常
对人说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他确实是个天才的推销员，在他
掌管公司大权的60多年中，可口可乐被推销到全世界，夺得“世界软饮料之王”的
桂冠。
雄心勃勃的伍德鲁夫刚一走马上任，就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
的人都喝可口可乐！”他在公司增设了“国际市场开发部”，试图把可口可乐推向
世界。但是，要想将这种略带药味的饮料推销到国际市场，使全世界饮食习惯和口
味各异的人都能接受，又谈何容易！
阻力首先来自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内部保守的元老们。老董事杜吉尔怒气冲冲
地斥责道：“我知道你新官上任想表现一番，但你总不能为满足你的虚荣心而牺牲
全体股东的利益吧？”伍德鲁夫争辩说：“英国的食品能在国外销售，我们美国这
么好的饮料为何不能外销呢？”杜吉尔振振有词地反驳道：“食品与饮料完全不同。
人们对食品主要考虑的是营养成分，只要有营养，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口味迁就食品。
而饮料只是消暑解渴，喝不喝都没有什么两样，外国人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
去迁就饮料呢？”伍德鲁夫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口可乐那独特的风味会激发
人们的好奇心，进而改变人们原有的习惯。可口可乐畅销国内市场就是一个明证。
我相信，外国人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喜爱上可口可乐的。”
一场唇枪舌剑之后，伍德鲁夫更坚定了开辟国际市场的信心，同时，他也意识
到必须更加注重推销方式，讲究推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
于是，他先在国内市场推行一项创新活动，那就是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可口
可乐。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扩大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面，无论何时、何地，顾客都能
买到可口可乐。
这一推销手段，很快赢得了董事们的一致称赞，但伍德鲁夫并不满足，因为他
一心想开拓的外销市场总是不理想。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可口可
乐的国内市场出现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伍
德鲁夫，整天坐卧不宁，老胃病又复发了。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去看病，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班塞打来的。
班塞现任麦克阿瑟军团的上校参谋，刚由菲律宾回国，特意给老同学打来电话。
伍德鲁夫寒暄几句后，问道：“你在百忙中还想着我啊？”班塞豪爽地大笑道：
“我不是想你，我是天天在想你的可口可乐，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你们的饮料啦！尤
其在菲律宾那热得要命的丛林中，一想到你们那种棕色的清凉饮料，真恨不得灌上
一大桶。”伍德鲁夫连忙说：“欢迎你到公司来，保证让你喝个够！”班塞风趣地
答道：“可惜我不是骆驼，否则我一定灌上一皮囊带到菲律宾去，留着慢慢享用一
星期。”
班塞的一席话激起了伍德鲁夫的灵感：如果前方将士都能喝上可口可乐，不就
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吗？当地的老百姓受其影响，自然也会喝这种饮料。这不就
等于间接地打开了外销市场吗？
第二天一早，伍德鲁夫就赶到华盛顿，找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洽商供应前方可口
可乐的问题。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被珍珠港事件搅得晕头转向的国防部官员，哪
里顾得上听他的意见。一瓶可乐能提高多少士气？这个念头未免太可笑了。
伍德鲁夫毫不气馁，立刻回公司商量对策。他指派几个人撰写了一份宣传稿，
并配上照片和杜撰的前方战士的心声，看上去像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
伍德鲁夫亲自对宣传稿加以删改，定名为《完成最艰苦的战斗任务与休息的重
要性》，并用彩版印刷。这本宣传小册子特别强调；在紧张的战斗中，应尽可能调
剂战士们的生活。当一个战士完成任务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喝上一瓶清凉爽
口的可口可乐，该是多么惬意呀！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来说，可口
可乐已不仅是消闲饮料，而且是生活必需品，与枪炮弹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并邀请了许多贵宾，包括国会议员、前方战士家属以及
国防部的官员。在会上，他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观点：“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
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
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
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
他的话确实打动人心。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
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大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伍德鲁夫这个天才的宣传家使国会议员、军人家属和整个五角大楼为之倾倒。
经过磋商，五角大楼的官员不仅把可口可乐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而且还支持伍
德鲁夫在战地设厂生产。显然，在远征军驻地设厂风险极大，有被敌人炮火摧毁的
危险，因此伍德鲁夫说什么也不愿独自投资。他提出，既然可口可乐已列为前方战
士必需品，这种庞大的设备投资，就应该由国防部负责。此时，恰好给前方供应可
口可乐的消息已传到海外，广大前方战士一致要求国防部尽快落实。国防部虽然明
知要增加很大一笔开支，却也欲罢不能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就公开宣布：“在世界
的任何一个角落，凡是有美国部队驻扎的地方，务必使每一个战士都能以5美分喝到
一瓶可口可乐。这一供应计划所需的一切费用和设备，国防部将予以全力支持。”
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使可口可乐公司获益匪浅。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公司
就向海外输出了64家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设备。军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竟达50亿
瓶。至此，可口可乐公司已成功开辟了国际市场，并为战后的新飞跃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在海外作战的大批美军陆续归国。伍德鲁夫意识到，失去了这么
一大批可口可乐“义务推销员”，如果不尽快推出新招，他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打
下的根基就会连根拔掉。
一天，忧心忡忡的伍德鲁夫去医院看病之后，顺路又去拜访了老同学班塞。这
时班塞已从前线回国，转到国防部一个福利组织工作。伍德鲁夫见面就问起可口可
乐在海外销售的情况。班塞依据他在东南亚的多年经历，指出：“东南亚人喝可口
可乐完全是受美军的影响，而且已经喝上瘾了。只要你们能保证供应，销路不成问
题。”听了这番话，伍德鲁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但他又担心公司无力单独承担在海
外设厂的费用。头脑灵活的班塞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你把可口可乐的制造权卖给
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出钱建厂经营好了。这种方式在东南亚一带是完全行得通的。”
在老友班塞建议的启示下，伍德鲁夫提出了海外经营策略的新思路：利用当地
的人力、物力，去开拓可口可乐的海外市场，即所谓的“当地主义”。具体实施方
案是：一、在当地设立公司，所有员工及负责人均为当地人；二、由当地人自己筹
措资金，总公司原则上不出钱；三、除由总公司供应制作可口可乐的浓缩原汁外，
