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社阵慌了手脚
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齐湮没在废话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会对自己成为联邦国民感到满意，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就合并条件跟东姑达成协议，以便让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条件进行表决投票。我们已经答应在9月间举行全民投票。根据立法议院多数票的赞成来进行合并是绝不可行的，不管条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会以为我们出卖了他们。因此，必须把真相告诉他们，就其他替代选择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自行作出抉择。此外，这样做也能确保东姑不至于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我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执政，也因此必须在议院里获得多数票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议院里有26票，只比反对党的25票多一票。在关键时刻，我相信除了马绍尔(一票)，也许还有王永元和他的两名支持者(现在称为人民统一党)之外，反对党里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社阵。此外，在我发表一系列广播说明当前冲突的背景之后，我在贯彻我的论点上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们必须迫使共产党人表态，说明他们要的是怎样的合并。我们不能让他们反反复复，再度呼吁建立独立的新加坡。但是他们依然变来变去。分裂之后，好几个星期他们态度模棱两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请人民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8月13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庆祝社阵成立时，林清祥向一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宣布殖民主义是实现新马合并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殖民主义把马来亚分成两个不同的实体。“因此，铲除了殖民主义就会更接近合并。如果合并意味着真正的重归统一，我们会高兴地支持。”在他用马来语和福建话演说时，会场掌声雷动，但是对他所说的这一点群众是否热烈支持，我不敢肯定。重归统一不论是真是假，都会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所占的多数优势被削弱，也会使他们更易受到保安行动的对付。
社阵不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在这回的局势发展中，英国人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跟东姑达成谅解，说服他必须在新加坡的前途问题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马真正合并，不光是“联盟”而已。
穆尔于10月18日向华莱士提出的同一份报告说：
“当然，就我们不准备在短期内对付新加坡的共产党人，没有人会质疑。但是我们得说服东姑。长远来说，在当前的国际舆论氛围中，只有他才能处理新加坡的问题……东姑存有幻想，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把新加坡的问题留给英国处理而不出问题，这样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为，当我们在芳林和安顺补选中失败，共产党人企图通过宪制手段除掉人民行动党而自行上台执政的时候，东姑必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根据特别的条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马来选民在联邦占多数的局面不致受影响。这意味着他必须控制内部安全、防务和外交事务。10月27日东姑发表谈话时赞同了我的看法。他说，到1963年，“英国多半会给新加坡一部宪法，使
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一旦独立，就会跟我们所反对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集团国家将设立大使馆，到时共产党人就近在差咫尺”。他也说，所属政党“可说是属于极端派”的新加坡总理自己也担心新加坡如果独立，新马两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力量扭转这种局面，以免发生这样的冲突。”
但是东姑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价很高。早在8月间，他的政府便向英国发出通知，要在六个月后退出内部安全委员会。英国因此推断，如果它需要马来亚政府接管新加坡，以便控制共产党人，东姑会要求先把婆罗洲三邦完全并进联邦。我当然知道时机是否成熟是一个问题。根据我到这三邦出庭办案的经验，我知道它们的政治觉醒水平不高，政治领导层尚未形成。我把这些问题留给英国去处理，以为英国已经同东姑解决了这些问题。
l1月16日，东姑从新加坡机场动身到伦敦，准备同英国政府谈判马来西亚问题。他当时心情愉快，告诉报界可以放心假定马来西亚已是“囊中物”，那就是说，婆罗洲三邦和新加坡都会加入马来西亚。《海峡时报》报道他以令人安心的微笑补充说：“我要相当老实。我希望是同时加入，否则联邦人民会感到紧张。联邦认为新加坡像个问题儿童……宪制建议并不是完全合并，更正确的说法是一种很密切
的联合方式。”这句话使我更难以做事。
在伦敦，他同麦克米伦的谈判历时仅80分钟，离开时满面笑容。他告诉记者：“我们不必等到1963年。”英马两国政府11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新马两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问题上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目，两国部长满意地做了记录。”东姑为什么改变了立场?麦克米伦哄骗了他，而且实际上是答应让他获得婆罗洲三邦，只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在新加坡，我们把达成合并协议的主要项目，通过白皮书在立法议院提出。它的要点是：
大新加坡将在联邦下议院获得15个席位，在上议院获得两个席位。
*624000个新加坡公民不会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权。合并后他们将自动成为大联邦的国民，获得跟大联邦其他国民相同的护照。他们将享有乎等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尽同样的义务。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将维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挥和控制权将维持现状，由总理和根据他建议委任的部长组成的内阁执行……新加坡的现有立法议院将成为州议院继续运作，但无权制定有关防务、外交事务、安全和其他联邦事务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各州更大的保留权力。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
