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
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蓝天的挑战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饭。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
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
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第十六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 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
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姑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
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
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
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
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
的领导权。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说华语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必须代表70万选民。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士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受华文教育的，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举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下注，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心，没进行剧烈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秩序。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姑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友善的态度。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并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人的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姑支持哪一边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条件，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的联邦对外贸易。”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是坚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姑颁赐林有福“敦”的头衔，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姑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国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使人无法估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联邦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一样。
我们会以牙还牙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说，他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话。1950年到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离开；他离开了。该报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着玩儿的；由于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转移到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斗，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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