一切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销售等，都由当地人自制自办；四、销售方针、生产
技术、员工训练均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办理。后来，伍德鲁夫又增加了两条：各国工
厂的广告宣传，由总公司统一制作；凡外国人设立公司生产可口可乐，一律要缴纳
保证金。
就这样，伍德鲁夫把握了当时外国人对美国货狂热的崇拜心理，在拓展海外市
场过程中，不仅没有付出任何费用，反而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保证金。可以说，
他对经营战略的运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据战后25年统计，除了在美国本土的发展和收入外，可口可乐总公司单靠批发
仅占饮料重量0.31％的原汁，每年的经营总额就高达9.79亿美元，年均纯利1.5亿美
元。可口可乐终于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饮料业的“日不落王国”，并不仅是凭借这种
饮料的独特口味，它的成功多半靠的是广告宣传。伍德鲁夫本人极其重视广告的作
用，经常亲自动手制作。他向董事们强调指出：“我们的可乐中，99.7％是糖和水，
如果不把广告做好，可能就没有人喝了。”为了抓好广告制作，伍德鲁夫高薪聘请
专家级人才。他的广告制作部里，既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精神分析学家和
广告专业人员。他提出广告制作三原则：怡神悦目、简洁有力、给人清爽感。为保
证广告质量，他还规定所有的分公司的广告宣传全由总公司负责统一制作。时至今
日，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广告、商标，甚至标有可口可乐徽记的红色冰箱，都是从
美国运来的正宗美国货。
早在可口可乐的起步阶段，就尤为重视广告的宣传。1911年，可口可乐的广告
费高达100万美元。30年后，猛增至1000万美元，又过了8年，广告费再翻一番。到
1958年，更是高达4000万美元。通过庞大的广告宣传，可口可乐那独特的红白两色
的标志，已深深地印入全球消费者的心中。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它的商标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商标。1990年，美国旧金山一家形象咨询公司，
在美国、日本、西欧对上万名消费者进行调查，选出世界十大名牌商标，它们依次
是：可口可乐、索尼、奔驰、柯达、迪斯尼、雀巢、丰田、麦当劳、IBM和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雄居榜首。
据权威机构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可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
产，“可口可乐之父”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
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
1955年，65岁的伍德鲁夫宣布退休。但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和拥有
350万股的公司最大股东，他在退休后依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直到80年代，
他年届90了，仍对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奋斗不息、永不停步的
精神，也就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象征。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
1976年6月6日、在距伦敦33英里的一座古老的贵族邸宅萨顿宫里，保罗•格蒂
丢下他价值60亿美元的家产，撒手归天了。
他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和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
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决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
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却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格蒂将自己的生命与精力用到了极
致，他疯狂地挣钱，尽情地享受，对社会、对朋友、对亲人却丝毫没有一点责任感，
因此，他虽然富有，却又非常孤独。
保罗•格蒂1892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乔治•格蒂原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
名律师，后来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生活相当富裕。保罗是独子。
1903年，乔治为了追回一笔贷款去俄克拉何马州的马特尔斯维尔，那是一个新
兴的边疆小镇，原先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区。因为发现了油矿，外来人口大量涌来，
在那里到处打井采油，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间顿时竖起了无数油井架。小镇上挤满了
冒险家和石油商，还有娼妓、骗子、流氓。开采石油与淘金一样，是非常赚钱的买
卖，买下一块地，只要打出一口产油井，一夜之间就可成为巨富。当然也有许多人
经营不善或打不出井而破产。
虔诚的基督徒、衣领笔挺的保险商乔治•格蒂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股黑色的漩
涡，他花了500美元在那里买了1100英亩土地，在次年第一口油井投产后，他便把家
搬到马特尔斯维尔，当时保罗只有11岁。
乔治运气很好，他在两个月里钻了6口井，每口井每月可产1万桶石油，一下子
就成了暴发户。保罗用属于他自己的钱购买了明尼荷马公司——他父亲的公司的10
0股股份，成了父亲的合伙人之一。后来，他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几乎分道扬镳。
这父子俩在生意上意见总是不能一致。而事实证明，保罗比他的父亲更具有冒险和
开拓精神。
在短短的3年中，乔治成了俄克拉何马最大的石油商之一。到保罗14岁的时候，
他们又搬了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然后又迁到洛杉矶。
保罗在学校里不是个好学生，他的学分总达不到要求，从中学到大学，不知转
了多少个学校。最后，他总算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凭。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
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而父亲说他的这些信“像是一
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接着，保罗又开始攻击父亲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何
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
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乔治却在给儿子回信中说：“我宁愿保
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保罗•格蒂回到美国后，便决心要在石油业上试一试自己的本领。父亲答应为
他提供资金，购买他认为有希望而且也是价格低廉的租借地。利润的30％归他，其
余归父亲。
于是，不满22岁的保罗•格蒂只身前往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开始了他的石油
生涯。在那些粗鲁的流浪汉和赌徒中，他是唯一带着手表的人——其他人都带枪。
塔尔萨当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白天，掘油者在齐踝深的泥浆里跋涉；晚上挤在
临时搭的四面透风的小木屋里吃和睡，木屋里弥漫着汗臭和酒气。保罗从小就习惯
了油田的这种环境，他能够受得了。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租借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就在油井喷油的第3天，他又
将这块地转卖给另一家公司，从中赚了将近4万美元。这是他第一笔盈利的交易．由
于这一成功，父亲正式接纳他为家庭企业明尼荷马公司的一名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石油价格涨了将近一倍。格蒂家的财富也随之膨胀。