奥勒斯胆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动议：“本议院确认，马来亚所有真正爱国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合并，使两地重归统一。”社阵慌了手脚。他们看着合并在加速进行，看来难以阻挡，便采取阻挠的手段，拖延会议的进行。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地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过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当时我们不晓得他故意把会议拖拉一天或两天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必应付任何期限。最后杜进才、我和其他部长就程序问题站起来问议长奥勒斯爵士，是否应该让李医生喋喋不休地重复下去。但是奥勒斯胆子小。令我们吃惊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能够使他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致尽量放宽限制，让社阵可以把辩论拖下
去。我们决定下届选举胜利的话，要选个胆大的议长。
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湮没在废话之中。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新加坡不能按选民人数的比例在联邦国会里获得应有的代表权。他说，新加坡在100个议席里应该获得25到30个议席，却只得到15席。我解释说，我要求19个议席，东姑最多只愿意给15个。吉隆坡和马六甲都只分配到15个议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并的问题上。新加坡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并，主要的困难在于公民权问题。李医生形容联邦在婆罗洲娶三个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个，只是个情妇。情妇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联邦公民权。这个论点击中了要害。人们怀疑“马来西亚国民”跟“马来西亚公民”不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这使社阵获得了理想的争议点，用以加强他们本来就决心进行的捣乱运动。
华校中学生抵制会考打断了这场辩论。l1月2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执政党党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面被学生纠察员阻拦，无法离开办公室到立法议院出席会议。拉惹立刻在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警察确保拦阻他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动议以43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社阵让纠察员静悄悄地解散了。这次事件是在6月间便开始的。当时教育部长建议统一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会考制度，对华校生来说这是改变。过去他们初中考试不及格还能上高中，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先考到中学文凭才能考高级文凭。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开始反对新制度。11月27到28日，事情发展到最高潮，3O0人在考试中心外面进行纠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学生参加会考。
这是共产党人设法制造的部分混乱。他们要使华校生采取行动，就像过去对付林有福那样。但是我们避免动用警察驱散纠察员。我们告诉所有家长，如果他们的子女错过工会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参加。我们建议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子女突破纠察员的阻拦去参加会考，结果是60％的学生参加了会考。我没有像林有福那样让共产党人得以乘隙而入，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煽动群众。报纸上，包括华文报，刊登了警察护送家长和学生的照片。他们推开在场的纠察员。这些纠察员像歹徒那样用手帕蒙住脸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这样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敌人描绘成破坏中华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尽管他们的论点基本上站不住脚，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他们不再要求完全合并，而是强调新加坡人将沦为二等公民。我叫东姑反驳社阵所提的，关于吉隆坡有权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这一点，那对事情就会有帮助。但是东姑却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遇到问题，只能请拉惹出动多批人员传达我们的信息。
经过13天冗长乏味、一再重复的辩论后，白皮书里有关协议项目的动议才在12月6日付诸表决。结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统两名议员，新加坡人民联盟三名议员和一名独立议员)，18人缺席，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由于社阵已经表明要合并，他们因而认为与其投票反对协议项目，不如缺席来得方便。1962年1月24日辩论了第二项动议，内容是原则上支持东姑的建议，建立由马来亚11州、新加坡和文莱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1月30日表决，35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联盟)，13票反对(社阵)，3票弃权(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马绍尔和另外两名议员缺席。
第24章 合并风云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
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
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姑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姑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姑描绘了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姑，答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地递交的，东姑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姑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姑之所以会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回信中，东姑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姑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姑谈和。绘东姑的信是一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姑现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姑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姑更强硬。他说，新加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跟东姑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姑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姑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第25章 风尘仆仆游说忙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动的辩论声中，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访问英国领袖，以便同他们恢复联系，并顺道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
