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摊牌决胜败
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姑商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姑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尔夫球。下午东姑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姑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姑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姑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关系。东姑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上是东姑的好副手。东姑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姑那种待人发自内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姑和敦拉扎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姑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姑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姑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姑，没有共同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姑，
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迪斯跟东姑、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姑仍然坚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姑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是由英国人自上而下、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们会说这是我们保护基地的计划，东姑允许我们利用他作为傀儡。
三、无论在英国国会还是在苏联人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联合国，要为这样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不容易。
“为了治安，也许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有关方面并未提出过任何强有力的论点，说明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不能这样做。，’
薛尔克没说的是，可能会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国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强调说，在没有机会考虑个别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则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带头的不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如果有关各方表明准备分担责任，英国政府不会逃避，也不会抛弃他们。就眼前来说，东姑必须接受这样的处理办法。
8月1日晚七点，东姑和麦克米伦签署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
社阵在抓救命稻草
亲共分子仍然在装门面。8月11日，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宣称，在吴庆瑞的牛车水选区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4％的人赞成投空白票。与此同时，马来亚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永久秘书处，办事处设在社阵总部。但是社阵当时正在抓救命稻草。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决定8月14日在电台宣布允许可以就全民投票进行两个星期的积极宣传。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证，他们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宣读了7月30日给东姑的信和东姑7月31日复信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明。这对反对党的反对合并是致命的一击。
我定9月1日星期六为全民投票日。为了动员会员鼓动人们投空白票，林清祥的左派工会和文化团体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动，以便发动会员游说人们投空白票。各种海报、标志、旗帜、横幅和标语牌迅速在新加坡各处的灯柱和墙上出现。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是由社阵组织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后的24小时内，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并建议选择A。他决心不让新加坡的华人因为社阵玩弄政治把戏而失去公民权。这是个转折点。广大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不跟共产党左翼走，在面临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权的重要抉择时，他们选择听传统领袖的话。
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绝望。社阵甚至不惜指责我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不顾，要造成既成的事实。他们声称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考虑他们指全民投票有不诚实行径而提出的上诉。这是一派胡言，因为有关各方都知道，特别委员会已决定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反对党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们加强了在立法议院的地位。8月17日，宁甘跟王永元决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动党。行动党接受他归队。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复了占绝对多数的地位，以26票对25票，压倒反对党。(宁甘摇摆不定的表现有点奇怪，这点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弄清楚了。吴庆瑞发现他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受薪特务。吉隆坡政治部原来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图，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可能会被推翻时，就指示他重投行动党的怀抱。我们在1963年大选中原来想让他当候选人，发现他的身份之后就取消了。)
但是我们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于喝酒过量，而是因为早年患上肝炎。我们送他到英国动手术。他病情恶化，8月21日去世，弥留之际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气，在领导军港工友联合会期间显示了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于从贝恩手上接过劳工部，制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是个重大的损失，使我们在立法议院又面临25票对25票的局面。但情势绝非毫无转机。马绍尔正在动摇。为了恢复跟东姑的关系，他要远离共产党人。于是我请他到电台同我一起参加一个讨论会，他接受了。在公开讨论后答问的时候，他同意既然我们现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跟马来西亚其他公民就没有差别了。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对此有所怀疑，他要求保证新加坡公民将有权在马来西亚各地工作和拥有产业，有权成为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新加坡州宪法的措辞应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费力便做出了保证。
同一天，他会见工人党的领导层，说服他们一致欢迎公民权条件的改变。不过，他们照旧反对全民投票的规定，认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马绍尔自然知道投票是强制的；由于不能弃权，所以劝人们投空白票抗议。这又是律师搞的典型花招。他不准备因反对而得罪东姑，同时又要让人觉得他没跟林清祥决裂。
几天后我终于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说得确切些，工人党并没有改变立场。宪法的建议修改了，以便满足工人党的要求。有关修改是完全根据工人党的方案进行的。”然而他却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迟，直到马来西亚宪法草案在立法议院提出为止。这是最后一种徒劳的姿态。尽管他为自己的动机施放了烟幕，但是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不会是二等公民。由这个既反合并又是个律师的对手发出这样的言论，对社阵的宣传路线是个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打击还在后头。高德根答应支持之后，8月23日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要求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劝人民别投空白票，支持选择A。他们公布了团体的名称，以便于人们辨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直接反对马来亚共产党所发表的公开信的。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二天，高德根率领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政府大厦总理公署，要求我澄清关于选择B的声明。我让他清楚了解，他不应该让说华语或方言的成员去冒丧失公民权的风险。接着高德根要求各个反对党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们鼓动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结果是接受选择B，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林清祥的反应是进行恐吓。他说，华族社会懂得“如何对付出卖他们的所谓领袖”，谴责中华总商会追随人民行动党的宣传路线。但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不怕恐吓，要求会员支持选择A。同一天另外六个华族团体出面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随即计票。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情形很清楚，社阵号召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失败了。空白票占实际投票数目的不到30％，70％赞成选择A，支持选择B和选择C的不多。基里玛路羽毛球馆外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气氛紧张，因为新加坡各地有345个投票站，票箱全部送到那里开箱计票。社阵曾要求在各个选区分开计票，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哪些选区投的空白票最多，因为在下届大选中这样的信息还有用。但是他们很机巧，号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选票一起投进票箱，从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支持者属于哪个选区的选民。