保罗仍和一批掘油者住在塔尔萨的旅馆里。这里像纽约的股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
石油商搜集有关油价和油矿的行情，交换租借地买卖的信息。保罗在这里做租借地
中间人的生意，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并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租借地。
当时，石油商中很少有人认识到地质学在石油开采中的实用价值，他们只是凭
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认为哪里有油就在哪里钻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保罗却与那
些人不同，他听从了地质学家的劝告、把目光从竞争激烈的地区转向没有人注意的
库欣油田北面和西面的红土地带。不久，他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加伯和比林斯油田。
仅仅5个月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美元了。
保罗年仅24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踌躇满志，觉得这一辈子够用了，于是决定
“退休”。他要把工作丢到脑后，好好地玩乐，尽情享受。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
整天沉湎于酒色，跟女孩子胡闹，搞得满城风雨，差点被送上法庭。他因此得了个
“年轻的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名声，也给他的父母带来了耻辱。
这么瞎混了两年之后，连他自己也感到，无所事事带来的只有无聊、不安和空
虚感，他决定返回油田。
1921年末，格蒂家以693美元在圣菲斯普林斯附近买下一块山地，这是个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举措。到1923年，这块地上年产油量达到7000万桶以上，并在此后的15
年里，创造了640万美元的价值，真可谓是一本万利了！保罗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
声称，如果不是他选定了那块地，他们家在20年代将一无所获。
老乔治与他的儿子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在
加利福尼亚南部是有口皆碑的；而保罗则是一个“高而瘦、目光锐利、粗犷的年轻
人”，他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
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
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1930年老乔治病故，他给妻子萨拉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并把遗产的控制
权交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的副手；保罗只得到50万美元遗产。这对保罗•格蒂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父亲根本不信任他，认为他野心勃勃，会败光家
产。名义上，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别人手里。他说的“别人”
是指他的母亲萨拉和她身边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了他行使权力
的主要障碍。
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股票市场崩溃。当大多数投资家和商人纷纷
退缩和躲避的时候，格蒂却逆流而上，断定这是他施展才华、创建一个大型石油综
合企业的良机。当时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已跌到相当于原来几分之一的价格，而股
票的持有者们仍继续抛售。格蒂看中了加利福尼亚的两家石油公司，它们是墨西哥
海滨联合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凯特尔曼山油田拥有宝贵
的地皮。格蒂的母亲萨拉反对购买股票，他就绕开母亲，设法说服公司的董事们，
用贷款购买了300万美元股票。
然而，股票价格仍继续下落，他刚买到手不久，这些股票的票面价值就损失了
100万美元。董事和石油商们都大发雷霆，相信他母亲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格蒂仍坚
定不移地继续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因为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已从早先的每
股17美元跌到3美元，几乎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了。格蒂相信，经济萧条是暂时的，迟
早还会复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一般投资者要高明。但为此他几乎花光了属于
他的每一分钱，如果此举失败，他将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
到1931年底，格蒂终于获得了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也意味着
他已经拥有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可是他还是不满足，眼睛紧紧地盯着海滨联合石油
公司。这个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即使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它的年
净收入也高达5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乔治•格蒂公司的全部收入。而在跌风笼罩的
股票市场上，它的股票价格下跌了大约90％，每股售价不到3美元。格蒂算了一下，
这个公司的全部股份只值1450万美元。真是一个便宜货！他怎么也不能放弃这个千
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搞到钱，他将乔治•格蒂公司的一块宝贵的产油地段以450万美元卖给了壳
牌石油公司。然后，他开始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悄悄地买进海滨石油公司的1.51万
股股份。
野心勃勃的格蒂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觉得必须获得属于母亲所有的大部
分公司股份，这样，他才能完全控制自家的公司，随意地贷款，以便更多地买进海
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份。这就使得他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子之间不断地发
生磨擦和争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33年圣诞节，萨拉终于向他的儿子让步了，
答应以450万美元将她的股份卖给格蒂，但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而是有息期票。也
就是说，格蒂欠她的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这笔借款必须在限定的几年时间里还清。
格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他的母亲就从公司最大的股东成为格蒂最
大的债权人。
当格蒂掌握了家族财政的控制权之后，他的主要对手就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
控制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庞大的美孚石油公司了，他必须把赌徒的本领和严密周
到的计划结合起来。格蒂显然具备这种素质。
美孚石油公司和它的伙伴们对股票市场的形势是有清醒认识的，为了防止被接
管兼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格蒂也有相应的对策，经过几次反复的较量，
他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收购了海滨联合石油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40％股份，
并顺利地进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
1936年，美国开始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石油股票价格也逐步回升。格蒂4年以前以每股2.5美元收购的股票此时价格已涨到
20美元一股；1935年以9.6美元一股买的股票也翻了一倍多。到1936年年底，海滨联