印度总理尼赫鲁百分百支持我主张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的建议。印度报章很友善。专门记载大事的《印度时报》，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总理赞同”的标题底下写道，马来西亚已经得到官方的谅解了。印度显然认为这是个好发展，有助于排除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在记者会上，我告诉记者们，亚非秘书处宣布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的总理并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鲁的话。他说，亚非秘书
处并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当他们问起我有关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形时，我解释说，在独立的马来西亚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动伪装成反殖活动。关于英国基地，当时反对英国基地是时髦事。我说我宁可要英国军队，因为他们会顺从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必要时可以随时叫他们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开罗。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是在开罗发表声明抨击马来西亚的。如果能把纳塞尔总统争取过来，那将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达时埃及副总统在机场迎接，把我带到宾馆，那是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一座比较小的皇宫。晚上纳塞尔总统在家中接见我。他的家并不华丽，陈设却很得体。这次会面气氛融洽，很成功。我到达时他站在大门前，摄影记者都准备就绪。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他做过几百次。他很上相，不论在电视或报纸上，都显得很好看。他态度友善，热烈欢迎我。埃及驻新加坡总领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马来西亚。他知道我们不想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他向外交部长报告了这一点。
纳塞尔花了一个小时听我说。我解释了新加坡自行独立的危险性，那就是会脱离东南亚的主流，成为大约一亿人口的马来群岛中的华人岛屿。我不想这样的情形出现，解决的办法是让新加坡跟马来半岛重归统一。两地分开前曾经作为一个单位，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费唇舌，纳塞尔便认为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向我保证他会给予支持，还表明我可以把这点说出来。在五天访问期间，埃及人到处给我铺红地毯。我飞到当时苏联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运载我们的苏联飞机引擎出了毛病，他们让一架慧星机改道送我们一行人回开罗。
纳塞尔邀我以后再访问埃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见他。他说这是个人的邀请。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他的为人，喜欢他生活简单，也对他渴望根治法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的腐败，感到高兴。
纳塞尔跟我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做打破了惯例，因为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公报说，他支持马来西亚，支持“有着相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争取结束殖民统治的所有人民的统一”。纳塞尔和尼赫鲁是为非洲和亚洲树立榜样的领袖。新加坡虽然小，让他们了解却是很重要的”
铁托改变看法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铁托正式接见我。他的住所气派豪华，跟纳塞尔不一样，入口处装上了自动钢门，我们到达时静悄悄地打开。一个名叫斯拉夫科•科马尔的部长带我去见他。铁托穿着普通西装，不是华丽的制服。摄影记者照相时他神情严肃坚定——没有笑容，没有热情，跟纳塞尔截然相反。我的处境困难。印尼人在他面前讲了坏话。但他愿意听我说。我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背景，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国启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样。新加坡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功，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主义不可能在东南亚成功。从他的身势语言我发现自己改变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们党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者周报》抨击马来西亚的文章，铁托说有关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达到了目的。
在动身前往机场，快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之前，我问斯拉夫科•科马尔，我能不能重复铁托说过的话。他说总统说话算数，说了就不改变。所以我在记者会上重复了铁托的话，转身问部长我说得对不对，他点点头说“对”。我离开之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说：“文章代表作者个人的看法。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李总理把希望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告诉了总统和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南斯拉夫方面有了了解。”路透社报道了这则消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见报，这对我们有利。
伦敦繁华境况好
芝在1950年8月离开伦敦后，这是第一次再来。伦敦看上去很繁荣，伦敦人彬彬有礼。他们正在进入活跃的60年代。虽然1956到1958年我到过伦敦三次，眼下物资充裕，商店、餐馆和汽车都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米伦一再重复说：“境况从没这样好过!”他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大众化的报刊管他叫“超人麦克”。当时是5月，天气很好，我们发现英国首都繁华兴旺，感到高兴。英国政府礼宾部门接待我们，几辆巨型的亨伯•普尔曼斯汽车停在我们下榻的格罗夫纳酒店，让我们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场话剧之外，我们没时间观光和娱乐。节目安排得很紧凑：同部长们进行讨论，会见国会里的原有工党支持者，通过不准发表的访问建立跟英国报纸的关系。
戴眼镜，个头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处。在正式的谈商开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们会面，让我们觉得受欢迎。他也邀了些部长跟我共进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园酒店为芝安排了一个妇女社交集会。