尽管如此，早上6点45分左右，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对选票在三点半已经整理好，却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计算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重新计票。半小时后总监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时，却使李医生在7点45分写第二封信，声称总监把第一封信先拿给总理看，然后才答复，因此他不过是总理的信差。此外，由于第一次计票有不合常规之处，第二次计票会采用同样的办法，整个过程跟全民投票过程同样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个小时后总监答复他。在我劝告下，回信在交给李医生之前，它的内容通过扬声器读出来，让报界知道。信上说，票箱是在李医生面前打开的，选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计算，整个过程李医生都在场，直到计票结果快宣布，他对具体做法是否适当都没表示反对。尽管如此，总监仍然接受李医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告诉报界：“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
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
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是租借而已。
东姑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第28章 东姑要把我甩掉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内的反应。
敦拉扎克向东姑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
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姑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姑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姑推行的政策必败无疑。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姑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
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姑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姑说，阿扎哈里跟好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东姑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姑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
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姑。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姑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姑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姑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姑要求采取行动。东姑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姑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姑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
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姑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姑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姑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姑在把白皮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来往信件中，东姑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姑当时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东姑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
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姑会采取什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东姑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姑约束他。但是东姑显然决定不这样做。
当时我相信东姑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姑让问题恶化，却在一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
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
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入使东姑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8。两天前东姑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姑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姑讨价还价，加上麦克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克米伦、东姑、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姑日历里的吉祥日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姑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党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们访问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三邦的两周之行结束前，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电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医生设法诋毁合并，正如他曾向纳拉辛汉诋毁马来西亚那样。工党议员们不接受所谓“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看法，否认是被人安排前来观光。工党素以同情反殖民主义运动见称，议员们的意见，对尚未支持马来西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来说，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相。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里的一次策略性的小胜利。
注：
①坦慕尼厅(TammanyHalI)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来操纵市政著称。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踞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
也是他们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不断跟吉隆坡的陈修信和东姑手下其他部长、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联盟和社阵争论之外，来自印尼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必须争取选民在下届选举中支持我们，我已经决定选举不能拖到合并之后才举行。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我和吴庆瑞于是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使基层重新支持我们。
我们从社团注册官那里查到了所有基层群众组织的职员名单，从宗乡会馆、慈善团体到中华总商会，从零售商团体到体育团体，从棋类团体到军港图书馆等等。我们把所有亲共组织排除出去，如华校校友会和华人音乐协会。
全民投票过后，我立即到各个选区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选区，那就是乡村选区，如裕廊、汤申、甘榜景万岸和惹兰加由。开始的时候每月到一个选区进行全天的访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两星期一个、一星期一个。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临近时，再增加到每星期两个、三个和四个。最后为了访问完51个选区，几乎天天都去，有时甚至一天访问两三个市区选区，直到深夜。
访问之前，政府官员先陪同该区议员(如果是反对党选区，则由其他选区的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
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谈，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万别造作。”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
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它是“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姑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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