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已涨到29.5美元一股。这样一来，格蒂家族的财富便陡然增长了
好几倍，连一向反对购买股票的母亲也惊呆了。
在后来的10多年里，格蒂又不断地扩大他的股权，到50年代初，海滨联合石油
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一人之外，其他的董事都是在格蒂的股份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
格蒂那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蒂漫游欧洲，与德国法西斯上层人物多次接触，并公
开表示崇拜希特勒，夸耀自己与纳粹元首的友谊，因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官方怀疑他暗中与德国人做买卖，为他们提供石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亲自提
议将格蒂作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拘留，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证据不够充分。
战后，美国经济迅速繁荣，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本国的原油已无法满足市
场的需要，美国的石油商们开始向国外，主要是向中东地区寻求发展格蒂也有这样
的打算。但当时中东地区已被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
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等7家大公司所控制，要想打进去很困难。
没有人会想到，格蒂最后看中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一块不毛之地，这是
一个属于两国共管的中立区，是一大片沓无人迹的沙漠。格蒂的石油地质学家驾着
飞机从空中观察地形地貌，断定那下面埋藏着石油。经过谈判，格蒂获得了60年石
油开采特许权，但他必须满足沙特阿拉伯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要冒极大的风险。
美国石油工业界许多人公开指出，格蒂这样做注定是要破产的，他们认为那里根本
不可能出油。
格蒂却很有信心，他首先付给沙特国王950万美元现款，以支付国王的文职人员
的薪水。此外，即使没有石油，他每年也要付给沙特人100万美元。而最令石油界瞠
目的是，他竟答应每生产一桶石油付给沙特人高达55美分的开采税，这比其它石油
公司付给科威特的每桶22美分多出一倍半。他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沙特开
采石油成本低廉，着眼于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他断定那块地从长远来看是必定能赚
大钱的。
在4年中，格蒂先后投下了4000万美元，但只产出少量劣质油。这种油很难提炼，
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石油工业界的预言似乎已经被验证了，连格蒂本人也显露出焦
躁不安的情绪。1951年初，他对沙特国王说：“我们的前途明暗莫测，尽管我们相
信中立区的工作正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着，如果这个地区有石油，就可以通过这
些工作找到它。”此时格蒂已经年近60了。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业
务手腕非常不满和自卑，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活跃在商业界，但同时他又
表达了仍不放弃争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一抱负。
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不断挫折之后，成功意外地降临了。1953年2月10日，在一
块隆起的高地上钻的第六口井在距地表3482英尺处发现了含油砂层，接着就开始向
外喷油。这一发现彻底扭转了格蒂的命运，美国《幸福》杂志称这一发现是“伟大
的、历史性的”。
高产油井被一口接一口地打了出来，一个月内，格蒂公司的股票从23.75美元猛
然上升到47.75美元，格蒂的财富又开始成倍地增加。他个人认为，如果进行一次性
卖空或清算，他的股票有可能达到每股85美元。
石油地质学家们保守的估计：格蒂的中立区油田储油量在13兆亿桶以上。
为此，格蒂建造和购买了炼油厂，自行掌握巨量的原油加工生产，在威明顿、
旧金山、意大利的盖塔和丹麦都有他的炼油厂。从1954年起，格蒂开始营建他的超
级油船队，总吨位达100万吨，其中巨型超级油轮吨位数在7万吨以上。在洛杉矶、
图尔萨和纽约，他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新办公楼。
1957年，格蒂的资产就已超过10亿美元。这一年，《命运》杂志列出美国最富
有的人名单时，格蒂名列榜首。
格蒂一生结过5次婚，有4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与
每一个妻子的婚姻关系都是短暂的，甚至在与前一个妻子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时，
就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他从不关心他的儿子，有个孩子在出世后不久就患了重病，
一直到死，格蒂从来没去看望过一次。儿子和父亲的死，还不如他那条心爱的狗死
掉更伤心。因此，他的儿子长大后对他也毫无感情，虽然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也得到
格蒂经济上的资助，但冷酷、自私、吝啬的父亲从不把他们当做他的石油帝国的成
员看待，惟恐儿子们会夺去他的财产，削弱他的绝对控制权。
为了摆脱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纠缠．同时也为了照管中东的产业，格蒂从60岁以
后就移居西欧，过着一种几乎是流浪者一般的生活，他流浪，并不是因为贫穷，而
是为了寻欢作乐。他经常带着两三个女人出去旅行，为她们花钱也很慷慨。他声称
要给他的100个情人留下遗产，于是他就不断地修改他的遗嘱，多达25次。
当他成为美国头号富翁的名声传出去以后，他的照片被大量地刊登在报纸和杂
志上。这时，他就不能再隐姓埋名去“流浪”了，因为那样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
被绑架，安全成了最重要的了。他一面否认自己有多少财产，一面考虑应该有一个
比较安全而又不太引人注意的住所，于是他在伦敦附近用巨资买下了英国破落贵族
的宫殿——萨顿宫。他把这座建于11世纪的宫殿每扇窗户都装上铁栏，养了十几条
经过训练的、凶猛的阿尔萨斯狗。另有武装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座私人堡垒。
尽管格蒂非常富有，却从来不肯将他的哪怕是一分钱捐献给社会。另一位石油
大王小洛克菲勒却与他完全不一样，他慷慨地为社会福利事业和政治家们捐助，并
多次劝格蒂也拿出钱来做点好事。格蒂总是不置可否，真正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能拒绝死神的召唤，两手空空地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
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英国、有一定年限的外国富翁必须交纳
遗产税。格蒂是在他旅居英国的第16年年底去世的，因而，他侥幸地逃避了英国的
遗产税。
格蒂死后，给许多与他有关的女人留下了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格蒂欺骗了她
们每一个人。在他最后的遗嘱里并没有给她们原来答应的那么多，有的甚至少到带
有侮辱性。
当格蒂的遗体借一架TWA喷气式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运回他的故乡加利福尼
亚时，他又给另一个男人留下经济上的失望：原来答应付给圣马克教堂那位牧师的
钱没有兑现。格蒂的悼念仪式成了免费的了。
华人实业家李光前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倾城出动为一位老人送
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这位老人就是声名远扬
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华人社团领袖李光前先生。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
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
损失。
李光前原名李玉昆，1893年生于我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幼年时，他的
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