一个主要难题，仍然是有关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的旧争论。东姑重复说，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向英国人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加坡交给东姑。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性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必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东姑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姑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姑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姑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姑认为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姑认识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说好。东姑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
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夫妇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伦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同尼赫鲁、纳塞尔和铁托会面，以及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广播，必定对我有好处，因为社阵强烈抨击我。为了说明这几位亚非世界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他们声称我制造了错误的印象，从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社阵挑剔说，尼赫鲁、铁托和尼温(跟纳塞尔不一样)没跟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然而他们支持马来西亚这一事实，
却是社阵所无法否认的。
林清祥否认说蠢话
另一方面，印尼的亲共报纸《帝汶之星》报道，林清祥说他赞成同印尼合并，而不是同马来亚合并。这样说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认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但他已经蒙受了打击——在反对合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流露出胜利是势在必然而他们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他的否认说服力不强。
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在报上用尖锐的言辞跟他们交锋。此外，在商业受到打击、就业机会丧失、失业人数增加时面对他们罢工、怠工和静坐的挑衅，也有办法克制自己。
事态的发展并非糟透。5月，3O00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纪念1954年跟警察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他们唱歌，谴责政府成立调查庭调查中四罢考，号召所有华文中学在5月21日调查庭开庭时罢课一天。但是在5月21日这一天，25所中学当中，19所的学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于说上课的学生占了70％。100名学生由于在墙上、电灯柱上和交通标志上涂写抗议标语被捕，时间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不想自己的活动被人发现或拍下照片，
另一方面，尽管社阵每逢星期天都出动宣传，民众并未反对我们。他们的论点没占上风——只有马来西亚的国籍问题例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民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第26章 全民投票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我说，他们要求联台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庆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场的数千群众发表演说。他们是前来观看军人团体、平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接受检阅和表演文娱节目的。我向他们保证，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将在宪法中列明新加坡公民跟联邦所有公民平等。
林清祥立刻说，我的许诺是承认根据建议中的合并和马来西亚的安排，他们事实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阵把我的难题缩小到这个范围。我深信自己能说服东姑把“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从而解决问题。我决心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社阵能够利用其他无理课题煽动不满情绪之前，尽快举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对东姑没有影响力，只有英国人才有，因为东姑要婆罗洲，也需要英国人协助防卫马来亚，所以必须设法使英国人影响东姑。穆尔同意我们心中不满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会想方设法促使伦敦的部长们劝说东姑在公民权问题上改变主意。但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全民投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尔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已经获得特选委员会通过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议，由于投空白票意味着选民不愿意行使权利表明赞成或反对合并，应该由立法议院的多数议员(指人民行动党)来做决定。我之所以会加入这项条文，为的是要应付共产党人号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过投下大量空白票来抗议，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合并和全民投票，穆尔认为我应当让他们这样做。穆尔劝我别举行全民投票。他说，人民已经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诚实和虚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专员身份于6月21日呈交殖民部大臣的报告里写道：
“六个月来我们一再建议他别举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复总是，为了避免受人指责为把新加坡的华人出卖给马来人，他非这样做不可……因此，看来他必须按照自己定下的条件举行全民投票。他的条件是经过仔细考虑，确保输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风险是，选民会大规模抵制全民投票。”