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兄弟从小念私塾，10岁以后，随家迁往新加坡，
进入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每个周末，
还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对祖国怀着深
深的感情。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
回国，于暨南学堂就读。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路
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廷垮台。由于时局动荡，学校也停办了。李光前
回到新加坡，在道南学校及崇正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一家华文报纸的电讯翻译工作。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念头，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
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
以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友人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
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1916年，同样是爱国华侨巨商的陈嘉庚为了扩展其橡胶事业，叩开欧美市场的
大门，需一名精通中、英文并有相当实际经验的人才，庄希泉等人推荐了李光前。
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责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
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因为
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
甚得陈嘉庚器重。
1920年，李光前被陈嘉庚招为长婿。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李光前少年时期
那段复杂而又曲折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深得陈嘉庚赏识
时，他又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尽心尽力，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
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
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李光前终于在麻坡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公司开业的
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很艰难。在资本薄弱、惨淡经营的情况下，李光
前凭着他在谦益公司时与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勉强支撑，始终没有在同行的激
烈竞争中被挤垮。
1931年，他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
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
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
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时称暹罗）和印尼。到30年代末，
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李光前在事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满足于在商界取得的辉煌业绩，开
始涉足金融界。他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
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
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经营银行也井井有条，得心应手。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
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
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
团最重要的企业。如今，新加坡华侨银行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
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华侨的产业损失
巨大。大战结束后，李光前从美国回来，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他立
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
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作出了贡献。
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
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
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等，共23家有
限公司。
没有人知道李光前到底有多少财产，仅以他个人名义设立的“新加坡李氏基金”
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就约值2亿叻币（新加坡币）。
李光前并非只知道赚钱，他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公益福利方面同样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李光前心中，始终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
在陈先生身边工作10年，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
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
陈先生的行为和他的古道热肠深深地影响了李光前。
在中国求学的3年中，李光前目睹了晚清的没落衰败，也经历了那场令国人振奋
的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李光前一生好学，尤其推崇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
和兴办教育等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给予支持。1932年，《南洋商报》从陈嘉庚的公
司里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与他的弟弟李玉荣等人任公司董事。李氏
兄弟齐心协力，陆续增加对该报的投资，扩大报纸的版面。《南洋商报》既报道世
界各地和当地经济贸易情况，提供信息，帮助华侨商人经营，同时又积极宣传中华
文化。国难当头之际，他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有力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
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商报》客观地报道国内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维护
华侨的利益。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
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
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
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流言颇多，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为鼓励优秀学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他专门拨款作为优秀生的奖金。他捐资
扩建的中学更是多不胜数，如1934年他接任南洋中学董事长职务后，负担该校每年
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和图书馆。他还是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
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出钱出力的事，他从来都是毫
不犹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人在海外，心中仍牵挂祖国的经济、文教发展。19
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
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
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
种福利设施齐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
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1965年，李光前专程回到家
乡，亲眼看见这里的变化，为自己兴资办学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李光前身为华人，对在海外的华侨怀着真挚的情意。1951年，他注意到由华侨
创办的历史悠久的同济医院设备落后，建筑也狭小破旧，于是组织了“同济医院购
地建屋委员会”，捐款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将医院规模扩大。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
公益事业。1967年，李先生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
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新加坡广大贫苦侨民都居住在木屋或树叶搭的房屋里，
很容易引起火灾。为此，新加坡当局成立福利局，专门处理这方面的救济工作。李
光前虽然业务和社会工作繁忙，仍义不容辞地出任福利协会主席和福利局主任，一
出现灾情，他马上赶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侨民，并及时给予大量捐助。
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
的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
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
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中国船王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
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
“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
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
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
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
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
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
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
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
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
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
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
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
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
《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
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
《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
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
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
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
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
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
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
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
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
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
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
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并请挥代英、王德熙等进
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受到师生欢迎。1924年，卢作孚又被
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
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
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
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
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
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
“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
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
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
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
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
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
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
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
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
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
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
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
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
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
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
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
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
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
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
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
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
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
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
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
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
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
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
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
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
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
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
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
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
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
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
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
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
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
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
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
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
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
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
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
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
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
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
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
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
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
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
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
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
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
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
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
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
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
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
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
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
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
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
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
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
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
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
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
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
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
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
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
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
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
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
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
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
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
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
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
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
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
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
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
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
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
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
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
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
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
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
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
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
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
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
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
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
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
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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