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仍然决心举行全民投票。当前的任务是让立法议院通过有关法案。在这之后，科博尔德委员会报告一旦公布，我必须决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样的选择方案。人们在报纸、电台和马来亚大学的各个论坛公开讨论全民投票问题，没完没了。立法议院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进行到7月11日，其中八次会议开到深夜，辩论激烈，内容一再重复，没有什么新的论点，只是对立双方发表意见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李绍祖医生就关键问题提出了一项修正动议，建议全民投票只提出一个问题：“赞成”还是“反对”合并。他的动议获得马绍尔和王永元的支持。林有福介入，建议提出三个问题：你要的合并是，一、根据白皮书；二、以新加坡作为马来亚联邦一个组成部分；三、根据至少不比婆罗洲三邦来得差的条件。李医生的动议被否决，林有福的通过了。我暗自高兴。林有福所提的建议，正是我已计划要做的。
需要以暴制暴
但是在辩论期间，所有立法议员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吓的信。以南大毕业同学会为首的39个校友会和大学生俱乐部在这封信上署名，要他们投票支持社阵的建议，否则……因此，6月29日我就拨款100多万元给新加坡步兵团第二营的附加预算案发言时，向社阵发出警告：胡言乱语导致胡作非为的话，到时胡来的人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人不守规则，拿起石头和铁棒，那么，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暴。对于动用新加坡步兵团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疑虑，因为不至于被人称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为了鼓励这些人守规矩，我向李医生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军队就不会出动，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动党女议员何佩珠交给我一封信，以我们在做出重要的政策性决定之前没跟她磋商为由退党。共产党人一直在极力影响她，使她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行动党如今只有35名议员，反对党联合起来有26名。我们成了少数党政府。我立刻要求穆尔会见我、杜进才和吴庆瑞。吴庆瑞问他：如果行动党认输退出，我们辞职之后，英国会不会继续促成合并?穆尔认为很难，因为
没有民选政府的支持。他促请我可能的话还是促成合并。我说我会，但要求他告诉伦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立法议院再激辩了八天才表决，结果以29票(行动党24票，巫统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两票)对17票(社阵13票，工人党马绍尔一票，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三票)通过动议，何佩珠弃权。我们是在林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和东姑的巫统支持下通过了法案。
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分开来。”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姑不必害怕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姑，附上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姑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口是华人，东姑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姑施压，要东姑让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想。到时东姑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议，谴责政府“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的组织”。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果早知道总理跟“全权代表”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
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出卖”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姑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
合并。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
审查。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姑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新加坡的外交事务当时依然由英国人掌管，来自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英国人确实是第一流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经历的每一道程序他们都很清楚，引导我去见了该见的人，进行初步的谈商。他们劝我别向特别委员会提出长篇大论，希望它能重新采纳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场，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选政府，特别委员会不应过问它所做出的决定。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在两个小时内详细说明了各点。我说，他们要求联合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维持紧急状态的气氛，以便给他们的支持者打气。他们的支持者眼看合并已成破竹之势，因而士气低落。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这里看来有明显的矛盾，但我的解释是，新加坡加入联邦之后，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再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反对一个已经争取到国家独立的民选政府。其实，我们已获授权可以落实合并，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绝不是英国傀儡
我陈词之后轮到李医生。在他结束陈词时我提出要求，获准作出答复。我说，反对党两位发言人李医生和兀哈尔，都是在马来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并且兀哈尔是以马来亚公民的身份，持马来亚护照到纽约来的。这是充满讽刺意昧的。此外，他们并不代表多数，因为他们向政府挑战，提出不信任动议，只能获得立法议院51名议员当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吴庆瑞千里远行感到疲倦，却决心证明自己是亚非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调、手势以及应付所有问题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确保了特别委员会不致误会我们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傀儡。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高兴，认为委员们无疑会认定人民行动党是个以进行斗争的总理为首的强有力的组织，绝不是什么英国傀儡。
同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动身到伦敦。时间很紧迫了。东姑正在结束跟麦克米伦的会谈，现在应该迫使他在英国人面前解决公民权的问题了；所以我没在纽约留下来听马绍尔陈词。马绍尔慷慨陈词，给特别委员会的印象比李医生强，然而无法消除我给委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委员会决定不对请愿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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